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镶嵌青瓷对中国瓷器镶嵌工艺的仿制与传承

镶嵌是高丽青瓷中最重要的装饰技法，代表了高丽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被认为是高丽时期的创新产品。学界在探讨高丽青瓷时，通常认为其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到中国南方地区越窑的影响。

本文列举了中国北方地区在10到11世纪创造的几种带有镶嵌性质的装饰工艺及其出现的时间，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创造和流行的时代都早于高丽青瓷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作者据此认为，高丽青瓷镶嵌工艺的产生是受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瓷器镶嵌工艺的影响，并在仿制后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装饰工艺是瓷器制造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也是制瓷工艺交流与相互影响的重要表征。我们可以把制瓷技术的交流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级，在瓷器的销售市场上或使用过程中，其他产地的窑工见到了一种受到市场认可的瓷器，对其外观进行简单的仿制；第二级，两个产地的窑工有互访的行为，见到了对方的生产过程，因此可以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更有效的仿制；第三级，有一方的窑工直接参与了另一方的生产，使用了自身所有的核心技术，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到除原料不同、其他工艺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出现窑工携带原料到另一方进行生产的现象，这是工艺交流的最高等级。一般说来，装饰工艺和纹样的传播及相互影响通过第一级或第二级的交流即可达到，这种交流发生得较为迅速、普遍，所引起的关注度也比较大。

中国北方地区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有紧密的交往，工艺技术的交流也持续不断。统一新罗时期受唐三彩影响烧制的“新罗三彩”，体现了低温彩釉技术的传播；朝鲜半岛早期生产的“绿青瓷”则受到了越窑、耀州窑不同程度的影响。

10世纪初建立的高丽王朝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据《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记载，北宋建隆三年（962）至南宋隆兴二年（1164）的二百余年间，高丽遣使来华近30次。官方的通好促进了两地民间交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其中制瓷技术的交流是这种关系的重要体现。韩国学术界基本以高丽青瓷表现中国陶瓷元素的有无作为标准，将其青瓷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为高丽青瓷创制至12世纪中叶，是纯青瓷时代，最早的产品是受越窑影响的青瓷；中期是12世纪中叶至蒙古军队占领高丽的1231年，为精致的镶嵌青瓷时期；后期为镶嵌青瓷的衰退期。高丽青瓷的镶嵌技法一直沿用到朝鲜王朝建立之初，部分应用到白瓷器和粉青砂器上。大部分韩国学者认为，发展前期和后期受中国陶瓷影响较大，而中期明显具有高丽的特征，受中国陶瓷影响最小。其他学者尽管在高丽瓷器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与此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镶嵌青瓷具有独创的技艺特征和纹饰题材。有韩国学者进一步指出，镶嵌青瓷的出现与发展，与韩国从三国时期开始就使用在青铜或漆器上的错金、错银技术有关，尽管镶嵌法起源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但用于陶瓷并使其大发展是在高丽时期。同时也有人认为高丽中后期银入丝工艺、螺钿漆器与镶嵌青瓷有更直接的关联，因为它们都运用共同的装饰原理。部分中国学者也认为，高丽镶嵌青瓷是在早期接受宋瓷技艺后，运用了本土传统的金属镶嵌、掐丝和螺钿漆器工艺而创造出来的，是极具高丽特色的产品。笔者以为，金属器物的镶嵌工艺和瓷器上的镶嵌工艺仅存在着表观上的相似性和模仿动机，而在工艺技术上则有较大的差异，基本不存在直接的关联。镶嵌工艺作为镶嵌瓷器的核心技术，是在瓷器的装饰纹样上应用填彩式工艺。这种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由来已久，比高丽镶嵌青瓷的出现早了约200年，并持续发展，日趋成熟，其辉煌的时期，恰恰是高丽镶嵌青瓷的肇始阶段，所以高丽青瓷中镶嵌装饰的出现阶段与中国中原地区的制瓷传统有着相当明显的承继关系。本文将对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图一：1〕镶嵌青瓷梅瓶正视图  马岛二号沉船出水

〔图一：2〕镶嵌青瓷梅瓶器身局部镶嵌纹饰展开图  马岛二号沉船出水

一 高丽镶嵌青瓷概况

高丽镶嵌青瓷是在加了刻、划、印、剔类装饰的器物胎体上，主要在纹饰内用白色化妆土或高铁彩料作为加彩，再施以透明性良好的青釉而成的一种别具特色的青瓷。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载：“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儿者，不甚值钱”，指的就是这类青瓷。根据韩国学者对高丽镶嵌青瓷的界定，它包括在胎体上划花、戳印、剔花和刻花以后，在刻槽、印痕或减地部分填入白色和黑色彩料，烧成后在总体呈青色的背景上形成白色或黑色的花纹。这种装饰强调了白色、黑色或黑白双色与青色的对比，形成了一种醒目的装饰效果。特别是黑白双色的应用，使器物的装饰效果更加丰富，如韩国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收藏的一件出水于马岛二号沉船的高丽镶嵌青瓷梅瓶，就是代表性器物。此件梅瓶高39.1厘米，在其腹部用镶嵌技法做出5组菱形如意开光，内饰折枝花卉纹，既有黑白二色的组合，又分为线和面的嵌彩，有的一组纹样中以黑色为主，有的则以白色为主，体现出了比单色纹饰更强的表现力和装饰性〔图一：1、2〕。在刻、划、印、剔等几种不同的镶嵌装饰工艺中，又以划花和戳印纹填彩为多，如前述梅瓶上就以划画的菱形如意开光、竹枝、花蔓，戳印的水禽和花头为主体纹饰，在纹饰中嵌彩。韩国涧松美术馆藏一件镶嵌青瓷净瓶，被定为韩国的国宝，以划画的蒲柳水禽为纹饰，主体纹饰是划画出来的，但大片的叶子和水禽则采用了戳印或剔刻，并嵌白彩〔图二〕。韩国湖林博物馆藏一件葫芦形注壶，腹部的主体纹饰为以嵌白彩的同心圆划线和连续的戳印菊花形朵花构成的团花纹饰，戳印纹饰成为最重要的图案要素〔图三〕。与划花和戳印相比，剔花填彩的较少。填彩以白色化妆土填充的较多，形成了白地烘托青色主体花纹的效果，少数器物还用黑色彩料表现主体花纹，再填白地，使花纹更加突出，如传为文公裕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镶嵌黑白彩碗，就是典型代表〔图四〕。

