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京都与朝鲜之间

很难讲自己对韩国的兴趣具体是何时产生，学问方面的关心之外，很可能是因为在日本长期生活受到的刺激与启发。京都有很多在日朝鲜人，在朝鲜被殖民之前，已陆续有劳工来到日本，在西日本地区聚居尤多。1907年，京都铁道国有化，园部至绫部路段的铁路工程启动；1909年宇治川水利发电工程开工；1912年伏见桃山明治天皇陵动工……伴随铁路工业、纺织业等各行业的发展，日本出现大量劳动力的空缺，遂有许多朝鲜人赴日谋生。他们起先只是独身前来，后来将家人也带到这里。至1920年，京都的朝鲜人已逾千人，1937 年有五万人，1941 年增至八万人。川端康成在《古都》里写仁和寺的春日，“有六七个朝鲜妇女身穿朝鲜服装，敲着朝鲜大鼓，跳起了朝鲜舞。这边的情景远比那边的要幽雅得多。透过松林的绿叶缝间，也可以窥见山樱的花”。殖民视角凝望之下的描述。不少日本的画家也描绘过这类主题的画面。1877年釜山开港之后，到朝鲜半岛的日本人逐年增多，日韩合并以后更是爆发性增多。也有很多画家来到朝鲜采风，朝鲜的风光、穿着赤古里的美人、眉间含愁的妓生，都是他们笔下新鲜的素材——譬如藤岛武二的油画《花笼》、土田麦仙的日本画《平床》，都是为人熟知的名作。正如水野直树所指出的那般，这些画作少有描绘朝鲜男性的，大多以女性为题材；而当中又以妓生为多，显然是殖民地支配之下，由支配民族立场投向被支配民族女性的视线。此外，也有一些以在日朝鲜女性为原型的画作，譬如梶原绯作子的《机织》、秋野不矩的《归野》。但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大多没有图画中表现的这般诗情画意，单是在日朝鲜人的平等教育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

京都本地的美术馆经常会展出《机织》《平床》，曾近距离看过几次。在对日本近代美术史不甚了然的年代，也曾被日本主流画家技艺圆熟、画面精致的作品吸引，比如京都人喜爱的竹内栖凤、上村松园。后来逐渐不满足于他们身上的“官方”气息，也认识到不少赤古里美人的画作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开始有所反思。很喜欢的是《归野》，田野中白襦黑裙的朝鲜妇人背着红色襁褓里的幼儿，妇人垂着头，一手提裙，一手执伞，疲惫又宁静的模样。农家出身的秋野不矩对京都郊外农田里劳作的朝鲜妇女的观察并无刻意的美化或居高临下的审视，在她晚年访谈中曾提及《归野》的创作背景。当时她为学画来到京都，寄居嫁到京都西郊农村壬生的姊姊家，过着贫困的求艺生活。“在帷子之辻那边，现在有好多人家，但那时候还是麦田。去写生的话，就看到白色蝴蝶飞舞的田野里，近处住着的在日朝鲜女性，背着穿民族特有的红色衣裳的婴儿劳动。我最初画的就是这样的画。”“那里有麦田与萝卜田，开着菜花，我到底是乡下人，所以喜欢那样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了朝鲜人，她的麻布黑裙已经破了，冷天也穿着能从衣裾瞧见皮肤的上衣，背上背着婴儿。”“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总是在画这样的人。”（秋野不矩《谈日本画》）可惜这幅画的原作已毁于多年前的火灾，如今只有复制品存世。京都本地美术馆里的朝鲜人形象，大抵是温存的美人，看多了自然有所反思。也喜欢秋野不矩的名字，她原名ふく，过去日本最普通的双音节女名，后来对应了“不矩”这两个汉字，与她的画境、人生都相契。

2018 年岁末，与从周同往韩国旅行，选择了庆州、大邱与釜山。借由史书，对古都庆州有许多向往，又通过张律的同名电影构建了十分特别的庆州印象。电影里有一幕表现日本游客对韩国的态度，她们富有教养，举止温和，天真又无知。她们在茶店饮茶，轻声赞美庆州像奈良，这是殖民时代就定型的宣传：去寻觅故乡的原风景吧，在那半岛的古都庆州。她们轻言细语评论一番，出于对自己民族过去沾血的历史所怀的愧疚，临别时与电影里的主人公道歉，而朴海日扮演的崔教授却装作听不懂日文，故意答非所问说，我喜欢纳豆。道歉当然可贵，却并未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仅是某种自我安慰。明日隔山岳，不妨在今日留下一句淡薄温柔的抱歉。这一幕尽管是很小的插曲，但非常精准地把握了日本普通国民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预订了距离庆州乡校不远的民宿，从釜山碰头后搭乘KTX（韩国高铁），抵达庆州站已是午后。打车去民宿，是一座漂亮的韩屋院落，开门便有两只穿着羽绒背心的珍岛犬高叫示警。主人是一位英语说得不错的夫人，含笑上前，大狗们顿时安静下来。交代完琐事，我们稍事休息，便出门看风景。

