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金大陆、吴四海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我还要回来的

1988年，我们这批国青队的人，该进国家队的进了国家队，进不去的则回省市。像我这种就属于回省市的，理由是我抽烟，表现有点差，当然球技还是可以的。离队时是好兄弟熊克送我的，我对着国家体委训练局的那扇门说：我还要回来的！因为抽烟是一回事，打球是另一回事。当时可能年纪轻，感觉一股气憋不过来，实际上回来还得好好去努力，偷懒的话，那是不行的。

但话要说回来，别看我对着那个门说了狠话，但人都已经回上海了，既然国家青年队不要我了，我还有啥希望？所以，我也有过放弃的想法。为此，我曾和罗捷一起去刘国璋家里，准备到邮电局上班，因为邮电局有乒乓球队。刘国璋教练说欢迎我来，但这样连全运会也很难参加的，总之是希望我还是坚持打下去。此时，陆元盛在上海队，先是在女队做教练，后又接手任男队的主教练。陆指导也是打削球的，他对我说：老兄，你再坚持坚持，再打两年。他也实话实说，队里没什么人，我不打的话确实会影响队里成绩的。于是我就这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教练，我可能真的去邮电局上班了，也不可能有后面的故事。就此我开始好好训练，上海男队在全国比赛的成绩也逐步好一点了。198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中国队输了后，郗恩庭教练上来接替许绍发干了一届。1990年鞍山全国比赛时，我看陆指导在跟大郗讲话，大概郗教练感觉我还行吧，回来就通知我去黄石参加国家队集训。所以，没有陆指导和大郗，我也不可能重返国家队。

大郗后来带了陈志斌、张雷、马文革等一批人去日本参加世界比赛。因为我比他们小一点，在黄石集训时，跟这批大我几岁的主力打，水准还差一些，但他们赢我也不容易，技术上会感到很别扭。第六届全运会之前，上海队跟江苏队打友谊赛，我差点赢了惠钧。当然，我跟1969年出生的一批人是完全可以打的。当时我是两面反胶打法，主要是削中控制转与不转的变化。我削出去的球确实有模糊感，很多人要“吃”的。因为所有的胶皮都有利有弊，像朱世赫用这种长胶，人家闭着眼睛都能拉，但他的稳定性比我好。我用的胶皮则对方必须得盯着看，不盯就要失误，而我全靠自己控制，就是说你给对方难度大了，你自己的难度也大了。所以两面反胶很少有人坚持打，一般削球多用长胶，我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也是不容易的。同时，我也加强了攻击力，特别是在反手发球后会侧身“冲”一下，因手中有数，命中率也蛮高的。

丁松 (中)与国家队队友

我是第一次进国家一队，感觉也蛮新鲜的。在国家队，一个总教练总管，下面有四五个分带的教练，一个教练管六七八个人吧。我当时分在已升为教练的惠钧一组。每天训练我都到最后一张台子，也没人来多管你的。因为惠钧要抓于沈潼这批准备参加世界比赛的队员，哪有工夫来管我们这种小朋友。所以，我是很识趣的，训练不会跑到前面的台子上去。1991年，练了那么长时间，总算给了我一次机会去朝鲜参加公开赛，我们决赛赢了，但这次比赛中，我输给了削球手李根相，印象很深刻。削球手跟削球手打，我跟他比确实还嫩了一些，他到底是参加了很多大赛的人。我有一板抢冲，他削得好、守得住，冲不“死”他，然后他也拉你一下，我削得没有他那么稳定。而且我俩的性格不太一样，我比他急躁。他可能根据手上的东西来，我则是想要去“弄”他，结果适得其反。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朝鲜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跟冯喆住一屋，晚上起来上厕所，一看地上全是湿的，一脚踩下去全是水。在家里水管漏了会发水，在宾馆里怎么也会发水呢，一看水龙头都关着的，不知水从哪里来的。第二天，教练尹霄组织队友帮我们排水，包括女队员都拿着干抹布来帮着擦，还好水没有浸到电源里去。临走的时候，我把没吃完的方便面给了阿妈尼，阿妈尼很开心，朝鲜那边的生活确实是比较艰苦的。

不久，我又去了一次英国。这次交流是陈新华联系的，他正在英国打球，因为太太是英国人，他希望国家队派支队伍来英国搞交流比赛，主要是去六七个城市，一个城市打一场比赛，也是尹霄教练带我们去的，队友有于沈潼、谢超杰、陈宏宇等四人。当时真的很穷，口袋里真没钱。英国人的饭量很小，一块鱼就当一顿饭了，我们运动员怎么吃得饱？在国家队大食堂，我们都是吃两碗饭的，所以每天都很饿。