〔图二〕镶嵌青瓷净瓶 韩国涧松美术馆藏 采自韩崔淳雨:《 陶瓷的编年》

〔图三〕镶嵌青瓷葫芦形注壶 韩国湖林博物馆藏 采自湖林博物馆:《 湖林博物馆名品选集I》

〔图四〕镶嵌青瓷碗 传为文公裕墓出土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镶嵌青瓷在工艺上有两项关键技术：

1. 在划纹、印痕和剔刻形成的凹陷部填彩，所用的彩料一种是在瓷器生产中所常用的用于改善瓷器胎体品质的白色化妆土；另一种是含铁量很高的铁矿石彩料，中国北方地区的窑工称之为“斑花”。这两种彩的使用至少在北宋中期时就已经成熟，而这一技术使用的关键是如何将彩料填入粗细不等、复杂多变的纹饰当中，其施用的方式与金属器上的镶嵌工艺和掐丝工艺有明显的不同，或者说基本上不是一个技术系统。从带有镶嵌装饰的瓷器出现的广度和频次看，瓷器上的镶嵌工艺明显比金属器上的要简单易做。

2. 在器物表面施一层浅淡透明的玻璃质青釉，使得釉的颜色基本上不影响花纹的呈色，等同于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白化妆瓷表面使用的透明釉。高丽青瓷上的这种青釉早在镶嵌青瓷产生以前就已发展成熟，即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说之“翡色”青瓷，釉多有小块开片，晶莹透明，不同于越窑那种略显失透的青瓷，典型的代表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狮钮盖香炉，时代当为徐兢出使高丽的北宋徽宗朝，即徐兢在书中所记本人亲见之“狻猊出香”〔图五〕。同时我们也看到，镶嵌青瓷往往施釉较薄，总体的釉色比在器物转折等釉厚处的呈色要浅淡。

〔图五〕高丽青瓷狻猊香炉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六〕传为文公裕墓出土的一组器物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产生的时代，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其产生于12世纪中叶，主要的证据是传为文公裕墓（1159）出土的镶嵌青瓷碗〔见图四〕。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文公裕墓的器物提出了质疑，韩国明知大学尹龙二教授曾经对这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器物的来源进行探讨，证明在1926年韩国中央博物馆购买的一批器物清单中，除了这件镶嵌青瓷碗和一件青瓷盘等一组瓷器传为文公裕墓出土之外〔图六〕，还包括其他不同时期的器物，而且与高丽仁宗长陵（1146）出土的高丽青瓷香炉上的白色点彩相比，文公裕墓出土镶嵌青瓷碗的纹样显得太过成熟。因此主张该器物很可能为后藏，其年代并不可靠。

〔图七〕高丽明宗智陵出土的镶嵌青瓷盘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의陶磁器》

〔图八〕高丽明宗智陵出土的镶嵌青瓷碗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의陶磁器》

〔图九〕高丽熙宗硕陵(1211)出土青瓷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의陶磁器》

〔图十〕内壁刻花口部镶嵌雷纹碗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郑良谟著，[ 韩]金英美译:《 高丽青瓷》

目前来看，关于最早的镶嵌青瓷，较为可靠的证据是出土于高丽明宗（1170－1197年在位，殁于1202年）智陵中的镶嵌青瓷碗、盘〔图七，图八〕。智陵建于1202年，后被毁，于高丽高宗四十二年（1255）重建，因此只能说明这两件器物是属于13世纪前半叶的。此外，高丽熙宗硕陵（1237）出土的一组器物中，也有多件是镶嵌青瓷〔图九〕。同样，马岛二号沉船的沉没年代在1231年以前，出水镶嵌青瓷梅瓶的年代也可以定位在13世纪初期〔见图一〕。这几座有准确纪年的墓葬和沉船都把镶嵌青瓷出现的时间排定在13世纪前半叶。基于这几个考古单位出土的镶嵌青瓷都是带黑白双色复合彩的精致型镶嵌青瓷，韩国学者认为镶嵌青瓷的创制时间会更早一些，可能早到12世纪中叶以后，典型代表是一些仅在局部有镶嵌纹饰的器物，如一件腹部刻花，仅在口部镶嵌雷纹的碗〔图十〕和一件通体饰刻花装饰、仅在局部用黑彩镶嵌诗文的葫芦形瓶〔图十一：1、2〕。以往韩国学者认为绝大部分精美的镶嵌青瓷均生产于12世纪，只将极少数归于13世纪。

〔图十一：1〕刻花青瓷镶嵌文字葫芦瓶正视图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图十一：2〕刻花青瓷镶嵌文字葫芦瓶局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然而，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所见所闻均有详细记录，而未记镶嵌青瓷；高丽仁宗（1133－1146）长陵中出土了许多翡色青瓷，十分精美，但未见镶嵌青瓷〔图十二〕。这两点说明镶嵌技术在12世纪前半叶还没出现或至少还不成熟。

