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春悼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当代第欧根尼，寻找大写的人

1.

2020年9月22日，本来是个普通的日子。白天上了一天的课，晚上回家检查邮件，收到霍鲁日教授秘书叶莲娜·伊万诺娃的来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于凌晨突然去世。”

霍鲁日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去年夏天他来北京师范大学作了系列讲座，系列讲座之后，我们一起去了西藏。游历世界屋脊的自然之美，也感受了藏传佛教的神秘奥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灵修。当时感觉他的身体比我都棒。之后，我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从未听说他有什么疾病……

霍鲁日习惯熬夜，平时夜里1点出去散步。9月22日凌晨两点，和往常一样，他独自在浴室里泡热水澡，通常情况下每周一次，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自己从浴缸里起来。五点钟被发现时，这位当代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浴室里的水还在流淌，却再也不会有智慧的思想从他的大脑里流出了……

霍鲁日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精神导师（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不但决定了我的学术道路，更主要的是，他是我精神世界里唯一的灯塔。

听到霍鲁日去世消息，我不敢相信。总希望再确认一下……接下来在俄文网站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俄罗斯朋友们也给我发来消息……

惊愕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痛苦，而且越来越加重了，往事历历在目，内心五味杂陈，除了悲痛，还有内疚、遗憾……

葬礼那天，我收到霍鲁日即将发表的文章《新人学》的大样。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我阴差阳错地闯入哲学领地，这里昏暗、沉闷的气氛让我窒息，让我惊讶。幸运的是，在暗淡的哲学舞台上（霍鲁日称之为“幕间休息”状态），我看到了一束光——霍鲁日创立的协同人学（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世界哲学唯一的一线希望。世界哲学总算没有空手跨入新世纪、新千年。

霍鲁日在张百春的书房中。

正如哲学史表明的那样，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都不会获得自己时代的理解和评价。霍鲁日对俄罗斯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意义只能逐渐地呈现出来，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来。

霍鲁日于1941年10月5日出生在梁赞省的斯克平（Скопин）市（位于莫斯科东南），是遗腹子，父亲科尔尼洛夫（Серге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Корнилов）在他出生前3个月在西部白俄罗斯战场上牺牲。在不到1岁时，他母亲霍鲁扎娅（Вера Захаровна Хоружая）在西部白俄罗斯从事地下活动时被德军逮捕并处决。他由姨妈带大，住在莫斯科。霍鲁日随母亲姓。为了纪念在战场上牺牲的父亲，母亲给他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名字，因此他的全名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霍鲁日（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Хоружий）。他的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母亲是白俄罗斯英雄，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霍鲁日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我猜测，原因可能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与父母所从事的事业隔阂太深。1958年，霍鲁日进入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1964年毕业后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67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留在数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霍鲁日由著名的东正教神父亚历山大·闵（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ь）洗礼，加入东正教会。他的前妻是英国人，姓库克（Кук），是翻译家，两人育有二女。

1967年，霍鲁日在《哲学百科全书》上发表第一个词条《虚无》，这是他的第一篇哲学文章。从此，在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同时，他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不过，除了词典上的个别词条外，在苏联时期，他再没有公开发表过哲学文章和著作。他在苏联时期曾经写过几篇重要的哲学论文和专著（大部分是俄罗斯哲学史研究），都在苏联解体后出版。

苏联解体后，霍鲁日的哲学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而且这个高峰期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共约三十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霍鲁日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代数量子场理论引论》（1986，后在荷兰出版英文版），《缄默的两部曲：关于人的苦修学说的神学与哲学的阐释》（1978年完成，1991年出版），《中断之后：俄罗斯哲学之路》（1994），《俄罗斯视域里的“尤利西斯”》（1994，2015），《苦修现象学简论》（1998），《哲学与苦修》（纽约，1999），《弗洛连斯基的世界观》（1999），《论旧与新》（2000），《协同人学概论》（2005），《俄罗斯灵性传统简论》（2005，2018），《第欧根尼的灯笼：欧洲人学的批判性回顾》（2010），《静修主义研究：苦修现象学简论》（2012），《静修主义研究：静修主义的多维世界》（2012），《社会与协同：界面的开拓》（2016），等等。他的部分著作还出了英文版。此外，霍鲁日发表了大量文章，个别文章用英文写成。他还主编过几本非常有影响的书。