出访回来时，蔡振华指导已经接班了，他要准备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当时，蔡指导刚上来没多久，心里也没有底。在准备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王涛、吕林这一对双打还是保险的，于是蔡指导就让我反手改成长胶，并让我和陈卫星两人模仿松下浩二与涩谷浩，陪王涛、吕林练习打削球。陈卫星是从小打长胶的，我等于是为了陪练而改的。1994年之前，我基本上做了这些事情。那一届奥运会，王涛、吕林在决赛中赢了德国队的费茨纳尔和罗斯科普夫，获得了冠军。他们的那场球，我是在同学家里电视上看的，所以特别有印象。要说做贡献吧，我们属于陪练，是“无名英雄”，在国家队当陪练的人很多，因为已形成了氛围，那个年代，除了主力队员有希望的，其他人都围着他们转，就是大家都为集体服务。哥德堡那一届世界比赛差一点赢了，王浩以19∶16领先卡尔松，谁知会连输五球，挺可惜的，本来这一届就应该“翻身”了。他们回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回上海了。不用陪练了，长胶也不用打了，一切似乎都结束了。长胶好削再改回来用反胶，感觉就不是“味道”了。当时我想，到底打什么球板呢？真是有点乱，自己都不知道打什么好了。这时，我看到队里的张凌，就是张本智和的妈妈，反手贴了一块生胶，削得人家有点难受。我和她在淄博的比赛中曾获得混双全国冠军。我就也贴块薄海绵的正胶试试看，结果效果特别明显，在内部比赛几乎不输球了，有时一两个月一场都不输。凡是内部比赛，教练都会制定一个表，我的成绩直线上升啦。蔡振华指导奖励我了，给了我点奖金，还说，最近丁松进步很大。当时即便训练完了再打两局比赛，也基本上不输球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比较奇特，人家看我是个正胶，总感觉搓球不是那么转，其实我搓球天生就很转，人家明明知道转就是拉不起来。同时，我削球转与不转的模糊度也增强了，弄得对方看不大清楚，出手就很犹豫，经常拉出界。因为这两个因素，我的成绩一下子好起来，蔡指导也很开心。1994年底，队里给我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先是几站公开赛，最后一战很关键，是瑞典的传统赛事斯堪的纳维亚比赛，号称“小世乒赛”。我们已经有八年没有拿到男单冠军了，而且世界高手基本上都会来的。那次，我的运气也挺好，因为王浩把瓦尔德内尔给赢了，否则我上去若碰上瓦尔德内尔，就说不定了，老瓦的调节能力非常强。

在此想说说发球。那个发球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小时候发过转与不转的正手球，多是发短的，后来人家说有犯规的嫌疑，我就放弃了，变成发反手球了，其实当时应该坚持发下去的。那一次在瑞典的比赛，我就随便用正手扔了一个底线长球，突然之间特别地转，我把小塞弗赢了。其实前面意大利公开赛时，我是输给他的。这样就一直用这种发球模式，一直到拿到冠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转，所以，这个发球方式并不是我琢磨出来的，是突然之间的一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天意。面对韩国队金泽洙时，我知道很难赢他，上去就抢拉，想不到效果还真不错，把他给赢了。这次荣获冠军，就奠定了我回国以后在队里的地位。

1995年世乒赛就在眼前了，5月份就要去打“翻身仗”。为什么报我参加团体赛？教练员报名是有压力的，他不可能把没有成绩的人给报上去。几个教练的意见是，第一我会打转与不转的削球，第二是有抢拉的能力。转与不转的技术，我小时候就会，抢拉则看拉什么球。拉下旋我小时候也会，现在我上旋也能拉了，而且发球也和以前不一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有这些东西加上去，这个威力肯定很大了。至于新闻记者把我说成教练雪藏的“秘密武器”，其实1994年我在欧洲大赛中拿冠军，人家还不认识吗？你打出来的球还算什么秘密。唯一就是上团体决赛名单，人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我跟瑞典队的佩尔森、跟老瓦打都不一定赢得了。卡尔松小时候就跟我打过，我记得那一年蔡指导带意大利队来访，我还跟他打过两次，团体赛我输了，单打比赛我赢了。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可能真是天意吧。我成了第43届世乒赛的主力队员，说实话，身上确实是有压力的，训练确实也非常辛苦。当然，各方面条件也好些了，就是你讲话人家当回事了，比如也有人给你按摩了，组织上也有人关心了，问你的腰伤怎么样，包括营养等。

