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一个国家，几种语言？

在一些人看，日本正在成为“多语言社会”。不过从人口数据看，截止2019年6月，在日外国人仅283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24%——凭这一比例，是否足以让日本成为“多语言社会”呢？

在明治时代，日本以欧洲民族国家为模板，推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政策，在国民教育中强制推行日语，任何其他语言都不能进入公共领域。

二战后，日本进入美国占领时期，随后经济高速增长，其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开始出现西化的趋势，许多店铺名称、企业广告使用外文，最普通的是西式酒吧用英文店名，法式餐厅用法文菜单。这些外文多属于“装饰性外语使用”，是为了显得“洋气”，其受众仍然是不懂外语的日本人。

进入平成时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日本语言环境悄然起变，行政服务外语粉墨登场。在机场和车站，外文地图和标志增加了，不但有英文的，还有韩文和中文；各大商场、游乐设施都有针对外国人的语言帮助；甚至各地市政厅也开始提供类似服务，以方便外国居民融入日本社会。

这一变化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全球化浪潮将不可避免地将日本卷入其中；此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随着人口的老化，日本社会对外来劳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加上临近国家，尤其是中国，到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多，也让日本认识到亚洲语言的重要性。简单说，日本人对外交往对象的变化，渐渐带来了日本语言景观的多元化。

谁怕“英语”

作为岛国，日本对外部世界既有强烈的向往，也怀着深刻的恐惧。其多语言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强大的阻力，甚至可以说是“进一步，退两步”。事实上，这里从来不缺乏文化保护主义的活水，在最核心的国民教育方面，日本始终贯彻国语教育。

迄今为止，唯一“触动”过日语地位的是英语。早在明治时代，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就曾要求日本“一切以西方为目标”，相应地，在语言政策上出现了“英语派”——除了将大量英文语汇作为“外来语”引入到现代日语中，他们还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通用语言。

为此，日本教育体系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英语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许多大学渐次开设了英文授课的专业、学科，乃至学院。这些学院或学科的毕业生，由于英文流利，更容易获得企业会社的青睐。比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平台乐天于2010年将工作语言定为英语，要求所有员工流利使用英语，即便对有些岗位而言全无必要。

事实上在日本，自明治时代起，英文就与“权力”“先进”、“精英”、“地位”等意象相关联，这种关联历经七年的美占时期、四十余年的冷战进一步强化了——不但在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英语派”的影响都很大，在他们看来，日本想要避免落伍和孤立，就必须与最强势的语言结盟。

不奇怪，“英语派”遭到了“国语派”的强势制衡。2008年，作家水村美苗出版《语言在英语时代的衰落》一书， 探讨日语在全球化的英语时代的困境。水村认为，全球化并未带来语言格局的多元化，反而造成了英语霸权，使得一切非英语的表达都被边缘化了。在这个无人幸免的全球化时代，水村呼吁“捍卫国语”，回归日语的阅读和写作。

《语言在英语时代的衰落》获得了保守派知识精英一致支持，他们始终担心把英语作为公用语，可能导致日语衰退，甚至让日本成为英语殖民地。而随着“国语”的式微，一同迷失的还有日本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目前，日本国内“英语派”和“国语派”的辩论仍在进行。在书店里，在英语学习书籍的旁边，也总会摆着“日本人论”一类的著作，强调日本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双方对日本的语言教育现状都感到不满，“国语派”认为年轻人正在失去体味日语之美的能力，“英语派”则对日本在全球英语水准排行榜上的糟糕排名感到担忧——2019年日本的排名为五十三，而中国则列第四十位。

“华文”的困境

对于英语霸权，日本还存在第三种观点，亦即打造“多语言日本”的观点。和“国语派”一样，“多语言派”对英语殖民主义怀有危机感，但他们并不拒斥全球化，也不认为全球化就等于美国化。随着外国劳工的进入，他们希望将劳工所使用语言都内化为日本社会的“多语言”，这既是对战前语言同化政策的反省——战前日本对新征服地区一直实行包括日语教育在内的完全同化政策，也是应对“英语时代”的一种方案——通过这种“英语相对化”，使日语获得某种庇护，以免被淹没。

在这种思路下，日本开始尝试“多语言社会”，提供多语言的公共服务。这些年，由于“观光立国”的政策，以及2020奥运会的筹划等等，日本的“多语言”想象与政策构想都有所推进。其中“多语言”，就包括中文。在今天的日本，中文触目可及，药妆店和餐厅提供中文服务，市政发行的防灾手册、母婴手册等等也有中文版本。

不过，就像前面说的，任何一种外来语言想在日本生根，绝非没有抵抗。与东南亚国家——比如多语言的新加坡——不同，日本的文化同化压力十分强大，没有霸权加持的外来文化，如果再没有强大的文化自觉，很容易就消磨掉了。

在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如何维持华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说，在内，“多语言社会”的思路这种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外，中国的强大也为华人华侨建构文化认同输送了动力。然而，从日本侨界现状看，情况却不乐观——“新华侨”移民的二代、三代用简单的华文来交流也成了问题，更不用说有什么华人文化认同了。

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华文教育上。本文“中文”、“华文”兼用，这两个词本来同义，但海外华侨华人中习惯把“中文”称作“华文”，这既是遵循传统，同时也可减少特定民族国家语言的色彩，减少彼此冲突的可能。

目前，全球有约6000万的华人华侨，其中多数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对他们来说，华文自非国语，甚至也不是第二语言，但作为华人，华文对他们构建自我认同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在日华人约96万，而全日制的“中华学校”仅有5所——大陆系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和台湾系的东京中华学校、横滨中华学院、大阪中华学校——大量华人子弟无法进入中华学校就读，而转向贯彻日语教育的公立学校。

中华学校普遍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虽然有不少日本籍学生，但它们拿不到日本政府分厘的投资，也无法指望任何形式的教育救济，教师们的待遇远不如公立学校里的教师。

日本是一个“塾”（即补习机构）盛行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华文补习机构出现，如“同源中文教室”，起初仅2名教师、30名学生，如今在东京、千叶、埼玉、神奈川等地都开了分校，学生逾千人。不但华人子弟入塾补习华文，一些日本人的孩子也开始悄悄学习中文。

但和中华学校一样，华文补习机构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相应带来师资方面的困难——由于机构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福利和待遇，华文教师一旦取得办学、教学经验，往往自立门户，造成师资流失。加上教学场地有限，这些机构进一步体系化、正规化的空间都不大。

那么，为什么不提高学费呢？目前，华文补习机构的收费普遍低于其他补习机构，如我接触的一家机构，每月授课4次，仅收5500日元（约人民币350元），但据说提高费用的空间已经不大——对华人家庭而言，在给孩子补英语、补数学，学钢琴、学游泳、学舞蹈等等之后，他们能够为华文补习投入的费用已经十分有限。

华文教育在不同国家面临的困难是不同的。在东南亚国家，压力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在日本，压力则来自强势的文化——在日文、英文及各种“塾”的夹击下，华文的处境尴尬，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华文教育的优先度远远不如其他学科。

“多语言社会”的倡导者河原俊昭认为，日本最需要的语言政策是“追求各语言间平等的政策”。在日华人华侨颇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即把华文从一门外语内化为日本的少数族群语言之一，这样一来，华人就可以用法律来保障华文的使用权和教育权了。

当然，推动日本语言政策从战前的“同化”向“多语共存”发展，还有许多政策课题需要解决，而将华文内化入日本社会中，不论对日本社会还是对华人社会来说，也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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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