霍鲁日用中文发表的著作有：《俄国哲学与协同人学》（2010），《作为新人学基础的灵修》（2017），《静修主义与协同人学》（即将出版）。这三本书都是首发，目前没有其他语言的版本，因为它们是根据霍鲁日在中国的三次系列讲座整理而成，这些讲座内容是他专门为中国听众设计的。根据我的统计，目前中文发表的霍鲁日文章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哲学与人学》，《俄国哲学的产生》，《俄国哲学的主要观念》，《拜占庭与俄国的静修主义》，《静修主义人学》，《协同人学与人的展开范式》，《西方古典人学的危机及其现状》，《斯拉夫派观念在20世纪的转变》，《俄罗斯索菲亚论的歧路》，《〈路标〉之后的世纪或过了两三个俄罗斯之后》，《欧洲个性思想沿革中的卡尔萨文哲学》，《什么是东正教思想》，《东正教苦修传统中人的形象》，《俄罗斯长老制的精神基础与人学基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静修主义人学》，《新教父综合与俄罗斯哲学》，《情境戏剧》等。

霍鲁日的著作还被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匈牙利文和韩文等。

近些年来，霍鲁日经常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新西伯利亚和诺夫格勒等地讲课。此外，他还应邀到国外讲学，他曾在巴西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在中国，他总共做了三个系列讲座。苏联解体后，霍鲁日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每次会议他从不用以前的旧稿子，只要他接受邀请，一定要认真准备会议论文。他的绝大部分会议论文在会后都会发表在学术杂志上。

1993年，霍鲁日开始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人研究所主持协同人学研究室。1996年，高等经济大学成立协同人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他担任中心主任。2005年，霍鲁日成立一个独立的协同人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主编的杂志《第欧根尼的灯笼》于2015年创刊，总共出版4期。霍鲁日非常喜欢“第欧根尼的灯笼”这个隐喻，他把这个隐喻用作自己研究西方人学历史的那本专著的书名。他还建议，我写的关于协同人学的书也用这个名字。此外，他还是俄文杂志《神学著作》的编委，中文杂志《求是学刊》海外编委。

2.

2019年，霍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做系列讲座时与部分师生的合影。

在介绍霍鲁日的时候，通常都说他是《尤利西斯》的译者、神学家、哲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宗教哲学家、“协同人学”的创立者。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足迹。

霍鲁日所受基础教育是数学和物理学，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属于量子场理论领域，他是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在苏联科学院数学所工作了大半生，出版过一本专著（1986年俄文版，1990年英文版在荷兰出版）。他发展了量子理论的严格方法。

除了数学、物理学之外，在其他领域，霍鲁日都是自学成才，他被称为天才的自学者。

霍鲁日最初被大众所知是作为翻译家，与他人合作，他翻译并注释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他还翻译了乔伊斯的其他作品。据说，乔伊斯的作品以艰涩难懂著称，比较难翻译。不过，他的翻译活动基本局限于此。

