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地方化︱第四次技术革命与本轮全球化的命运

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样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图为2011年10月5日，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民众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福利广场集会，抗议华尔街的贪婪。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当今世界正面临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英国脱欧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摩擦。这股浪潮不但显著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本轮全球化究竟是否会走向终结？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不同的回答将对国家的外交、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产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逆）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收益。

贸易、移民和境外直接投资（FDI）必然带来经济收益，否则它们不会跨境流动。除了贸易的买卖双方、移民本身和FDI的拥有者与使用者能够直接获得经济收益，全球化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或间接收益，比如没有直接从事进出口的消费者可以获得物廉价美的商品，FDI带来的就业机会可能使相关家庭的儿女/老人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等等。

直接经济收益显而易见，而间接收益则不一定被人们所感知（比如特朗普就选择性地忽略了间接收益）。一个个体是否支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获取和感知到的相关收益是否足够多，其中包括经济收益。总体经济收益的存在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全球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技术的推动。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如铁路的出现）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把首轮全球化推向了高潮，而以电力、电灯和电话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第二轮全球化。萌发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轮全球化，既与技术相关，也得益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比如，1940年代后期集装箱的标准化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再后来，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实现最优配置，进而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扩张。

毕竟，物品人员甚至资金的跨境流动是有成本的，只有流动的收益大于成本，全球化才可能实现。而相关技术的运用与改进不但为这些流动提供了可行性，而且降低了流动成本。举例来说，如果把物品销售到国外的成本（包括清关、运输和关税等）过高，相关贸易就不可能发生。

全球化的实现，其次需要政策。

一般意义上，收益的存在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就足够使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实现跨境流动，但现实中还有国界和边防（可以称之为门），对关着门的国家而言，再多的收益、再强大的技术，也无济于事。只有诸多国家打开国门，或者把门开得越来越大，才有全球化的发展。近四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在世界上“退群”，又不断关闭通向中国的门，这是逆全球化的最重要表现，也充分显示了政策左右全球化的关键作用。

关于逆全球化的误区

尽管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但还是有人认为全球化不可阻挡，主要依据便是经济收益的存在。该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经济收益只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一直存在，但人类经历全球化的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如上文所述，全球化得以实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既然政策作为充分条件之一，可以推动全球化（比如通过降税、放松检疫标准等），同样也可以阻遏全球化（比如通过立法限制甚至禁止贸易投资），即导致逆全球化。

其次，从根本上说，个人、群体、部门或地区的经济收益不一定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而政策是由国家制定并执行的。比如，在与中国经济来往中受益的美国商界精英在中美摩擦初期多半支持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特朗普政府并不赞成。

再次，还有经济收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全球化的收益只由部分人获得，并且损害了其他人的收益，自然就会遭遇逆流；当越来越多的选民，包括部分受益者，逐步意识到收益分配的不公平时，就会反对全球化。理论上讲，全球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当下全球化遭遇的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效率层面，是出在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层面，而且涉及收益在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分配。

最后，收益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现实中还有远比金钱更为重要的收益，比如安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包括个人层面的）、理念的认同、意识形态的包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绝对不能只考虑经济收益，战略、安全、政治收益同等甚至更为重要。

还有人认为特朗普是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但逆全球化浪潮在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危机前，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不断下降，非关税技术壁垒和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总量也处于较低水平，全球贸易增长率年均5%以上，同时全球FDI流量波动上升，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危机后，关税税率停止了下降趋势，并出现微弱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关税是放在桌面上的，要加征关税，那时难以逃脱世界贸易组织的惩罚。但非关税技术壁垒和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总量大幅上升了。

正是基于上述观察与分析，笔者从2008年开始思考逆全球化问题，2011年即著文指出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立无法避免，进而在2016年提出逆全球化难以阻挡，2018年提出全球化可能走向终结。 

中短期内的逆全球化浪潮 

抛开战略、政治、安全意义上的收益，即便仅仅考虑经济收益，也不是只要有钱赚，全球化就能继续或发展。

尽管全球化的经济收益存在，但如果分配不公，不是所谓的帕累托改善（即不损害任何一个人收益，同时提升至少一个人的境遇），而是希克斯改善（即有人收益受损），迟早会遭到反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历史性事件就是证明。（帕累托改善，以意大利经济学家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希克斯改善，以英国经济学家John R. Hicks的名字命名。——编注）

实际上，哪怕没有人受损，但只要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样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大量研究表明，是相对而非绝对贫富差距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反应，比如，一个月收入为5000元的个体在上海生活，大概率是不满意的，但如果生活在中小城市，估计不会因为收入而不开心。