地图显示乡校就在不远处，但找来找去也未见到入口，茫然中闯入一片荒野，突然窜出一条狼狗。“礼仪之邦的狗，一定拴着绳子。”从周以其一贯的乐观笃定地安慰我，仍继续朝前。那狗叫得越来越凶，突然朝我们快速奔来。并没有绳子！“Peace，peace（平静下来），对不起。”我们做投降状，蹑手蹑脚小心撤离，试图向狗证明我们冒失的举动并非有意侵扰。后来我们多次与时敏复述这个故事，“怎么会不系绳子呢？那么大的狼狗！”

时敏无奈：“庆州是乡下。”这是首尔人时敏解释许多韩国问题的万能答案。

乡校里空无一人，据说是朝鲜时代的建筑，正门的彩绘已有些斑驳，被冬天很早降临的落日染成绚丽冷清的金色。树上的柿子冻成灰色，山茱萸有宝石一样鲜艳的果子，引诱得许多斑鸠欢喜啁啾。也许是旅游淡季的缘故，四周几乎没有人。偶尔路过一对青年情侣，都穿一样的长黑羽绒服，后来在电视节目里也看到，购物频道一直在介绍这种超保暖的羽绒服。时敏也跟我们推荐过，那年韩国奇冷，汉江据说是七十余年来第一次那么快结冰。京都没有这样的羽绒服，街上看到这么穿的都是韩国游客。很想买，但又发愁没有地方贮存。家里每一寸空间都宝贵。“过一阵天就暖和了。”听我这么说，时敏简直不可思议，他有强烈的同理心，见我穿得少自己也不舒服，觉得缩手缩脚地冷。

明伦堂敞开着，可以上去看里面悬挂的匾额。“三纲五伦”的堂皇大字很醒目，才知道庆州仍是保守主义者的根据地。但我那时还是游客心态，没有愤怒或讽刺，只是觉得有趣。时敏对韩国传统文化十分揶揄，尽管那是他父亲的研究对象，是他们至为熟悉的东西。当我兴奋地说对某某古迹或学者感兴趣时，他总是不置可否，难掩复杂的神色，并原谅我只将那些当作鉴赏对象的无知。

在暮色中散步至鸡林，小石碑记载金氏始祖金閼智诞生之事。天太冷，我们的访古游兴只剩狼狈，已不想去看雁鸭池。拦住一辆出租车，往国立庆州博物馆而去。离闭馆只剩半小时，直奔历史馆，潦草看过新罗时代西域风情的琉璃杯与耀眼的黄金器。有很漂亮的鸟形土器，是为“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始魂气飞扬”（《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国立庆州博物馆的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庆州古迹保存会。1915年，景福宫召开朝鲜物产共进会之际，成立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后来，庆州、扶余、公州三地的博物馆改编为总督府博物馆的地方分馆。光复之后，这些博物馆转变为国立博物馆，直至今日。庆州的古迹挖掘与都市建设都与殖民政策密切相关，早在1920年代，这里已是“内地人”（殖民时期日本对本土国民的称呼）钟爱的旅行地。

国立庆州博物馆藏鸟形土器

国立庆州博物馆藏琉璃杯

闭馆音乐响起，出门天已全黑，夜色里浮出高仙寺遗址迁来的三层石塔的剪影，远方是穹隆清亮的边界。我们在狂风中钻进一辆出租车，“我们想吃饭”，我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万幸司机听懂了，连连点头，不久将我们带到离住处不远的街道，那里似乎是景区附近唯一的街市。

“你们刚刚都聊了什么？”从周问。

其实我对司机的话也一知半解，不过略微捕捉了几个单词而已。但我故作平静地敷衍了一通从周，不使他对我的韩文能力过度怀疑。接下来的一日，已事先请时敏包了一位朴师傅的车。他一早来民宿接我们，看样子与民宿主人也很熟悉，二人热烈聊了一阵，大白狗温顺地伏在一边。

