专访 | 93岁诗人灰娃：灵魂看不见，但我想用笔写下来

“不要诗！不要诗！”

年轻的灰娃尖叫起来，墙是灰白的，缝隙里苍蝇蠕动着身体，黑色的、黏糊糊的小翅膀一翕一合，她害怕自己看到的一切；别人在她面前挥了挥手，她会哆嗦，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她也害怕自己写下的东西。丈夫张仃告诉她，你写的是诗啊，她吓一跳：“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和我有关？”

时光宛如弹指一挥，灰娃93岁了，出现在上海的她，精神抖擞，能思路清晰地与人交谈。“写诗的时候，是人生最幸福的感觉，到底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但是有人要是喊我一声，我会特别恨，恨不得砍他一刀。”

93岁女诗人灰娃来到上海 澎湃新闻记者 范佳来 摄

她起床就工作，累了就躺下休息，静静等待灵感的到来。诗歌就像心电图，跳动的那一瞬间，她一定要记录下来。“我想享受它，所以我必须记录。”

从“精神分裂”走出的诗人

灰娃生于1927年，祖籍陕西临潼。四岁时随父母定居西安，并在西安读完六年小学。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随母亲暂居乡间。十二岁时由姐姐、表姐送往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

1946年，她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辗转晋、骥、鲁、豫等地。1948年因病往南京住院医疗，1951年转至北京西山疗养院。1955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求学。1960年被分配至北京编译社工作。1966年“文革”中患精神分裂症。1970年代于病中非自觉开始写诗至今。

诗歌自选集《不要玫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灰，直意是一种颜色，转意为暗、苦、涩。”灰娃说，灰娃的意思，是苦命的、令人怜惜、疼爱的小孩。她之所以起名叫“灰娃”，是因为小时候家里人总是这样亲切地唤着她，久而久之，这个小名深入骨髓。“不仅是爱称，也有对被呼者没尽到责任，使其命运坎坷清苦、一种歉疚味儿的痛惜之情。”

“在‘文革’前，我就有浅度的精神分裂，比方说路上走着走着，人家一举手，我就被吓跑了，跑到我父亲认识的老太太家里，说这个人要打我。”灰娃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老太太叫“黄妈妈”，她问灰娃，你认识他吗？灰娃说，不认识。黄妈妈说，你不认识他，他不会打你的，别喘气了，你坐下来，我给你倒一杯茶。喝下这杯热茶，灰娃狂跳的心才缓缓平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灰娃的病情更加严重，家人带她去协和医院挂号，医生建议把她转到安定医院。“我知道安定医院是疯人院，我就哭了。我说我又不疯，为什么要我去？我坚决不去。后来主任说，既然病人不愿意去，就别让她去了。”

为了照顾她，家人给她搭了一个“家庭病床”，灰娃一个人呆在家里，日子久了，胡思乱想，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看到家里有白纸，就拿出笔，想到一句话写一句话，把心里想到的都宣泄在了纸上。“我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字，我就害怕，我什么都怕，就把那湿碎碎的纸片装在口袋里，放进马桶里冲走。”

她的艺术家丈夫张仃在无意间看到，讶异地说：“这是诗！”他要灰娃将诗句保留下来，不要撕碎、扔掉或是用马桶冲走。“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很多美。”他说，“你要给心里的美一个出口，让它从心里出来；要写下来，写成诗。”

灰娃在自己的书上签名 澎湃新闻记者 范佳来 摄

童年回忆是一生的灵感

灰娃说，自己从来没想过当个诗人，她的写作不为了发表、出版，只是对丈夫的一种服从。“他说要我留下这些东西，说得挺重要的，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乖乖地照做。”

她也不懂写诗的技巧、方法，只是看见什么、记忆里有什么，就把它写下来。她的脑子里，经常出现四岁起一直到十二岁以前，每年寒暑假都能看到的一个画面：她家在西部农村，是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族。大院子后面有好几个房子，其中有一座大厂房，那是榨油坊。大豆、芝麻、菜籽榨出油供这个大家族食用；棉籽油供点灯照明。

“我想起我农村的童年，那些农民都太可怜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灰娃喜欢种花，她种过茉莉，指甲草，还有很多花花草草。种了之后浇水，到了春天夏天就开花了，香气扑鼻。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质朴的人情，一直停留在灰娃心里。起初，她写诗就是描摹记忆中的美，将村子里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之后她也懂得，写诗不能仅仅描摹现实，要写那些客观上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

“张仃说，写诗，就是写灵魂。我纳闷了：看不着、摸不着的灵魂怎么写？”她就想尽自己的办法，用词汇表达出内心的感受，让人从诗中一眼就能感受到精神与灵魂。“诗歌就是我的灵魂，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东西。我把那些词汇调来调去的，就是想表达内心所想，要是有读者，我就能和他们交流，读着我写的诗，就像是听我说的话，和我聊天。”灰娃说。

灰娃在读书 澎湃新闻记者  范佳来 摄

灰娃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如今她的精神分裂症已经痊愈，但医生诊断她患上了抑郁症。夜里，她睡几个小时就醒来工作，年纪渐长，工作速度也会放缓。“我有很严重的肩周炎，我写1个字，你们能写10个字，速度很慢，肩膀又疼，所以我必须一困就睡，休息之后就去工作。精神不好的时候，不能工作，又没休息好，那宝贵的时间，岂不是白白流逝了？”

说着说着，她说得兴起，谈起最近正在修订诗作《蓝莲花》，当采访被打断的时候，她不安地回头问：“你们是不是不喜欢听我说话？”坐在轮椅上，她偏着头，朗读了几句自己的诗句，停顿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我，就像保尔·柯察金，身体已经不行了，心里却还有无穷的愿望没有诉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只说我的好话，多给我提提意见，我的一生很不幸，遇到了战争，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懂诗，多少年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