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题｜写在《刺死霸凌者》外：霸凌没有消失，真相归于沉默

【编者按】

《离题》是澎湃人物新开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离题”，是写在报道之外，也是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一篇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一些沉思。

第一篇手记来自《刺死霸凌者》的作者张小莲。这篇报道在上周刊出，引发了关于校园霸凌问题的巨大讨论。

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讲一个长期被霸凌的少女最后也沦为霸凌者的故事。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一个弱小的善在绝望中溃于强大的恶的故事。当然，长大后的女孩醒悟过来，真正能庇护自己的并不是恶，而是强大。

成为记者后，我一直希望能针对校园霸凌做点什么，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

今年6月初，我偶然看到林丽鸿律师的微博，查阅去年的报道后，觉得这个案子仍有讨论的空间，值得再做。

刚开始，我的想法并不聚集于案件本身，更希望去关注这场校园霸凌背后的那些少年，以及被“一死一伤”的结果影响的两个家庭。

但实际操作起来比预想的困难得多。

【一】

7月中旬，在一个阴沉的傍晚，我从瓮安县城打车去死者李小东老家。山路颠簸，晃得我头晕，约40分钟后，司机告诉我到了。下车后，我发现这里两面环山，中间一片田野耕地，村屋聚散其间，总之，一眼望去便知不是富饶之地。

要是运气好顺利找到李家，或许能等到李父下班回来，见了面总能说上两句。可惜我问的第一个村民正好是李小东的伯母，去年记者到访时也是她接待的。

李小东老家。

李小东老家门上贴着瓮安县公安局送的对联。

一听李父的名字，她立刻机警起来，把我带到她家，问我是不是陈家派来的，是不是想把赔偿金要回来。我说不是，我只是想来了解李家这几年的生活状况。她不以为然，说去年的记者也是这么讲的。

站在媒体的角度，当然希望两家能放下仇恨、好好生活，但事实上舆论的不平衡只会适得其反。失去独子的李家是不被理解和同情的那一方，接受采访对他们并无益处，只会徒增伤心和压力，甚至仇恨。

可是作为记者，我又必须努力让报道尽可能平衡。

所以在伯母向李小东父母报信后，我恳求她让我跟他们说几句话。李父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等陈泗瀚出来要杀了他，我急忙规劝，“但这不是会害了您自己和家人吗？”他不理会，又强调了两遍，我一时语塞，愣了几秒，电话随即被挂断。

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气话，但还是让我有点惊怕，心里隐隐自责，是不是我的到来激怒了他。

我想知道伯母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她说她不清楚，我把判决书认定的案件经过念给她听，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说了句，其实双方都是受害者。她立刻大声反驳：“他家还有条命在！”

其间，李父李母轮番给伯母打了几通电话，究竟是在询问我的底细，还是传递某种指示，我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们此刻的心情大概是不安的。是我打破了他们的平静，如果他们已从某处获得平静的话。

这平静，可能来自女儿的争气和孝顺，听伯母说，李小东姐姐正在念大学。可能是生活压力的减小，30多万的赔偿，足以在县城买一套房。也可能是抖音上的宣泄表达，李母上传了700多个作品，内容多为歌曲和风景，偶有搞笑视频，但只有在少数的共同出镜自拍里，两人才会罕见地露出笑容，看得出来，他们夫妻感情不错。

在伯母的指引下，我找到了李家。那是一栋陈陋的瓦砖房，门前停着一辆似乎很久没骑的摩托车，还有一只土狗向我吠叫，这引起了邻居的注意。邻居端着碗吃饭，告诉我，李父在茶园打工，还没回来。

此时，李小东的奶奶闻声也端着碗饭从屋里走出来，邻居及时地收了声。我上前问奶奶，她用三个字回答我所有问题：“不知道。”不久便回了屋，门窗紧闭。再一看，邻居也早已进屋关了门。

我又回到伯母家，跟她闲聊起来，她问我能不能报道下她家的困难，她丈夫四年前出车祸后得了癫痫，小儿子的手也有点残疾，她自己有哮喘风湿，家里每个月拿700元低保，“米不够吃”。

去年李父曾对谷雨表示，家里没有一个坏人，他也从没听过儿子和人打架的事，自己平时对儿子“严加管教”，有次甚至把一根棍子打断了。

教育孩子对这个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来说，也许有观念上的误区，或者想不到更优解的无奈，只能采取这种他自己也多半经历过的粗暴方式。这是否影响了李小东的性格和处事，父亲对他的了解又有多少，仍是一个疑问。

