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光｜一名体育队医的17年：亏欠家人，但对得起运动员

上海体操运动员和教练员曾多次在国际和奥运舞台上争得荣誉，而在他们背后，有太多默默付出的人——刘刚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上海体操中心队医工作组组长，他曾经参与过伦敦和里约两个奥运周期的保障工作，服务过眭禄、严明勇、范忆琳、毛艺等诸多出自上海队的体操名将。

相比吸引眼球的赛场，队医的工作得不到那么多关注，而由于长期跟队，难以照顾家庭也成了他最大的愧疚。

但刘刚说，自己不后悔这个选择，除了辛苦和压力，这份工作给他的也有成就感和自豪。

刘刚。

因为爱好，从医生变成队医

2003年，刘刚走上了运动队队医的岗位，在那之前，他的工作是在医院上班的一名普通医生。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到体育局工作，我自己正好也对体育方面有兴趣。”机缘巧合之下，他的身份就这样完成了转换。

到如今，他的队医生涯已经有了17年，其中2011年之前是在市少体校柔道队工作，从2011年开始成为体操队队医。

身份的转换曾一度让他感到难以适应。

“第一就是年龄结构完全不一样，医院可能年龄大的多一些，这里就都是年轻人。另一个是面对的伤病环境也不一样，因为医院里都是病人，但这里面对的多是正常的运动员，只是需要一些保健性的治疗，需要保证每天的正常训练。”

“另外，外面的病人都是要求休息治疗，但这里做不到，目标是在不停止训练的情况下治疗，治疗的效果和恢复时间上都有很大不同。一开始最少有半年的时间，感觉自己的角色都难以转换过来。”

虽然有种种难处，刘刚倒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行，原因也很简单——进入体育行业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而作为运动保障团队的一份子，他的作息时间也和运动员教练员一样，一切都以训练比赛为基本，很难像外界很多工作那样有固定的休息天。

“如果没有外出比赛训练的话，工作流程就是跟着训练时间走，早上八点半（训练），下午两点半（训练），晚上治疗，完全按照运动员的节奏。”

“节假日我们也不去想了，十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刘刚笑着说。

虽然也一样有规定的年假，但是因为一直有训练比赛任务，队医基本每年的年假都没办法正常休息。此外由于放假的时间并不固定，也难以留出充分的时间安排家庭出游等活动。

刘刚和教练沟通队员身体情况。

刚看儿子一眼，就要赶回队里

工作生活和训练比赛“绑定”，留给家庭的时间自然也就少了。而想要家人能完全理解自己的工作，刘刚也无奈坦言：“不可能”。

“说实话，一开始肯定是有不理解的地方，说实话，平时多交流沟通吧。”这也是他能够得出的仅有的解决办法。

刘刚还记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他前往北京帮助进行体操国家队的医疗保障工作，2013年前，基本就一直在北京没有回家。

离开之时，他的大儿子刚刚半岁，“说实话非常舍不得，但毕竟有保障任务”，“后来奥运选拔赛正好是在上海举办，刚一下火车我就赶紧回家看家人，刚看了一眼，领导电话来了，说赶紧回去马上要训练了，我就又急匆匆地从浦东赶到了长宁区（的训练基地）。”

那段时间，上海市体育局的领导还曾亲自去拜访他的家人，和家里人沟通交流，“领导也各方面都考虑到了。”

从2013年开始，他从长驻北京变成了隔一段时间去一段时间，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周期结束后完全回到上海，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才终于可以多一些。

不过相比于在医院上班，他仍然需要家里人为家庭付出更多的精力，“毕竟每个星期两到三个晚上要值班不能回家，另外周末节假日也要上班。对他们来说，我可能是不合格的家长、不合格的父母、不合格的子女。”叙述当中，他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到今年，刘刚的两个儿子大的小学三年级，小的四岁，“平时对他们管理也没太多时间，爱人可能管得更多一些。靠她和岳父岳母，也非常不容易，年纪这么大了还帮我们带小孩，自己身体也不好。”