我所知道的霍鲁日首先是个宗教哲学家。在这里，宗教哲学是指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霍鲁日首先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史研究的专家。1996-1997年在莫斯科进修期间，我在书店买到霍鲁日的《中断之后：俄罗斯哲学之路》（1994），从此，霍鲁日进入我的视野。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俄罗斯宗教哲学史的独特研究。当几乎所有研究俄罗斯哲学史的人都在一味地热情颂扬俄罗斯哲学，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霍鲁日的态度与众不同，这是一种冷静的、严肃的学术态度。他指出，俄罗斯宗教哲学（白银时代的哲学）的终结是自然的，把这个终结归罪于十月革命，这是非常肤浅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终结的原因是它自己出了问题，因为它走错了路，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霍鲁日不但对个别宗教哲学家（霍米雅科夫、弗洛连斯基、卡尔萨文、洛谢夫等）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历史和内在逻辑的把握更是独树一帜。不久，在进入新百年、新千年之后，他创立的“协同人学”逐渐为学术界所知。毫无疑问，协同人学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我甚至认为，它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高成就。也可以说，霍鲁日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不过，这个时候，我对霍鲁日在东正教方面的研究所知不多，也没有太关注。直到我们在2001年相识之后，我才发现，他对东正教的研究同样具有独创性。在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时，必然要涉及到东正教，只是研究者们对其关系的关注程度不同。霍鲁日把它们完全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关注东正教里相对于天主教和新教而言的最具特色的领域——灵修传统，其核心内容是静修主义。他花了很大精力对静修主义灵修的过程和阶段进行重构，包括灵修的神学理论问题。可以说，他是静修主义研究方面的顶级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称为东正教神学家。在我看来，他是最具独创性的当代东正教神学家之一。他在东正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学委员会聘他为成员。他在东正教界有很多朋友，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学术界也有很好的关系。不过，霍鲁日曾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愿意被人称为神学家。

在哲学研究领域，霍鲁日是典型的自学成才者——在传统俄罗斯哲学领域，有很多哲学家都是自学成才者。他在开始从事哲学研究时，并未放弃自己的本行——精确科学的研究。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用在哲学研究上了。表面上看，他从事了大半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似乎没有妨碍他的哲学思考，他的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研究的风格，也用到过一些科学思想和观念。但是，实际上，妨碍和影响还是有的，比如，他自己曾经抱怨过，没有时间写大部头著作，关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协同人学，至今没有撰写一部完整的、专门的著作，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理解，因为霍鲁日在自己的大量文章里对协同人学做了非常清楚的表达。

霍鲁日哲学创造之路大致是这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当时，这还是一个禁区，虽然不是被绝对禁止。他发现，作为俄罗斯哲学最高成就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哲学手段表达俄罗斯民族的心智以及塑造这个心智的东正教精神性——东方基督教话语。东方基督教话语的核心内容是静修主义。另外，他还发现，在流亡的俄罗斯思想家，主要是神学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果断放弃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转而研究静修主义，不过，他们的研究局限在神学领域。霍鲁日非常独特的贡献在于，他在哲学领域里延续流亡神学家们的工作，用哲学语言重建了静修主义传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静修主义里包含一套对人的独特看法——静修主义人学。这套非常具体的人学对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套独特的、具体的经验人学基础上，霍鲁日创立了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东正教传统）的人学——协同人学。因此，人们称他为人学家（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人类学家）。然而，协同人学不仅仅是人学领域的成就，而且也是整个哲学领域里的成就，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协同人学是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最高成就，作为其中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流派，它完全有资格代表俄罗斯哲学。协同人学在哲学上的解释功能非常强大。霍鲁日以它为基础，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重构，他把整个西方哲学史看作是一部人学的历史。在协同人学创立的过程中，霍鲁日大量地借助海德格尔的一些东西，还有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总之，协同人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可以自由对话，它们融合得非常好。

自从基督教产生以来，它就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背景和语境。不过，这里的基督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在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里基本上是缺位的。那么，东正教对西方哲学传统而言真的没有意义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正教传统对哲学的意义始终没有获得揭示与呈现，这个任务落在了霍鲁日的肩上。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创立协同人学。

无疑，协同人学是人学领域里的一个全新方向，它不是传统的人学流派，不属于古典的人学。霍鲁日称之为非古典人学。协同人学也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全新流派，它是一个产生于古老的东正教灵修传统基础上的当代哲学流派。协同人学只能在东正教的传统里产生。在当今世界哲学界，我没有发现能够与之相比的哲学学说和流派，至少从海德格尔之后是如此。