但我几乎可以确定，事发当天陈泗瀚被群殴两次后继续面临威胁时，仍不敢告诉家长和老师的心理，多少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二】

陈善坤原来在开阳县打工，半个月回来一次，陈泗瀚从小被妈妈和外婆带大。

小时候，李荣惠会在下午上班前把他从幼儿园接出来，放在外婆家，下了班又去外婆家把他接回来。陈泗翰去瓮安读书前，从没离开过她一天，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妈妈眼皮底下。

小时候的陈泗翰。

小学有一次，陈泗瀚放学后去同学家玩，忘了时间，李荣惠急得到处找，后来天快黑了他才回家，一进门看到她，就自觉跪下认错了。

李荣惠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儿子的养育上。从陈泗翰开始写作文起，老师有什么教科书，她都有一份。但面对初中知识，她就无能为力了，检查作业也不知对错，只能坐在一旁，看他的字写得整不整齐。

陈泗翰的奖状。

初一陈泗瀚在福泉读了半年，期末考了489分，班级第一。李荣惠很惊讶，觉得这个班整体学习不太好，于是决定把他送去瓮安读书。二伯和二伯母的文化高一些，而且表哥表姐也在那儿，学习上可以互相照应。

几乎每个周末，李荣惠都会去瓮安看他，并且每周跟老师通两个电话，了解他的在校情况。出事前两天，班主任告诉她，陈泗瀚今天迟到了两分钟，她马上打电话问，说是睡过头了。

事发当天，陈泗瀚也起晚了，他怕迟到，没吃早餐直奔学校，上完早自习再去食堂，然后遇到了李小东。

第三次讯问时，警察问他为什么不告诉父母或伯父伯母等人，他回答说：“我不敢跟他们讲，怕伯伯说我在学校打架。”

他向我解释了另一个想法：父母离得太远，就算告诉他们也不能解决什么，只会让他们担心。他被伤后还让表姐不要跟家里说，只是没想到自己伤得那么严重。

李荣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是在小学四年级时陈泗瀚的同桌戳到了他的眼睛，“天啊吓死人了！”陈泗瀚还在为同学说话，叫她别找对方家长，怕家长会打同学。

在林律师眼里，陈泗瀚是她见过最有礼貌的当事人，第一次见面就给她鞠了一躬。而他表达的第一个诉求，就是希望不要连累到班主任，也不要追究学校的责任。

孩子从小到大的听话懂事，让陈善坤夫妇更加意难平，怎么也想不通。

“假如换过来，我家孩子被他家杀死了，我们该怎么办？谁为我们做主？如果陈泗瀚当时找了个巷子去躲，耽误了那20分钟的抢救时间，我们去哪里找孩子？”

但是没有假如。眼前的事实就是对方死了，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他们可以去质问金威的家长，却不能去苛责李家的过错。

大约2014年年底，听说李小东父亲生病了，李荣惠和姐姐拎着水果去看他，他始终冷着一张脸，不说话。等他打完吊针，李荣惠把水果放在摩托车上，他说不要，把水果挂在树枝上，骑车走了。

2015年清明节，陈善坤夫妇带着两朵花去了公墓，挨个找了半天，才找到李小东的墓。李荣惠一边烧纸，一边恳求逝者托梦，让他爸妈放陈泗瀚一条生路。

除此之外，这对伤心无措的父母，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

儿子刚入狱那两年，陈善坤头痛得厉害，他曾灰心地对儿子说：“我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一定要撑住，爸爸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近似于交代后事了。此后每回写信，每次见面，儿子都要问他的状况。

李荣惠后来去学了太极，静心之余，也想把身体锻炼好，别像丈夫一样病倒了。她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

有段时间她不敢跟丈夫说话，怕他忍到极点，一触雷就爆发了。丈夫曾对此不满，怪她不跟他交心。其实她也很难受，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已无力承担另一份同样的痛苦了。

我和他们见面的第一天，采访到将近11点。李荣惠送我回酒店的路上，又跟我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我当时已经很疲惫，止不住地打哈欠，但始终没有打断她。我知道，她心里憋屈了太久，太需要倾诉了。

【三】

由于篇幅有限，我在报道中只写了陈泗翰早期在狱中的消沉。实际上他的坚韧超出一般人。他并没有被命运打倒。

家人的爱与陪伴，同学老师的不离不弃，狱警们的帮助和鼓励，使他没有在复杂的狱中小社会里走偏，没有自暴自弃，没有阴郁愤懑，反而自省自克，常怀感恩，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他身上有一颗纯真的少年之心。

