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青年调查，90后农民工拒绝继续加班

本文为2020年8月11日晚，《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作者田丰、林凯玄，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就三和青年问题在单向空间展开的一场分享会，主持人为新经典文化人文社科部总编杨晓燕。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学人Scholar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一、谁是“三和青年”？

杨晓燕：三和青年或者说“三和大神”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和一群人，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拍过关于“三和大神”的纪录片，后来国内也有好多媒体，像腾讯谷雨也进行了连续的报道。我们有请田丰老师聊一聊三和青年是怎么走入您的研究视野，讲讲这本书的源起。

田丰：这本书的源起是我在一个朋友的饭局当中，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年轻人，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样，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三和大神”的名字。实际上网络当中对“三和大神”有很多夸张的说法，说他们去垃圾箱找东西吃，整天睡大街，说到他们那些生活窘境。我在网上搜索这些报道的时候处于一种疑惑，因为处于这种场景的人不可能长久活下来，三和是大神存在的地方，但同时他们的状态肯定不全是这样，这群人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这群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当时引起我很大的研究兴趣。

本来从青年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农民工已经进行了很多代的研究，“三和大神”是处于比较典型的90后的青年农民工。我们知道从代际划分角度来讲，可以把农民工分成60后、70后、80后、90后，到了90后农民工存在什么特点，他们在三和有什么样的表现，当时是让我很有兴趣的。尤其特别有意思的是，网络上说的这个低成本的生活状态，在我想象当中的深圳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深圳是很繁华的国际都市，它的物质生活水平非常高，有没有可能是低成本的生存？究竟处于低成本生存状态的青年什么样？所以当时引发我很大的研究兴趣。

杨晓燕：为什么要选取白描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做这个研究？

田丰：我们在进入三和之后发现三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这些人形成的原因跟网络中报道的“三和大神”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个考虑，觉得这样一群人可能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会很快在中国社会当中消失掉，我们想对它进行非常系统的研究可能是比较困难的，而我们把这些材料记录下来，以后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人群，能够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比较快捷的研究方法，能够真实呈现出与网络当中传递的信息不太一样的研究方法，我们把他真实的生活状况，用最朴素的社会学的观察和语言描述出来，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三和青年的情况。我这个白描的方法请张翼老师批评。

田丰 林凯玄 著：《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2020年8月 出版

杨晓燕：这种叙事方法在我看来，我是非专业读者，觉得很生动，好多的细节，如在现场的感觉。

张翼：这个事应该首先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来说，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群体做类别的分类，三和青年跟“三和大神”是两个不同的类别，在三和青年里面还存在在三和找工作的，因为三和劳动力市场本来是为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劳动者准备的。

所以这里我们分成几块，第一是找工作的人，大量的人是找工作的人。第二是在三和劳动力市场经常找工作的人。第三类才是小众的这部分，在龙华公园周边城中村，以大神的方式生活的人。以大神方式生活的人可能有几百个，有没有达到一千个我说不上来。但是三和青年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住在城中村里面，城中村的状态就是非常廉价的，低成本的能够生活，是城中村的基本特点。他不像宾馆、公寓，也不像家属院这样的方式生活，他是城中村的生活方式。所以理解三和青年，是在城中村的这些。再理解“三和大神”，是在龙华公园周边的社区里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变化里面去做这个调研。

劳动力变化里面有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市场，这个情况一般不是日结的，以月来结的方式，而且有社保。而日结就是劳务派遣，相当于有一大堆中介，这些中介手里有很多可以招来的工人，这些工人对于企业厂商来说可能雇一周或者三天，或者就雇一天，完成此次工作任务的劳动力市场，而且这个劳动力市场在经济越繁荣的时候，这个市场越繁荣，有时候一天200块钱，有时候一天300块钱，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也是生怕工资拖欠的人的就业选择。所以真正形成挣一天工资非要睡三天的方式，这部分人很少，不是比较多。把大神理解为青年，把青年理解为劳动力市场，就概化了我们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意义所在。

