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难民署驻华代表：疫情让难民更脆弱，但他们没坐享其成

“在新冠疫情时期，所有事情都停下来了，但是只有一件事没有停，就是战争和武装冲突。”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西旺卡•达纳帕拉（Sivanka Dhanapala）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道，“这意味着难民仍在迁徙，我们的工作也从未停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世界运转的常态，也将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推向了危机边缘。疫情的连锁效应比病毒本身更具破坏性，全球近8000多万流离失所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重的贫困、粮食不安全和教育不公。

9月22日，第75届联大主席博兹克尔在主持一般性辩论开幕致辞时指出，在新冠疫情之下，最脆弱的人遭受的苦难最大，难民和移民本来就不稳定的状况越来越严峻。他表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保护这些已经脆弱的人民免于落入进一步的困境，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

9月9日，欧洲最大难民营——由希腊政府管理的位于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接待和身份查验中心（以下简称“莫里亚中心”）发生大火，营地设施几近夷为平地，约1.3万名难民和移民无家可归。疫情时期的这桩惨剧让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画面重回大众视野：五年过去了，难民的生存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接收难民的前线国家仍在苦苦挣扎，欧洲的分裂和难民政策的失败也暴露无遗。

西旺卡•达纳帕拉 谢飞 图

今年7月，德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将欧盟难民政策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9月23日，欧盟提出一项新的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草案，希望“以崭新的开始”建立起一种高效而公平的庇护制度，以免希腊难民营的惨剧再次发生。达纳帕拉期待这一改变能让欧洲国家恢复团结，推动欧洲内部难民问题的解决，也希望欧盟能为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被遗忘的欧洲难民危机

2015年，从土耳其偷渡前往欧洲的三岁叙利亚男孩小艾兰陈尸地中海岸的场景登上全球媒体头条，欧洲难民危机成为当年最重要的国际议题。五年后，希腊莫里亚中心的一场大火提醒人们，这场危机似乎从未远去，而是被遗忘了。

希腊官员称，这起事件由极少数对难民营疫情隔离措施不满的难民纵火造成，此前营内已有数十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尽管希腊政府正努力紧急安置约1.3万名难民，这场大火还是让徘徊在欧洲大门前的难民们感到沮丧，他们不解地问道，“如果欧洲想要帮我们，他们为什么不来这里帮我们？”

莫里亚中心大火

欧盟和希腊政府宣布要在莱斯沃斯岛上新建难民营，但岛上的希腊居民并不希望政府这么做，其他欧洲国家也几乎无人想接纳难民。目前仅有德国和法国承诺从岛上接走数百名未成年难民，其他欧洲国家均未做出积极表态。“德国之声”报道称，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事件也可能会让其他岛上的难民效仿，仅仅是为了能够被送往可能得到安置的其他国家。

“莫里亚中心的悲剧让人痛心，我们希望法庭能做出正义的裁决，对此我无法做出评价。”达纳帕拉对澎湃新闻表示，“但欧盟也认为其现在的移民与庇护系统过时了，亟需更新。”

希腊是难民过境欧洲的前线国家，承担着入境欧洲难民的甄别任务，莫里亚中心所在的莱斯沃斯岛则是“前线的前线”。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希腊难民委员会数据报道称，截至2019年12月，超过8.7万份难民甄别申请仍未处理，平均等候首次申请结果的时间为10.3个月。

欧盟的《都柏林条约》规定，难民只能向首个踏足的欧盟国家提出庇护申请，这让希腊、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承受了巨大负担。虽然欧盟2016年提出的移民政策推行强制分摊计划，但这一“公平政策”被那些对移民筑起高墙的东欧和北欧国家拒绝了。

与此同时，当年与欧盟达成“难民交易”的土耳其也不再情愿继续帮欧盟分忧。今年3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开闸”放难民入欧，引发希腊海岸混乱，一度出现海警射杀难民的场面。

“欧洲领导人总是会直言抱怨难民来到他们的海岸。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上85%的难民实际上都在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理解的态度去看难民问题。”达纳帕拉对澎湃新闻指出。

“德国之声”报道称，欧盟国家的首次庇护申请人数已经从2015年的130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67万。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今年6月的《全球趋势》报告，2019年，土耳其、哥伦比亚、巴基斯坦为全球收容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17的一份报告则显示，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收容了全球28%的难民。

