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回望：汤因比的亚洲高原之旅

1960年2月19日到7月1日，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游历了阿姆河与亚穆纳河之间的中亚地区，并由此写成游记《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记述他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旅途的所见所闻，以及游走于这片古老世界腹地，一位历史学家对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四个月零10天的古老世界游结束了，我也回到了故乡极北之地，这趟旅程让我感触颇多。

先说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我参观过的三个国家——阿富汗、西巴基斯坦、印度(新德里与乌代布尔之间)——都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目标。在其他问题上，各个国家、民族和政府都有所不同，唯独在一个问题上没有争议：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都决心让普罗大众分享到文明带来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迄今为止始终掌握在少数特权人士手中。

直到现在，这种非常丑恶的社会不公似乎仍难以避免。在人类学会将科学运用于技术，从而大规模提高生产力以前，人类所生产的东西只够维持生命，剩余产品非常少，如果要平均分配的话，每个人根本分不到什么。在我们的时代，剩余产品在文明史上首次多得足以让每个人分得价值可观的一份。这种新经济形势让社会不公变得可以避免，因此也变得难以容忍。在道德领域，这种变化催生了一种运动，它利用技术进步造福社会——缩小少数特权阶级同贫苦大众之间的传统鸿沟。如今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在我参观过的三个国家中，这种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另外，从发达国家来的学者都会对这三个国家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的代表，而至少三分之二的人类都属于欠发达国家阵营。

马扎尔谢里夫，蓝色清真寺

在一个欠发达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将物质水平提高到足以开始提高精神水平的地步。在一个降雨稀少、无法满足农业需要的地区，首要的物质需要是灌溉工程，其次是道路，第三是公共卫生服务。最后一项将带人们穿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分界，因为即便在一个多数人都贫困无知的国度，预防性医疗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婴儿夭折率，但这场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首先要求人类战胜自己。

首先，预防性医疗会大大降低死亡率，但如果出生率没有相应降低，人口将会急剧增多，大量人口会抵消甚至严重抵消新技术带来的物质生产力增长。但是，出生率不同于死亡率，不可能仅凭几个官员颁布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人民的消极默许就能降低。能降低出生率的，只有夫妻的个人决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预防性医疗要并入教育，降低出生率意味着要同古老习俗彻底决裂。直至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夫妻依旧尽可能多地生育孩子，以抵御疾病、饥荒和战争所带来的伤亡。可是如今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相信技术进步会造就更加幸福的环境，因此家庭的最大规模不再是理性规模。这已经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了，如果一位农妇教育自己及其丈夫限制孩子数量，如果他们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能上学，那么这个村庄中精神水平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一个人只有渴望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并能够为此与政府通力合作，这个目标才能实现。但是这意味着他要承担起政治公共责任，尽管这个责任可能很小。可是如果迄今为止他都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又要如何承担这个责任呢？许多欠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摆脱传统惰性，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于它们来说，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提高生活水平这一事业有着众多分支，如果整体取得成功，那么所有分支都会成功。因此，在多个领域展开多项工作，必然给一个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一个欠发达国家，有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吗？可以，历史上有不少先例。比如说，18、19世纪之交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苏联也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已经崩溃的经济。但是，当今世界的欠发达国家，似乎很难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此类壮举。无论如何，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正在通过某个或某些团体，接受大量外国援助。外国援助的存在，让许多力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卷入了国家间争夺权力的古老游戏。

这场国际权力游戏的一大特征是阵营的不断转变。昨天，美苏还联手对付德日；今天，它们就成了争夺世界权力的对手；而明天，它们将会因为惧怕中国而重新结盟。尽管核武器发明以来，国际权力游戏还尚未上演其最古老招数——战争，但争夺仍未终止，美苏正在精力旺盛地彼此竞争。而且，由于它们都极力避免世界核战争，就必须再找个竞争武器。所以，美苏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对他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竞争。如果它们中哪一个能够将其余国家都拉入自己阵营，那么就必然赢了这场比赛。不过目前的美苏争霸不太可能形成上述结果。同时，在这场争夺影响力的争霸活动中，获得政治影响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给予他国经济援助。

