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命力报告④：干流各段水生态指数高低不一，中下游较差

9月27日，在“世界河流日”当天，由世界自然基金会、澎湃新闻共同主办的“把脉长江 科学施策”《长江生命力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在本次活动上，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同济大学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等八家科研院所共同发布了《长江生命力报告2020》。

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上述八家科研院所于2018年启动该项目。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份系统、客观的长江健康诊断报告，为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落实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战略提纲政策咨鉴，为长江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提供政策建议，激发和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长江大保护。

中科院院院士陈宜瑜在报告的序言中表示，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号召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医治长江“病症”的关键时刻，相信这份报告能够让包括公众、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能更通俗易懂地了解长江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威胁，为国家有关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为长江永葆生机活力贡献一份力量。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基尼说，作为全球第一个完整的流域级指数，长江生命力指数也是一项创新，其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广。毕竟，对于世界主要的大江大河来说，在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生命力状况之前，我们无法扭转淡水生态系统丧失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

马可·兰博蒂尼所说的全球一个完整的流域级指数即为长江生命力指数，作为报告的核心，该指数将诸多的指标进行了梳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指示性、简洁性、可追溯、且可持续跟踪的指标，从水文、水环境、水生态三个维度综合反映长江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澎湃新闻作为该《报告》的战略合作媒体，在报告发布之前，派出记者就长江的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状况专访了课题组相关专家，全面解读长江生命力报告。

水生态指数主要评估长江干流与四湖水生生物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以及栖息地状况。水生态是生命力“活”的部分，它的指数高低直接体现了长江是否还有活力，有多大的活力。澎湃新闻专访了长江干流水生态状况评价的技术负责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宇顺。他对长江干流的水生态评价结果进行了解读。

长江水生态已处在不太健康的等级

澎湃新闻：水生态在整个长江生命力中是怎样一个角色，它的指数高低意味着什么？

陈宇顺：水生态是生命力中“活”的部分，即生物的部分，反映了长江的活力。它的指数高低直接体现了长江是否还有活力、有多大的活力。没有了水生生物，长江就是一缸没有了活力的水。

澎湃新闻：报告中的水生态评价指标包含水生生物和栖息地指标，长江干流的水生态到底处于怎样一个水平？

陈宇顺：水生态总体处在B-等级，即总体来讲，长江水生态已经处在了不太健康的等级，说明了长江确实有病。

其中，长江源区为A,即近几年来，长江源区干流鱼类物种数、特有种和受威胁物种数无明显变化。

上游为B-,即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鱼类物种数从过去的161种减少了46种、鱼类特有种数从过去的96种减少了27种，鱼类受威胁种数从过去的35种减少了18种。

中游为D,即鱼类物种数从过去的97种减少了36种，鱼类特有种数从过去的38种减少了16种，鱼类受威胁种数从16种减少了11种，江豚的数量从过去的902头减少到现在的193头，天然渔业捕捞量从过去的40多万吨减少到现在的8万吨，鱼类的早期资源量从过去的67亿尾减少到现在的9亿尾。

下游为C，即鱼类物种数从过去的112种减少了40种，鱼类特有种数从过去的30种减少了5种，鱼类受威胁种从过去的8种减少了1种，江豚的数量从过去的1644头减少到现在的252头。

中游受各种人类活动干扰频繁，应开展生境修复

澎湃新闻：长江中游的水生态指数为何最差？

陈宇顺：前面我们提到了，中游水生态主要差在鱼类早期资源量、江豚数量、受威胁鱼种数和天然捕捞量。长江中游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指湖北省宜昌至江西省湖口之间的江段，这个江段在历史上是我国四大家鱼最重要的天然繁育场所，也是其它鱼类和江豚重要的栖息地。由于长江上游及其支流水电开发、捕捞、航运、采砂、工农业发展等人类活动的干扰，中游受到的影响较下游大。如水文情势改变、泥沙量下降、河道阻隔，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繁殖、生长的关键栖息地退化和丧失、饵料资源严重缺乏。再加上过度捕捞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而中游江段的以上几项指标都非常低，进而影响了长江中游的水生态综合指数。

澎湃新闻：长江中游鱼类早期资源量，其次是鱼类特有种、江豚种群数量和天然渔业捕捞量下降得如此厉害，这对水生态会带来哪些危害。

陈宇顺：长江中游鱼类的早期资源量，我们使用了长江干流中游监利江段的四大家鱼鱼苗的量，这个指标可以比较好地体现长江中自然繁殖的四大家鱼的量，它们对上游水电建设及其它相关干扰比较敏感。鱼类特有种、江豚和天然渔业捕捞量则从另外几个方面体现了鱼类和江豚对人类活动干扰的生态响应。这些指标下降得越厉害，说明水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越大，水生态健康受到的危害越大。它们是计算长江中游水生态指数的主要指标，这些指标的变化直接影响整个长江生命力的评估结果。它们是长江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几项生物指标，它们的下降带来的危害包括鱼类等生物资源量和多样性下降、江豚等旗舰物种的濒危、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长江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受到威胁。

澎湃新闻：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报告将长江生命力指数受到的压力因素归为气候变化、河流（湖）连通性的改变和水库调节、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和岸线开发、污染排放、资源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等六大类。各江段的主要压力因素是如何影响水生态的？