霍鲁日对自己的协同人学也是信心满满。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协同人学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整个人文科学大厦里的所有房间。简单地说，霍鲁日认为，包括哲学在内，当代的整个人文学科都处在“知识型真空（ваккум эпистемы）”的阶段。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领域里最成功的一个知识型是由实证主义提供的，进入19世纪，实证主义提供的知识型开始瓦解。生命哲学和结构主义都想提供自己的知识型，而且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像实证主义那样提供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型。20世纪已经是个知识型真空的世纪。没有知识型，人文科学也可以发展。但是，无论哲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毕竟不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霍鲁日认为，他的协同人学就是当代整个人文科学新知识型的基础。在这些年里，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是非常顺利和成功的。他出色地展示了，协同人学在各大人文科学领域里强大的解释功能，它的确具有了知识型的基本特征。

3.

在很多场合，霍鲁日都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这里的“最好的学生”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我只能猜测。也许，他认为，在传播他的哲学思想方面，我最勤奋，用力最多，尤其是我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他的哲学思想。……不过，我自己确定地认为，霍鲁日是我的精神导师（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而且是唯一的精神导师。

去西藏的路上，霍鲁日向张百春展示他在中国讲学期间的笔记，总共有几十页，他用各种纸张记，包括旅馆的便签。

精神导师的概念和说法本身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模糊的。针对我个人，这个问题是内在的，属于内心世界里的问题。因此，这是个比较隐秘的话题，甚至是私密的话题，不适合公开讨论。不过，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只是其尖锐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个人隐私而不愿意公之于众。即便有人尝试谈论它，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至少通常的哲学语言不可以，也许诗歌、艺术等方面的表达更合适一些。每个人只能用专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谈它，这时别人很难理解他所说的东西。

因此，我只是借此机会大致梳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基本事实。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霍鲁日在我的精神探索道路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对我的精神生活的意义。

我和霍鲁日有一个共同的学术起点，就是大学学的都是数学。但是，我大学毕业后就放弃数学，转入哲学、宗教的研究。霍鲁日没有放弃数学，而且还获得了这个领域的最高学位，做过很多工作，与此同时，他在哲学、宗教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出现了一种模糊的、莫名其妙的需求，它和任何其他需求都不同。后来，我把这种需求大致称为精神需求。

起初，我只是以为，我需要找到另外一种自己喜欢的哲学，因为当时我所知道的哲学不但与我的需求无关，而且还令我反感，正是这种哲学激发了我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探索。1988年，我去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哲学时，接触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另外一种哲学的需求。确实，在俄罗斯宗教哲学里，我找到了很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最令我着迷的是别尔嘉耶夫，他到处都在讨论自由、创造和精神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对精神的讨论，让我明确了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我的需求属于什么领域和层面。原来，我的需求就是一种精神需求，属于精神层面。我为之兴奋，至少我认识到了自己需求的性质。回国后，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别尔嘉耶夫身上，首先是翻译他的作品。我一本接一本地翻译，把他的主要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也写过一些学习心得方面的东西。我把自己的一生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关联在一起。这样，我的学术方向就定下来了，在翻译完别尔嘉耶夫的主要著作后，我将撰写一部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书，然后继续翻译其他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