分享会现场（左起依次为：杨晓燕、田丰、张翼）

二、人在三和：关于三和青年的调查

杨晓燕：书中说凯玄作为局内人融入和体验三和，您作为局外人观察和了解三和，我想知道这个细节，以及你们怎么成书的过程。

田丰：我们事先确定大概的写作方向，然后根据这个写作方向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凯玄每天跟“三和大神”以同样的生活轨迹去重复他们的生活，早上跑到招日结的地方，每天的观察都是很小的量，因为你一天是看不明白这些事情的，你在不断重复这个轨迹的时候才能慢慢体会到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我跟凯玄那会儿每天拿着手机，到了晚上已经观察完，凯玄回到屋里把当天观察到值得记录的地方微信发给我，我看了之后就说哪些领域可能需要更加细致的观察，哪些人物需要重点观察，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书里呈现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完整的线索，都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基本上没有一天观察成功的例子，都是经过很多天重复的观察。凯玄在里面付出了很多，他完全融入到三和青年之中，三和青年认为他就是当中的一分子。所以他作为局内人的参与非常深刻，他的体会也非常深刻。

杨晓燕：我知道你们这个工作进展还是很艰难的，也没有什么经费支持，基本都是您自己出的，我们有请凯玄，讲一下你在三和“潜伏”的时候，讲几件难忘的事情或者细节。

林凯玄：感触特别深的是在中后期的时候，三和青年把我当成一个三和青年之后，讲一个我比较感动的故事。因为深圳比较热，我中午去三和青年经常活动的地方，在树下聊天，忽然感觉到脖子里有一个东西在动，用手直接弹开，发现是一条毛毛虫，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是之后脖子里面迅速起了很多的红疙瘩，发痛发痒，我赶紧回住的地方用肥皂水洗了一下可能会消毒，或者再擦一点牙膏，但是不行，红肿迅速扩展。我赶紧去药店，药店说你已经进入毒素，给我拿了很多药，有抹的有吃的，红肿面积消下去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红肿的程度还在。在和三和青年聊天的时候，因为我称三和青年是老哥，有些比我年龄要大，他看到我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他从哪得到的消息，他说香水可以消肿止痛，我说我也没有香水，他说我有。他的包寄存在一个小商店里，他就去拿出来，把他的香水给我喷，我连续三四天，每次见到他，他都会拿出来给我喷。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也不知道我的姓名，只是经常在一起。

林凯玄

这件事我特别感动，里面有些青年家庭压力大，或者个人生活压力大，经常要喝酒，我碰到一个喝醉酒之后默默流泪的。

杨晓燕：每个三和青年都有难以言说的故事。

林凯玄：对。我跟他聊天，在相互聊天的关怀中，他把我当兄弟。

三、为什么是深圳

杨晓燕：为什么三和青年产生在深圳，而不是其他地方？我们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三和青年的群体存在？

田丰：之所以在深圳产生，其中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深圳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从八十年代开始，20%的本地户籍人口加80%的外来人口，所以农民工在深圳被接纳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它对外来人口包容度高以及歧视相对较少，深圳是从建市开始，除了刚开始一小段时间，它是一个长期的存在。

张翼：那个地方还是一个追梦的地方。

田丰：对。你可以看到深圳对农民工排斥是比较少的。第二，深圳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它的物流很发达，我们可以看到三和青年能够吃到价格比较低的食品、水以及各种小吃，很大程度上依赖深圳非常发达的物质生产系统，物流系统。你如果到相对边陲的地方，生活成本自然而然提高，深圳是具备这个条件的。第三个是气候原因，比如在北京睡大街，露宿街头，可能生存难度很大，尤其冬天，可能半夜会冻坏，包括在上海也会冻的够呛，但是只有南方的城市才有可能出现三和大神的露宿情况，北方不太可能出现的。

最后一个原因还是深圳非常发达的劳务市场，他只有在非常发达的地方，这个劳动力市场是非常发达快速轮换的，我才能给你源源不断提供各种日结的工作。如果是北京，大部分人有相对固定的职业，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提供。上海主要是大国企为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是你刚才说有没有可能产生类似于三和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因为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以日结为基础的农民工的存在，但是是不是跟三和大神一样？可能不一样，生活境况也会有差异。

张翼：深圳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城中村，城中村是非常活跃的地方，也是不夜城，任何时候你去那个地方吃的、喝的，还有电玩，都是在日夜运转。第二，因为城中村的房价便宜，导致整个房市租金也便宜，提供的服务也会便宜，一小时的上网费会便宜，吃一碗挂逼面也会便宜。