摩洛哥丹吉尔，从西非辗转而来的寻求庇护者等待前往欧洲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9月23日，欧盟提出新版《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草案，计划从欧盟外部边境管控、成员国内部协调安排、与移民来源国及中转国合作等方面革新移民与难民庇护机制。欧盟成员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对该草案作出讨论，最终还需得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通过。虽然有批评声音认为该草案可能是“新瓶装旧酒”、“民粹主义者的胜利”，但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各方仍对新公约抱有期待。

“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看到这种方式能够带来多大的团结。我们需要他们找到欧盟内部的解决方案，但是也希望看到他们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外部。怎样去帮助那些收容难民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解决冲突，为难民来源国提供经济援助？这必须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达纳帕拉强调，“难民问题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而是难民迁徙路途上每个国家的问题。”

新冠时期的难民：接受援助，也在自救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全球难民救助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

“疫情对人口流动造成了影响，边境都关闭了，一些人可能会说难民的数量减少了。”达纳帕拉说道，“但有趣的是，实际上难民人数逐渐上升了。我们发现，在19个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增加了大概70万，他们的人口流动也在增加。”

发生火灾的莫里亚中心实际上只有3000人的容纳量，但由于难民在岛上停滞不前，这里一直人满为患，最多时容纳的难民能达到2万多人。这座欧洲最大难民营也因恶劣的生活条件臭名昭著，营内居民只能获得有限的医疗设施和食物供应，他们时常需要在烈日下排队几个小时才能获取一些“有时已经发霉的食物”。

莫里亚的大火让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希腊难民营的严峻环境上。9月初，在这个拥挤的“贫民窟丛林”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即确诊者数量上升至数十人。28日，希腊报告首例难民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黎巴嫩贝卡谷地的难民营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挑战。”达纳帕拉表示，“人们都说新冠肺炎的传播是无差别的，不分国界、种族、信仰和收入水平……但它确实又是有差别的，那些本来已经很脆弱的人发现他们因为新冠肺炎走到了更糟糕的境地，所以它放大了这种脆弱。”

疫情之中的难民举步维艰。大多数难民依靠非正式经济获取收入，封锁让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封锁还造成了粮食短缺，让许多人无法果腹。更重要的是，离开了家园，寻求避难者也失去了获取一般医疗保障的权利。

“在大多数的系统，还是自己国家的国民享有（医疗）优先性，而被排除在国民医疗体系之外的人们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所以保证每个人都被覆盖到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达纳帕拉强调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除非所有人安全，否则没有人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联合国难民署基于此前应对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经验开展了多项保护难民的行动，包括向难民发放清洁用品、培训卫生工作者、开展宣传活动、帮助建立隔离设施等。此外，由于难民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在疫情期间失去了收入，为难民提供现金援助及其他民生项目也是救助方案的一部分。

但在疫情中，人们也看到了难民的另一面：他们接受援助，同样也在自救。一些拥有医疗专业背景的难民加入了抗击新冠的战斗，他们不仅为难民同胞提供了医疗支持，有的还成为了庇护地医疗系统的一部分。在美国，原本没有从业机会的伊拉克难民医生自愿上了抗疫前线。在秘鲁、智利和阿根廷，经过培训的难民医护人员已经可以参加工作。在哥伦比亚，政府也允许委内瑞拉难民担任医生和护士。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难民本身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坐享其成。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他们在前进。所以，我们应该把难民当做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达纳帕拉表示。

难民署与中国合作日益密切

谈到新冠疫情的应对，达纳帕拉也表达了对中国合作的期待。“我们希望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帮助，特别是希望得到一些个人防护装备。此外我们也想要和中国在难民教育、民生等多方面展开合作。”达纳帕拉表示。

疫情期间，中国一直对全球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大力支持。8月26日，中国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赠了抗疫援助物资，并承诺捐赠100万美元。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还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

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2018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达纳帕拉认为这两个部门的成立是中国在回应难民、移民问题和其它人道主义挑战上的一大突破，联合国难民署也将其视为在中国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达纳帕拉还透露，联合国难民署还在与中国政府讨论资助难民运动员的项目。“2016年里约奥运会，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合作组建了第一支难民代表队，他们也会参加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或提供支持。”

“在联合国难民署，甚至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中国面孔也很少，缺乏代表性，所以我们也一直鼓励中国的年轻人来申请成为联合国专业官员或是实习生。我们非常期望能够更多地将中国的观点和声音带到我们的组织来。”达纳帕拉表示，“在这方面我看到了巨大的合作前景，人员配备是实现这种合作的一种方式。”

“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对难民问题还不了解，有些时候，只有你让他们听到这些故事，他们才会更感兴趣。”达纳帕拉展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