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去国，远走他方：迁徙与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上半叶，移民仍然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基本需求。

从苏联到葡萄牙，从挪威到希腊，许多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出生地，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大陆度过一段时光甚至整个余生。移民成为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19世纪后几十年里席卷整个欧洲的移民潮在1910—1920年达到高潮，移民潮在一些国家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下半叶。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欧洲人不断增加，大大增强了欧洲文化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时期，推动大规模迁徙的力量却不同于此前几百年——许多人并非因为经济压力离开自己的家园，而是由于宗教、种族和政治原因。

逃离欧洲就是逃离野蛮？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交织，成为推动19世纪政治变革的一大力量，后来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理论家以历史、语言、种族、宗教等因素定义民族认同，非常排外，倡导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性，抵制外来影响。

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对主流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性、抗拒劣等种族污染的呼声越来越大，许多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催生出政坛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现象相互叠加的结果是，许多欧洲人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被迫背井离乡。最糟糕的是，他们当时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伟大的文明，而是庆幸自己逃离了野蛮。

美国早在1900年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劳动力来保持其非凡的增长，也需要移民居住到其广阔的领土上。在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和社会明显更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国家边界向欧洲人开放，同时，有时却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拒之门外。

然而，面临数量巨大的欧洲移民，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挑剔，开始从大量申请入境的移民中选择自己所需的移民类型。1917年的一项法律禁止文盲移民美国；1924年的一项法律特别不利于南欧人和东欧人，美国政府对那里的移民数量设置了最高配额。

毕竟，美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统治精英们认为，如果来自天主教或东正教国家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不断增加，会威胁到美国人未来的身份认同。

欧洲人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始于19世纪中叶，从此，欧洲移民建立起遍布世界各地的关系网，加强了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联系。移民与留在祖国的家庭保持联系，为后来到达的新移民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到异国他乡定居的过程更加顺畅。就这样，欧洲移民成为在其他大陆推广欧洲文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不论他们定居在哪里，一旦达到一定规模，欧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会在那里落地生根。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潮中一个重大的变化趋势是，不仅穷人和无名小辈移民到其他大陆，在遥远的外国定居，许多知识分子和贵族也开始向外国移民。

在20世纪之前，经济窘困是推动欧洲人向其他大陆大规模移民的主因，所以移民中绝大多数是穷人。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知名人物决定离开欧洲，到其他国家定居。吸引他们的不仅是一些国家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异域的生活经历也极其重要。

1912年，因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而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决定移居阿根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圈成为一个成功的公众演说家。伊巴涅斯决定在阿根廷境内的潘帕斯草原创建一个专门种植水稻的农业殖民地。他把这个殖民地命名为新瓦伦西亚，以此纪念他在西班牙的家乡。他雇用了许多来自瓦伦西亚的移民，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以惨败告终，到1914 年，他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回到欧洲。尽管如此， 从长期来看，他创建的这个阿根廷殖民地成功了，因为它被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大米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中上阶层，那些最具冒险精神、不拘陈规的人开始风行去远离欧洲的地方定居，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如此。这种自愿的流亡可能与战争和战后几年的冲突氛围有关，许多人厌倦了欧洲这个旧大陆的政治斗争和苦难，希望去寻找更加振奋人心、更和谐的生活。

192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离开家园，在长途跋涉一年多后到达非洲殖民地。这次经历让他写成了《刚果之行》。他以动人的笔触讲述了在非洲腹地的见闻。和其他了解这一地区的欧洲作家一样，纪德对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在作品中严厉批判了殖民主义，谴责殖民者对当地人民的剥削以及法国公司对他们的虐待行为。

当许多欧洲的犹太人因为宗教迫害向外移民时，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欧洲还因为政治迫害的蔓延使许多知名人士开始流亡。

从19世纪开始，俄国的移民数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有增无减，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也引发了流亡潮。许多公民，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人为了谋生而远走他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1917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掌俄国。他的经历集中体现出流亡的俄国人面临的艰辛生活。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克伦斯基意识到，如果他落入革命者手中，一定会被处决。所以他设法藏匿起来，不久之后离开俄国前往巴黎，在那里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克伦斯基被迫再次寻找避难所。这次他觉得该永远离开欧洲，所以和妻子一起移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许多俄国人都走上了类似克伦斯基的道路，既有带着所剩不多的珠宝和财物逃离的贵族，也有只求活着离开的底层农民。俄国的革命和内战持续到1921年，在此期间，大约有200万人离开了俄国。

在20世纪欧洲的流亡史上，西班牙的位置非常特殊。西班牙内战是当代欧洲破坏性最强的事件之一，最后，西班牙国民军取胜，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解体，佛朗哥施行独裁统治，这引发了一大波流亡。

西班牙人的流亡始于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因为儿童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西班牙共和党计划疏散儿童，以免他们遭受战争的恐怖影响，西班牙共和党与不同的国家签订协议，约两万儿童被疏散到法国，约3000儿童去了苏联。对去苏联的这群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因为二战期间他们不得不住在苏联，极少有人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随着西班牙国民军逐渐占据上风，逃离西班牙的人数不断上升。1939年的数据表明，起初，绝大多数西班牙流亡者逃往法国，约有44万西班牙人。他们中许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返回西班牙。但是还有约22万西班牙人永久流亡国外，没有再回到祖国，其中绝大多数人移民到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