〔图十二〕高丽仁宗长陵(1146)出土器物 采自[韩]崔淳雨:《 陶瓷的编年》

目前所见最早的高丽镶嵌青瓷的资料是一条间接材料。1964－1965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发掘康津沙堂里窑址，发现一些青瓷瓦，青瓷瓦由两片瓪瓦和一片筒瓦合制而成〔图十三:1〕，在瓦的前端为刻花的忍冬纹，筒瓦的瓦当部饰刻印折枝花卉纹（韩国学者称之为“堆花”或“压出阳刻”），边部有两组双环纹夹着一圈小圈点纹（近似中国的珍珠地划花地纹的珠圈），这部分采用了镶嵌工艺〔图十三：2〕。整器主题装饰是刻花，仅在很小的局部采用了镶嵌工艺，带有非常明显的镶嵌装饰肇始的特征。这些瓦的出现使人联想到《高丽史》中记载高丽毅宗十一年（1157）修建高丽宫城，提到“......其北构养怡亭，盖以青瓷，南构养和亭，盖以椶”。崔淳雨报道1927年日本人小川敬吉氏在开城遗址采集到青瓷瓦，推测其产地为康津某窑址，随后秦豪燮氏捐赠了一些同样的青瓷瓦给开城府立博物馆，日本人宫川肇在开城满月台高丽宫城遗址采集到的青瓷瓦，又与秦豪燮的捐赠标本相同。康津沙堂里窑址的发掘表明，那些当年开城遗址采集的青瓷瓦与窑址出土的器物相同，故而沙堂里窑址中带有早期特征镶嵌纹的青瓷瓦很有可能与开城的王宫建设有关，即前文提到的“养怡亭，盖以青瓷”。这些构成了高丽镶嵌青瓷萌发的证据，由此将镶嵌青瓷产生的时间定在12世纪中叶前后是较合理的。以黑白双色复合彩和大片的“面象嵌”为代表的成熟期精致产品流行的时间显然并非在12世纪，而应在13世纪前半叶。

〔图十三：1〕康津沙堂里窑址出土青瓷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史》

〔图十三：2〕康津沙堂里窑址出土青瓷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康津沙堂里陶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书》

近年来在中国出土了一些高丽镶嵌青瓷，其年代多数可以排定在13世纪，甚至14世纪，如杭州元后期（14世纪前半叶）墓中出土的镶嵌青瓷高足杯、安徽滁县南宋后期（13世纪）墓葬中出土的镶嵌青瓷龙纹罐〔图十四〕、北京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属于14世纪前半叶的两件镶嵌青瓷云鹤纹碗、石家庄后太保推测为史天泽（殁于1275年）墓的一号墓中出土的镶嵌青瓷云鹤纹梅瓶〔图十五〕、江苏扬州三元路出土的数十片镶嵌青瓷残片，等等。有学者对中国出土的高丽瓷器进行了梳理，12世纪遗迹里出土的高丽青瓷都是素面的或刻划花装饰的，包括杭州半山墓、北京金乌古论窝论墓等，到了13世纪以后才出现镶嵌青瓷，最早的镶嵌青瓷出土地点是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另外，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了3件镶嵌青瓷，沉船的时代为14世纪前期，这些镶嵌青瓷应是从高丽运抵中国后再准备转运至日本的。相关的资料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以上例证大多属于精致的镶嵌青瓷，说明高丽镶嵌青瓷在13－14世纪时处于生产的高峰期，至少传入中国的时间主要在这一阶段。

〔图十四〕高丽镶嵌青瓷龙纹罐 安徽滁县南宋后期墓葬中出土 采自冯先铭:《 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

〔图十五〕镶嵌青瓷梅瓶 石家庄后太保元史天泽墓出土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 氏墓群发掘简报》

从输入中国的镶嵌青瓷看，13世纪前半叶的器物流行划线填彩的纹饰，即所谓“线象嵌”工艺，13世纪后半叶以后才较流行在剔花纹和较大面积的戳印纹内填彩的纹饰，即所谓“面象嵌”工艺，常见的纹饰是云鹤和婴戏图案。

综上所述，高丽镶嵌青瓷产生于12世纪中叶，一直流行至14世纪晚期，这是下文讨论的时间依据。有些韩国学者提出了“原象嵌纹”的概念，指在青瓷上施深色的彩（铁彩），然后刮去一部分，再用毛笔填绘白彩，认为这类器物可早到10世纪，模仿的是唐代黄堡窑的“黑釉刻花填白彩瓷器”装饰。然而，细究可知，这种所谓的“原镶嵌”，其实与真正的镶嵌青瓷在工艺上并不相同，是一种填彩工艺，可以排除出本文讨论的内容以外。

二 宋代中国北方瓷器的几种镶嵌工艺

镶嵌青瓷的一项关键技术是在刻、划、印、剔装饰的沟槽和减地部分填彩。不论这种填彩采用何种方式，其所达到的是类似金银细工中的镶嵌工艺和掐丝工艺，也有些类似螺钿漆器的装饰效果。在金银细工中，镶嵌工艺是用不同质料的材料镶嵌，而瓷器生产中主要是不同颜色的瓷泥和彩料做装饰。如果我们将这种填彩工艺称为镶嵌，则中国北方地区早在高丽镶嵌青瓷出现前两个世纪时就已创始，并且持续发展，而且种类也较多样。概括之，有珍珠地划花、白釉划花嵌白彩、黑剔花刻填、青瓷镶嵌等。