队医帮助运动员理疗。

帮助运动员成功，是最大的自豪

虽然不能有太多时间照管家里，照顾儿子，但刘刚仍然记得大儿子有一次和自己的对话。

“电视上播体操比赛，他说爸爸，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这让刘刚瞬间倍感自豪。

对于队医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服务的运动员站上赛场更激动，“跟在电视机上看别人比赛时是不一样的感受，是身临其境的，更加兴奋的感觉。”

而融入运动团队，帮助运动员拿到优异的竞赛成绩，也是他从事这一行业最开心的瞬间。

上海体操一直是中国体操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眭禄、严明勇、高磊、范忆琳、毛艺……诸多体操名将都出自这里，并在奥运会、世锦赛、全运会等大赛舞台上争金夺银。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除了刻苦训练，对抗伤病也是日常任务之一，队医就成为了帮助运动员完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战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严明勇，作为32岁高龄运动员参加全运会还能取得好成绩。他的吊环项目对肩部要求非常高，生涯后期肩痛很厉害。从伦敦奥运会开始我就一直跟他，基本每天训练后要花两个小时治疗，他的运动寿命延长到这么多还是花了很大的工夫。”

“另一个例子就是范忆琳，她作为女运动员21岁还能有非常好的竞技状态。2018年她膝关节重伤，通过医务方面的专业保障专业，另外领导也专门请了一个康复团队，她现在还能拿出很好的状态去争取奥运资格。”

除了这些看到成果的喜悦之外，日常里刘刚感受到更多的则是压力。

“焦虑的时候也挺多的，特别是一些大型比赛之前。重点运动员受伤的话，方案选择上压力很大，比还是不比，比了之后参加其中几项还是全部，参加的话成绩是不是能达到之前的水平，都需要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也需要和教练组去协商。”

“我们的预期跟教练员的预期、领导的预期可能是有差距的，需要去解释沟通，所以有时候对于专业能力之外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至今，他还记得伦敦奥运会前的一段经历，“奥运选拔赛之前眭禄脚受伤了，之前讨论的结果是暂时不参加选拔赛，但还是保证能进奥运会。但是到了临比赛之前还是打电话说不行，考虑到各个省市平衡的问题，定名单可能出问题，所以一定要保证她能参赛。”

“当时自己也是好多天没睡好，好在后来大家合作，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了，比赛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后来在伦敦奥运会上，眭禄也夺得了平衡木项目的银牌。

17年，运动医疗保障稳步前行

入行至今已经过去了17年，对于这份工作刘刚已然驾轻就熟。

不过在给自己至今的工作成绩打分时，他仅仅觉得自己不过是“合格”而已。

“从专业角度来说还不是最满意，我平时跟国家队队医，以及运动医学的高水平专家也有一些接触，说实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长期在队里，对前沿知识了解比较少，视野可能也不够开阔。学习空间还是很大。”

而随着体育医学的进步和国内对这一方面的逐渐重视，管理部门也给了队医工作者更多的提升平台。

对比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刘刚所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巨大的。“首先是设施设备（和医院）差距很大；第二是规范管理方面差距也大，更多是单打独斗，培训进修的机会相对比较少。”

而现在，硬件条件相比曾经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另外管理模式也进行了改变，以前是分散在各个中心，现在把奥运会项目集中到一起之后，所有队医集中到体育医院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模式，能够把运动员的保障差异化缩小。”

“以前可能（治疗效果）和单个队医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除了单个队医之外，还有队医工作组，还有医院，还有专家成员来综合性地进行保障，对运动员的保障更到位了。”

刘刚透露，目前上海队医人数和运动员人数的配比在国内是比较高的。

“现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一是人的竞争，另一个就是保障的竞争。现在我们有了国家级的训练基地，硬件这一块应该是国际一流水平了。而我们这些保障人员软件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再让自己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