“他们在说什么？”从周问。

“就聊些家常，说天很冷。”我平静地答。

首先去郊外的玉山书院。最早对朝鲜的书院有所关心，是因为留心到书院的藏书。1926年8月，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兼任京城帝大教授的今西龙到庆州旅行，曾去过玉山书院：

书院附近有巨木，沿着清溪，颇为优雅。书院在前有溪水、后临所谓华盖山的地方。书院再往前，有一村落。李晦斋后人居住于此。其深处有净慧寺遗址。此地今称庆州郡江西面玉山里， 从大邱浦项铁道安康站下车步行一里半即抵达。书院数十年前虽曾遇火灾，重建后不失旧规。书库幸免于难，因此如今尚藏有大量书籍。检其目录，有不出门外之严规，但可以稍稍借得零本。（今西龙《庆州闻见杂记》）

后来在玉山书院求仁堂内见到悬挂的院规，最后一条果然写着：“院书册及器用切勿出院门。”今西龙抄得玉山书院书目，收入论文集。书院内空寂无人，后山遍植松柏，苍郁如翠屏。朝鲜时代末期，书院藏书已有散佚，如今据说尚有八百六十六种藏在李氏后人所建的语犀阁与庆阁。当中最有名的玉山书院李氏后人藏本《三国史记》，这年年初刚被韩国文化财厅指定升格为国宝。《三国史记》是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历史书，是研究朝鲜古代史的基 本史料，通行的影印本与整理本都以玉山李氏藏本为底本，日本学者田中俊明曾对《三国史记》的版本源流及成立过程有详细考证。书院后有洗心台，溪流结冰，小瀑布也定格作冰花。约七百米处另有玉山精舍，是晦斋李彦迪辞官归里后的别墅，匾额为李退溪所书，内有书斋独乐堂。玉山精舍至今仍为晦斋子孙的居所，入内参观需事先预约，我们语言不通，此行之初就放弃了这个选项，也未及去净惠寺遗迹的十三层石塔。

玉山书院内景

玉山书院经阁

回到车里，朴师傅说附近有良洞民俗村，前些年刚申请上世遗，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看，他很不能理解我们为何去玉山书院这样冷清的地方。良洞村是月城孙氏和丽河李氏世代居住之地，若不是狂风太可怕，我们或许能以更从容的心态游赏。在村内匆匆转了一个小时，顶着刺骨的烈风，遥想春夏秋之际此地风光。

午后去佛国寺与石窟庵。在佛国寺，朴师傅好心为我们找了一位会日语的导游李先生。那位李先生戴墨镜，骑一辆小摩托过来，飞速领我们在寺内走马观花一圈。每到一处他以为是经典的地方，便停下来用流利的日语讲解，似乎是标准导游词，全然不理会我的额外发问。又指示我们在某处合影。我想仔细游览，但李先生态度很坚决，介绍完一处景点便果断大步前行。我们只好不断叫着等一等，一边拼命赶路，竟这样稀里糊涂逛完了寺院。佛国寺香火极盛，但除了金铜佛、寺院石础及石塔等石造物之外，全为1969年之后复原重建。1966年，大雄殿前的三层释迦塔内曾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原物现藏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在国立庆州博物馆所见是复制品。有关此件成立时期及刊行地，素有诸多争议。韩国普遍定论是751年左右刊行于新罗，但这一论说并不可靠——也是受到“将国宝年代尽可能断定得古老这一爱国心的驱使”（宫崎市定对学界围绕法隆寺是否经过重建展开的争议的评价），但爱国心并不能左右历史的真相。辛德勇先生从此卷佛经的性质及其存放时间的角度切入，指出此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不可能刊行于新罗，而应从中国请回。韩国学者柳富铉先生则通过比勘文本推断此卷系据宋代《资福藏》刊印， 应为南宋以后版本。总之，单凭这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绝不可能得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最早木刻本现存韩国的结论。不过复制本经卷小巧可爱，询问博物馆书店工作人员有无售卖，答曰没有，这很遗憾。

李先生与朴师傅不知达成了什么协议，看完佛国寺之后，又将我们带到附近一处卖纪念品的旅游中心。许多店铺都关着门，一家卖水晶和陶瓷器的阿姨接待了我们，似乎是李先生的熟人。她日语和中文都说得不错，为我们泡了茶，执意向我们推销紫水晶与高丽青瓷仿品。也许是我和气的神色使她认为这单生意颇有希望，遂加倍殷勤地游说，称那紫水晶手串如何有益身心，许多日本和中国客人都会购买。我未尝不想挑出一件可买的纪念品以便脱身，但物品大多俗不可耐，定价奇高，典型的诓住一个是一个的“一期一会”。便狠心换了冷峻的表情，淡淡说看了一圈，实在没什么要买的。阿姨的热情又勉强维持了一阵，见生意无望， 对李先生低声抱怨了几句，脸也冷下来，在我们跟前收走了方才泡好的茶。

