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地方化｜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重构

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将主要是数字经济体与区域化相嵌合的竞争。图为美国股票市场上五大最受欢迎和表现最佳的科技公司标识，自左至右分别是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既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所达到的高度，也预示着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一定会发生或加速某些重大变革，因而引起了全球各界人士的论辩与预测。

综合来看，论辩与预测的焦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否会使未来的世界与此前的世界有本质的不同，很多人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重大冲击，但也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影响虽大，但绝非历史转折点而只是加速历史发展进程的催化剂；二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终结、逆转还是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全球合作。

与些同时，中国也在此次国内外各界论辩中成为焦点，即疫情之后中国是会丧失世界工厂地位还是会强化世界工厂地位。一些论辩甚至还进一步上升到，疫情是会带来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还是会使中国丧失业已取得的国际地位。

本文拟澄清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历史和现状特质，同时对一些人所预测或断言的未来经济全球化格局进行辨析，最后讨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经济全球化重构的可能格局。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与本质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可能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 1872—1967）在其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中开始使用，真正流行则要到柏林墙倒塌后的1990年代。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代表了一种“理解不清但普遍皆有的感觉”，全球化的事实并不依赖于全球化这个词的产生及其流行。

依据不同的标准，关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有不同说法，包括柏林墙倒塌（“30年说”）、“二战”结束（“80年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后（“250年说”）、地理大发现后（“500年说”）以及维京人的西行路线与欧洲人的东进运动相会（“1000年说”）等，很难取得一致共识。

基于不同主张，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全球化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它有很多重要的转折点。澳大利亚学者罗比·罗伯特森（Robbie Robertson）的“三波”全球化论，就将地理大发现（第一波：危险的贸易冒险）、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波：开拓遥远的帝国）和“二战”后（第三波：制定快速致富战略以维持企业的股份价值）这三种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无论是基于海洋或大洋的全球史，还是基于具体商品比如棉花或铜等的全球史，都向我们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曲折的过程。

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来说，定义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理解各阶段发展的特质。在全球化这个概念流行之前，在1970年代用于概括我们今天用全球化所指称的现象的主要概念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而对人类所处的结构化共同生活（structured common life）来说，分工是理解相互依存的关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分工的广度、深度、密度和影响的兴衰与变迁过程。

从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来说，经济全球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生产分解和服务转型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现状特质，前者是指制造部门的模块化及其带来的企业生产布局与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后者指的是服务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是我们讨论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认识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更因全球经济活动的同步化而在偶然的“共振”中被进一步放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造成了这种“共振”。

综合国内外学者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观点来看，在承认当前全球化格局不可能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三种观点之间的论辩，即主权化、阵营化还是区域化。各方论辩的基础既在于怎样回应全球化产业链过于分散与过于集中并存导致的国家与产业安全问题，也在于回应其中涉及的价值与制度冲突。

主权化用来指全球化在经济安全和民族主义等的推动下退回到类似“一战”后的格局，也即国际分工主要以产业间分工为主。但这是不现实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中高度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并实现了普遍获益；二是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从历年的KOF全球化指数来看，发达国家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处于全球化指数最高国家群体中，尤其对那些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中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三是现代分工及技术与知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单个主权国家所能理解或支持的范围，主权化即意味着从已有人类文明成果进行后退。

这就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让大量国家通过比较优势或规模报酬递增等获得了远远超过主权国家间进行产业间分工所能获得的收益。至于一些国家出于安全、就业等考虑，鼓励或支持部分制造业回流或建立新的制造业，也不能被说成是经济全球化退回到主权化时代，而应该看作是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人员跨国流动性欠缺背景下对经济全球化的适应性调整。

与主权化论相比，更多论辩和预测凸显了对经济全球化滑向阵营化的担心。阵营化用来指经济全球化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和中美脱钩等主张的推动下退回到类似“二战”后的格局，主要提法包括“半全球化”、“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或“一个世界、两个体制”等。一些论辩特别强调，阵营化并不意味着对峙，而是围绕中美各自形成较为系统的国际分工，同时两个阵营之间也会维持必要的分工与交往。阵营化论所表现的主要是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使近年来本就趋向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的担忧。

但阵营化论者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阵营其实一直是存在的。现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7（七国集团）、欧盟等也都具有经济全球化中不同阵营的性质，它们相互交错。但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中一个最为凸显的阵营，他们不仅共同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并且也主导着国际直接投资。

同时，阵营化论者可能也存在一个“臆想”的事实，那就是错把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理解为中国整合全球经济的过程。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被整合者，而非重要的整合者。长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是超过50%的， 而且其主要出口目的地也集中在发达国家阵营，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这不仅表明中国目前并不具备作为阵营中心所需要的对经济全球化或国际分工的自主影响力，也表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大可能与中国成为同一阵营。

相比于主权化论和阵营化论，区域化论更具有合理性。但这里的区域化论既不能被看作是在主权化论和阵营论之间进行折衷，也不能被理解为是逆全球化或全球化倒退。事实上，区域化可以指全球产业更倾向于立足本地市场或区域市场形成更为完整、更为合理的国际间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新格局。这里所说的区域化并非一定是地理相邻意义上的，同样可以是超越地理空间的协议性区域化。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及其现状特质来看，这种区域化可能是走向更合理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必要迂回。套用我们今天关于“双循环”的说法，区域化是指以区域内大循环为主体、区域内循环与区域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全球化发展格局。

