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贯支持法国共产党的工人家庭，为什么投票给了极右党派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一家子都支持“ 共产党”，共产党构成了我们唯一的政治视野，以及我们的组织原 则。既然如此，投票给极右党派或者右派的情况为什么会在我的家庭里变得可能，甚至有时是非常自然的呢?

让·玛丽·勒庞，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

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他们本能地对自己认定的阶级敌人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感，他们还会乐于隔着电视机屏幕痛骂那些人（这种反抗方式有些奇怪，但作为拥有这样身份以及这样想法的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很有效的对抗方式了），但这样一群人，后来是如何开始给“国民阵线”投票的呢？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确定。为什么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第二轮投票时将选票转投给那些传统右派候选人（过去他们总是被鄙视的对象）了呢（在最后一轮投票，他们还是最终选择 了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择的，具有漫画般形象的商业资产阶级代表，这一代表也依靠这些选票最终当选了法国总统）? 在这过程中，左派官方承担了什么重担呢？他们先是因为青年集体骚乱而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重要官职，而后就搁置了自己在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承诺，并尽力通过抹除左派的职责（左派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拥有的主要职责之一，甚至是左派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也就是对于压迫及社会冲突的关注，或者说仅仅是希望给予被压迫者一些政治空间）来传达右派思想，他们承担了何种责任呢？不仅是“ 工人运动”以及它的传统、它的斗争，还有工人阶级本身、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渴望......在政治领域、知识领域、公共空间中消失了。

上中学时，我是左派（托洛茨基主义），那时父亲经常怒斥那些“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和“十年后想领导我们”的“大学生们”。他那毫不妥协和出于本能的反应在我看来与“历史上工人阶级的主张”相反，这种反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领导工人阶级的是一个仍然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老派共产党，这一党派首先想要做的就是阻碍那不可避免的革命发生。 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鼓吹内战、将无产阶级起义看作神圣事件的那群人后来变成了什么模样，我如何还能认为我父亲是错误的呢?他们总是非常自信，充满激情，只有少数例外，也就是当他们现在想要抹杀平民阶级最微小的反抗欲望时。他们的变化是社会所容许的，他们变成了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他们过去声称是那些人的先锋队，现在成了那些人的敌人，他们变成了自己过去批评为过分保守和过分“资产阶级化”的人。据说68年五月风暴时，马塞尔·菇昂多看到路上的学生游行队伍， 向他们喊道:“回家吧！20 年后你们都会成为公证员的。”这或多或少就是我父亲的所想所感，虽然他们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他说出了实情。他们可能没变成公证员，而是变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学术、个人生活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人惊讶，他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下如鱼得水，他们维护着世界现有的模样，非常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终于给左派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他成功获得了四分之一共产党选民的支持，共产党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只获得了15%的选票，而即使在1977年的立法投票中共产党还曾获得20%或21%的选票。这一在未来彻底崩塌之前的风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工人阶级政党”没有能力切断与苏维埃政权的联系并进行自身发展（政党的确受到了苏联政权很大的资助）。还因为它无力将沿着1968年五月风暴发展出来的新运动纳入自己的考量范围内。我们至少可以说，它几乎不符合标志着60年代和7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于 1981年的社会变革及政治革新的愿望。但左派取得胜利，也就是左派组建政府（共产党参与其中）之后，这种胜利转而使平民阶级的幻想彻底破灭，平民阶级之前因为信任将选票投给那些政客，但如今他们却对这些政客彻底失望，他们感到被忽视和背叛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每次母亲有机会就会对我说）:“ 左派，右派，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