（一）珍珠地划花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在用划线勾画出来的图案以外，用管状工具在主体花纹以外戳印小圆圈，使主体纹饰以外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进一步烘托和突出了主体花纹。由于这些小圆圈密如攒珠，因而被称为珍珠地。另外，珍珠地划花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绝大多数器物的划线和珍珠地中都填入了特制的彩料，烧成后，纹饰呈现棕红、褐黑及深黑的颜色，与白色化妆土形成强烈的反差，十分醒目。珍珠地划花瓷器是其生产期间各窑场中的精品，花纹绘制精美，纹饰丰富多彩。在花纹中填彩又使图案明显而富于变化，是中国北方瓷器诸多装饰手法中最具装饰效果的技法之一。因此尽管这类瓷器制作起来费时费工，但仍然传播较快，影响广泛。

目前，发现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主要分布在北方的中原地区。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可知，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有20余处，都是当时生产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窑场。按照各地器形、装饰方法和纹饰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区域：黄河以南的河南中西部地区、以磁州窑为中心的太行山南段东麓和南麓地区、山西地区以及河北定窑及其周围地区。

珍珠地划花装饰流行的时间较长，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珍珠地划花装饰产生于五代末期到北宋初。河南新密西关窑和河北磁县观台窑几乎同时开创了这种装饰，流行的下限是金代后期。其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即10世纪后半叶或稍早。这时期只有新密西关窑、宝丰清凉寺窑和磁县观台窑生产这类产品，特点是工艺较原始。西关窑的珍珠纹排列得较乱，珠圈较小，划纹内不填彩或只有部分填彩，纹饰以花草纹为主。观台窑在这种创烧伊始就施彩，但仅在一半的纹饰中施彩〔图十六：1〕。

〔图十六：1〕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磁州窑第一期前段出土珍珠地划花香炉 

中期阶段，约从988年到1068年。珍珠地划花装饰得到迅速发展、成熟。河南地区和磁州一带的窑场都已开始生产。在河南地区，装饰工艺已经成熟，纹饰内均填彩，变得丰富多彩，图案规整精美，珍珠纹排列密集而整齐〔图十六：2〕。磁州窑的珍珠地划花装饰也完全成熟，通体施彩，彩色鲜艳稳定〔图十六：3〕。这一阶段是珍珠地划花装饰的成熟时期，不仅该装饰本身的生产区域得以扩大，也对其他装饰技法产生了影响，后面将论及的几种装饰，都出现在本阶段的较晚至晚期，这些装饰是在珍珠地划花的影响下产生的。

〔图十六：2〕珍珠地划花装饰  新密西关窑珍珠地缠枝鹦鹉纹豆形枕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2〕珍珠地划花装饰  新密西关窑珍珠地缠枝鹦鹉纹豆形枕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3〕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窑珍珠地划花加酱彩梅瓶 美国私人藏

晚期阶段，即神宗朝以后。珍珠地划花装饰达到了全面的繁荣，一直延续到金代前期，随后迅速消亡，仅在山西地区持续生产。珍珠地划花装饰主要在瓷枕和梅瓶上流行，纹饰以花卉纹和人物纹为多。人物纹饰中较流行婴戏纹和带有故事情节的人物纹。新出现了双勾书写吉语的装饰。大英博物馆藏一件长方形枕，枕面为珍珠地上双勾书写的“家国永安”四字，侧墙为剔花的菊花纹，枕面边侧有“熙宁四年”（1071）铭记，是鲁山段店窑的产品〔图十六：4〕，这是此期的代表性器物。河南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鲁山段店窑所产的珍珠地划花梅瓶，上有“元符三年（1100）五月廿五日 & &”的铭文，亦为一件典型器物〔图十六：5〕；磁州窑的纹饰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流行双勾书写文字的装饰，开始出现人物纹，纹饰风格与河南地区趋于一致〔图十六：6〕，特点是珍珠地变得比较密集，地纹在整体中所占的面积增大。

〔图十六：4〕珍珠地划花装饰 “家国永安”珍珠地划花枕 大英博物馆藏

〔图十六：5〕珍珠地划花装饰 鲁山段店窑“元符三年”铭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六：6〕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磁州窑北宋后期珍珠地划花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宝丰清凉寺窑址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天青色汝瓷烧造区以外的民汝瓷生产区开始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质量上乘〔图十六：7〕；金代初期，北宋的汝官瓷停烧，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核心生产区还继续生产。2012至2016年，为建设遗址公园，修建新的保护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0至2002年发掘的天青色汝瓷生产区的周边地区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远远超过以往三年发掘的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重要的是这六次发掘主要清理的是金代及其以后的地层，北宋时期的地层很少，出土了一些质量上乘的珍珠地划花瓷器〔图十六：8〕，属于金代早期。我们可以推测，由于高丽青瓷在发展成熟阶段与汝窑有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汝窑的珍珠地划花装饰工艺对高丽镶嵌青瓷也应该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最高水平的珍珠地划花瓷的产地，宝丰清凉寺窑场持续生产高水平的珍珠地划花瓷器到12世纪中叶前后，恰巧在这一时期，高丽青瓷的镶嵌工艺也萌发了，并且在初创时期以单色的线镶嵌纹饰形式出现，不得不说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以往我们的疑问是，河南地区发达的珍珠地划花装饰为何在北宋末期就迅速消亡了，但事实证明，在宝丰清凉寺窑址中这种装饰工艺的生产持续到了12世纪中叶前后，与高丽青瓷镶嵌工艺的出现呈现出很好的衔接关系。

〔图十六：7〕珍珠地划花装饰  1989年清凉寺窑址I区出土北宋晚期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六：8〕珍珠地划花装饰  2015年发掘清凉寺窑址IV区出土珍珠地划花梅瓶

