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课︱微观成都②：茶馆里的小社会

第一次到成都游玩时，因去看熊猫的路程颇为拥堵，四川友人便半路带我去了茶馆喝茶。紧接着几日，我的成都之旅成了泡茶馆的逍遥游。记忆中，无论是宽窄巷子、合江亭布置雅致的茶馆，还是公园里围起的喝茶院子，都座无虚席。到了成都去喝茶，就像是来到上海要喝一杯路边小店的咖啡，一座城市的味道就在那一口入喉之间。

人们泡茶馆除了休闲，在历史学家王笛看来，茶馆的大门也是进入成都微观世界的入口，踏入其中，你便能窥见这座城市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风云变幻。

在《微观成都》第二集中，王笛将为你讲一讲那些在老成都的茶馆里发生的故事。

插画&海报制作：陈鑫培  题字：孙鉴  策划：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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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人们喜欢将茶馆作为社交场所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关，人们去茶馆追求热闹的气氛。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只好到茶馆会客。而且，穷人也支付不起高档的娱乐，那么茶馆便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去处。一些茶客可以说上茶馆成了“瘾”，如果他们不去茶馆，就像丢了魂一样。

在成都，熟人在街上打招呼，他们总是说：“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馆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也的确反映了当地人在茶馆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成都的一家露天茶馆，顾客主要是学生和文人。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摄  资料来源：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42年，有人在《华西晚报》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某某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

由于他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或者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馆里，因为既方便又舒适，使得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馆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馆成为了人们聚会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会见朋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馆里商量定下的。

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一个大都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文人是茶馆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

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

有的地方文人喜欢到茶馆“摆诗条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游戏。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在上面放几张大纸，纸上画了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10文钱。

吴虞画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例如，著名文人吴虞把他写的诗印出来，贴在茶馆里供人欣赏，欣赏的人可以购买。在他1915年写的一则日记中，吴说他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当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他的诗。

文人一般有自己钟情的茶馆，吴虞经常到品香，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在茶馆卖所写的关于陈碧秀的诗。根据他的日记，他与朋友上午到品香去看陈碧秀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陈因为有吴虞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

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个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打牌。2015 年秋，王笛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的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茶客聚集在一起。百老汇和惠风茶园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这些茶馆成为了玩鸟人的聚会处。黎明时分，他们提着鸟笼来到茶馆，或者是互相交流心得，或者是做交易，或者是聆听屋檐下或树上挂着的各种鸟笼里的鸟的歌唱。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那里因此成为了有名的“雀市”。

《新新新闻》的一位记者在1936年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而且还买麻雀等鸟类，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

该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位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被用作斗鸟娱乐和赌博。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馆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从堂倌的服务态度来看，似乎顾客待得时间越长越好。位子不够了，加椅子便是。成都人就有这个怪脾气，清静的茶馆他们会怀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拥挤他们越要去，觉得这个茶馆一定是好茶馆。如果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不正说明茶馆合顾客之意么？

1941年，一位叫博行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的文章，在谈到茶馆的重要性时，便对茶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荒村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所以说，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茶馆，躺在竹椅上几个小时，读书，磕瓜子。虽然一碗茶的价格在不断地上涨，但比较其他东西，吃茶仍然是相对便宜的。

1949年，《成都晚报》的一篇文章说，“年头不对，在苦闷中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可恶的时代，如果想换得喘口气的机会，那我劝你上茶馆坐坐吧！躺在竹椅上，两手一摆，伸下懒腰，什么不如意的事，都会忘得一干二净，马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因此，茶馆实际上是一个避难所，人们可以在那里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因此，那些批评茶馆的人，可能很少能够站在普通茶客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喜欢茶馆的真正原因。

1946年，《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茶馆赞》的文章，以抒情散文的形式，热情洋溢地赞誉了茶馆的社交功能：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如果当你从工作坊出来，而感到有些微倦意的话，那么，我一定建议你不忙回家，到茶馆里去喝一会儿茶再说吧！首先，当你一跨进茶馆的大门，你便会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像是去拜访一处名胜似的，心胸颇觉得开阔起来，把一天的累，从身上、心上，像尘埃似的拂去了。

你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老的、少的，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喝着茶，谈着天。小贩们，堂倌们，算命的老头，擦皮鞋的小孩子……穿梭似的，川流不息似的，将整个茶馆织成了一幅花团锦簇的图案。

这时，你也许会碰到朋友，加入桌上谈话……阔别多年的友人，畅谈一通……。但是，如果疲倦了，或觉得无必要，找一个干净的角落闭眼喝茶。这时，会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敲着他的箱子，向你兜生意，你不妨伸出脚去，让他打扫一番。几分钟后，你的破皮鞋便会一改前观，很亮很亮了……

听吧！在另一边的桌上，又有几个人在那儿大谈生意经，他们说黄金又上涨了，他们这招棋下对了……电灯亮了，茶馆的人越来越多，茶馆也加倍热闹了，一些人开始散去，脸上闪动着愉快的光辉，像饱吮了露珠的花朵。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各种人物在那里休闲、会友、谈生意、下棋、讨论新闻。到了晚上，茶馆更为热闹，然后人们在满足的神情中离开茶馆，为一天的日常生活画上句号。

茶馆。《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摄于1941年成都龙泉驿  图片来源于网络

茶馆是一个休闲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每条街或附近的几条街都有一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人们去那里会友、取得信息、聊天、或者打发时间。

虽然喝茶不像饮酒会使人上瘾，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茶馆生活却能够使人成“瘾”，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诱惑，或形成了一种习惯。对许多人来说，去茶馆成了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哪怕一天。无论是精英人士，还是下层百姓，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

我们可以看到，茶馆可以包容贫富贵贱、三教九流。茶客包括许多有身份的人，如学者、官员、社会名流，也有学生、工人、苦力、农民。在茶馆里，无论是混时间、做交易、找工作、见朋友，等等，都花费不多。大多数成都的中等茶馆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这也是它们可以吸引各种背景的顾客之原因。

所以，成都人到茶馆喝茶，更多的是为了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可以是心理的，也可以是建立社会网络，也可以是为了得到信息。

虽然，茶馆是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是茶客们经常把那里视为摆脱工作和生活烦恼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当走出茶馆，他们似乎从喜欢的虚幻世界又回到了现实社会中，再次面临生活的艰辛。也可能正是不断地在这两种世界中转换，才使他们能够乐观地面对那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日常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