社会党左派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逐年加深，它还怀着一种可疑的热情将自己置于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披着革新左派思想的外衣，实则试图抹除那些让左派成为左派的东西）的影响之下。事实上，知识分子中的风气和思想根基已经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话题取代了阶级关系的话题;“个体责任”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压迫的概念，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平等”？多么可耻的笑话！），人们应该忘掉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们得在这件事上保持缄默，并任由统治者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整个媒体、政界、思想界都趋之若鹜的，并同时受到左派和右派青睐的（宣扬这一理论的人们通过强调左派和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看法而竭力抹除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界限，将左派变成了右派）这一“ 政治哲学”想要达到怎样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呢？其中的利害关系几乎非常明显：一方面鼓吹“自由个体”的概念，一方面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关于社会团体的（也就是“ 阶级”）意识，并以工作权利、教育系统、分配体系中必须实行个人化（或者去集体化、 去社会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解。过去右派不断提及的这种老旧的说辞和规划，如今也构成左派主张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如今的形势：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党派内部的和属于国家政府的）开始用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们替统治者（或者与统治者一同）发言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或与被统治者一同）发言， 于是他们采用统治者视角来看待世界，并轻蔑地（被统治者可 以感觉到左派通过暴力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轻蔑）排斥被统治者视角。他们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满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义论调中将过去的被领导者和被压迫者（和他们进行的战斗）这样的表达置换为今天的“边缘人群”（和他们似乎本来就有的消极、被动)，并在演讲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提出一系列致力于帮助“穷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雇”的受害者的治国措施，将他们视为这些措施潜在而沉默的施用对象。而这一切只是一个聪明、伪善、奸诈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们对压迫与抵抗、社会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变革、阶级对立的惯性及其产生的动力这些概念进行研究的途径。

这一政治话语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因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范畴所建构的，这思想便是人们对于社会的看待方式。但是仅仅让“阶级”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政治话语中消失，或者在理论范畴和认知范畴中将它们抹去，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阶级”所指的那种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群体被整个地抛弃了，那些抛弃他们的人便是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并让他们相信福利国家必然败落的人。于是所有非特权阶层的人转向了那个唯一看起来仍然关注他们， 并试图在演说中赋予他们（非特权阶级）的历史经验以新意义的政党。虽然这一政党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远远不是工人阶级），不像共产党总是特意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选入党派，为了使他们的选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与她过去声称的相反，母亲终于承认她曾经给“国民阵线”投票（她特意说明:“ 只有一次。”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她。 为了承认得不那么尴尬，她解释:“ 只是为了给他们个教训， 因为他们做得不好。”奇怪的是，对于自己在第一轮投票时投给勒庞[Marine Le Pen，玛丽娜·勒庞，曾任国民阵线主席]的行为，她说:“ 给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让她当选。第二轮 投票时我们才正常投票。”)。

人们给共产党投票时，总是确信自己的选择，并乐于公开自己的选择，但投票给极右政党总是一个遮遮掩掩的过程，人 们甚至会在面对“ 外界”（我在家人眼中就是“ 外界”的一员）的指责时否认自己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确定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中，人们通过给“工人的政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来建构自己的阶级身份，并为此身份感到骄傲；在第二种情况中，人们默默守护着这一身份中仅存的那些东西，它们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进入政坛的左派官僚所贬低，这些左派官僚都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ENA）或者是其他专家治国派（technocratique）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学校，这些学校生产并教授“统治者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超出政治范畴（“现代”——经常是基督教的——左派 分子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右派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人们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当人们看到以下情形时并不应该惊讶：一位社会党前任领导人——当然，他在法国北部任职，所以它具有另外一种社会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在2002 年总统大选时急着提醒自己的朋友，“劳动者”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我确定对“国民阵线”的投票应该被解释为， 至少部分解释为平民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共同的身份，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尊严而做出的举动，因为过去曾替他们代表和维护这种尊严的那群人，后来开始践踏它了。尊严是一种脆弱的、不自信的情绪：它需要一些现实的证明和保证。作为产生尊严的条件，首先，人们不能感觉自己属于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者只是一些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和文件，也就是政治决定中存在的一些无声客体。于是，如果他们过去非常信任的人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就将自己的信任放置在另一些人身上。于是他们转向了其他代表，虽然这种支持也是临时的。