定窑一带的珍珠地划花瓷器主要是在河南地区窑场和磁州窑的影响下催生的。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一件定窑四瓣形瓷枕，枕面为珍珠地划花鹿衔灵芝纹，划纹内填黑褐色彩〔图十七：1〕，是定窑珍珠地划花瓷器的典型代表。定窑最有特点的是在河南和磁州各窑场的影响下，生产流行填彩的戳印纹器物〔图十七：2〕。这种戳印纹的纹样很丰富，有各种植物纹、动物纹和婴戏纹，镶嵌工艺的特征更加明显，生产的时间主要是金代，应该也对高丽镶嵌青瓷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图十七：1〕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定窑珍珠地划花填黑褐彩四瓣形瓷枕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采自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中国陶磁展》

〔图十七：2〕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井陉窑戳印纹填彩瓷枕 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采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等:《 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图十七：2〕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井陉窑戳印纹填彩瓷枕 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采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等:《 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综上所述，珍珠地划花装饰产生于五代末或北宋初，在磁州窑和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0世纪后半叶为初创时期，11世纪前半叶为发展、繁荣时期，11世纪后半叶为继续繁荣期和衰落期，12世纪中期停止生产。

通过对珍珠地划花瓷器的仔细观察，加上对恢复工艺试验的多次考察，笔者对珍珠地划花瓷器生产工艺有如下判断：首先，器物上施的化妆土比一般器物上施的要厚，但这种化妆土或许会比一般的稍松软。其次，在花纹外戳小圆圈的珍珠地，戳圈的工具不一定要用非常坚硬的金属管，因为不需要用这些管子在较硬的胎上戳印出痕迹，只要在化妆土上戳出痕迹即可。第三，在器表满施斑花彩料。第四，将表面的斑花彩料刮去，露出白色化妆土，仅在划纹的沟槽内留下彩料，形成了填彩的效果，由于化妆土较厚，因而不会伤到胎。这一工序也有可能是先用较湿的布擦一下，然后将不干净处刮去彩料。最后，施上透明釉，即可入窑烧制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观察的观台窑瓷片多有刮痕，而河南地区窑场生产的珍珠地划花瓷器却均无刮痕，也许河南全部采用擦去表面斑花彩料的方法，仅留下沟槽内的材料，这就要求化妆土比较坚硬，附着较牢固。

珍珠地划花瓷器在工艺上有两项重要的贡献：

第一，在器物上的相关部分施用斑花彩料，这是首次使用特殊的高铁彩料，施加于器物的釉下，高温一次烧成。

第二，在划纹内填彩的工艺，不论是磁州窑的刮彩法还是河南地区的擦彩法，都是典型的瓷器镶嵌工艺。如前所述，这种装饰工艺并不十分复杂，不像做错金银铜器和掐丝金银器那样，将镶嵌的物质直接嵌入纹饰中，而是根据陶瓷制作的特点，采用在划出的纹饰上满涂彩料，然后刮或擦去纹饰以外的涂彩。唯一有所借鉴的，可能是铜镜制造业中的平脱金银和平脱螺钿装饰。珍珠地划花装饰中的填彩工艺是一项成功的创造，它能使器物的花纹精美、鲜艳，又不似金银镶嵌细工那样复杂费工。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模仿唐代至宋初十分流行的金银器上的鱼子纹地錾花装饰而创制的，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公认。但其率先在划纹内填彩，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填彩的工艺是为了使纹饰更为明显、突出，是仿金银器的掐丝工艺。用瓷器工艺仿这种金属器上的高档装饰，可能是划纹填彩创制的一个动因。第二，磁州窑和西关窑瓷器都有胎质较粗、胎色深的问题，早期产品还有胎色不匀的现象，因而只能靠化妆土的遮盖使产品变得洁白，但当划纹划透化妆土，露出颜色并不纯的胎色时，器物往往缺乏美感。它们不同于越窑、邢窑和定窑，因为这些窑的划花并没有改变单色的装饰，因此早期的划花装饰较少用于施白化妆土的瓷器。而磁州窑和西关窑等为了追随仿金银器产品的风尚，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另辟蹊径，划花填彩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特别应指出的是，珍珠地划花填彩工艺，几乎在其创制之始，也同步应用于单纯的划花装饰和戳印纹上。关于划花填黑彩，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76年发掘新密西关窑时，曾发现过五代到北宋早期的划花填彩宝相花纹枕片〔图十八：1〕。河南地区第一阶段的珍珠地划花瓷枕的侧墙上使用的划花卷草纹往往不填彩，而到了第二阶段则划纹全部填彩。这一地区较早在单独的划花纹饰中填彩。

〔图十八：1〕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新密西关窑出土白釉划花填黑彩枕片 

（二）白釉划花嵌白彩

白釉划花填黑彩的工艺从北宋初创，到北宋中期（11世纪中期）已发展成熟。作为当时最精美的一类瓷器，其工艺也对其他的装饰方法产生了影响。划线内填白彩的工艺就是在珍珠地划花的影响下产生的。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一件划花填白彩梅瓶，肩部饰卷草纹，腹部饰缠枝牡丹纹。由于器物胎色很深，在肩、腹部形成的白彩的花纹，十分明快清新〔图十八：2〕。该瓶是河南登封白沙窑的产品，时代为北宋前期。在河南登封白沙窑址出土过许多这种划花白彩的标本〔图十八：3〕，特别是窑址出土的一件元宝形瓷枕的残件，枕面有戳印填白彩的鸟纹〔图十八：4〕，鸟纹以大片的白彩呈现，其工艺技术基本就是高丽镶嵌青瓷中的所谓“面象嵌”技艺。

〔图十八：2〕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白釉划花嵌白彩盘口瓶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图十八：3〕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划花嵌白彩瓷片 

