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农的拼搏无法改变世界，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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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洪雨晗

对维多利亚时代（通常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的人们来说，全球互联互通不是什么稀奇事。

如果有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穿越者来到20世纪末，毫无疑问，他对互联网只会反应平淡。太空飞行和洲际航空旅行对他们来说，远比如今已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互联网更加神奇，也更加震撼。

毕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眼中，让比空气重的机器飞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至于互联网——他们自己就有一个。

这是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一书中展现的图景。斯坦迪奇早年在牛津大学主攻工程学和电脑科技，后来在《经济学人》担任全球副主编、科技版主编，除了处女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他还出版了《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六个瓶子中的世界史》等著作。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一书中，斯坦迪奇讲述了一段关于早期创造先锋的传奇，数代天才的发明家在质疑与嘲笑中，推动了电报的产生和实际应用，并通过电报首次将整个世界紧密连接起来。在不断的技术革新中，电报线路更加复杂，能承载更多的信息编码，促使传播远距离海量信息成为一件容易的事。

电报迅速向远距离传播海量信息的功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球革命，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伦理道德遭到挑战，新职业和小圈子的亚文化开始在各地流行，从苏格兰田间劳作的农妇到忙于国际贸易的纽约商人，各个阶层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

新鲜事物风靡的背后自然也不乏新型的犯罪和热潮下巨额的失败投资，与所有新技术带来的革命一样，它在技术革新的周期中无法逃离最终的衰退，电报——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从出生、高潮到衰败，这其中不乏如今互联网的影子。

电报的产生

有意思的是，最早的电报装置和电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靠机械和人眼传递和接收信息，被称作观感电报。它的缺陷显而易见，能否看清编码受自然天气和光线的影响，一旦视线受阻就难以传播。

人们发现除了周边山头建起了电报塔楼之外，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于是许多人开始想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传递信号，于是，电就成为了选项之一。

查普型观感电报，用不同的转动臂位置来代表不同的字母。转动臂被放置于塔尖之上，由一名室内操作人员控制其

当时人们对电的直观触碰，充满着中世纪宗教苦行修士受刑般的仪式感。

1746年4月的某天，在巴黎加尔都西大修道院内，大约200名修士站成了一列蛇形的长队。每个修士两手各拉一根60厘米长的导线的一端，把他们和前后的人连接在了一起。修士和电线连成的队伍长达1.6公里。

实验的主持者让·安托万·诺莱想要以此检测电的属性，弄清楚电在导线上能传导多远，以及传导的速度有多快。当连在长达1.6公里的导线上的修士们同时发出惊叫并全身抽动，揭示了电可以传导很远；而且就诺莱看来，这一传导是即时的。

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因为这意味着，理论上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利用电流工作的信号装备，在远距离通讯上，此装备将远远超过人工送信所能达到的速度。

人们从发现电力在电报中应用的可能，到实际在该领域应用，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直到1842年12月，摩尔斯在国会展示他的发明——电流电报机，以获得美国政府3万美金的投资时，还有议员嘲讽说，与其支持这个，国会还不如给催眠实验拨款——马云1995年启动“中国黄页”项目时，由于互联网在中国未普及，客户看不见自己的网上信息，一度被当做骗子——显然，先辈摩尔斯也遇到相同的囧境。

塞缪尔·F.B．摩尔斯，电流电报机的发明人之一

已有当今风投机构雏形的美国国会对这项发明非常迷惑，原议案89票比83票的微弱优势获胜，也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理解这项技术，有议员表示“不想承担把公款花在一台他们理解不了的机器上的责任”。

直到1844年，摩尔斯通过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电报站向国会验证了其真实性，摩尔斯的发明价值才被国会认可。即便当时报纸将电流电报机当做奇迹一般报道出来，但摩尔斯发现，人们只是把电报当做一个新奇玩意，而不是他所设想的一场革命性的新的通讯工具。

电报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

电报最初的流行，离不开名人效应、情色凶杀和坊间八卦。

1844年8月6日，电报成功传递了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诞下次子的喜讯。惠灵顿公爵坐上由伦敦开往温莎的火车前往庆祝之时，发现忘记携带晚礼服，于是给伦敦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仆人乘下一班火车将礼服送来，由于信息及时传达，公爵没有错过皇家舞会。

另一个里程碑事件是电报辅助警方抓捕了臭名昭著的小偷费尔多·迪克和他的团伙，这个团伙在拥挤的火车站抢了包就立马跳上火车逃走，之前由于没有比一辆火车更快的通讯方式，所以他们屡屡得手。而通过电报，警员在火车到达下一站之前就把提示发给下一站的警员，火车一到站，这群小偷就被及时抓捕。1845年1月3日，运用同样的方法，警方抓获了谋杀情妇后逃亡伦敦的约翰·托厄尔。