这时，霍鲁日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地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方法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目前的这种研究方式，即无穷无尽地翻译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的著作，不断地重复和介绍他们的思想。不能这样研究俄罗斯哲学。另外，我自己也感觉到，别尔嘉耶夫以及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与我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了。在俄罗斯宗教哲学里，我的精神需求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相反，我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痛苦，精神上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不错，别尔嘉耶夫让我明白了，的确有另外一种哲学（准确地说是哲学思考方式），以及什么是精神需求，但是，他没有教会我如何满足我的精神需求，如何过一种精神生活。2006年，在勉强完成一部关于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的专著后，我几乎停止了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宗教学里的问题，首先就是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问题。我重新开始关注东正教研究。实际上，我此前已经开始研究东正教，但主要是从理论（神学）层面入手的。现在，我关注东正教的实践层面，特别是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宗教礼仪对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的培养和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次去俄罗斯，我都要抽时间到东正教堂去观看、感受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在东正教信徒的身上，我发现，宗教信徒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生活方式。比如，东正教徒，以及一般的基督徒通常情况下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这是他们的礼拜生活。我模糊地感觉到，这种礼拜生活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不信基督教、不信任何现有宗教的我，应该如何过星期天呢？而像我这样的人在我国占绝大多数。我们不信教的人，怎么过星期天最合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霍鲁日很早就在研究东正教里的一个特殊群体——修士。他们放弃一切世俗事务，把每一天都当星期天来过。如果一般的东正教信徒只在星期天过礼拜生活，那么修士们每天都在过礼拜生活（精神生活），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完全变成了一种精神生活。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于是，我开始关注霍鲁日对东正教灵修传统的研究，特别是他对静修主义传统的重建。同时，我继续关注他创立的独特的哲学方向——协同人学。这时，我和霍鲁日教授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他的著作和文章正在源源不断地发表，我也在尽我所能，把其中的一部分文章译介过来。霍鲁日觉得，我翻译他的东西够多了，在中文里，关于他的思想的基本材料已经够了，所以，他多次催促我写点儿自己的东西，不要把精力都用在翻译上。我对他说，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都说清楚了，我把它们翻译过来就好了。他说，可以把你自己的心得和想法写进文章里。我回答说，我的心得和想法根本无法与他的独创性思想相比……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关于他的协同人学方面的著作（2013年），甚至连这本书的提纲都拟好了，他也认可了这个提纲。但是，写了一章后，我还是终止了这本书的写作。因为我当时非常想要搞清楚，什么是静修主义？修士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修行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让我弄清楚，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生活？至少是以东正教修士们为例，看一看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以“东正教灵修传统研究”为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霍鲁日的，其基础是他对静修主义的重建。

现在有点儿后悔当时没有坚持下去，把那本关于霍鲁日协同人学的书写出来。那时我曾经想过，把这本书用作他八十大寿的献礼。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断定，霍鲁日的一生就是修行的一生。他把自己的学术当作灵修，他像一个修士那样，从未间断自己的修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也许，这就是我想要的精神生活吧。

4.

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面前，霍鲁日总是自豪地说，他的协同人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比任何国家都好，甚至不亚于在俄罗斯的接受程度。据我了解，他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在俄罗斯哲学界的接受情况并不好。比如，我的很多俄罗斯哲学界的朋友都抱怨霍鲁日的语言晦涩，思想不好理解。有一次，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说在翻译霍鲁日的东西。他惊讶地问：是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个有点儿难，霍鲁日的东西应该先从俄文翻译成俄文。这次在莫斯科，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霍鲁日，他苦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当今的哲学界。不过，在阅读和翻译霍鲁日的东西时，除了他使用的个别概念，尤其是从当代法国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几个概念之外，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的语言有多么晦涩，在阅读、理解和翻译他的文章和讲座时，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却有心有灵犀之感。

霍鲁日和张百春在布达拉宫前的合影，2019年。

2001年春，我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修（三个月）。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寅卯也在莫斯科进修，我们约定去拜访霍鲁日。4月3日这天，我俩来到他位于河运码头（Речной вокзал）地铁站附近的家。我俩都是第一次见到霍鲁日。他的个子不高，说话语速很慢，但能感觉到对自己的思想非常自信。那一年，霍鲁日整整六十岁。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包括静修主义的重建，以及协同人学的创立）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2004年，香港朋友让我推荐一位俄罗斯学术界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者。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只有一个人选，那我就推荐霍鲁日。2005年春季，霍鲁日应邀到香港访问和讲学，顺路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讲座。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介绍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一年的秋天，经过他的推荐，我去希腊罗德岛参加每年一次的文明对话方面的国际会议，我们在那里见过几次。但是，后来他不去参加了，再后来，我也不去了。