〔图十八：4〕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戳印嵌白彩鸟纹元宝形瓷枕

这种划花填白彩的装饰方法与珍珠地划花的原理相同，但是制作更简单。先在制成的坯件上划花或戳印，然后通体施化妆土，再将花纹部位的化妆土刮去（擦去），仅在划纹和印纹内保存化妆土，加施透明釉后烧成。白色花纹与较深的胎色形成强烈对比，显得醒目生动。这种装饰目前仅见于河南地区，生产的时间为11－12世纪中前期。这种装饰与珍珠地划花装饰的主要区别是，珍珠地划花是在化妆土上划纹后填彩，而它是在胎体上划花，刮去化妆土后使花纹显现，这一点与高丽镶嵌青瓷的早期产品更接近。

（三）黑剔花刻填

黑剔花刻填是磁州窑白釉黑剔花装饰的一种。白釉黑剔花使用了两层化妆土，即在白色化妆土之上，在局部或全部加施一层黑色彩料（黑色化妆土），然后划刻花纹，将花纹以外部分的黑色化妆土剔去，但不伤及白色化妆土。最后再施一层透明釉。其工艺要求很严格，制作精致，形成比白釉剔花更强的反差效果。另外，它与白地黑花装饰相比较，又有不同的韵味，为磁州窑最精美的装饰技法之一。

白釉黑剔花装饰中最精致的一类是含有镶嵌工艺的，即剔花留地，形成黑地白花，在剔去黑彩的花纹内还留有划线，划线内嵌黑彩。其制法是，施白色化妆土后，即划画出主体花纹和花纹的细部，施黑彩以后小心地沿着主花纹的轮廓剔去黑彩，原来划画出的纹饰内仍保留有黑彩。这实际上是承袭了划纹填彩的工艺，并将其与黑剔花装饰相结合，制作上更精美、更复杂。这种装饰在观台窑主要流行于金代后期的第三期（1149－1219），烧制的时间也不长。如观台窑第三期地层中出土的筒形罐残件，残见圆形开光内的兔纹，兔身上的细部用划纹嵌彩表现〔图十九：1〕。这类装饰的器物更多的在修武当阳峪窑生产〔图十九：2〕，生产的时间约从北宋末至金代（12世纪）。磁州窑只有少量生产，应是受到当阳峪窑的影响。

〔图十九：1〕黑剔花刻填工艺 观台磁州窑出土黑剔花刻填开光兔纹筒形罐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图十九：2〕黑剔花刻填工艺 河南新乡旧城出土当阳峪窑黑剔花刻填装饰瓷片 采自北京艺术博物馆编:《 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当阳峪窑》

（四）青瓷镶嵌

这类器物与前述白釉划花嵌白彩的装饰在工艺上基本相同，只是最后在器表施青釉而不是透明釉。这类青釉划花嵌白彩器物以前往往被认为是高丽镶嵌青瓷，近年来通过调查和发掘，证明了其产地。水既生先生曾将山西浑源窑生产的这类瓷器的工艺称之为“仿戗金法”，后来也指出是嵌彩工艺。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浑源界庄窑址，出土了这种镶嵌青瓷，器形有碗、盘和瓷枕，花纹有宝相花和二方连续的草叶纹。这类瓷器的出土地层属于辽晚期到金前期，器形主要有折腹盘〔图二十：1〕、碗〔图二十：2〕，器物略泛青灰的青釉下饰白色花纹，釉色匀净，花纹精美，是浑源窑的精品。此外，耀州窑在北宋后期也生产在青釉下划花填白彩的瓷器，所见有芦雁纹。这类瓷器的生产显然是渊源于河南中西部地区的白釉划花填白彩装饰，又经焦作地区的窑场传到了耀州窑和山西地区。最终，耀州窑和雁北的辽窑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青瓷器上。

〔图二十：1〕青瓷镶嵌 1997年发掘浑圆界桩窑出土青釉嵌白彩折腹盘

〔图二十：2〕青瓷镶嵌  1997年发掘浑圆界桩窑出土青釉嵌白彩碗 刘岩供图

三 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的联系

以上介绍了宋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几种镶嵌工艺的装饰技法。尽管工艺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划花填彩、戳印填彩和剔花填彩三种，彩的颜色有白色和黑色，釉色则有白釉和青釉，包含了高丽镶嵌青瓷的线镶嵌和面镶嵌两种工艺。从中可见，中原地区在花纹中填彩的工艺兴起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到北宋中后期时已相当发达，宋末金初达到了极盛，不仅工艺娴熟，而且纹饰精美、丰富，使镶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成为北方地区众多装饰技法中较重要的一类。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生于12世纪中叶的高丽镶嵌青瓷，受到中原地区镶嵌工艺的影响是十分可能的。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采用镶嵌装饰工艺瓷器的联系，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

1. 从上述中国镶嵌工艺的发展脉络和高丽镶嵌青瓷的创始时间来看，中国的镶嵌工艺发展到繁盛的节点正是高丽镶嵌青瓷的滥觞时期。从工艺由发展到扩张的规律考虑，二者的影响、传播朝向是不言自明的。高丽镶嵌青瓷在其产生的初期，主要采用单色镶嵌，并且都是在划线纹内嵌彩的“线镶嵌”，同期中国的单色镶嵌瓷器已相当成熟，既有用斑花材料的黑、黑褐、棕红等色的嵌彩，也有用化妆土的白色嵌彩，纹样则以单线的划纹为多，但已出现了在戳印纹内填彩的大片的嵌彩，即所谓的“面象嵌”。即使是产生相对较晚的青瓷镶嵌，在12世纪前半叶也已有了相当复杂流畅的纹饰。这些采用镶嵌工艺的各类中国瓷器构成对高丽青瓷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