区域化并非因新冠疫情冲击而起，而是多年来正在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人们对远距离分工或某些环节的国际分工过于集中导致的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特别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已经凸显了这种全球供应链模式的脆弱性。与此同时，WTO谈判受阻，但在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的推动下，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正开展得如火如荼。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向我们展现了区域化的雏形，其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我们理解区域化的实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区域化的具体安排及其演进会随着经济安全、发达国家国内局势、自由贸易谈判、新工业革命等诸多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细节。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化不是“去中国化”，而是“去世界工厂化”的新阶段。“世界工厂”曾被用来形容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地位，只有英国曾是真正的“世界工厂”，它是当时全球唯一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之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则启动的是一个“去世界工厂化”的过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一阶段，它们与英国一起构成“分散化的世界工厂”（discentralized world factory），从而在全球形成若干个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20世纪中后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则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二阶段，先发工业化国家保留了其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而生产制造则被分散到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

区域化可以看作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三阶段，在特定区域内，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将按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内的比较优势等实现新的结合。由于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中国自身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创新与生产制造中心，这可以是我们在胸怀“两个大局”下坚持“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在，即“双循环”就是区域化在中国的落地。

区域化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

区域化本身既不是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也不是在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事实上，近年来区域化的发展与数字经济全球化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嵌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数字经济全球化使区域化可能避免转向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新的经济空间、新的经济资源和新的市场交换不断拓展的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新载体。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对数字经济，该倡议所给出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和模式特征使其真正能够打破国界和时空的限制。事实上，二十国集团之所以发布这样一个倡议，正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数字经济也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够更好地变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方式，数字经济体则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阿里研究院在2018年年初发布的《数字经济体：普惠2.0时代的新引擎》认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阿里巴巴、谷歌、苹果、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的浮现，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新引擎。

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开放协同、普惠共享被认为是数字经济体的主要特征，这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在产业、组织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重构。

首先，数字经济体以网络效应或生态圈为新商业模式的内核，其跨界创新、跨产业融合与跨产业支配等，颠覆了原有的产业组织方式。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每个产业都有其标杆企业，各个企业也有其明确的竞争对手，但面对数字经济体的发展，很多产业的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其颠覆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产业或行业内部，而是来自产业或行业之外。

其次，企业的组织及其对外连接也需要重构。过去的企业总是处于某个与所在产业或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当中，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数字经济体的网络效应则使企业日益处于产业网、价值网和创新网当中，单个的企业也日益融入到数字经济体所塑造的生态圈中。

最后，数字经济体也带来了商业价值观的重构。开放、分享、透明、责任等是数字经济体业已基本成型的价值观。

此外，数字经济体在现有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演进，特别是随着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资产化、5G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的开发应用，数字经济的生态复杂度将进一步提高。

如果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普及，数字经济全球化较之以往的经济全球化将更具参与性和普惠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作为移动终端的智能手机的大范围普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成本不断降低，数字鸿沟从过去主要作为有无问题转变为程度问题。即使是偏远之地或贫穷之国，也能以很低的成本被纳入到这种新的全球化运动中。

现在，即使是生活在偏远地区和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可能因接触到数字经济而融入到新一轮全球化中，而他们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是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对象。但这既不意味着数字鸿沟会轻易地消失，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被遗忘的宿命。一方面，数字经济中存在的指数级增长等可能使先发优势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体适用的全球性规则和自治性管理又可能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内治理不善的困扰，从而使其能实现在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跨越式发展。

此外，数字经济虽然具有普惠性，平等地对待不同国家、不同企业和不同的人，但数字经济依赖于数字经济体而存在，就已经有实践和数字经济体的商业模式而言，数字经济体本身具有更大的集中性和垄断性，依托特定数字经济体所形成的生态圈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也会产生新的全球数字鸿沟和全球数字机遇之间的冲突问题。

区域化将重新定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关系，而这种区域化创新与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短板效应”的制约。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将主要是数字经济体与区域化相嵌合的竞争。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好地帮助其区域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填平数字鸿沟并更好地把握数字机遇。

结语：中国应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演化也不是直线式的；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只有更好的全球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并提升全球民众的福利水平。

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演化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区域化的实质是去世界工厂化而非去中国化，更不是去全球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工厂”，是一个概念上的误用。实际上，在西方语境中，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关，“世界工厂”一词所代表的是灰暗的记忆，如对内实行“血汗工厂”，对外进行殖民掠夺等。因此，我们的战略不应该是费力去宣传甚至去保有“世界工厂”之名，而应该强化与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嵌合发展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努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既以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在区域化中的竞争力，也以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行，为实施这一战略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实施这样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重大障碍。在201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满后，欧盟、美国和日本先后拒绝承认中国可以自动获得WTO下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墨加协议中关于市场经济的“毒丸条款”（即：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通知6个月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取而代之）也可能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所采用。对中国来说，这一严峻形势可能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舆论潮而加剧，从而演变成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离不开世界，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中国，必须对内对外进一步表明坚定融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决心，在脚踏实地地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依据共同话语富有成效地开展国际沟通交流与合作。

（本文原题“生产区域化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经济全球化重构”，原载《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由作者进行较多删改，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