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动态丨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外三则）

城镇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城镇化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8.5%，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8000多万农业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9年年末，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编注）

农民工作为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与主要力量，除各项制度等客观因素制约影响其融入城市外，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则是影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化理念虽逐渐深入人心，但也必须认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针对目前农民工融入程度依然不高的状况，单纯从制度方面研究是不够的，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意愿，评估其真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推进政府制度改革才谓之有效。

本研究以2016年中山大学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该数据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主要包含个人情况、家庭、社会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的调查。调查对象为样本中当前户口为农村户口，且所研究指标均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个体样本。就本次研究而言，问卷涉及劳动力的市民化意愿、个体特征、经济特征、认知特征和区位特征等多个方面，有助于全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对象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因此设定满足农业户口、在城市就业两个条件，通过多重筛选，最后进入研究的样本数为1577个。

本研究发现，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情况和本地方言）、经济特征（包括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和有无集体利益分红）、认知特征和区位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从个体特征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对各层次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与质量要求逐渐提高。许多农民工选择在城镇生活发展，大多是因为在城镇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留下来的技能以及应对各种问题的缓冲能力。受教育程度、本地方言掌握程度等多项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能力。

从经济特征来看，老家土地以及集体利益分红使得农村户籍产生了一定的“拉力”，具有保障作用与确定性的土地利益分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而影响着农民工的选择，因此减弱了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得农民工无法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选择城市意味着未来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多数家庭选择目前所拥有的具有较强变现能力与保障作用的土地和相应的分红利益。在这背后涉及到农民自身的经济理性选择，只不过这种理性选择在于追求损失最小化，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农民工会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间做出经济理性选择，从而做出是否市民化的选择。

同时，村庄区位特征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各个方面。在城市生活意味着农民工所要花费的生活成本较高，衣、食、住、行各方面带来的成本增加使得农民工收入无法承担较高的生活成本，进而削弱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从主观认知特征来看，农民工主观意义上的不公平感也会影响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农村自由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形成鲜明对比，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有处处受限制的感觉，他们对不公平的感知造成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融入感降低、削弱其市民化意愿。

（本文原题“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原载《经济地理》2020年第8期。作者朱纪广、张佳琪、李小建、孟德友、杨慧敏。）

乐业才能安居

伴随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高。

然而，进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定居意愿较低，近年来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现象和“民工荒”的问题。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所调查的农民工中，明确表示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仅占26.30%，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不强。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到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要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民工有城市定居意愿是基本前提。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较低并存的现象，是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主要表现为薪酬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稳定性差、劳保福利缺失等，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冲突频发、劳动者积极性下降，严重降低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就业幸福感。

就业质量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住房质量、工作安全等工作和实际生活，更关系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进而影响其城市定居意愿，因此就业质量极有可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产生影响。

本研究运用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试图探讨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并分类探讨就业质量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差异化影响。

在最终得到的农民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39 456 人，占比为58.2%；女性农民工28 348 人，占比为41.8%。高学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17 154 人，占比为25.3%；低学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50650 人，占比为74.7%。新生代农民工37496人，占比为55.3%；老一代农民工30308 人，占比为44.7%。

本研究发现：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第三，就业质量通过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和农民工住房质量，进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本文原题“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原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作者胡斌红、杨俊青。]

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十九大指出: 新型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不是房地产化，而是人口的城镇化，应该重点关注进城人口权益的市民化。事实上，从农民工到市民不仅仅是简单的户籍身份的转变，还包括了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城市融合，是长期发展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取决于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还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主观意愿。

另外，从农民工流入地来看，仍以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为主，流入农民工达15808人，占据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东部地区的特大城市上海为例，2016年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39.5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0.2万人，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因此，以上海市为例，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诉求，提高其市民化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6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剔除户籍为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并剔除部分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获取有效样本1192份。分析可见: 就性别分布看，男性占59.4%，女性占40.6%; 就年龄分布看，平均年龄为36.59岁，其中年龄最小的为18岁，年龄最大的为69岁; 就文化程度看，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仅占14. 6%，初中占44. 21%，高中占20. 39%，专科占12.33%，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8.47%; 就婚姻状况看，未婚占18.62%，已婚占78.36%，离异占2.10%，丧偶占0.92%; 就健康状况看，身体健康的农民工占98.15%，身体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农民工仅占1.85%；就流出地看，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占31.92%，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52. 35%，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16.35%; 就在沪家庭人口看，独自在沪工作的农民工占45. 47%，而在沪家人数在2人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4.53%。

本研究基于上述一手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微观意愿的视角，探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制度与政策等外在因素，也有农民工人力资本与个性特征等内在因素; 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其中，社会保险、城市满意度、住房与交通、社会网络以及收入与支出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五大核心因素。进一步归纳发现，社会保险、住房与交通及收入与支出为经济因素，城市满意度、社会网络为非经济因素。

就实证结果看，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其中非经济因素的显著性并不低于经济因素。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基础的话，非经济因素则代表着农民工具有安家立业性质的计划性和长期性，并不是短期评价。这说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农民工对于市民化的预期和评价更慎重，诉求更高。

[本文原题“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1192份样本为例”，原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杨未然、黄俊逸、程名望。]

就业可持续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福建为例

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 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 91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77%，较2018年增长0.84%。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总量依然庞大。

农民工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是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当前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二者的差值主要由农民工构成。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在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数量也在逐渐增多，导致多数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而处于城市的边缘，仅少数农民工能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关乎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而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且城市就业的可持续性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7 年对福建省经济总量排名前四的泉州、福州、厦门和漳州四个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16至65 岁，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口人员。获得有效问卷1537份，其中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占比分别为49.51%和50.49%；3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比为68.25%；未婚的农民工占比为40.08%，已婚农民工占比为59.92%；外地农民工占比为60.70%，本地农民工占比为39.30%；从事服务业的占比最高（34.81%），其次是批发零售业（32.92%）。

本研究基于上述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五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本研究发现，首先，就业可持续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掌握非农技能、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月均收入比、强迫加班现象、工作环境满意度、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医疗保险和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就业城市更换频率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次，就业可持续性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群体差异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比、参加医疗保险和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同时，受教育程度、现职就业持续时间、参加医疗保险和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户籍地差异。

[本文原题“就业可持续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原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赵清军、石蓉蓉、周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