第二个情况，整个消费是建构的过程，你消费低的时候这个市场也会形成，专门为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人准备的服务，因为量大的时候也会把价格成本压得很低，所以你挣的钱少，但是能活下来。

第三个原因，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也做一天工玩两天，我也是做一天工玩两天，因此形成互相能够认可建构的，但这个群体的人是少的，大部分人生活是积极的、向上的，所以这里是互相建构的过程，这三个原因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四、90后农民工：拒绝继续加班

杨晓燕：田老师书里面有很多案例讲三和青年个体的故事、群体故事，很多人先是来到三和打工，其实心里都有一个梦想的，为什么到了深圳到了三和这里，有些人丢弃那些梦想沉沦下来，过上不思进取的沉溺的生活？

田丰：可能最主要的原因，社会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整体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可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农村教育还是出现不少问题，比如农村初中毕业之后去找工作的人依然存在。这一代农民工跟以前也不一样，以前农民工都有过务农的经历，对艰苦生活的耐受力很强，但90后农民工绝大部分没有种过地，种过地的比较少，这些人进入城市耐受力比较低，一旦遇到工厂的严格管理，他可能会有抵触的情绪，会觉得不太适合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而且他依靠自己的能力也赚不到他想象中获得的物质很丰沛的生活，转而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或者抵抗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下他可能有自己放弃或者厌倦的过程来到三和，以做日结的方式实现自己认为比较舒适的生活，相对心理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杨晓燕：其实做日结既没有保障，挣得也低，为什么他们不去选择长期的、稳定的、收入高的工作，而非要去做日结工作？

田丰：以前的工厂都有加班文化的，你必须通过加班的时间赚到双倍的工资，包括富士康在内，富士康也是以加班文化出名，如果富士康不加班工资也是很低，只有不停加班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这样的话就让青年不得不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不停加班的情况。对于90后农民工而言，他对加班文化是相对厌恶的，他觉得我成了流水线生产的一个零部件，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些逃避的心理，他就不愿意进入工厂，而且他们把工厂称为黑厂。

张翼：富士康实际上是一个好工厂，它相对提供的劳动条件、报酬在那个地方是高的，不是低的，而往往是一些个企的企业，或者技术低端的企业，订单不稳定，有订单的时候需要劳动力，没订单的时候把劳动力雇下来要支付最低工资，而且还要交社会保障，这时候就导致那些企业不愿意长期雇工，这就形成订单经济。订单经济来的时候需要这些人，甚至有些地方着急的时候，任何人不管你会不会干这个活都上车，拉过去再说，培训两三天就上岗。所以越是繁荣的时候，日结的多，而且工资给的相对比较高，生活也就好一点。越是经济凉的时候，这时候有日结，但是间隔会拉得长一些，有时候招工人家的选择性很强，你体质弱，你三天不洗澡，面貌不好，人力市场中介本来就挑选一遍，挑选完以后他把这些人再让给企业，所以中介在那个地方挑人，不是企业直接挑人，这种情况是有的。

杨晓燕：三和大神好像是这样，没钱的时候工作一下，有钱就去享乐一下，这才像一个人过的生活，感觉大神的精髓好像在此。

田丰：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有些人必须赚到很多钱才能进入这个舒适带，有些人不用很多钱，只要给我足够的自由时间，让我在低成本的方式下活下来也是舒适的。

杨晓燕：据说我们这个书上市以后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共鸣（笑）。

张翼：日本人起“三和大神”这个名的时候，“大神”这两个字是贬义词，不是后现代或者现代，因为在日本很看不起这样的人。日本劳动力市场，包括家族的雇佣或者参与，特别喜欢有上进心的。日本人做这个纪录片以后觉得中国垮掉的一代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尤其中国很多学者在日本说，这只是一部分小众人的生活方式，绝大部分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是很上进、很勤劳的，追求未来生活的，因为幸福是干出来的，不是混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这么做的。

五、三和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杨晓燕：三和算是贫民窟吗？如果不是，它可能会发展成贫民窟吗？