2. 高丽镶嵌青瓷在其发展的主要阶段具有相当独特的纹饰题材，看上去与中国北方地区瓷器的纹饰有较明显差别。但是在高丽镶嵌青瓷的初创时期，其纹饰比较简单，与中国北方地区纹饰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崔淳雨指出的两件可能早到12世纪前期的镶嵌青瓷：一件是雷纹碗〔见图十〕，另一件是在半刀泥刻花的壸门形开光内用镶嵌黑彩书写诗句的葫芦形瓶〔见图十一〕。碗上的雷纹实际上是一种由磁州窑流行的连续回纹变形而来的曲带纹见〔图十九：1〕（筒形罐的上下边饰就是曲带纹，即较大号的雷纹），这种曲带纹是北宋末至金代，特别是金代在磁州窑十分流行的纹样，金代后期成为磁州窑白地黑花长方形瓷枕的一种标志。在金代，特别是金代后期，这类纹样特别流行，也是金代定窑瓷器的标志性纹样〔图二十一：1、2〕。至于在器物上书写诗句作为装饰，则是北宋后期至金代磁州窑、鹤壁集窑、当阳峪窑和山西地区窑场非常流行的装饰手法。

〔图二十一：1〕金代定窑标志性的印花雷纹边饰碗照片及线图 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后期Ei型印花碗( JCAT24:140)

〔图二十一：2〕金代定窑标志性的印花雷纹边饰碗照片及线图  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后期Ei型印花碗( JCAT24:140) 线图

另外，高丽镶嵌青瓷上非常流行一种状的戳印星纹，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则在主体纹饰中充当花朵〔见图三〕。这种纹饰正是北方地区流传有序并十分流行的装饰。在河南巩义大、小黄冶唐三彩窑址中就发现了这种纹饰，是用蓝、白、绿等彩点画的五点或六点星状纹（或称梅花纹），特别是巩义窑的绞胎器物中还用大片的泥片制成梅花片，嵌贴于器物的表面，如扬州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绞胎瓷枕的枕面上，就贴嵌了多个这种大片的梅花纹〔图二十二〕。毫无疑问，这种片状的贴嵌技法就是后来高丽镶嵌青瓷中所使用的“面象嵌”技法，不过，巩义窑这种技法的出现到高丽青瓷面象嵌技法的广泛使用，中间相隔了约500年的时间，二者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不应勉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河南密县法海寺地宫出土的“咸平元年”（998）铭三彩舍利匣的四壁也有这种纹饰，舍利匣上有用小圈构成的星纹，有圈和点组合而成的星纹，也有仅用点组成的星纹，都是戳印而成〔图二十三〕。表明这种纹饰在宋代首先出现于河南中西部地区，北宋后期在磁州窑成为最流行的纹饰，是白釉酱彩的主要纹饰，金代仍十分流行〔图二十四〕。定窑地区也十分流行这种星状纹的戳印填彩器物，只是流行的时间稍晚，从北宋后期至金代。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北方地区大部分窑场都曾烧制过带这种星点纹的器物。高丽镶嵌青瓷上的这类纹饰很显然与中原北方地区有着渊源关系。由此可见，高丽镶嵌青瓷在早期阶段，主要的纹饰都与中原北方地区北宋末到金代流行的纹样相似或相同，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后期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纹饰风格。

〔图二十二〕黄釉绞胎枕 扬州博物馆藏 采自北京艺术博物馆编:《 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巩义窑》

〔图二十三〕咸平元年铭三彩舍利匣 密县法海寺地宫出土 采自[ 日] 弓场纪知:《 三彩》，《 中国の陶瓷》

〔图二十四〕北宋后期到金代白釉酱彩瓷片 观台窑出土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3. 有学者认为，高丽镶嵌青瓷是模仿高丽流行的嵌银丝铜器而创制的，因为使用的是共同的装饰原理，是一种装饰技法的“移植”。瓷器工艺模仿其他手工业品，是瓷器初创时期的特点。但当制瓷业本身发展成熟后，就会开创适合于瓷器本身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如前所述，最早采用镶嵌工艺的珍珠地划花装饰，是仿金银器的鱼子纹地錾花而创造的。这时期有一个特定的大环境，即晚唐时期金银细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生产的金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精美，这导致了制瓷业刻意模仿金银器工艺。这时南方的越窑、北方的定窑、耀州窑都大量生产仿金银器的产品。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磁州窑和新密西关窑才创制了仿金银细工的珍珠地划花和白釉剔花瓷器。

约从北宋神宗朝（1068－1086）以后，瓷器手工业完全成熟了，其标志是：仿金银器造型和装饰已不再成为生产精品瓷器的唯一选项，仿漆器、古代青铜器和金银器都成为追求美和雅致的方式，最重要的创新是追求适合瓷器自身装饰特点的造型和纹饰体系。高丽的制瓷业起步较晚，但由于其与中国有密切的交流，借鉴了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至北宋末期，已生产出让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徐兢赞叹不已的“翡色青瓷”。以至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书中品题天下第一时，仅列出了“定磁”与“高丽秘色”，并称“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这表明高丽制瓷业这时也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制瓷业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其内部工艺技术的创新和传播十分迅速。这一点在宋代制瓷业中表现得很清楚。因此，12世纪时高丽青瓷学习嵌银丝铜器而开创一种新的装饰工艺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①高丽青瓷在12世纪初已经相当成熟，未必需要去仿铜器。据徐兢所记：“燕饮之礼 & &器皿多以涂金或银，以青瓷为贵”，视青瓷比鎏金镀银器还贵重，则青瓷何须去仿铜器？