我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李先生已骑着小摩托飘然而去。朴师傅亦未对此段插曲多作解释，带我们去石窟庵，好在这次并没有安排导游，将我们放在山门外，约好一小时后来接。刚好有位客人要下山回城，他即载客离去。进山道路曲折漫长，松林错落，望见山川遍染金光，与日本风景大不相同。有许多举家来此的信徒，在逼仄殿内虔诚叩拜，这里宗教空间的意味更浓于文化遗产的含义。从石窟庵出来，朴师傅问我们还想去什么地方。我们决定再去国立庆州博物馆，终于看完前一天没有来得及细看的历史馆与美术馆。

一夜之后，我们将离开庆州去往陕川郡的海印寺，需先到大邱。庆州往东大邱有 KTX，只需十八分钟。但朴师傅主动建议我们继续包他的车，他可以送我们去大邱。我们的行李因为买了博物馆的图录而增重许多，于是欣然同意。后来时敏说，旅游淡季出租车生意很不好做，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朴师傅会把我们直接送到海印寺。

曙色未明之际，我们告别庆州，一路西行。太阳在身后升起，缓缓点亮眼前江山万里图卷一般的风景。大约一个小时后，朴师傅将我们送到东大邱的酒店。我们辗转至西大邱公交站，买得直往海印寺的车票。候车室风景与国内小城无异，不少回乡省亲模样的人拎着明黄或橙红包袱皮裹着的礼物。大巴行驶约一小时，开进了崎岖的深山。耳边方言似乎越来越重。我们被放在一个无人的路口，司机指指上山的寂静道路，示意我们步行前去。

途中有些冷清的摊铺，卖药材、红薯干、煮玉米等物。不知走了多久的山路，眼前忽而出现《山中传奇》中曾经出现过的“伽倻山海印寺”正门。推开正殿大寂光院侧门，看到许多虔诚顶礼的信徒，不免放轻动作，唯恐打扰。正殿后是八万大藏经藏经版殿，石阶陡峻，望之俨然。登阶而上，绕至侧面入口，正中设法宝殿，信徒可除履入内诵经礼佛。殿阁四周设有围栏，有人看守，对过度靠近殿阁、试图一窥究竟的游客往往投去警示的目光。海印寺大藏经版木是用桦木做成，在海水里浸泡数年后上漆，之后才雕板，故而能保存极久。出于文物保存的目的，从2013年起， 已不再开放普通游客进殿内自由参观，但若事先申请，则可开放。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这点，只好隔着窗扉张望。

下山后路过圣宝博物馆，有专门介绍大藏经的一室，做了可爱的模型解说。入口处有演示用的版木，可惜印经师傅不在，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能擅自动手。见我一脸遗憾，那位中年人送了我们一张印好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旅行如马拉松，如没有足够的体力，到后半程则步履维艰，还需面对假期即将流逝的巨大失落。我不堪山中寒潮的袭击，从海印寺回到大邱的一晚终于病倒，次日在昏沉与惆怅中去了釜山。不同于庆州与海印寺山中的严寒，釜山气温高出不少。不少博物馆都关门，我们搭公交车去了从前为通信使送行、祭祀海神的永嘉台。建筑全是新修，亭子里还立着内容可疑的石碑，不免惘然。离天黑还有一阵，我们只坐在公交车内浏览。路过宝水洞旧书街——这留到后文再说，听说南浦洞一带有韩服店，朝鲜战争后的艰难岁月，不少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主妇在釜山以缝制韩服补贴家用，遂形成韩服一条街。出于对传统服饰一贯的兴趣，我很想购买一套。寒风萧瑟的街头，避开许多配色、裁剪不合我意的“改良韩服”，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十分传统的店铺，店内婆媳二人席地对坐，正做针黹。见有游客突然闯入，也吃了一惊。听说我要买韩服，店主模样的阿姨很讶异，问是不是朝鲜族，我答曰不是。问是不是嫁给了韩国人或韩裔，仍答不是。她这才问我想要什么配色，脑海中浮现出红蓝、绿蓝等端庄雅静的好颜色。阿姨自有立场，认为我宜穿鹅黄赤古里与翠绿裙，店里有一套现成的，穿上后确如少女般，新鲜得令我不好意思，都不敢多看镜子。

