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女导演，我是女性，我是导演

原创 山小一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十九世纪末是电影艺术与女性主义思潮共同的起点。此后的一百余年间，二者交汇逐渐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女性电影人的独特声音。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事件发生之时，北美以好莱坞为首的电影艺术行业内的性别平权运动正方兴未艾，主要为美国电影业输送创作人才的纽约大学Tisch电影学院，从2002年起就办有致力于为行业输送更多女性创作者和从业者的Fushion Film Festival等学生电影节。性别平权始终是好莱坞这样的电影行业里不可小觑的症结。

虽然好莱坞这几年不断对外表现愿意重视这一问题，但只有身处在行业内部的金字塔尖才能感觉到性别平权的路漫漫，权力倾泻的冰山完全不存在片刻消融的可能。

这里就几组数据可以看出不平等的深入——

在当前好莱坞，81%的委员会成员是男性；96%的电影导演是男性；98%的电影作曲者是男性。

不止在好莱坞，以戛纳电影节为例——

今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单元收到投递的剧情片一共2067部，其中有909部处女作，而这之中女性导演作品比率只占到28.4%，而男性导演作品比率则有71.6%。这尚且是在性别平权抗议已经在戛纳发生过以后的景象。

据外媒在2017年戛纳电影节的报道上介绍，在戛纳电影节71年的历史上，有大约1500余部参赛片来自于男性导演，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的参赛片却只有82部。而历年以来的金棕榈得主中，只有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凭借《钢琴课》（The Piano）夺得了1993年的金棕榈。

简·坎皮恩（Jane Campion）《钢琴课》（The Piano）电影海报

也许会有人说，戛纳电影节不算糟糕，它也“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导演，比如简·坎皮恩（Jane Campion）、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河濑直美（Naomi Kawase）、安德里亚·阿诺德（Andrea Arnold）、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和麦温·勒·贝斯柯（Maiwenn Le Besco），她们都不是戛纳素人，多数是在戛纳一片成名的。话虽如此，如果把这些名字放到庞大的戛纳男导演群体里去比较，我想大家都能看出她们是如何单薄了。

河濑直美（Naomi Kawase）麦温·勒·贝斯柯（Maiwenn Le Besco）

看一组近五年戛纳电影节提供的女性导演作品入选官方单元并展映数据——

2019年有14部

2018年有11部

2017年有12部

2016年有9部

2015年有6部

在2019年的戛纳电影节发布会上，戛纳掌门人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emaux）就曾被问到有关女性导演占比的问题，老道如他坚持一贯的说法，称这不是戛纳电影节单方面可以改变的大问题。电影节作为电影工业的下游，某种程度上只能反映工业上游从创作端就呈现出的不平等。戛纳电影节只能算果不能算因。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行业进步人士认为正应该利用戛纳电影节在电影工业的影响力和优势来倒促成电影行业全球范围内的性别革命。

更早一点，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盛典上，就有由女性电影工作者做出的抗议活动，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与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导演连同8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在参赛影片《太阳之女》（Girls of the Sun）的首映礼之前做出抗议演说，要求戛纳乃至全球影坛，进一步重视性别平等问题。

第71届戛纳电影节红毯现场

5050x2020 Gender parity protest

两天后，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emaux）代表戛纳电影节签署了“5050 x 2020”协议，对性别平等议题作出承诺，同意增加选片环节的透明度，公布选片人的性别比例，而且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名电影，也要对其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性别比例做好数据收集工作。

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emaux）

这份“5050 x 2020”协议是什么？

简单说“5050 x 2020”是由瑞典电影学会（Swedish Film Institute）在2016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发起的电影行业支持性别平等运动的一个标签，可以看作是美国好莱坞的“是时候了”（Time's Up）运动的延展。