那么，他们的求助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应该归咎于谁呢? 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和建构的“我们”的定义是否已经将“法国人”对“外国人”的对抗置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对抗之上了呢？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下等人”和“上等人”这样的形式来延续的“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这两者并不等同，它们带来的政治结果也不相同）是否又将纳入一个新的维度：国家和种族的维度，“上等人”被解释为鼓励移民的人，“下等人”被解释为在日常生活中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们所有痛苦的来源？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共产党的投票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对“国民阵线”的投票则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肯定。（在第一种情况中，他们与政党的整个支持者队伍、领导人、政治话语的关系，以及阶级身份的契合度都是非常深入而确定的; 在第二种情况中，这些关系便几乎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选举结果都表现为，或者说在实际上变成一个公共群体的宣示，这一群体正是通过个人投票，但同时也是集体投票的方式，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自身成为一个公共群体的一员。给共产党投票的人形成了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群体的存在，这一群体在必须面对自身客观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与这一政治传统连接在了一起。同时，还有其他阶层的、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主体来发声）有着共同世界观和诉求的人们加入这一团体。人们相信，将社会阶级对立的相关理念从左派的政治 话语中抹除（甚至将其中的关于社会对抗性的基本肯定——原本应该支持对抗中的工人群体一方的诉求——置换为了对于社会运动的控诉，人们将社会运动看作历史遗留物，批判它以及支持它的人太过陈旧，或是将社会运动看作割断社会连接的、 政府应该加以制裁的行为)，就可以成功剥夺共产党原有选民 群体将其自身看作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诉求的牢固团体的可能 性;人们将个人主义带回他们的观点，并消解他们原有理念所 拥有的力量感，将其与无能连接在了一起。但这种无能变成了 愤怒。这样的结果无可避免：这一团体的构成发生了改变，被左派新保守主义话语所摧毁的社会阶级找到了新的自我组织和表达观点的方式。

“五月风暴”中的示威人群。

萨特聪明地将投票和选期比作个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观点的非政治化过程，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队列（sérialité）”， 相反的情况是，人们在运动或者动员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团体（group）”。他的比喻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客观现实。无疑，他举出的例子是震动人心的：参加过 1968年五月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拯救了戴高乐派的政治体制。但这也不应该让我们忘记：选举行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也可以作为集体动员的方式来存在，它是一次我们与他人采取相同动作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符合“普遍选举”的 原则，也就是说被聚合起来的诸多个体意志最后被看作、表达为“集体意志”，而这一“集体意志”应该处于比个人意志更高的位置。在我之前描述的状况中（给共产党投票或者给国民阵线投票），情况是相反的：这是一场通过书写选票进行的阶级战争，这是通过一场场的选举进行的对抗，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阶级（至少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努力证明自己像其他阶级一样存在，努力将其力量组织起来。梅洛·庞蒂承认“投票反映的是休息中的、工作之外的、生活之外的人的意见”， 也就是遵循抽象的、 个人化的逻辑的， 但他同时强调“我们的投票充斥着暴力”：“每个人都拒绝接受他人的投票。”工人阶级远远没有去追求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可能描述的任何意义，他们远远没有去试图促成共同意见的达成，或者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实现一个结果，相反地，工人阶级，或者部分工人阶级（就像所有其他阶级：每次左派政党当权，我们可以在资产阶级的反应中看到相同的现象），他们指责选票结果可以反映“共同”意见这样一种自负的逻辑，他们将“大多数”的意见视为那些与工人阶级有着相反利益诉求的敌方阵营的意见。当人们将选票投给国民阵线时，这一建构政治主体身份的过程就是通过与那些过去被他们看作“敌人”的阶级拉帮结派来实现的（至少在选举期间如此）。“工人阶级”和工人（更广泛地说是平民阶级）在政治话语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结果， 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过去所拥有的与另外一些社会阶层（公共部门职员、教师等）的联系断裂了，从而导致了 新的“历史集团”（葛兰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历史集团”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阶级，以及商人群体或法国南部生活优渥的退休人群，甚至还有法西斯主义的军人群体和旧式传统天主教家庭，于是这一“历史集团”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右派甚至极右势力结合了。或许在特定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对当权左派，或更准确地说，是对由左派代表的那一政权的指控（因为是左派，所以上述逻辑更加成立）。是的，这一行为被看作唯一的选择。但显然，这一群体（指的是过去积极投票给共产党的那一团体的一部分）在进入新的联盟、新的政治环境时，自身也变得与过去不同了。这一团体中的成员现在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思考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他们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关系。