“好可爱，母亲，您看，她穿上真像我们未出嫁的小姐，太可爱了。”店主与婆婆笑说，婆婆也点头称是。

一旁从周幽幽道：“可是有什么场合能穿呢？”

的确，作为嫁给汉族人的汉族女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必要和理由穿韩服，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的行为（若是欧美人，或许还可作为某种东方趣味）。尽管很觉抱歉，我还是及时停止了自己的探索，只当是无知外国游客的冒失举动，小心告退。我行为当中微妙的尴尬、冲撞、失礼及越界，恰也说明传统服饰所包蕴的民族特征及性别意涵。我素来喜爱东方传统服饰的典雅宽大，不喜欢职场正装的束缚与贴身的线条。但在我寻觅乃至尝试传统服饰的过程里，又屡屡认识到我与传统服饰明确的民族性之间存在的距离。我可以欣赏、研究它，但很难将其作为日常穿着。我的女子之心也有好多回被改良韩服撩动，但连时敏都说：“你怎么想穿那个？”

与从周选择乘船穿越朝鲜海峡返回日本，在新年首日凌晨抵达釜山港，沿途海岸全是等待看日出的人们，人声鼎沸。我们对韩国人跨年的热情感到震撼，彻夜不停的烟火在天亮后依然陆续绽开。搭乘的船只是九州JR旗下的高速船BEETLE，候船厅的电视里正直播海边的人群潮涌一般迎接日出的场面，还有人对着朝阳虔诚跪拜。自古以来，渡来人穿过这片海峡，由朝鲜半岛去往日本。由于风向和洋流的缘故，距离虽近，却是波涛难测的高风险航道，有过许多牺牲者。此日波浪高零点五米至一米，已算十分平静。高速船劈波斩浪，一个多小时后即远远望见对马岛，不久驶入玄界滩，北九州已在眼前。现代船运的便捷安全固然已令人很难体会昔人渡海而来的艰险，但穿过渺茫烟波，逐渐与大陆接近时的欣喜，大约与昔人相通。古代大陆与日本之间由两条海上之路联结，其一是自长江入海口一带乘风横断东海的海路；其二是自渤海湾至辽东半岛、朝鲜海岸，再经对马、壹岐的海路，此二者的终点都在北九州的海岸。宫崎市定先生在讨论日本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之际，曾指明古代日本与大陆的关联，以及古代日本中心政权成立的过程：

北九州的海岸很快与濑户内海相连。抵达北九州的大陆金属文化的浪潮直接影响濑户内海海岸一带，并波及河内、大和的平原，濑户内海沿岸全部统一后，日本的政权首度得以统一。在这日本统一时期的国民文学《古事记》的传说中，屡屡出现“根之国”之事。这大概可以解释为朝鲜海岸地区的国家与日本存在着密切关联。

濑户内海的统一由大和朝廷实现，这当中包含了很多问题。从北九州到濑户内海的海岸，最初的确产生过无数独立政权，但那些政权的腹地地域都很狭窄。大和朝廷从近畿绵延至中部地区，得以开发内地。与海上交通隔绝的内地文化发展迟缓，因此被接受了大陆直接输入的优秀文化的大和朝廷整体征服，大和朝廷也由此获得了绝大的威力。

但最接近大陆、直接接受其文化的门户北九州，因其地理优势，屡屡对大和朝廷构成威胁……最后，拥有广大腹地的大和朝廷在武力方面有压倒性优势，北九州无奈败退，大和朝廷乘胜进出朝鲜南岸，在大陆隋朝兴盛之前不久，取得了任那之地。

当时日本国都所在地的近畿地区在交通方面也是日本的中心。由濑户内海可向西延伸，东方有东海道、东山道，北方有北陆道、山阴道。道亦是地方区域之名，但同时也是交通要道。由此交通要道，集中了内地的物资，培养了唐代大陆传来的文化， 因此国都平城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宫崎市定《日本史与世界史的关联》，收入《宫崎市定全集》卷二十一）