2006年底，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俄罗斯文化：传统与现代”国际学术会议，我邀请他来参加。他在会上作报告，还单独做了一场报告。

2008年，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韩国首尔召开。会后，我和刘孝廷教授随俄罗斯哲学家一起，先乘船从首尔到海参崴，再坐火车（所谓的“哲学列车”）跨越西伯利亚，最后来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我们立即去了霍鲁日家拜访。此前，当他得知我要去莫斯科时，高兴地告诉我说，他搬家了，让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新家，并把详细地址给了我。在他的新家（白别墅小区），我们敲定了他去中国讲学的事宜。

2009年，霍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系列讲座。

2009年六月底-七月初，霍鲁日应邀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总题目是“俄国哲学与协同人学”。实际上，这次讲座包括三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他对俄罗斯哲学史的研究，然后是他的协同人学，最后一部分是他利用协同人学的基本观念对西方人学的解读。讲座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哈尔滨，参加在黑龙江大学举办的全国俄罗斯哲学会议。

霍鲁日开启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家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系列讲座的传统。至今这样的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15次，其中霍鲁日举办过两个系列讲座。每一次讲座都是由刘孝廷教授主持，我做现场翻译。

此后，我和《俄罗斯文艺》杂志商量，为霍鲁日开辟一个专栏。根据我们的要求，他精选了自己的论文，提供给我们翻译成中文发表。

2012年，我多次去俄罗斯，至少两次去霍鲁日家拜访，受北京大学高研院杜维明院长委托，邀请霍鲁日到北京大学举办系列学术讲座。2013年夏天，霍鲁日在北京大学高研院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作为新人学基础的灵修”。从这一年起，我几乎每年都陪同霍鲁日教授去河南登封参加杜维明先生主办的学术会议。

随着对霍鲁日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霍鲁日兴趣范围广，学术视野宽，他对很多哲学问题和领域都有非常独到的研究，我自己一时难以把握。因此，我打算利用目前有利的条件，再邀请他来中国讲学。尽管他身体很好，但是，毕竟年事已高，以后越来越不方便了。在2018年，我们又一次在登封见面，一起商量他的未来课程计划。我们初步设计五门课程：《俄罗斯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拜占庭思想史》《协同人学》《静修主义研究》。我希望他把自己在这些领域里最具独创性的思想通过讲课的方式介绍给我国学术界。2019年6月，霍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系列讲座，这次课本来是专门讲“静修主义研究”的，但是，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他把“协同人学”也加进了进来，而且还讲了他近几年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末世论问题。遗憾的是，我们设计的这个系列课程的规划刚启动就被迫结束了。

2018年底，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获得立项。2019年，我获得国家留基委资助到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修。霍鲁日就在这里工作，具体地说，他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室，这个研究室不大，总共有九个人。不过，平时他很少来单位。刚到莫斯科，我就去他家拜访。他正准备去中国参加河南登封的年会。从中国开会回来后，我们见面时，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见到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和熟人。

