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不让生育的社会：日本职场女性为什么不敢生育

【日】小林美希

2020-10-10 16:08

【编者按】

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一直严重，年轻人的育儿欲望低。为什么不愿意生育？将育儿的责任强加于女性，依旧是日本社会的现状，然而社会对于女性怀孕、育儿又有着诸多不公。《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的作者小林美希，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每日新闻社《经济学人》等媒体，她以采访和数据为基础，向读者展现了职场对怀孕女性的不公待遇、医院妇产科的弊端、幼儿园存在的问题等，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生育率低的社会因素。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

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

在东京都内的公益法人工作的石野惠子小姐（化名，34岁），2002年3月从大学毕业。2003年，她与学生时代交往的男朋友结婚，育有二子。虽然顺利请到产假，但她表示：“想取得育儿假，几乎是梦中之梦。”

结婚那会儿，丈夫正在攻读研究生，为此，两人已经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惠子小姐当时在中央官厅担任临时职员，婚后很快换了工作，顺利应聘为正规雇用的非编制职员。月薪为税后20万日元。接着，她便在有着30年筑龄、约6张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公寓里与丈夫开始了新婚生活。

惠子小姐在试用期时怀孕，总务人事科告诉她：“从未有过员工还没入职就怀孕的先例。你靠丈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吗？”事实上就是向惠子小姐提出劝退。更有甚者，人事科还给惠子小姐远在九州的老家打去电话，向她尚未退休的双亲表示，倘若想继续留在单位，惠子小姐必须“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否则就辞职吧”。总之，提出的皆是强人所难的要求。

好在直属上司对惠子小姐竭力袒护，她才没有遭到辞退，却不得不工作到产前第4周（法定产前6周即可申请产假），产后也仅仅取得了8周的产后休假，便迅速回归职场。惠子小姐表示：“如果可以，当然希望能取得育儿假。”然而自己是家庭的支柱，要是不出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便无法维持。试用期怀孕一事让她遭到同事的排挤，甚至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这些闲言碎语很快传入惠子小姐的耳朵，大环境如此，

她根本没法申请育儿假。自那以后，单位招聘职员，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至一年。惠子小姐认为：“ 这样一来，如果试用期怀孕，单位便能轻易辞退女性员工了。”

顺便一提，根据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及儿童家庭局的规定：“无论员工是否处于试用期，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均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若男女员工均以正式职员身份获得录用，且隶属同一部门，试用期限却不一致，也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根据《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九条规定，禁止以妊娠、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包括禁止解雇、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

丈夫取得硕士学位后，虽然顺利就职，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将他逼到过劳死的边缘。惠子小姐怀孕期间，他曾三次在公司昏倒，被送到医院抢救，接受住院治疗，并被医生命令在家休养。丈夫离职后，尝试攻读原本已经放弃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外聘讲师的工作，于是留下妻儿，独自前往关西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惠子小姐都过着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单身母亲”生活。6年后，她怀上第二胎。怀孕期间，丈夫已经离家，去了关西地区工作，偿还奖学金的同时，每月给惠子小姐寄来10万日元的生活费。分居两地的生活导致他们很难再有积蓄。惠子小姐选择了分娩费用较为低廉的都立医院，甚至一次次对腹中的宝宝说：“深夜或双休日麻烦医生的话，会增加住院费用，你要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生哦。”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她为第一个孩子选择的是公设民营的幼托联合型“认定幼儿园”。寄养婴幼儿的机构，分为文部科学省管辖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托儿所，以及两省共同设立的认定幼儿园。幼儿园侧重对幼儿的教学启蒙，孩子每日在园时间较短，母亲多为全职主妇；托儿所允许孩子留至晚间，不过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孩子的父母也几乎都有工作，无暇照顾小孩。由于托儿所的待机儿童很多，惠子小姐费尽周折，总算把孩子送进了认定幼儿园。认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很像，基于“孩子应该尽量和母亲待在一起”的理念，常在工作日的白天举行监护人集会。为此，惠子小姐很快将带薪假期用完。孩子进入小学后，放学时间变得更早。在此基础上，想要带着孩子复归职场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申请育儿假，收入就会减少，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一时之间，惠子小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今后如果没有加薪的希望，又找不到寄养孩子的机构，仅靠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抚养两个孩子。”于是，惠子小姐怀上二胎后，便把远在九州老家的母亲叫了过来，产后第8周回到职场。入园费便宜的认定幼儿园已经招收了很多待机儿童，就算能找到别的地方寄养孩子，也只能选择每月费用超过10万日元的认定外机构。行政支援中，也有由“保育妈妈”提供的家庭保育服务事业，可以将孩子寄养在符合标准的保育妈妈家里，另外，若监护人需要常去医院，或参加冠婚葬祭等红白喜事，家中无人照顾孩子时，也可以选择“临时寄养”的方式。然而，惠子小姐与丈夫分居两地，又有全职工作，保育妈妈服务的利用时间段和利用次数都很受限，思来想去，她只好请母亲从老家赶来为自己照顾小孩。惠子小姐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提前退休，搬来东京，与女儿住在一起，专心照顾孙儿。即便国家出台保育制度，现实中也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无法回回按制度办事。惠子小姐深有感触地说：“生下孩子后，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比起行政支援，自己母亲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