出于某种原因，他不太愿意讲里面的生活，总是说“算了没事的”“坐牢本来就是要吃苦的”，一句话带过。但聊起以前协助干部管理新犯的事，他突然变得健谈起来。

“他们说我可能是史上最文明的一个‘帮助’。”“好多人都特别喜欢我，都说想调来我这个组让我管他。”“我组一直是管区的第一名，干什么都是第一名。”

这样一来，刑法上几乎所有的罪名他都接触过了。他最厌恶的是那些贩毒、强奸、强迫卖淫这类罪名的犯人，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都比较“龌龊、肮脏”。他管理时虽然会一视同仁，但心底还是排斥，并且会避免他们和其他人过多接触，担心那些年纪小的弟弟被带坏。他管过的组从来没出过事，指导员说他“八字大，压得住”。

慢慢地，他从一个内向沉默的新犯，变成别人眼中“口才很好”的模范。

在一篇未管所的内刊文章上，他写了一位喜欢搞笑、满脸胡渣的狱警陈老师。进所当天，陈老师拿着他的判决书看了很久，并劝慰他脚踏实地，把刑期坐短。之后一年多，陈老师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陈老师调离岗位的那天，他一边在车间劳动，一边哭。他始终记得陈老师对他说的话：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要把刑期变成学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慢慢来。

陈泗翰做到了。他不仅考取了大专文凭（在未管所能考上大专的，100人里不超过10个），还学会了弹吉他、吹萨克斯，组过乐队在台上演出。

我听他完整地弹过几首曲子，惊讶于这仅是自学两年多的结果。

陈泗翰在弹吉他。

他说他一开始不懂乐理，不会看谱，也没条件看视频，就是每天拿本教材反反复复地看，一点一点地练，“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嘛。”他腼腆地笑了下。作为一个同样自学过吉他的人，我知道这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每天只有晚上一两小时的自由时间，有时更少。这点时间是他每日的期待，为了不浪费一分钟，他白天在车间时就会想清楚，晚上回去要看哪一本书，弹多久的吉他，用多长时间洗漱，安排得很细致。

他的近视在狱中加重了许多。夜里值班时，舍友都已入睡，他就借着昏暗的灯光，把书拿出来看，或者写东西。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经历的书，希望对社会有所启示。也尝试自己写了一些歌，其中有写给父母的，但还没给他们听过。

出狱前，他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撕掉了。我问他不觉得可惜吗，他说他想追求更好的，出来后可以通过学习写得更好。

其实不完全如此。在里面陪伴他两三年、安慰他无数孤独时刻的吉他，他也没有带出来。我想，他大概还是想忘掉“不堪回首”的过去。现在的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平静地消化这一切。

出狱前，他跟母亲说，想安安静静地出来，不要跟任何人说。但消息还是在亲戚中传了个遍。出狱当天下午，众亲戚在瓮安老家为他接风洗尘，祭拜祖宗，放烟花火炮，每个人脸上都是欢喜的笑容。

出狱当天，陈泗翰在老家祭拜祖宗。

陈泗翰和80岁的外婆紧握着手。

作为主角的他却开心不起来，总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在角落里沉默，被人问起，他说话的声音也很小，语速缓慢。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内心很纠结，觉得“没什么好庆祝的”。

去年林律师提出假释申请后，他开始考虑出狱后的打算。曾想过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对父亲说：“爸爸，高中的知识值得我们学习。”陈善坤为孩子的天真感到心痛，却不忍戳破。

陈泗翰写给父母的新年贺卡中提到，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游戏设计师。

陈泗翰不怕吃苦。他在里面就想过，如果每天拿出10-12个小时来做一件事，一年内肯定能达到一个质的飞跃。这是他从“一万小时定律”中获得的信心，也给了他自立谋生的勇气。“坚持住，哪怕痛一点，辛苦一点。”

他大专学的法律，林律师早就提出，等他出来可以去北京当她助理。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林律师只是出于好心，“路还是要自己走，别人帮你是情分，自己做好才是本分。”

但林律师告诉我，她很看好陈泗翰，如果他真的想做律师，他一定会是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之一。“因为他太了解一个蒙冤的人会遭受什么，他要去改变什么，他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我觉得就凭他这股劲儿，他可以打赢很多人。”

今年春节前，陈泗翰写给林律师的信。

【四】

报道出来后，有些网友说，此案之所以没被判为正当防卫，是因为当时国内正当防卫的判例太少，概念不清晰，不能拿现在的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案子。

