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韩公与抒情：“梦里不知身是客”

国内有数的康德哲学权威之一，北大哲学系韩水法教授，江湖上人称“法老”，但我一直不习惯如此称呼——我一般“亲切”呼他“老韩”。较“庄重”的场合，我会隆重礼称“余杭韩公水法教授”（以下简称韩公），这说法听着就有些绕口，却是有来历的，虽然我并不是非得在这里交待其出处。

作为一位学院派的哲学家，韩公迥异于大多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时流之处在于写得一手风神雅致的散文——虽非“惜墨如金”，却每有所作，几乎皆可称之为“华章”。犹记数年前在圆明园附近的一家古色餐厅参加韩公主持的雅集，席间一位清华法学院的现已“下岗”的教授就称道韩公写得一手典雅标准的现代语体文，虽然这个判断或许不无判断者自我比照而产生的某种投射和“溢美”，但在我看来还是基本符合实情的——韩公前年的六十自寿文集《听风阁札记》就是明证。

与多数所谓学者型散文一样，此类文字所书写的题材亦无非怀人、游历、访书和话旧之什，颇为难得的是，在所有这些形制上，此集之中皆有颇值圈点之篇目。

韩公师出名门，先后师从国内最重要的康德专家齐良骥教授和黑格尔专家杨一之教授。很多年前，怀念尊师齐先生的那篇名文“微斯人，吾谁与归？”在《读书》上刊出，可谓一纸风行。那年我与韩公在杭州初见，其实部分也拜此文之“赐”，盖因深喜其文的汪丁丁教授其时正在浙大“跨学科”，是他请我代约刚巧来杭会议的韩公顺访跨学科中心。

现在想来，韩公撰作此文应该是在完成齐先生《康德的知识学》遗稿的整理工作之后，而其整体的精神氛围则仍然可以追溯到《实践理性批判》译成之时。例如在“第二批判”译后记中谈到康德所引的那句拉丁语“它受到赞扬并饥寒而死（laudatur et alget，意思是，某种东西受到普遍的敬仰，却没有人去真正地身体力行）”之含义的沉痛，就发挥说：“少年时代读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时，大有爱上层楼的情绪；而在今天能够理解到的是，它们之所以有着这样沉痛的情绪，原来里面蕴含着遵守职责的决心，当然更包含着千古的不忍之心”；这话无疑是“微斯人”中以下一语之“先声”：“在这个一切神圣性都已破碎的时代，受人敬重是一种绝响，而有人值得自己敬重就是一种福祉”。

到了撰文纪念其另一位导师杨一之先生之际，我与韩公已经颇为相熟。大概因为我此前曾在一次聊天时语及《夏济安日记》中有与齐良骥先生在昆明交游的记录，韩公也顺便委托我留意有关杨一之先生的“史料”。所以当我后来在《夏鼐日记》中发现杨先生的大名时，就“如获至宝”，马上通过诺基亚短信向韩公“汇报”。可惜作铭先生的日记相当简约，而且估计夏、杨二位并无深交，所以我的“情报”对韩公撰写念师文字似并无贡献。

不过最近我偶然见到已故的翁绍军老师的一篇回忆文字，提及他自己以伤残之身参加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生面试，里面却出现了杨先生的面影。翁老师是这样记录的：“杨一之老师主考。他先要我谈谈对西方哲学史的见解和自己最感兴趣的方面……接下来，杨老师要我谈谈伊壁鸠鲁……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一般唯心主义的区别……对这些方面，我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杨一之老师对我说：你很不简单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动脑筋，知识面宽……口试结束时，几位老师都站了起来，与我亲切地握手，并问了我腿的情况。杨一之老师还替我开了门。”虽寥寥数笔，而前辈风范，却已跃然纸上。

与我差不多每到一家书店就要写一篇访书记不同，韩公的访书记精致简约，他所到的书肆和淘到的书，与其学术地位相称，都是“世界级”的，例如在神保町还是京都（刚查了，其实是神户）淘到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初版本（是真的吗？），在图宾根淘到各式德国哲人的全集和文集，还有在柏林跳蚤市场的自在徜徉，更不要说在铜锣湾“邂逅”董桥了，那一准儿的韩式品位，所谓雅人深致，让人徒生欣羡，而又有何可攀援之叹。

与我热衷于流水访书和访书记“相似”的是，韩公每到一地，有兴到之处，常会在回到听风阁后写下深情款款的游记。印象很深的一次是，那年正月我和董平教授一起与韩公登余杭超山赏梅，韩公每到一处关键景致，不但拍照存图，有时还掏出小本本记下点儿什么，例如对联内容和有关景点和古迹的沿革。从超山下来后，我们就驱车直奔绍兴安昌古镇，而那次回京不久，韩公果然就写出了“安昌小记”。的确，如韩公在此文最后自供，他之所以每次南归，都要在杭州周围寻一佳处流连一番，其实也是为了慰藉自己那颗北国游子的旅人之心罢了。