得益于这些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电报的价值在报纸上被大肆宣扬，不少有远见的商人开始把目光注视在电报商用上。1845年4月，美国邮政部长凯夫·乔纳森，也就是两年前那位嘲笑过电报机议案的议员，宣布将电报线正式向公众开放，并制定了每四个字母一美分的收费标准。

电流电报机终于迎来了发展的上升期。从1846年到1852年，六年间，全美电报网络体量增长了600倍。一位当时的美国作家在写道：“电报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商务交流媒介。每一天，它都在进一步投入使用；每一天，它实用的程度都在增加。”

典型的美国电报站，中等规模。电报员坐在木质办公桌边，每人装备一台摩尔斯键盘和一台发声器

在电报网络的冲击下，首先遭殃的是传统邮递业。电报站建到哪，哪里的邮递公司、驿马快信不得不随之关闭。

不只传统邮递业，电报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一位英国作家详细描绘了电报的普及对当时各行各业人们造成的影响。

“它被用于银行家、商人、议员、政府官员、经纪商以及警察之间的交流；双方事先约好同时在两座电报站碰头，或者一方发电报邀请另一方前来；新闻、选举信息、讣告、询问家人健康的问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日常决议、商品的订单、船只抵达的讯息、法庭上审理的进展情况、召唤证人的通知、特快专列时刻表、邀请函、钱款的发收情况、要求债务人还钱、医师进行会商，以及各种之前通过邮件来传达的消息，现在都可以用电报解决了。人们对电报网络的效率充满信心，最为重要的商务交流每天都在通过电报进行，哪怕双方相隔数百英里之远。”

电报收获了无尽的赞美，甚至，连负责在收信人和电报站间跑腿传话的信童，也成为了孩童们最希望加入的行列。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钢铁巨头及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都是从信童开始自己传奇生涯的。

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家，电报先锋

电报员的吸引力则让人更加难以抗拒，因为它带来了快速提升社会地位的希望，而且加速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教给新人摩尔斯电码的课程、书籍、学习手册到处都是。对于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一职业提供了从小村镇移民大城市的机会；对于喜欢四处周游的人，这种技能则能保证他们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一份工作。

170年前的电报员和如今程序员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着比其他职业更为丰厚的薪水和更高的职业门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电报圈子采取的是精英主义——你的出身来历都不重要，只要你能快速地发送和接收消息就行，这也是当时女性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高薪工作。

同时，与任何一个由新技术缔造的新行业一样，170年前的程序员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成天与机器面对面，摩尔斯电码（代码）是他们的交流方式。他们甚至也有自己的在线交流社区，在社区中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工具交流，缔造了不少友情及爱情。

当然，电报圈子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优秀的电报员往往对那些小镇里的兼职人员充满鄙视，把他们叫做“塞子”或“火腿”。速度就是最高的价值；最快的电报员被称作“领奖人”即今天的技术大牛，因为凡是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数量能超过定量指标的操作人员，都能得到一笔奖金。

因为电报的信息传递系统是基于摩尔斯电码的解码与编码，不少精明的人在通过电报发送一些私人信息时，总想设计出无法破解的密码，由此诞生了密码破译爱好者——相当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黑客。为此，在电报发明之初，行业就立下规矩，不允许利用电报传递密码——除非是政府或者电报公司。

新技术带来的美好体验随着时间总会慢慢稀释，与今天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路径相似，在电报时代，随着这项技术愈发普及，越来越多用户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私暴露、开始重视个人的数据安全。

1853年《每季评论》发文抱怨道：“本来是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知心话，却要被至少半打人把每个字都读上一遍。确实，电报员发誓会保密，但有时候我们写的东西相当私密，完全无法容忍被陌生人读到。这是电报行业的严重失误，必须得到及时纠正。”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签订双边互联协议，不同的密码使用规则、不同的法规引起的矛盾越演越烈，到了1865年，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人们此时可以合法地使用密码发送电报。此时，各式各样的密码流通册子在不同行业间流通。国际电报联盟则扮演了今天国际互联网协会、国际互联网治理联盟等组织的职能，负责制定规则、执行监管。

电报使得世界市场成为可能，电报业务量可以说成为了当时测量经济活跃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商业事物中本该获得的信息越多，相对竞争对手优势越大，可当电报在生意场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后，商人们发现，他们通过电报得来的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需要。这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息超载，商人们在享受迅捷信息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被信息所绑架。