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会改变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就业继续型”女性（指不受结婚生育影响持续工作的女性）的产后就业率为30.7%，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其产后就业率只有17.7%。后者中，若自家与父母家相距不足1小时路程，产后就业率为19.4%，超过1小时路程，则产后就业率下降到12.8%。总之，“再就业型”（因结婚生育而离职，待小孩成长到一定年龄

复归职场）占比未曾超过50%。至于“离职型”（因结婚生育而辞职，此后不再工作），与父母同住并离职的女性占比14%；分居并离职的占比21.1%；自家与父母家相距1小时以上的占比27.4%，即是说每3人中就有1人不得不完全退出劳动市场。当前，拥有两立支援意识的企业数量稀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对既想工作又想成为父母的人而言，能否依靠自己的父母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年年增多的35岁以上高龄产妇

“现在怀孕的话，会很头疼，等这项工作做完后……”

就职于东京都内某咨询公司的槌田宽美女士（化名）说，虽然她也想要小孩，但是工作迟迟无法告一段落，就这样跨入了40岁。宽美女士的主要工作是企业顾问，涉及企业经营的高效化与宣传。平时，由她负责的企业大约有30家，有制造业，也有饮食、服务业。对各个业界进行分析当然是工作的一环，此外也需要关注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动向。20多岁时，她被任命为组长助理。30岁结婚，但那正是她感受到工作乐趣的时期。她的想法始终是：“生孩子这种事，根本没时间考虑。”

自己的提案获得实现，在客户那里业绩有了增长后，她对工作越发精益求精，33岁时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组长。她沉迷于工作，毫不排斥在公司加班留宿。年长她5岁的丈夫想要小孩，宽美女士总是说：“手头一个重要项目正在收尾阶段，等告一段落再……”对于怀孕始终举棋不定。完成一个项目，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我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半途而废。”她表示，于是一再回避怀孕。

公司是风险企业，创立者就是社长。员工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通常3至4人为一组展开工作。其他小组有位20多岁的女性员工怀了孕，由于孕吐，迟到早退频繁。待孕吐现象减退，为了补上之前落下的进度，她拼命工作，却险些流产，很快住院。为了堵住突然出现的漏洞，全组同事忙得叫苦不迭。不久后，她出院回到自己的岗位，对于无法竭尽全力工作，大家都加班到快赶不上末班车，自己却率先下班这一点，她内心很是愧疚。

同组的一位单身女性员工对宽美女士抱怨道：“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短，害得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又不能当着她摆脸色，压力好大。”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听说她还想休1年的产假，都不知道自己给小组添了多少麻烦吗？”另外，也有男性员工冷淡地说：“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还是拜托她辞职吧。”