“5050 x 2020”协议希望各大电影节在2020年前完成行业内更好的性别代表和选择透明度等问题。签署了这项承诺的电影节需要做到：

1. 编制所有申请参与竞赛的电影导演的性别和种族统计数据，如适用，还应编制电影登记过程中提及的所有演员和剧组成员。

2. 公布所有组委会成员和策划人以及所有策划顾问的性别和种族。

3. 公布执行董事会和/或董事会的性别和种族，并承诺制定时间表，在这些机构中实现性别平等。

5050x2020 承诺书签署现场

目前，“5050 x 2020”协议波幅主要在欧美电影节，包括戛纳、柏林、威尼斯、洛迦诺在内的多个国际A类电影节签署了“5050 x 2020”协议。

除此以外，国际著名的经纪公司CAA承诺在2020年之前完成其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性别平等；ICM和UTA的高层也加入此协议，允诺在2020年之前完成公司内部的性别平等；美国知名媒体Vice承诺在2020年之前完成公司各阶层50/50男女比例；而瑞典的哥德堡电影节成为了首个完成50/50性别比例平等的A类电影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参赛片里出现了四部女导演作品，分别是玛缇·迪欧普的《大西洋》（Atlantique）、瑟琳·席安玛的《燃烧的女孩的肖像画》（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茹斯汀·特里叶的《西比尔》（Sibyl）以及杰茜卡·豪丝娜的《小小乔》（Little Joe），成为戛纳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燃烧的女孩的肖像画》、《小小乔》电影海报

据报道，去年戛纳选片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已做到了八人中有四位是女性，这也是戛纳有史以来的一次。当然，对比去年二月柏林电影节上17部参赛片有7部来自女导演的比例，戛纳电影节仍有相当距离。

虽然“5050x2020”运动稍有进步，但也有许多行业内部人士包括媒体影评人对这项运动提出异议，希望加入该协议并不代表电影节要硬性做到参赛片导演性别上的男女各一半，因为这会影响作品选择的质量，从而影响电影节的公正性和专业性。

对于这样的观点，戛纳电影节总监福茂或也心有戚戚焉。曾经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就引用了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导演的话来佐证自己的一贯论点：“阿涅斯以前常对我说，‘我不是什么女导演，我是女性，我是导演’，应该是这样才对。还有，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一部电影的导演是女性就选它。选它，是因为它本身配得上这个荣誉。”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

无论怎么说，用性别来框定艺术判断容易有“为平等而平等之嫌”，对整个行业与艺术发展来说绝非好事。不过，在此之余思考长期以来的艺术评判标准，美的标准是否也受到性别平等下的权力影响也是必要的。冰山的形成不是一天，结构性的问题也需要归还到结构上去思考。

在“5050x2020”的官方网站里有一段很好的标语：“制度表现价值。但是人们拥有让制度更好的权利。”

执导了美剧《我爱迪克》和《透明家族》的女导演乔伊·索罗韦（Jill Soloway）是这样说的：“发起‘5050x2020’是我们受到赋予艺术家更多权力和挑战现状这两个想法的鼓舞。在好莱坞，是我们创造了一种文化，告诉世界如何感受自己。如今（女性的）他者化是创造性力量被掌握在男人和白人手中的结果，电影是一台移情机器，通过向更广泛的声音提供权力和主人翁意识。我们将集中新的声音，激发新的力量，并改变世界。”

乔伊·索罗韦（Jill Soloway）

而作为中国唯一官方女性电影节的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一直以来努力的，正是和“5050X2020”相同的方向——让女性创作者、女性艺术家们的声音被听到。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弥补了中国在女性电影节发展史上100多年来的缺席局面，同时，更是亚洲规格最高、参与人数最多、唯一具有电影市场的女性电影节；她不同于其他规模庞大的国际A类电影节更多只专注于电影行业内的资源流通与交流合作，山一非常注重通过电影媒介就“女性议题”与社会各阶层公众的互动交流。女性电影节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传递女性的声音和女性的视角，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平等。

2020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海报

女性电影总在打破某种约定俗成的定义，以一种温柔却有力的姿态尝试着讲出那些被掩藏过的故事。当我们的眼睛见到更多的风景，我们的耳朵听到更多的声音，一次次的“冒犯” 就会化为无数的可能性，埋下一颗颗孕育理解与包容的火种。

道阻且远，但WOMEN POWER，总会有机会冲破桎梏，被世界看见。

原标题：《专题 ｜ 我不是女导演，我是女性，我是导演》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