丁松在第 43 届世乒赛中

这里，我想讲一讲打决赛时的心态。其实，我也有过不想打的念头，因为我也怕，关键是怕输。决赛前的那天晚上，蔡指导到我房间来，问我现在是什么感觉。我说，还打得了，但基本上是处于下风。蔡指导又问跟卡尔松打有多少把握，我说小时候打过两次，现在没打过，只能说有60％的概率可以赢，但也吃不准。我跟王永刚住在一起，他对我帮助很大。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应该说全部行的，这是一个机会。但我不行，我比较保守，我怕输。关键我没有在场面上说，我是私底下跟蔡指导说的。教练之间也在讨论，甚至会有争论，因为每个教练都希望自己带的运动员能够上。当年尹霄也是为了刘国梁的事情，肯定要去跟蔡指导、李富荣局长汇报，因为他希望国梁能去打。而陆元盛指导自然希望我能去打，这很正常。这个事情怎么讨论的，我并不知道，下午四点钟突然开会，说现在宣布决赛的名单，名单中有我。我当时想，球万一输了咋办？最怕打到最后一盘，那是多重的担子啊！那天早晨我练了很多，手有点抖。后来进入决赛的时候，手还是有点抖，力量没有控制好，削球不稳定，但攻球很有劲。我在休息室里等待的时候，腿都有点软。卡尔松在往拍子上刷胶水时，冲我来了一个怪脸，吓了我一跳。不是说我平时练得不到位，确实人到了这个时候是会紧张的。上去交手后稍微好一点，第一局赢下来后，我跟蔡指导说，应该问题不大，我肯定能赢了。第二局开局上去便打了个5∶0，我不停地跳一跳，很投入。其实，我当时想得太复杂了，甚至想到了第三局20平以后的情况。团体赛我们赢了，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缓过这口气后，到单打时，我感觉外国人没有谁能治得住我，只有中国人能赢我，而中国人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国梁，一个是孔令辉，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想到自己能在关键场次中为国立功，我还是心满意足的。

“CCTV杯”擂台赛的故事

在去德国之前，许绍发指导为推进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市场化，曾搞过一次“CCTV杯”中国乒乓球擂台赛，由电视台转播，所设奖金是一辆6缸的切诺基轿车，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概也标志着体育比赛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那个时候我还在队里，正准备英国的世界锦标赛。李富荣局长曾问过我，你自我感觉你的这个球，是出去跟外国选手多打好，还是跟他们少接触好？我也是比较实在的，认为我作为削球手，当然是少与外国选手接触为好。就这样一说之后，我出去的机会就少了。眼看着身边的队友不断有人出国比赛交流，自己心里多少也有点不平衡，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许指导搞的这个擂台赛，要得冠军就要一场场打出来的。其实，许指导刚开始的时候也挺困难的，因为队里的出访任务确实很多，擂台赛很有观赏和刺激性，也不能影响队里的任务。我在队里时间多，就经常帮许指导顶一顶。我总的状况是发挥不错的，因为平时在队里有些人也并不好打，有几场球确实赢得蛮辛苦，比如对我的好兄弟熊柯，他是赢了刘国梁上来的。我们之间熟门熟路，所以他跟我打很自信，他跟国梁讲没有问题，我则跟国梁讲，虽然平时对熊柯输得多，但我也不是一点戏都没有。那场球是在石家庄打的，其实大家都想打好，想不到那天我发挥得特别出色，他输了后蛮沮丧的。最后的决赛是跟王涛比，我们正好在正定集训，准备第44届世界锦标赛。王涛说，看来这球不好打。我说，你谦虚了。这场球是在北京海淀体育馆进行的，场面很大，看的人很多，徐主任、蔡指导都在场，气氛热烈而紧张。我记得先以2∶0领先，被他追到2∶2。第五局打到15平，我拉了一个高吊弧圈，他弹出界以后，我知道他崩溃了，我肯定赢了。为什么？那个球不应该失误啊！真的，他一下子输到15∶20的比分。像我们这种水平的运动员，球场比分和对方心态怎么样，都会有所感觉的。那辆北京产的切诺基车很威风，车上还印了“第一届擂台赛”的字样，市场上大概要卖到二十七八万左右。我把它运到上海，但发现南方人并不十分喜欢，它马力大，挺耗油的，北方人则比较喜欢。后来考虑到要去德国，我就开去哈尔滨把它给卖了。总之，这是中国乒乓球走向市场的第一次试水，以前从未想过，第一次在我身上实现了。

1997 年 3 月 22 日,经过一年多 50 场角逐的 “ CCTV 杯”中国乒乓球擂台赛在北京海淀体育馆降下帷幕。 丁松以 3∶2 战胜王涛,夺得总决赛单打冠军

打完这场球后，自我感觉很不错，我就跟媒体说，现在这个状态可以去英国了。因为1997年的英国世乒赛时我还是主力队员，而且团体赛也报名了，所以，我是两届团体世界冠军的成员。或许话说得太早啦，没想到去英国后，球板又出了问题。具体情况是出了一种新的机器，能查出胶水的情况，一个星期内球拍沾过胶水的就不行。我们平时涂胶水，涂后放一天再打没有问题。很多事情就如同刚才说的那样，都是命里注定的，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我决赛时就没有上场，单打则借用了别人的球拍，结果在八分之一决赛时输给了萨姆索诺夫。那时，突然之间感觉那套发球不行了，怎么也发不出原来的那种转性了。

1997年，我打完英国世乒赛后就退役离开国家队，在上海待了差不多大半年左右，于1998年8月去了德国。

1997年4月30日,中国队在第4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冠军。 右一为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