清晨的釜山港

我们自九州登岸，搭乘新干线返回“古代日本中心”的近畿之地。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去江户，也是自釜山出发，经对马抵壹岐，再经濑户内海，过赤间关、上关、明石、兵库等地，自大阪登岸，之后由淀川行至京都，此后通过陆路抵达江户。这条经濑户内海抵达京都的路线为人熟知，而在北部日本海沿岸还存在一条素来较少被关注的路线，即日本海航路。《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条载：“越人江渟臣裾代诣京奏曰：‘高丽使人，辛苦风浪，迷失浦津，任水漂流，忽到着岸。郡司隐匿，故臣显奏。’诏曰：‘朕承帝业若干年。高丽迷路，始到越岸。虽苦漂溺，尚全性命。岂非徽猷广被，至德魏魏，仁化傍通，洪恩荡荡者哉。有司宜于山城国相乐郡起馆净治，厚相资养。’”高句丽使者自日本海迷失风浪，漂至越国（ 北陆地区），当地道君试图藏匿，而越国人江渟臣裾代向朝廷奏明此事，钦明天皇甚喜高句丽使者的到来，认为应该在山城国相乐郡起馆接待。之后的五月，遣豪族膳倾子往越国招待高句丽使者。使节方知膳倾子是朝廷派来的“皇华使”，谓道君你不是天皇，果然和我怀疑的一样，之前不过是欺骗我们，想要贡物而已，并要求迅速归还。膳倾子寻得贡物，回到京中复命。同年七月壬子朔，高句丽使节来到近江。随后，天皇遣臣子从难波津出发，去近江北山迎接高句丽使，并引入“山背高楲馆”，遣东汉坂上直子麻吕与锦部首大石为守护，再度接待高句丽使者于相乐馆。也就是说，高句丽使者从北陆地区经琵琶湖水路来到今日京都以南、奈良以北的相乐郡。相乐馆在山城国相乐郡，大约在今日京都府木津川市山城町上狛一带，在当时朝廷所在的矶城岛金刺宫（今奈良樱井市）的正北方向，距离不到三十公里。接下来的571年，钦明天皇病重崩逝，未及高句丽使者入宫。其子敏达天皇即位，同年5月，询问大臣“高丽使人今何在”，大臣答说在相乐馆。之后高句丽使者才得入宫。可以推测，直到668年高句丽灭亡为止，相乐馆一直作为高句丽使节的驿馆存在。而这一带已有不少高句丽的渡来人定居，今日山城町上狛之地有高丽寺遗址，据考古挖掘结果推测，这座寺庙很可能是天智天皇时代的敕愿寺。由地图可知，北陆、琵琶 湖、相乐郡、奈良，几乎在一条南北线上，这揭示了不同于濑户内海东西向线路的南北向通道。

2019年5月2日，与省吾同去高丽寺遗址。自白川通东行，过蹴上，朗润晴天下，道旁四照花开满，山坡绵延整片耀眼的杜 鹃。道路极堵，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行至木津川市，终于在遍 开紫云英等杂花的荒郊野岭中找到“史迹高丽寺阯”的石碑。这一带地名尚有“上狛”“下狛”留存，金堂、佛塔等处仅余土坛、础石，平安时代已成废寺。考古挖掘自1938年起，为第一期；第二期是1984年至1988年；2005年至今是第三期。漫步遗址所在的高冈，清晰可见南面正对的木津川，又见毗邻处连接奈良盆地与京都的南北通道。省吾感叹此处所据水陆交通要冲的地利，赞赏渡来人选址的用心。

京都南郊山城叮上拍之地的高丽寺遗址

高丽寺遗址背后（北面）的山与竹林

高丽寺遗址的石础

事实上，在高丽寺遗迹以东三十多公里处的京都府南山城村童仙房地区，还有一座1975年新建的高丽寺。那是韩国曹溪宗运营的寺庙，地处深山密林，人烟罕至，创始人是从韩国请来的僧人释泰然。高丽寺墓园埋葬的大多是在日朝鲜人，也收容了许多殖民时代留下的无主朝鲜人遗骨。而今释泰然年事已高，新任住持是临济宗出身的日本僧人法岳光德。寺院每年都会与日韩友好和平协议会共同举行祭祀，追悼亡者、祈祷和平。不论是高丽寺遗迹还是新高丽寺，均不为人所熟知，在寺院工作的省吾此前亦未曾留意过。前者是过于久远的历史，不如朝鲜通信使那样有大量文献、实物传世，可以描绘出更详细丰富的历史图景；后者则因未曾得到妥善解决、被“主流社会”所刻意淡忘的历史问题而起。无论何者，都足可说明日本历史、文化形成之复杂，不宜过于简单化地思考。在寻访历史痕迹、探索被遗忘的现实的过程中，自己内心对于他者与自我历史文化的认知也更为清晰。

（本文选自《春山好》，苏枕书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