田丰：我觉得三和距离我们在美国、在巴西以及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贫民窟有很大距离，我们认为以往的贫民窟是规模非常大的，像孟买的贫民窟住了几十万、上百万人，但我们三和的规模是比较小的。第二，贫民窟有一个特点，它是家庭化聚集的，有一家人的延续过程。但我们在三和看到基本没有女性，都是单身男性，没有形成家庭化聚集，我们看到每个三和青年，也有结婚的，但是数量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单身。第三，贫民窟往往依托很多非法的产业，比如暴力，或者是跟其他有关的产业。但是三和依托的是相对正规的产业，日结，你要出去找工作，而不是在贫民窟里面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其实三和对外部的依存度非常高，它不是国外的贫民窟是自己完全循环起来的体系，三和有自己的循环，但这种循环没有完全脱离对深圳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政府还是对这方面有很强的治理能力，而国外贫民窟的形成跟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比较弱有关。

张翼：一般情况是这样，在国际上贫民窟有三个定义，第一，这个地方是生产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不管是澳大利亚的学者还是美国的学者，还是印度的学者，到中国来以后，跑遍中国的城市，没有找到过贫民窟这样的地方。第二个情况，贫民窟形成积聚，这个过程的形成是与当地主流经济相隔离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没有。第三种情况，贫民窟是长期住的地方，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长期住在那里。但是在中国，包括三和这个地方，连大神也是流动的，三和青年全部是流动的，龙华公园附近的社区，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天天能够住下来生活的。

杨晓燕：田老师，这本书大概有十几万字，您觉得三和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田丰：其实三和青年的出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几个层面，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可能就是把人力市场搬迁，没有人力市场的存在，三和青年也就不会存在，他可能转移到新的人力市场，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也是最便捷的方法。第二个层面是社区改造。三和的改造在我们观察中已经开始，包括我们最近重返一次三和，改造已经开始进行，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把三和青年和“三和大神”依托的低成本的生活条件改变了。第三个层次，如果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措施对整个地区进行清理，但是这个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三和本身有一个自我生存的链条，这个链条被破坏的时候，三和存在的可能性就会极度下降。比如这次疫情期间，三和很多的小卖部、人力招聘市场、网吧等等都关门了。

其实根本上解决三和的问题，我们要从更长远的视角去看，你如果想让他们不仅如三和青年或者“三和大神”队伍当中，必须从教育入手，尤其是现在的农村教育，如果农村教育跟不上，农民在教育过程当中，可能他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当他来到城市中，发现这就是“三和大神”的来源，如果他遇到一些挫折，自己放弃了，或者出现一些颓废情绪，就有可能变成三和青年，甚至是“三和大神”。

杨晓燕：今年也是非常特别的年份，从年初到现在，据说到年底还会有疫情的反复，在疫情的情况下，整个世界格局也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行业的人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疫情下的三和青年都怎么样了？他们都还在吗？好像你们也回深圳又观察了一下？

田丰：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疫情对三和青年冲击很大。首先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还在三和地区的青年都被集中到龙华中学。在三和市场做了一些改造，三和市场已经完全封闭起来，所有人进去都得测体温、登记，原有的社区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里面的小卖部因为没人也关了，网吧因为没人也关了，我们在文章中所写的三和优衣库这些，也都暂时的消失了。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有深圳市对三和社区的改造，改造也在进行，生活区和招工区完全隔开，但这种隔开有可能是疫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看不到具体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已经出现很大的分离。

现在找工作依然有一些日结，但是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集中在三和附近的一个汽车站，汽车站那里还有一些。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三和青年，主要在公园附近，相对比较零散，不像以前那样聚集。三和城中村非常出名的夜经济、电子一条街，以及卖身份证办什么法人的，这些基本都没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张翼：中国深圳可能是复工复产比较早的城市，在5月份之前你找不到大神，因为疫情原因，商店都是关着的，大神没地方活。但是6月份以后他们又来了，因为复工复产，人力方面的需求。经济繁荣的时候大神来了，经济如果不行，他就到能生活的地方去了，这些人都是年轻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他只不过是在暂时寻找梦想的方向上定位不住，如果把定位定准了，他就走了。所以找到十年、八年还在那个地方的大神非常少。一般就是一两年、三年。