实则不然。我看过卷宗后，认为此案关键事实不清，有重查再审的必要。如果陈泗翰所言是真，那么即便在当年，也不应以“故意伤害”去定性陈泗翰的行为。

本案主要有几个争议点：第一，约架还是被迫？

一审判决认定，下午放学后，陈泗翰是被李小东和金威强行拉到虎鹰扎啤店的。

判决书上，只有金威和何冬华的证词提到，陈泗翰曾同意和对方打架。

其中，何冬华的第一次笔录描述：中午放学后，对方又找到陈泗翰，问他服气不，陈泗翰说他哥下午来，下午再解决。第二次笔录就变成，陈泗翰主动提出单挑。

金威在第一次笔录时撒谎称没参与打架，跟李小东“关系一般”（据了解，金威和阿龙都喊李小东叫“东东”），试图撇清自己的责任。

而陈泗翰同学张某的证词称，当天陈泗翰被打了两次后曾向他求助，避免再被打。“你认识金威，你给我拉一下他，叫他不要打我。”

张某同时表示，下午放学后陈泗翰是被迫跟金威等人走的，“金威就用手把在陈泗翰的肩膀上，像拉起陈泗翰出去一样的到了校门口。”陈泗翰的班长林某也曾对新京报表示，陈泗翰一直很被动。

陈泗翰笔录。

下午放学后，在双方亮刀之前，陈泗翰至少被打了三次，并多次收到对方的死亡威胁。

同学吴某证实，李小东曾说“我等你家哥到五点半，如果五点半不来，你就等到死”。陈泗翰没有回答他，他在打电话。

何冬华对之后的描述是：对方等到五点半，陈泗翰的表哥没来，李小东开始打陈泗翰，陈泗翰反抗，对方四五个人一起打。他和其他同学跑过去拉开，让他们不要打。对方不听，把陈泗翰拉到巷道里，李小东又踢了陈泗翰的腹部，他们又去拉开。然后陈泗翰在电话里说他被人打了。李小东又踢了陈泗翰一脚，他们想去拉，但对方的人把他们拉走了。

再之后，便是陈泗翰三次供述都提到的那句阿龙对李小东说的话：“你不把他杀到，不要来见我。”

林律师认为，根据各方证词，一审法院将霸凌者仗势欺人的行为认定为“邀约”，十分牵强。所谓叫表哥来打架的说法也缺乏说服力，当时陈泗翰除了给表哥打电话，还给高二的表姐打了7分钟电话。

李荣惠称，蒋宏兄妹都是温柔文静的人，一个外表文弱，一个说话都会脸红，怎么可能去打架？如今蒋莉在内蒙古上大学，蒋宏已经毕业当了老师。

李荣惠觉得约架的说法很荒谬，“如果说他答应和他们打架，他中午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准备刀，对吧？”

第二，要刀与递刀。

5月7日，贺翔第一次做笔录时，警方问他的书包为何遗落在案发现场，他说不知道，然后讲述了一个找包的故事，并称没有看完整个杀的过程。第二次接受警方问询时，他承认第一次笔录讲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怕和陈泗翰扯上关系”。

5月14日，第二次笔录，贺翔承认他拿刀给陈泗翰，原因是陈问他要刀。据他描述，陈泗翰被拉入花竹园C区前，在巷子入口处（即森马服装店旁）先问了何冬华有没有刀，何冬华说没有，又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有，但没有给陈泗翰。当陈泗翰被拉到巷道中间时，拍了拍他的腹部，暗示他拿刀，于是他把刀摸出来递到陈泗翰的左手上。

如今的花竹园C区巷道，案发当时无门。

贺翔表示，事发之前他并不认识陈泗翰和李小东，只是因为他和何冬华要好，而何冬华和陈泗翰是同学，所以他才帮陈泗翰。

陈泗翰第一次供述也称，不认识拿刀给他的那个人，但“看到人能认出来”。第二次供述却有了如下对话：

问：第一次讯问时，你是不是讲的实话？

答：有些没讲实话。

问：哪些没讲实话？

答：就是谁拿的刀给我和李小东被杀的第一刀不是实话。

陈泗翰在指认贺翔递给他的刀。从他的表情和蜷缩的身体可看出，他当时很害怕。受访者供图

警方问贺翔第一次询问为什么不讲拿刀的事，他回答：“这件事出了之后，何冬华就给我讲刀是我拿给陈泗翰的，有点严重的，我又想到当时只有我和何冬华知道，我们不讲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没有讲实话。”