从2019年10月份开始，霍鲁日在位于老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洛谢夫之家（Дом Лосева）举办系列讲座，总的题目是“该按照新方式思考了：人文思想运动的方向”，基本上是每个月一次，预计讲七八次。这个系列讲座的主题依然是人学和人文科学，其中包括协同人学问题、末世论问题、生态问题。他甚至说，要专门讲一次对待动物和植物的态度问题。霍鲁日的课都安排在晚上，讲课结束后，我俩通常都会去阿尔巴特大街上的那家“木木”餐厅用餐。最初的三次课我都去听了，也都录了音。1月23日，我本来打算去听第四次课，并把他去年九月份到中国开会往返路费报销的钱转给他，但是因为我在哲学所的活动很晚才结束，没有来得及去听这次讲座。1月28日，我们按约定在哲学所见了面，我把钱转给他。他所在的研究室在哲学研究所四层的一个角落里，房间也比较暗，估计平时也没有什么人。和以前一样，他非常关注我主持的重大课题的进展，并特别提醒我，苏联哲学有不同的含义，要在这些含义之间做出区分。他知道，在我的项目里有一个子课题是关于苏联哲学的。这竟然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国前，霍鲁日邀我2月24日去他家，他要为我饯行。尽管莫斯科当时还没有出现冠肺炎患者，但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些措施已经开始实施。半年前预定的航班取消了，几经改签，我最后成功买到2月27日的机票。鉴于当时莫斯科华人的处境比较复杂，我推掉了很多学术活动，最后也取消了去霍鲁日家的计划。当我坐上飞机的时候，霍鲁日在洛谢夫之家的系列讲座的第五讲正在进行。这是线下最后一讲，因为没过几天，莫斯科就爆发了疫情，系列讲座也停了。他的秘书叶莲娜来信提到过，正筹划在线上继续这个系列讲座。现在，随着霍鲁日的去世，他在这个世界里的学术活动永远地停止了。

9月25日，霍鲁日的葬礼在位于莫斯科市东北角的一个以三位一体命名的教堂里举行。我看了霍鲁日葬礼的视频回放。葬礼由格奥尔基·别里肯德（Георгий Белькинд）神父主持（我和格奥尔基神父是在霍鲁日的一次讲座上认识的）。在灵柩移出教堂之前，格奥尔基神父有个简短讲话，他高度评价了霍鲁日的学术成就，并称霍鲁日为“传教士（миссионер）”，当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传教士，而是说霍鲁日通过自己的著作传播东正教的基本精神价值。格奥尔基神父用自己的例子证明这一点，他说，自己接受神职就与阅读霍鲁日的那本《缄默的两部曲》有关。

霍鲁日安详地躺在棺材里，紧闭着双眼，如同睡着了一样，看上去睡得很深，似乎不愿再睁开眼睛。也许，他太累了。在这个缺乏思想的时代，他像一架不停地高速运转的思想机器，把极有价值的思想源源不断地贡献给了世界。在不利于哲学存在的时代，在哲学思想已经枯萎的时代，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也许，在这个世界里，霍鲁日获得的理解太少了，于是他毅然选择了离开。也许，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有什么期待，唯一的期盼就是自己光明的复活……

随着霍鲁日的离开，我的精神世界失去了支撑，顿时又陷入一片昏暗。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近20年的交往不会就此停止。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精神财富会驱散乌云，让我的精神世界再次澄明。精神交往有自己的规律，它超越时空。

2019年，霍鲁日在拉萨旅行途中与藏獒合影。

日前接到霍鲁日的中文版著作《静修主义与协同人学》（他去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系列讲座）的大样。讲课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细声细语，我的翻译声音很高，形成明显的反差……还有我们俩难忘的泰山之行、拉萨之行，以及我们庞大的西藏计划“藏传佛教的人学研究”，他称之为“莫斯科-拉萨-北京规划”……

六月份，霍鲁日为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写了前言。八月初，他曾来信询问该书的出版情况。在这本书里，他不但介绍了自己的重要哲学思想，而且还展示了他的学术发展方向，尤其是最新的一些进展。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每一门课，里面都有新东西。遗憾的是，霍鲁日注定看不到自己第三部用中文出版的著作了……

我为自己能与霍鲁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自豪。能够与他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是我三生有幸。霍鲁日为我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为我的精神世界带来光明。我对俄罗斯哲学史的研究，我对东正教的研究，都是用他的方法。我对宗教、哲学的理解，我对俄罗斯文化的理解，都带着他的烙印，甚至连西方哲学，我也是通过他才逐渐有了深入且特殊的理解。同时，通过我对霍鲁日思想的译介，国内学术界许多同仁都表现出对先生思想的浓厚兴趣，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先生的著作和观点，甚至有以霍鲁日人学思想为题的专门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这是先生哲思在异域的古老中国的回响，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欣慰的。

哲人其萎，精神不朽！

谢谢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