六、当前社会的中产焦虑

杨晓燕：一些大神离开了，一些大神又来了。接下来的问题想问张翼老师，好像您十几年前写过一个论文，写的是中国各阶层人口数量统计，您后来还做这方面题目的研究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张翼：我们现在做的是按照职业来说的，中国的农民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做农活的农民可能是20%，整个劳动力人口当中20%是做农民工作的。30%多一点是做工人的，最高的时候达到40%，因为做Made in China导致中国是世界工厂，大量的劳动力是在工人的行当里。在去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工人数量增速会慢一点，第三产业化导致服务业用工群体增加比较快。农民占20%，工人占30%多，37%、38%的样子，剩下就是中产，再就是资产量比较大的、收入比较高的人。总体来说中国的农民、工人阶层收入相对低一些。

杨晓燕：这些年阶级固化的说法也挺多，曾经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寒门难出贵子，穷人家的孩子很难达到最高的阶层。中产对他们的子女教育充满了危机感，如果不玩命努力子女可能就过不上他今天过的日子，可能会发生阶层下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翼：社会流动的结果构成了分层，社会流动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个人阶层有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从全世界来看，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一般是社会流动机会最多的时候，尤其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后期，这时候的社会流动机会最多，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80%的人是农民，但大现在为止80%的劳动就业人口是非农民，这是中国流动机会最多的时候。但后工业社会里面，把长距离流动变化为短距离流动，整个中层里面再阶层化。比如你是小白领，到你是一个负责人，再到你是大公司里面的最高主管，这里面的阶层是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欧，在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层是比较多的。

当前的分层理论体系不能解释后工业社会出现的阶层上升的机会不多的问题，比如美国八十年代中产是最大的，经过最近五六十年的变化，它的中产阶层反倒比八十年代小了很多，从70%多降到只有40%多。日本也是，九十年代说一亿三，一亿是中流，现在一亿中产阶级，日本人抱怨说我叫白领但我不中产。所以到中产化社会以后，人的收入之间的再分配还是会继续形成促进人口流动的机制。在这个流动里面，学历高的跟学历低的之间的差距，导致流动的动机，因此将来流动，把技术岗位比较低的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岗位上流动的趋势，才是后工业化社会里面最核心的。

田丰：我非常赞同张翼老师的这个说法，我们现在社会已经渡过长距离流动的阶段，已经进入短距离流动阶段，但并不是说我们开始固化。因为以前的流动大家都在底层，只要你动，只有往上跑。现在我们上层也有了，中层也有了，底层也有了，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中产阶级以前都是从底层上来的，有可能往下滑，这个往下滑也是社会正常的现象。如果大家都只往上走不往下滑，那也是固化，往下滑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引起很多焦虑，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整体的流动过程是大家集体往上，现在出现有一部分往下，这个往下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正常现象。如果大家都只是往上的话，这个社会肯定难以为继，谁都想到上层，倒金字塔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支撑不住。我们理想的形象是橄榄形的，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中国在切蛋糕的过程中还要花费更加努力分蛋糕，怎么把蛋糕分在更加努力的人身上。

张翼：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学者说中产阶层焦虑是伪命题，底层社会比中产更加焦虑，比如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这时候农民焦虑比中产焦虑大很多，但是为什么中产焦虑容易被人听到？因为中产阶级有话语权，他能把自己的痛苦表达出来，但农民的痛苦不是在媒体上表达，他见人就说。所以扩大以后，好像中产比农民还焦虑，实际上这个不成立，这是一种现象。

第二种现象会说中产真有焦虑，因为中国第一代中产，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中产，我是第一代，从大学毕业我当了中产，我要拿出大量的钱要接济非中产的父母亲，但是父母亲老龄化速度很快，这时候中产经常是要养自己的孩子，还要养自己的父母亲，在这个抉择的过程当中，焦虑在这个地方。

杨晓燕：谢谢张翼老师，我们学到很多。下面时间看看线上读者如果有问题，可以向两位老师提问。

观众提问

提问：三和青年的内心是消极的，对未来失去希望，田老师长期从事中国青年研究，也许会知道当今中国青年当中也弥漫着一种丧文化，这种丧文化和三和青年的丧文化是同一种吗？有什么区别？