颇为荣幸地，这几篇杭州的游记中，几处都有我的身影，例如“西泠独坐记”和“杭州初冬四记”。尤其后一记中，我可谓全程伴游，从太子湾到张苍水墓，从章太炎纪念馆到位于南天竺的浙江辛亥烈士纪念馆，不过我觉得韩公此类游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仍然要数“香山雪游记”，个中原委，或可套用韩公在评价我从段子到散文的“嬗变”时说过的那席话：“现在他自诩有了中年情节，文字竟也渐渐透明起来，而让人物和事件自主行动”，又说，“他现在的散文体现了一种转向，所叙的人和所述的事，乃至观念和思想，竟可以自主独立了。”我当然明白，韩公这番鼓励是在说，本人“辛勤笔耕”多年，终于迈过了牙牙学语的初级阶段，开始“独立行走”了；而且，韩公之美文重点在写景抒情，而我的“段文”主要是叙事说理，二者之间的距离就如同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距离原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我的文字可谓“透明”，那么韩公的文字简直就是“晶莹”了。

当然，除了写景状物的美文，韩公此集中还有至性至情的记叙亲情的文字，例如他怀念母亲的那篇文字就是极有分量也极为感人的。不过在此类文字的笔调和笔法上，我与韩公似乎略有“分歧”，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小篇记述父亲藏书的文字，韩公的品鉴似乎认为我情感投入不够，有些该精描细写的地方似乎没有刻意用力，殊不知在这方面我是特意有所“保留”的——无论如何，我应该是写不出韩公那种直抒胸臆的块垒文字的，这应该不但关乎审美趣味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品类不同了。

固然“梦里不知身是客”，但是“身是客”在我确乎是一个不可须臾离的“观察”视角。从这个角度，我觉得韩公写他的两位中小学老师的文字似乎更有别样趣味。当然，作为康德权威学者的韩公一定会说，审美本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也就是“身是客”的视角，这原是与亲情，例如作为人子所引发的那种感情不同的。韩公劝勉我“放开”写父亲，应该是包含着这样的考虑和道理的；而我却终于是只能变着法子，通过“中介”，例如透过藏书来写我的父亲了啊！

在“风雅颂”中，我曾经谈及韩公记叙钟唐老师的那篇文字，而眼下这个集子中，与王齐教授尤为欣赏“书之初忆”一文有些不同，我特别有感于“沈老师与留下小学”一文。我以为此文尤其传达出了韩公行文中那种深情婉约的情致，这情致是对着已然老去的故人的，更是对梦萦神绕的故土的。例如试看这样的文字：“每次听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些遥远的景象就会被激活：从那个与屏基山与古镇连成一体的小学出发，沈老师带着我们班同学，从杭州西面铺着石板的山道上行进，穿过一个个树荫下水田边的古亭。这遐想沿着江南古道上一里接一里的长亭，一直回溯到许多年以前的淳风古韵。”又有这样的妙句：走在樟树华丽而巨大的树冠下，沈老师的事又油然在眼前。——是呵，“走在樟树华丽而巨大的树冠下”，这该是多美的意象啊！我还想说的是，正因为走在樟树华丽而巨大的树冠下，所以我们才始终“身是客”啊！

据我所知，韩公行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成一文，必反复雕琢修改，方始出手。与我在手机上一蹴而就，朋友圈一发了事迥乎不同，这也许局部解释了韩公散文的“产量”似乎并不高。但是，就所谓学者散文而言，韩公无疑乃当今大家。但是，“大家”并不是无来历的。从其闲聊中推知，郁达夫和胡兰成乃是韩公最心仪的现代散文大家。的确，前者的爽直明净和洋溢春情，后者的委婉缠夹和阴翳蔽日，在在都于韩公的文字上投下了绵长的影子，成为其重要的质素。不过，我倒是觉得韩公文字最重要和难能的是其中的抒情成分和风格。

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经过从陈世骧到王德威的爬梳和阐发，已经成为其效能跃出狭义的文学史，而辐射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与革命和启蒙成鼎足而三之势。王德威一方面引用阿多诺“抒情作品永远是社会反抗力量的主体表现”，另一方面自出机杼：“外在的物事和有情的主体相触碰，引发了诗情，而也唯有藉诗情的发挥，历史的义理才能澄明。”尤为精彩的是《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对胡兰成那种细致入微抽丝剥茧的解剖，无疑予各式胡迷们（虽然有不少胡迷是“隐秘”的）以“当头棒喝”。

即使我关于《听风阁札记》的抒情特质的辨识能够成立，也必须承认，这种质素当然既没有阿多诺指认的那种强度，也没有王德威揄扬的深度。毕竟，对一个胸有大志（注意不是王德威笔下胡兰成的那种“未有名目的大志”）的学者来说，此类文字的写作不过其艰苦庄严的学术生涯之余事而已，对韩公来说自然就更是如此了。但是，谁又能说前面所引那段记叙留下小学和沈老师的文字所指向的不也是胡兰成笔下那种“单纯、广大、悠远的感情”？“走在樟树华丽而巨大的树冠下”不正是一个“明亮的诗的世界”，而且其中“生活的空气柔和而明亮，有单纯的喜悦”？

当然，这种抒情质素中郁达夫一维的制约并没有使得韩公如王德威笔下的胡兰成那样成为一个“一意要做贾宝玉，却出落成孙行者”的“荡子”，例如《札记》中的诸多篇什就既有对于现实的正面的肯定和褒扬（如“杭州初冬四记”等处），也有不少恳切的反思和建议（如“铜锣湾小住记”等处）。至于在“如何讲乡土中国的故事”中从学者的视野和乡贤的情怀所呈列的种种大中至正的议论，则无疑更近乎王德威笔下拿来与胡兰成对比的“君子”范型了。从这个角度看，韩公之刻意与“身是客”之论保持某种距离，认真说来，倒确实并非“其来无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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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