如果无法找到人手接替正休育儿假的员工，那么在她们复归前，那部分工作就需要全组共同承担，显然大家为此将持续超负荷工作。若是谁都能胜任的任务，可以暂时雇用派遣社员应急。要是遇到无人可替的工作，而组内刚好有可以接手的人才，公司就不会招聘新人，而是要留下来的人咬牙坚持。针对任务繁重的员工予以相应的薪酬奖励，倒还能够平息他们的不满，宽美女士所在的公司却没有这样的薪酬机制。

其他小组怀孕的女性员工察觉到公司的气氛，便考虑只休一下产假便回来工作，然而产后身体恢复不佳，托儿所里待机儿童已经收满，又没和父母住在一起，于是一边等待托儿所空出名额，一边休了将近一年的育儿假。公司里，没有一位员工真心祝贺她怀孕生子，其他已到结婚生育适龄期的女性员工还有很多，大家都私下猜测：“下一个怀孕的又是谁呢？”

面对这种状况，宽美女士不由得想：“考虑到产后的种种情况，我也无法依靠娘家。如果要怀孕，必须等到重要的工作有了眉目再说。”她经常同时负责好几个大型项目，而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在等着她。几乎每周都会出差，在日本全国飞来飞去。业绩优良的宽美女士在38岁那年又获得了升职。她也常常会想：“照这样的状况，我什么时候才能怀孕呢？”越是努力，越是从成就满满的工作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在女性周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中目睹女性接受不孕治疗时的艰辛，她也总觉得事不关己，只要自己愿意，很快就能怀上。既是上司也是负责人的女同事在42岁时接受体外受精怀孕，然后分娩。由于是领导，公司里没人说她坏话。在此期间，她甚至被宽美女士视作榜样。

以40岁生日这天为界，宽美女士觉得“差不多该认真考虑怀孕这件事了”，便去了某家妇科诊所。然而，光是检查是否患有不孕症以及进行排卵预测就必须跑好几次医院。每当医生告诉她：“请于这天来医院。”她都会瞪着日程计划，说：“那天约了客户商谈……不行，这个月都没空。下个月的话，勉强能够……”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多次，焦躁归焦躁，她却想着：“反正40岁怀孕已经晚了，再拖延一两个月也没什么差别。”根本不放在心上。后来医生忠告她：“35岁已经很难怀孕，流产率也会提高，40岁更不必说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怀孕，工作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她不得不在工作与怀孕之间做出抉择。

像宽美女士这样，40多岁才来妇科诊所就诊的女性并不少。广尾淑女医院（HiROO LADiES）院长、妇产科医生宗田聪著有《31岁开始的子宫教科书》（Discover 21出版社）一书，听说有不少像宽美女士一样将怀孕往后推延的女性去他那里问诊。

“一些42至43岁的女性，抱着‘今后打算生小孩’的想法前来咨询，觉得职场前辈45岁仍旧怀孕生子，自己也得抓紧时间才行。不过聊了一番下来，她们却说，‘工作太忙，今年或明年都不行，两年后才有时间怀孕’。如果身边有比自己年长的人怀孕生子，她们就认为自己也没问题，虽然现在女性推迟怀孕的案例日渐增多，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怀孕是存在适龄期的。”

35岁以上的高龄生产年年增长。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调查显示，出生时母亲年龄在35岁以上的孩子，2000年合计141659人，2011年增加10万多人，合计259552人，分别占出生总人口的12%、25%。现在，每4人里就有1人是高龄产妇。不久之前，35岁以上孕妇病历卡上的“高”字会被小心翼翼地标上圆圈，如今这样的情况已很常见。出生时母亲年龄在50岁以上的孩子，1985年只有1位，2011年却达到41位。

导致晚育的最大因素也许是孕妇差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联合）在2013年5月进行了一项关于“孕妇差别待遇”的意识调查，受害女性占比上升到25.6%，而上一年这一数据为17%。遭受孕妇差别待遇的女性里，有五成选择“不求助咨询，忍气吞声”。在引发孕妇差别待遇的各项原因中，排第1位的是“男性员工对怀孕生育不够理解，也不够配合”，占所有原因的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