田丰：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中国丧文化，据我自己的观察，青年当中的丧文化是一个表象文化，不是来源于内心的。其实丧文化的背后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不积极，就不会产生丧文化，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呈现很颓的状况。如果拿丧文化的角度看三和青年，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如果农村当中最懒的青年，他连深圳都不会去。他其实有积极的一面，他走出家门，想到深圳找好的工作，但是由于自己的能力、技术、知识的原因，可能在当中遭遇一些挫折，这个挫折可能跟丧文化一样。这样的结果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出现，像上世纪所谓美国垮掉的一代，恰恰是经济恢复发展比较快的时间，很多青年也以丧的姿态呈现出来，等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垮掉的一代完全复兴起来，没有垮掉，而且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也进入主流社会，这其实是青年人特殊的阶段。

张翼：三和这里是一个驿站，人生没有永远是顺的，也没有永远不顺的。在不顺的时候，他要抱怨，他要说出来，要表达，丧文化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垮掉。美国当时嬉皮士是跑到乡里，不是在城里，他到山里去，跟城市杜绝，消费很少，但是那些人自己发展到后来厌倦这种生活也都回来了。

提问：三和青年中有大部分被大城市淘汰的打工者，他们虽然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但是在融入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只能集聚城市边缘的城中村，请问阻碍这些打工者融入城市的因素有哪些？

田丰：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我们的教育和时代产生了脱节。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来看，三和青年的整体已经跟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向有一些脱节，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出现的时候，三和青年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尤其深圳到了往高科技发展的阶段，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可能也是合理的现象。

张翼：深圳还是包容性比较高的城市，别的城市有它的母文化，深圳是创业文化，而且深圳说白话的少，说普通话的多，他是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都来追梦的地方，所以说深圳主流不要他们，这个解释比别的城市的地方文化形成的流动人口跟户籍人口完全不一样。深圳户籍人口80%也是从外面流动过来的。三和青年恰恰是深圳市包容的产物，只有深圳能提供这么活跃的地方，你想找工作的时候总能找到工作。别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不是那么灵活的话，想找工作就能找到工作是很难的事，因为求职是很长的过程。

提问：刚才田老师说到教育问题，“三和大神”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村留守儿童，张翼老师最早也做过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调查，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结果。您这个结果可能是2010年的数据，现在是2020年，这十年间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张翼：从大数字来说，留守儿童数量大大降低，而且留守儿童，原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留守儿童的确会降低升学率，导致这些人得不到父母亲的教育，成为背叛社会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人之所以融入不了主流，因为他父母在城里打工，导致家庭教育疏忽。但是从离婚，从家庭迁移发现，留守儿并不比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的人文化程度低，而且留守里面很多考试成绩比较高的人，恰恰是留守在农村的人，他自顾能力比较强，而且到城市适应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从成长，从阶层，从未来发展的动力方面来看，这两个群体之间，如果从统计学的区别会有，但是从大数据上结构上的判断区别不大。但是从数量来说，的确最近几您，尤其最近四五年，留守的量在降低，因为本来小孩的数量也在减少。

提问：最后一个问题，网上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三和青年现象是因为客观的，比如社会结构，包括城市阻碍的因素，还有一种声音说三和青年很懒惰，没有上进心，不努力，不值得同情，想听两位老师的看法是怎样的。

田丰：这两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阶段性的颓废期。关键是你不能永远颓废，你什么时候从里面走出来。而且每个人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不可能永远保持很匀速、很高速的状态，你实现不了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三和青年看作一个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懒惰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肯定会出现，但是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他就是在城市当中中等偏下的阶层，他腾挪的空间太小，没有办法像中产阶级赚了很多钱，甚至花一年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很多青年经历一段时间之后自我觉醒，调整期之后自我觉醒重新进厂。但也有一些没有调整过来。但你说他完全是懒惰，其实最懒的人不会出来的。

张翼：我们社会学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自己失败的时候，会说我爸比较困难，我爸没关系，人家的爸有关系，让他找到好工作。不光是农民工这么解释，包括大学生也是这样的。建构主义的会说你自己在合理化你的情况，很多人跟你一样的，那些人天天打工一天也不歇着，但是你打一天工歇两天。所以建构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生活的选择，你就要承担这个选择的结果，自由给你的时候，你得勇于承担这个结果。所以建构主义形成我到底向谁学，我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但是结构主义，你这个结构会把你限定在某个框架里面，但并不是所有人家的农民工进城以后都会到那里，这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和你自己的动力，内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學人Scholar

原标题：《三和青年调查，90后农民工拒绝继续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