拉什卡里巴扎尔和赫尔曼德河

巴基斯坦正在获得美国及其盟国的专门援助，印度和阿富汗则从美苏双方接受援助。如果将人类利益视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一定会庆幸，在这个原子时代，大国之间危险的角力无意间将财富从富裕国度输送到了贫穷国度。但是，这个好处的代价太昂贵了，因为全人类都将面对灭亡。那些接受外国援助的欠发达国家，更是会在政治上陷入无妄之灾。在赫鲁晓夫的轰炸地图上，已经围着白沙瓦画出了一条红线，而阿富汗也将发现，北极熊的拥抱和利爪都能置人于死地。

美苏争先恐后地给阿富汗送礼，其中就包括修建道路，本书第一章曾提过。但是，阿富汗从这两大国手中接受的公共工程不只有道路。美国人在阿尔甘达卜河和赫尔曼德河流域修建灌溉工程，苏联人就在喀布尔河和库纳尔流域修建，诸如此类。“小心带着礼物的希腊人。”阿富汗政府接受了如此多的外国援助，自然承受巨大风险，但是无疑，它是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地承受着这些风险。那些拿主意的阿富汗政治家们了解世界，也受益于前人的经验。在过去至少130年间，一代代的阿富汗政治家们都在彼此敌对、有可能碾碎阿富汗的国家间艰难求生。目前在阿富汗上演的美苏争霸，其实就是19世纪英俄争霸的延续。阿富汗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胆进取的政治让经济需求大大增加，无论面临多么巨大的政治风险，它都将不惜代价地满足这些经济需要。

阿富汗政府接受外国援助的原因不难理解，但是为何让苏联分得最大份额，原因就没那么简单了。由于不愉快的历史经验，阿富汗总是对外国势力疑虑重重，并且在对外关系上十分谨慎。阿富汗政府理应从美国获得90%的外援，苏联只占10%。尽管美苏都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慈善家，但美国相对而言没那么危险。因为美国和阿富汗之间远隔大洋和西巴基斯坦，而苏联却是阿富汗的邻国；美国并不觊觎亚洲领土，而俄国在历史上总是在亚洲扩张版图。这些问题必定让谨慎的阿富汗人不安，因此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中，美国必然胜利。可是为什么美国输掉了这场竞争？至少在目前看来，的确是输了。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苏联必定谋划出了更具吸引力、足以让人不顾风险的援助。

在同苏联人的竞争中，美国人凸显出两个缺陷：商业意识和生活水平。商业意识让美国人难以理解外国援助不是商业交易，而是政治交易，苏联人在这一点上就比较清楚。援助越是远离经济束缚，越是会结出丰硕的政治果实。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造成的阻碍就更大了，它让这些在海外工作的美国人无法同他们要争取的外国人打成一片。在阿富汗，你很远就能认出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西欧人。食物、着装、住宅，都让他非常醒目。相反，在阿富汗的苏联技工就很不好认。我在阿富汗游览了23天，我能认出大概有两个人可能是苏联人。因为我没有试着窥探军事建筑，当然就没见过苏联军队教官。可奇怪的是，在市政公共建设中，我也没见过苏联人。也许我曾见过一些，只是他们在周围的阿富汗人中太不显眼了。如果苏联人在阿富汗的确如此，这将是个胜过美国人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是重要且具有决定意义的。

接受外国援助，就要卷入美苏争霸之中，这对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很危险。同时，这三个国家之间本身就不友好的政治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这三个国家就像今天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感染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政治疾病，也无力承受这种疾病造成的沉重社会负担。非西方国家通过其被西化的知识分子感染民族主义，在这些知识分子掌权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疾病是自上而下蔓延的，从政治和社会顶层一直感染到底层。一句土耳其谚语可谓一语中的，“一条鱼从头开始腐烂”。