在陈泗翰被逮捕后的6月12日，第三次笔录，贺翔的证词又有所改变，语言风格也和之前不太一样。他称，在森马店旁边，我和陈泗翰擦肩而过，陈泗翰轻声地对我说“有刀没得”，并用手敲了下我右边的衣服袋子，我说“没得”。后来李小东抓住陈泗翰的衣领往巷道里面拉，我跟在后面，想到陈泗翰可能知道我有刀了，所以才把刀拿给他。

何冬华于5月1日和8日做的前两次笔录，都没有提到陈泗翰问他要刀的事。

6月12日，何冬华在班主任的陪同下（前两次都是何母在场）做了第三次笔录，单独补充了陈泗翰问他要刀的事。

在警方询问之下，何冬华称下午放学后陈泗翰以防身之由问他要过两次刀，一次是在楼梯间，一次是在校门口，但他没有拿刀给陈。

之后警方还问到，在森马店门口陈泗翰是否问他要刀，他说没有。这一点与贺翔第二次的证词互相矛盾。

关于要刀的指控，陈泗翰自始至终都是否认的，在庭上也反驳了贺翔的证词。而何冬华的证词，他是拿到判决书后才发现有要刀的细节，这一点让他纠结至今，无法释怀。

第三，关于第一刀。

陈泗翰对此的供述我不再赘述了，只补充报道中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杀李小东第二刀之前，已经被对方杀了两刀，除了造成危重血气胸的左背部那刀，他的左臂也中了一刀，证人证词和伤情鉴定都有，但判决书却未提及。

同学付某和曾某的证言都提到，最先看到李小东先把刀拿出来杀陈泗翰。

林律师认为，第一刀不是陈泗翰主动刺的，而是李小东跳起来（双方近20厘米身高差）殴打陈泗翰时，陈泗翰在推挡过程中意外刺到的。在推挡过程中，不排除是李小东的刀刺伤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陈泗翰惯用的是右手，而第一刀发生时他是左手拿刀、右手打电话。今年6月，贵州省检问李荣惠，陈泗翰是不是左撇子，同样的问题又问了陈泗翰本人。“如果说我真的想杀他的话，为什么我不用右手？”

【五】

虽然父母对申诉的决心很坚定，陈泗翰却很纠结。

除了某些外部的压力，他也希望父母不要再为他奔波，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平静地度过余生。他担心申诉不成功，反倒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影响到他和家人未来的生活。这些天案子上了热搜，他更加惶惑不安了。有一天陈善坤看到，他时不时捶墙，捶得很响。

“其实如让我一个人背负，我也愿意，但是有太多的人和我一起承受。家人，朋友，还有老师，因为我的事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影响。”陈泗翰告诉我，当时很多录了口供的同学都被学校记了过，为此他特别自责。

四中学生为陈泗翰写的请愿书。受访者供图

去年，一个接受过媒体采访的同学告诉李荣惠，家里被当地政府谈话了。

在瓮安时，我联系过他的班主任，她一听我是记者就挂了电话，之后我给她发了几条短信，提到陈泗翰因不想连累她而让父母放弃起诉学校的事，仍没有得到回应。

我又联系了陈泗翰最好的男同学和一个学法律专业的女同学，都婉拒了我的采访，我问男同学有没有何冬华的联系方式，他说初中毕业后就没有联系了。

至于关键证人贺翔，早已无迹可寻。

当年未查清的真相，随着少年们的沉默和逃避，成了另一个隐秘的角落。

没判民事时，陈善坤心里“很受委屈”，曾去找过金威父亲，想问一个说法。对方不怎么搭理他，傲气地说：“你家自己去告，怎么告都行。”

而有打架前科的金威，作为这场致命霸凌的参与者和怂恿者，事后没有得到任何惩戒，后来去了当地最好的高中瓮安一中读书。

霸凌和暴力也没有消失。

7月中旬我重访瓮安四中，几名留校生告诉我，目前仍有学生在校外打架，要么两帮人对打，要么一帮人打一个。

附近一个干洗店老板告诉我，以前那些学生经常在花竹园小区里面打架，现在小区不能进出了，便改去其他没有监控的地方，甚至就在路边打，趁放学时人多混乱，打完就跑。一般都是一帮人打一个，“你一脚我一脚”，有时还会喊社会上的人出来。

“就在前天晚上，有一个男孩子在这里，一刀下去，肠子都捅出来了。”

瓮安四中新校门

（除陈泗瀚、李荣惠、陈善坤、林丽鸿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