而且，收益分配问题有多个维度。除了不同个体收益不同外，还有群体之间“分赃不均”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生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现有研究表明，资方分得的份额不断增加，而劳动人民分得的份额在减少。因为二者相加等于1，随着资方所占份额的增加，劳动人民分到的收益就越来越少。这是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那么全球化有没有带来贫富差距的上升呢？经济学界一个基本共识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家之间的不均等下降了，其中主要源自中国的追赶，拉近了与欧美的距离。但全球不均等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均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均等，后者不断恶化，而且对个体来说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与空间距离成反比。比如，中国的老百姓不太会关注与欧美人士的收入差距，但会切身感受与国人，尤其是同事邻居朋友的差距，包括这个差距的变化。当然，政府和战略家会关注国家间的差距，正是中国与美国差距的缩小，引发了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一系列遏制行动。

与贫富差距变化同步，商品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分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开始快速推进。全世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不均等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攀升的。自八十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开始急速恶化，进入21世纪后美国0.1%富人的财富占比逼近“20%关口”，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0%的财富，是平均家庭财富的40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上层40%的人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底层60%的人的感觉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其实，包括“雁阵模型”在内，很多经典理论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即全球化会使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于是，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有了全球化，资本家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这些都使拥有资本和科技的精英阶层获利，导致劳动者拥有的财富在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均发现，全球化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最难解决的是全球化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该问题即便没有被完全忽略，也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因为有不少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各国究竟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多少收益？按照什么原理和框架分配这些收益？相关国家是否接受估算和分配方案？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又如何估算、征收或分配？由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有还是新设机构）来进行相关的分配、监督与管理？

除了上述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上升）、精英阶层（政客、资本家等）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不均等的矛盾，全球化还面临中短期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当FDI流入到某个地区时，因为带来了就业和其他机会，短期内惠及众人，但短期收益可能被淡忘，随着外资企业的扩张，FDI公司可能挤占其他企业的市场和机会，从而造成总就业的减少。正是这四大矛盾，最终促使越来越多政府的政策从亲全球化转为逆全球化。

长期视角下的本轮全球化

上节对逆全球化的充分条件之一（收益分配恶化）进行了讨论，这里讨论更为根本、更为长期的第二个充分条件即第四次技术革命的作用。必须说明，这里的长期，可能是三十到五十年，甚至更长。在这段时间内，收益分配和逆全球化政策相互作用，使全球化在波动中走向衰落，但二者都没有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影响深远。关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无情地抛弃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据目前的估算，机器人可以替代50%的劳动力，但关键技术的突破，包括算法和计算能力的提高，很可能推高这个比例。当发达国家大量使用没有国籍的机器人进行生产、且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时，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必要性会大大减少。

第二，第四次技术革命将产生对投资的需求，有助于维持资本的价格。所以，资本不但在投入量上增加，其回报也不会减少，但劳动力投入不但减少，其工资也将受价格不断下降的机器人的碾压，不断导致劳动占比的萎缩（据分析，到2030年，保守估计，全球15%至30%的工人，或4亿至8亿人口会因技术革命而发生工作变动），最终冲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届时少数精英将享受统治国家或世界的权力，而普通老百姓就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满足。

第三，从消费角度看，第四次技术革命下的企业将向个体化需求、精细生产、及时供给等方面推进，这要求缩短供应产业链和交货时间，促使企业迁往接近消费者的地点。由于大量需求发生在发达国家，企业将逐步回归。当然，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工成本越高，越有动力和资本率先使用机器人。更为重要的是，机器人的使用在发达国家可能更为便宜，维修更为方便。

第四，以往的技术革命，尽管伴随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劳动占比基本不变”的卡尔多定理，工资的上升弥补了劳动力投入相对下降的影响。高低技能劳动力都是生产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全球化只是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造就了所谓的“雁阵模型”。但这次，技术革命使工资和就业同时减少，欠发达经济体不再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卡尔多定理，以英国经济学家Nicholas Kaldor的名字命名。——编注）

第五，像所有重大技术一样，机器人的使用在早期较慢，主要是因为其价格过高、质量（可靠性与功能）欠缺，就像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笔记本电脑一样，不但价格高，而且性能低，更糟糕的是常常发生死机等障碍，且容易受病毒侵袭。所以，很多人宁愿使用计算机中心，就像企业使用劳动力一样。但机器人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与劳动力不相上下的水平，性能包括稳定性也得到了改善。

结语：第四次技术革命将终结本轮全球化 

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经到来。低估技术革命的速度，就是低估全球化终结的速度和紧迫性。下述数据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工业机器人销售速度在2008年前后得到显著提升，其2017年的销量，在中国是2001的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欧美也呈上升趋势；传感器在2010年需要25万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由1990年的1.8万户迅速增至2019年末的16亿户以上，年均增长率在100%以上；中国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迅速增至2020年3月的9亿人以上，年均增长率近40%。

本文的结论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会终结本轮全球化，在难以猜测的某时点，机器人将取代大多数劳动力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社会精英将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转为对名誉和权力的追求。

在中期，雁阵模型和追赶理论将失效，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被拉大，非洲国家可能赶不上这趟技术革命的列车，就像中国没有赶上头两次技术革命的列车一样。

但在长期，世界大同的梦想可能成为现实，届时国家社会治理以及全球秩序将会永远被改变。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编号NSF 71833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