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尚未深入，民众中也还未出现民族主义信号。阿富汗官方态度是，位于停火线巴基斯坦一侧的普什图人居住地，是普什图沦陷区——“普什图斯坦”，巴基斯坦不肯放弃在那里的统治，就是违背了普什图人民的意愿。不过迄今为止，官方的这种态度尚未在民间激起任何仇视巴基斯坦的情绪。我游历阿富汗的旅途中，发现也的确如此。我们一行七人，只有两个是英国人，四个是巴基斯坦人(都是普什图人)。很明显，在那些陪伴我们的阿富汗人眼中，巴基斯坦同伴既非压迫者，亦非受压迫者。他们同为穆斯林，都居住在阿富汗南部，还同操一种普什图语，关系非常自然友好。

然而，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却已经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蔓延到了边界地区的普什图和俾路支部落。我沿边界游览巴基斯坦途中，曾数次有机会面见部落酋长。当我问及有关羊和水果的问题时，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针对克什米尔的激烈言辞。我理解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强烈情感。同样，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纷争，也是一种西方奢侈品，并非巴基斯坦或印度可以承受。

巴米扬峡谷

非西方民族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化的附属品加以吸收，从而为最邪恶的欧洲恶魔创造出了非西方版本。印度次大陆自从1947年之后，在最糟糕的意义上成了第二个欧洲。克什米尔就是印度次大陆的维尔纽斯(Vilna)，维尔纽斯(亦可拼写为Vilnius)，是立陶宛首都，历史上曾因各种政治军事原因属于不同的国家。“普什图斯坦”就是苏台德地区。杜兰线对于巴基斯坦、麦克马洪线对于印度，就像直布罗陀海峡对于英国，或者西柏林对于西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很奇怪，这些由英国政府划下的分界线，居然会被接替英印帝国的非英国家奉为神圣宝贵的国家财产。想当初这些界限被划下时，根本没有在英帝国的印度教和印度穆斯林臣民中激起任何波澜。如果当时他们能看看杜兰和麦克马洪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废掉它，因为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以印度纳税人为代价，玩弄的邪恶政治游戏。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将英国划下的界限视为圣物，实在是始料未及，却也绝非幸事。

作为一个游历过印、巴、阿三国，而且还来回穿越国界线的英国人，看到每条边境线后面都剑拔弩张、排兵布阵，心中不由一阵悲愁。印度次大陆政治上还处于统一的时候，英印政府只需要守住一条边境：与阿富汗及其身后苏联接壤的西北部边境。守住这唯一一条西北国界的开销，就已经让统一的印度次大陆不堪重负。今天，这条边界由巴基斯坦一手把持，它在旁遮普和孟加拉还有一条印巴边界。至于阿富汗，从长远来看，它与苏联的互相谅解可能同反对苏联一样危险。很明显，这三个国家都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将自身置于某种无力承担的重负之下。

并非只有英国人才能得出上述观点，阿尤布总统也这样认为。他曾指出，如果这三个国家不能平息眼下的纷争、并肩携手同仇敌忾，都将面临丧失独立的危险。大自然慷慨地给予印度次大陆山脉屏障，但是如今从北方而来的强敌正从山峰之间窥探，看这块大陆将如何自处。它们看见了求之不得的东西：整个印度次大陆在竭力彼此敌对的国家间四分五裂。就算是阿育王或者甘地看到这幅场景，也会忍不住侵犯这里。何况如今苏联的统治者可都不是甘地或阿育王那样的人。

阿尤布总统有勇气指出这些问题，也更有勇气面对它们。他对印度表示出一些友善，并提出印巴两国应该共同妥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由此达成合作共赢关系。但是1960年7月(也是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印度的回应却很冷淡。当然，印度政府只有“痛苦地重新评估”独立和分裂后一直实施的外交政策，才能作出积极回应。在可见的未来，印巴政府有可能达成事实上的和解吗？

4月，当我返回新德里的时候，形势更加紧迫了，而且程度还在加剧。这种不详的压力迟早会导致武力冲突。所以，如果阿尤布总统是个有耐力有远见的人，或许应该缓和巴基斯坦与邻国之间的关系，这对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好处，不过结果如何仍未可知。雄韬伟略会败给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将让其狂热的拥护者失去民族独立。如果印度次大陆真的走上这条路，这倒也不是人类的愚蠢在历史上的头一次胜利。

（本文摘自《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李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