②12世纪并非高丽金银铜器生产的盛期，嵌银丝铜器在高丽始终不是铜器的主流产品，因此当时并没有一个大环境促使制瓷业去仿金铜制品。

③大中祥符八年（1015）出使宋朝的郭元在介绍高丽王朝时曰：“民家器皿，悉铜为之”，表明高丽并不缺铜，用瓷器仿铜器缺少动因。因此，高丽镶嵌青瓷很可能是直接吸收了中国北方瓷器的镶嵌工艺，而非仿自金属器或漆器。

4. 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是高丽青瓷快速发展的时期。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源于仿制中国以都城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制瓷业成果。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初的高丽纯青瓷在器具的品种和造型的选用上明显与中国北方的汝窑、耀州窑相关，徐兢所盛赞的“狻猊香炉”就与汝窑产品大致相同。考古和传世的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图五，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1〕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Ab型熏炉( C:2855)

〔图二十五：2〕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Fa型器盖( C2:838) 与Aa型熏炉( CT293:154)

〔图二十五：3〕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Fd型盖( T252:14)

〔图二十五：4〕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Aa型熏炉( T293:154) 线图

高丽青瓷的花瓶在诸多形制上均与中国北方的花瓶类同，在茶酒花香器具上大多与中国北方的高档用品同制同形，足见二者的密切关联性。比镶嵌青瓷稍早产生的青釉黑彩绘画的“铁画青瓷”与金银铜器也毫无关联〔图二十六〕，可明显看出其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密切相关〔图二十七〕。可见，从10世纪的纯青瓷，到12世纪初铁画瓷器，再到镶嵌青瓷，都可看到高丽青瓷在自身发展动力以外，主要接受的工艺、文化和审美影响，都来自中国的以都城为中心，制瓷业最发达的北方地区。

〔图二十六〕青瓷铁画折枝草叶纹梅瓶 韩国光州博物馆藏  采自[ 韩] 姜敬淑:《 韩国陶瓷史》

〔图二十七〕金代白地黑花梅瓶 观台磁州窑址出土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5. 仿制一种工艺技术往往并不一定要连带艺术风格一同仿制。在中国，一种装饰工艺的传播往往表现出不同地区有十分不同的纹饰风格。传播地和受传播地有时只在细微处相似。高丽镶嵌青瓷在纹饰图案上与上述中国的镶嵌工艺瓷器有较大差别，这一点有目共睹。除了镶嵌青瓷在初创时期有仿制迹象可寻，待其发展后，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成熟的高丽镶嵌青瓷所体现的艺术风格，早在纯青瓷的阶段就已形成。从整体上看，从纯青瓷、铁画青瓷到镶嵌青瓷，在艺术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高丽镶嵌青瓷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中所吸收和借鉴的，应主要是制造工艺。

6. 高丽镶嵌青瓷在仿中国北方地区镶嵌瓷器的工艺之后，结合高丽制瓷业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对这项工艺进行了改进、创新。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丽镶嵌青瓷创造了黑、白复彩镶嵌，在一件器物上同时有白彩和黑彩的镶嵌，使这种装饰更为美观，更具有表现力。黑、白双色镶嵌青瓷出现于高丽镶嵌青瓷创制不久。如前所述，13世纪初的明宗智陵中出土的镶嵌青瓷碗上，在主体单色的镶嵌纹饰中已有了用黑、白双色镶嵌而成的简单的朵花纹〔见图七，图八〕，表明至迟在13世纪初，这种双色的镶嵌青瓷已经发展成熟，可以表现非常复杂的纹饰。这是高丽的窑工在引进镶嵌工艺以后的创新。第二，从工艺上说，在中国主要是用浆状的彩料涂满器身，经刮或擦去后，仅留下了嵌在纹饰中的彩，剔花填彩也是用彩浆填涂。而在高丽，则使用了泥片状的彩料贴在花纹处，再经刮剔，形成镶嵌的花纹。使用这种方法更容易控制填彩的部位，也使黑、白双色镶嵌成为可能，工艺特征也更接近“镶嵌”。泥片镶嵌方法产生的时间，估计差肩于黑、白双色镶嵌产生的时间。第三，在纹饰方面，高丽镶嵌青瓷较多地采用了大面积的戳印纹，如戳出整块的云朵、花朵，整只的鹤纹，甚至婴儿纹，构成了“面象嵌”的图案。中国北方的戳印纹多以线来构成图案，图案整体凹陷的戳印纹十分少见。这种大面积的戳印纹产生于高丽镶嵌瓷的成熟时期，丰富了镶嵌瓷的表现力。

四 余论

宋代是中国制瓷手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一项突出的表现就是装饰工艺的丰富多彩，从传统的以划花、刻花、印花等为代表的单色装饰传统，逐渐发展为以彩绘和彩釉为代表的装饰传统。这一时期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胎装饰，开启了元明以降的青花和五彩等彩绘、彩釉装饰。不难看出，以划、剔、印填彩的镶嵌工艺，正是上述两大装饰传统的结合点，在装饰风格转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样，高丽镶嵌青瓷在朝鲜半岛制瓷业的发展史上，也起到了相同的过渡和转折作用，只不过其发生的时间比中国晚一个阶段。也正是由于高丽的窑工们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工艺，镶嵌青瓷才逐渐成为了高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后记：本文初就于1998年，由金英美小姐译成韩文发表，也曾献于宿白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发表后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以韩国学者居多，感情色彩似更强一些。时移世易，学术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高丽镶嵌青瓷的断代有了更为充足的依据，也更加坚实了笔者对旧文观点的信心。特此重新撰文，补充新资料，观点再梳理，以就教于方家。撰写过程中得到高美京、申浚、罗相喆†、王筱昕、李含笑、袁建等各位同仁的倾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本文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标题为《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瓷器镶嵌装饰工艺的联系与传承》，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