内战让西班牙文化的白银时代落下了帷幕。从文化角度看，白银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西班牙内战使得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纷纷被迫流亡。这么多西班牙文化名人之所以选择流亡到阿根廷，是因为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那里有高学历的精英，还有大量机会。而西班牙流亡者的到来也极大地丰富了阿根廷的文化生活。

“远离自己的家乡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出生于科尔多瓦的哲学家塞涅卡在流亡科西嘉时写到。然而，对大多数流亡美洲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绝非无法忍受，他们在新世界的生活大大抚慰了他们曾在西班牙遭受的痛苦。他们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兴盛起来，因为战争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文化亲缘使他们能够在移居国轻松定居，有些人还与当地人结婚生子。

许多流亡者感到，在与这个曾属于西班牙帝国的新世界相遇之后，他们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他们流亡到那里，加强了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此前100多年里它们已经日渐疏远。

人才外流与世界霸权地位

许多杰出的欧洲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定居到美国的几个大城市，促使美国不同的政治群体开始讨论欧洲的未来。

1943年，以促进欧洲一体化为目标的国际泛欧联盟创建人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决定充分利用他流亡纽约的时机，在那里主持一次大会，讨论欧洲一体化这个宏大的议题。参加那次大会的有政治家、学者和流亡作家，包括托马斯·曼、卡罗·斯福尔扎、希腊政治家索福克勒斯·韦尼泽洛斯以及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

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所有来自欧洲的流亡者有一个共同点：战争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因此他们都支持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的这一构想，1922年，国际泛欧联盟成立。奥托·冯·哈布斯堡信奉欧洲主义，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战争是旧大陆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结束这种下行趋势，欧洲各国就必须联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美的大学成为学习和研究欧洲过去与未来的中心，有许多欧洲人在这些大学的院系任职。美国大学热烈欢迎欧洲的科学家、学者、作家和政治家，这激励了许多人前往美国，他们有些人在美国永久定居。

不仅知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多数流亡美国的作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与美国的大学或多或少有合作。托马斯·曼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汉娜·阿伦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讲课，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在纽约大学授课。西班牙杰出的生物学家塞韦罗·奥乔亚与一所美国大学签订了合同， 在那里他的职业生涯得到充分发展，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从20世纪30年代起，几个欧洲国家的科学家不断向美国移民，他们都在美国取得了不凡的职业成就。

虽然没有政治原因迫使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学者决定去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那里的大学比在纳粹轰炸下艰难生存的英国大学更有吸引力。1940年，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离开英国，二战期间他在纽约各个学术中心讲学并与他们开展合作。

美国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一直与欧洲的大学保持稳固的关系，许多美国大学，特别是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最负盛名的超一流大学，从成立之初就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榜样，而且它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20世纪中叶起，美国的大学开始超越欧洲的大学，成为吸纳英才的中心。北美最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财力更加雄厚，竞争力越来越强，它们打破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政治、宗教、种族偏见，海纳百川，对所有人才开放。美国很知道如何利用时机。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界的欧洲名人选择移民到美国，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以及开展研究、发展知识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中许多人在美国如鱼得水，决定留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

欧洲流亡的人才被美国吸引，加快了西方的科学和知识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占据了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大学。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取得了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尽管他们往往是后来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欧洲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314个美国人中，有94人出生在欧洲，其中还有许多人是第一代美国人，他们的父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不仅美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受益于来自欧洲的知识分子，美国文化总体上也因来自欧洲的流亡者而受益匪浅。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欧洲极权主义和政治迫害引发的欧洲人才流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当时，虽然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迫害已经结束，但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开展科学竞赛，而且欧洲人才外流已经让它们失去了大量人才。一方面是战后欧洲实力匮乏，无法吸引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是美国继续敞开大门，向欧洲移民提供他们在原籍国缺乏的一切，包括经济激励和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结果，美国成为有才华和抱负的人最青睐的目的地，美国社会各界都因此获益颇丰。

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领先是实现世界霸权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欧洲统治世界的时代，欧洲国家一直拥有这些优势，但最终在20世纪失去了这种优势，世界霸权地位让给了美国。对旧大陆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和欧洲劳工为美国变成经济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样，欧洲人才流向美国，使美国登上了科学和技术的顶峰，为美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 世纪后来被称为“美国世纪”。

20世纪欧洲的宗教和种族迫害导致了移民潮，这削弱了欧洲的力量，最终成为其衰落的标志。对犹太人的迫害引发了犹太复国运动，几个欧洲国家因此流失了金融、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除了犹太人外流之后留下的真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也使欧洲文化的许多成就受到质疑。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发生在这个诞生人权理念的大陆上，这是这个先进社会开始退化的一种迹象。

至于由政治原因导致的移民潮，有几个国家将承受知识分子外流的后果——欧洲人才的流亡，给这些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文化真空，给这个民主的摇篮和启蒙运动的诞生地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本文整理自《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8

原标题：《离乡去国，远走他方：迁徙与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