电报的衰亡

随着电报的影响力日趋增长，电报的业务量也迅猛增长，尤其在人口密度更大的都市中，电报站对熟练电报员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最好的电报员平均每分钟可以完成40个单词，但依然难以满足电报业务量的爆炸性增长。这时，比电报员更加快速更加稳定的机器产生了。

1858年，英国物理学家惠斯通发明了一种自动发送机，可以用事先打好孔的纸带将消息以摩尔斯电码的形式高速传送出去。这种设备可以完全取代人工电报员，而且速度高达每分钟400个单词——比最好的电报员还要快10倍。

惠斯通自动发送机。事先打好孔的纸带从机器穿过，将消息以摩尔斯电码的形式高速传送出去

此后，在电路理论跨越式地发展下，各类新式电报机、新式电报线陆续登场，电报站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随着技术发展的无情步伐，电报业从高技术含量转向了低技术含量；从需要精心学习的技艺转变成了人人都能干的活计。

这些新技术使得电报公司在设施建设和人员方面的支出大大缩减；在最大化利用网络容量的同时，降低操作支出成为关键问题。188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使用打孔纸带的自动电报机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支付给能操作这种简单设备的非熟练工人的薪水，只有给熟练的摩尔斯键操作员的1/4。

直到贝尔发明出电话机，任何类型的电报在这个伟大的发明面前黯然失色。这一点在新成立的贝尔电话公司的第一条广告语里就被点破了：“无需专业的操作人员；直接与你想要的人交流，无需第三方介入。交流更加快捷，摩尔斯发声器平均每分钟发送15到20个单词，但是电话机可以做到100到200个。没有操作、维护和修理方面的费用。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复杂的机械。有着无以伦比的经济性和简便性。”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电话机的发明人

电话立即取得了成功。1877年6月底，已经有230部电话机投入使用；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750部；再过一个月，就是1300部。等到了1880年，全世界一共有了3万台电话机。

到这时，很多电报员都开始抱怨他们已经沦落为按键机器了，而其他人则公开谴责电报员队伍素质的下降。“这一行业已经彻底沦陷了，”《电报日闻》的记者感慨道，“没有了精准和统一的高行业标准，电报既不能促进公众的福祉，自身也无法健康进步。”

最能体现出电报业衰退的，也许是那些主要报道电学和电报方面前沿科技的报刊和杂志的更名：《电报先驱者》变成了《电学时代》，《电报员周刊》改名为《电力世界》，而《电报日闻》变成了《电学评论》。在技术革新的无情步伐之中，整个电报圈子，以及与其伴生的习俗和文化，走向了不可避免地衰败与枯竭。

尽管现在电报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电报的影子还留存在那些由其基础之上发展来的通讯技术中：电话、传真，甚至互联网。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正是互联网——当今最现代的通讯方式——与电报的共同之处最多。

和电报网一样，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通过相互连接的网络进行远距离通讯的手段（“互联网”这个词本事就是一组相互联系的网络的意思）。通用规则和协议使得不同类型的计算机之间可以交换信息——正如信息可以通过一种类型的电报机（比如摩尔斯电报机）发送到另一种类型的电报机（比如气动管道）。而电子邮件的路径，从一个服务器跳转到另一个服务器，直到达到目的地，就和电报信息从一家电报站传到下一家电报站的过程相似。

甚至维多利亚时期的组织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就变成如今互联网时代，全球调制解调器使用协议的组织，即1865年成立的组织国际电报联盟（ITU）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主要负责确立国际无线电和电信的管理制度和标准。它的前身是1865年5月17日在巴黎创立的国际电报联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国际组织。

互联网诞生之初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当年电报引起的现象惊人相似，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电报会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引领世界和平的新时代；互联网横空出世之时，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般报道互联网将会如何深刻地改善人类的生活，地球将成为“地球村”。

这些乐观预测之中有的听起来相当耳熟。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言之凿凿地宣布了互联网将会打破国界的限制，缔造世界和平。在未来，他说，孩子们“将不复了解民族主义为何物”。

但在已是2020年的今天，人们早已感受到互联网中误解与偏见之深；“网恋”这个词甚至都已经过时；小圈子、社群、社区，网络亚文化随处可见；网络黑客的神话也逐渐暗淡；但基于互联网生长出来的大型企业帝国，开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主宰着人们的生活。

人在互联网中被重新定义着，但讽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技术的车轮轰鸣向前时走过的岔路，当今互联网世代的人们依旧重蹈覆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至今还是生活在电报为我们揭开序幕的“新”世界里。

资料来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作者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