《回归故里》，[法] 迪迪埃·埃里蓬 著，王献 译，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对于相当一部分选民来说，投票给国民阵线可能与过去投票给共产党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相对临时，且没那么忠实的选择，他们将自己交付给党派发言人、将自己的话语权赋予党派代表以便在政治舞台上发声的程度也没有过去那么牢固和深入。通过投票给共产党，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状态，共产党既表达着他们，也塑造着他们，通过共产党表达出来的集体观点完全不反映选民们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在投票给国民阵线的情况中，选民个体并没有发生改变，通过政党进行的集体发声只是个体本能的偏见的集合，政党只是将这些意见捕捉，而后将其纳入相应的政治纲领之中。即便给它投票的选民并不完全赞同它的政治纲领，但获得选票同时获得力量的政党已经有能力让公众相信它的选民完全支持它的主张。

我们可以倾向于将这一群体看作一个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团体——它建立在本能的冲动之上，选民拥有相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是外界强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诉求或者在实践指导下产生的意见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反对外国人）而不是一种政治理念（对抗统治阶级）。但这一群体仍然通过共同投票给某一政党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团体，过程中，这一政党利用了他们的投票（在选民的允许下），选民则利用他们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研究在何种情况下，选票只能更多地被解释为（对于所有选民均适用）对于所选择的政党或候选人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或计划只有部分的，或间接的认同。当母亲投票给勒庞时，我问她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反对堕胎权利的政党，因为母亲曾经堕过胎，母亲对我说:“ 这两件事没有关系，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投票给她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选择那些自己在意的因素并因此确定自己的选择，而无视另外一些因素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感到自己和这个群体被代表了，哪怕这种代表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支持一些人，从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持了，他们通过投票，通过那一果断的投票行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并拥有一席之地。

这两种对立的政治景象（投票给共产党或是国民阵线）， 这两种将自己建构为政治主体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及社会的分裂之上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但除了时间因素，当我们处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日常生活结构中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我们在工厂中感受到共同行动的力量，或是因为感受到他人的竞争而要保护自己的职位，或是当我们去学校接孩子时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式的家长关系群中，或是当我们因为社区发生的事情而被激怒......不同的情形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这是两种相反，或者至少是相异的、使社会事实显现以及影响统治者政策的方式，但两者并不总是完全相互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国民阵线的选民之间有着多么持久和让人错愕的联盟关系，这些选民中的一部分（只有一部分）并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在或近或远的将来支持极左政党。这当然不意味着极左党派会变得像极右党派一样，而一些想要维护自己对“合理的政治”解释权的人却将所有不符合他们定义的观点和自我表达都指责为“民粹主义”，他们急迫地指控极左党派会成为极右政党， 但这一指责只能反映这一事实：当面对他们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为”，也就是他们认为不符合自己的“ 理性”和“智慧” 的行为时，他们并不理解阶级是什么。变化的不是党派，而是选民群体（工人阶级、平民阶级），一旦大环境（国内环境、 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在政治这盘大棋中的位置，从而归入另一“历史集团”，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但也许这种重新组合的发生会伴随一些如罢工、社会运动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为人们无法轻易解除一段他们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归属（无论这种归属是稳定还是不确定的），而且人们不能在一天之内便建立起另一种归属， 也就是另外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生活主张。

（本文选摘自《回归故里》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