陈宇顺：各江段的压力有一些差异。源头区主要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源区从1971年开始明显增暖，相比于40年前，年平均气温增加了约0.8°C，气温升高导致冰川后退和冻土退化；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区水生生物生活史及其群落结构的确切影响至今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了解长江源区水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响应机制对有效保护和管理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上游区主要是资源利用、河流连通性的改变和水库调节、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的影响。包括上游区过度捕捞以及非法电捕直接威胁上游渔业资源和鱼类多样性，长江上游众多的水电工程阻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改变了鱼类的栖息地，加上长江上游城市群的发展造成大量滨岸和湿地被侵占，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

中游区主要是资源利用、河流连通性的改变和水库调节、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的影响。长江中游两岸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渔业捕捞的强度大，一直是长江中游鱼类资源衰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游是四大家鱼的主要产卵地。随着长江上游水库群的建成，四大家鱼的自然种群数量急剧缩小，繁殖量逐年降低，产卵规模显著减少，补充群体更是出现了连年下降趋势。此外，中游城市群发展迅速所带来的土地开发压力，也挤占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

下游区主要是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类型改变和污染排放的影响，长江下游沿岸密布的化工园区工业废液排放、农业污染导致营养物质、沉积物和杀虫剂的排放等严重破坏了流域的自然生境状况。

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宜将江豚转移到水族馆等场所

澎湃新闻：报告指出，针对不同区域精准施策。我们发现，在旗舰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关键因素，对中游和下游的预期目标均为旗舰物种数量不降低，物种种类不减少。为达到这一目标，中下游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陈宇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降低和调整流域内各项景观压力因子，特别是在全面禁捕的基础上控制污染排放、规划和优化航运和城镇的发展、严格控制采砂、开展生境修复，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和湿地，对洲滩和次级河道（即被沙洲分隔后没有航运和航运较少的河道）开展生境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工作。 

江豚 摄影：袁越

加强鱼类等重要物种的增殖放流和养护并规范化相应操作如放流物种的种类、数量、规格、季节、频次、放流地点等，加大力度保护江豚等旗舰物种及其饵料资源的恢复等工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措施的实施开展配套的生态监测，建立长期生态监测的网络，多途径优化监测手段，对生物的多样性动态进行实时监测。

澎湃新闻：以旗舰物种江豚为例，2018年，农业部长江办印发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计划指出如果不采取人为干预措施，预测在未来10余年内，长江江豚种群极可能下降到野外灭绝的临界数量。从保护措施来看，迁地保护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您如何评价迁地保护所取得成就，迁地保护区的哪些问题会影响保护的成效？

陈宇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应该是对一种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比较成功的范例，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目前，应进一步加强迁地保护区江豚栖息地的保护，健全保护区之间个体交换和遗传管理机制，促进＂保种种群＂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加强保护区的江豚饵料资源的供给、保护区的地方管理及相关政策的配套等，特别是让保护区的工作深入地方相关政策，提高公众对保护区工作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另外，需要加强迁地保护区江豚种群与长江天然种群的基因交流，优化江豚种群的遗传特征。

澎湃新闻：除迁地保护以外，建立人工繁育群体也是重要保护措施，而当前人工繁育保护工作尚未得到规模性进展。您认为国内的大型水族馆是否可以成为作为开展长江江豚饲养繁殖和建立长江江豚繁育群体的后备场所。

陈宇顺：在当前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结合长江十年禁渔等重大举措，加强自然栖息地的保护，促进江豚自然种群数量增加。在现阶段，考虑到江豚种群的总数量并不可观，我个人认为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天然水体（包括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和迁地保护区）中江豚的干扰，更多地尊重自然，优先让江豚的自然种群尽快恢复。

增殖放流和全面禁捕都应加强生态监测

澎湃新闻：报告里还指出要加强鱼类增殖放流，为什么增殖放流搞了那么多年，鱼类的物种数量还是呈下降趋势。有关部门曾介绍，即使大规模增殖放流，长江每年的捕捞量也不足10万吨，约占全国淡水水产品总量的0.32%。这是不是说明增殖放流成效并不显著，是不是流于形式了，成活率并不高？

陈宇顺：增殖放流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提高了鱼类的数量，特别是鲢鳙等经济物种数量的效果比较明显。但过去捕捞的压力因子没有去除，同时生境条件并没有改善，放流鱼类的成活率没有得到保障，因此资源量还是非常有限。濒危物种如中华鲟等，限于其关键环境和栖息地胁迫因子未减轻，物种濒危状况未根本改观。

另外，就是监测、监测、还是监测的问题。无论是普通的放流鱼类还是濒危鱼类，与国际大河相比，长江生态监测一直都是一个弱项，我们缺乏比较好的监测数据。国际大河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欧洲的莱茵河等，都有非常完善的水生态监测体系，开展了大量的水生态监测工作。

中华鲟

我们在长江的监测工作，过去几十年一直处在零星、片段式的状态，即不够系统，没有形成系统的监测网络。比如说，我们开展增殖放流，它本身是一件非常有生态学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放流之前、放流期间、放流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相关的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态状态进行监测，因此，我们就没法定量地去评估放流的效果，也没有弄清楚放流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澎湃新闻：2020年7月15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年1月1日，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已按期实现全面禁捕，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实行10年禁捕。全面禁捕对恢复长江的水生生态有哪些促进作用？十年期限，真的够吗？利用这十年，加强水生态保护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陈宇顺：渔业捕捞是直接影响鱼类等水生生物物种数量和生物量的因子，其它大多因子是间接因子，具体可以参照中国河流淡水生物多样性的压力类型概念分析图（本报告的技术附录部分，Chen et al., 2020, Ambio）。因此，开展全面禁捕，就消除了对水生态有直接影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威胁因子，这个其实在前面我们分析长江各江段时已经提出，即资源利用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子。

“长江十年禁渔”是中国科学院曹文宣院士提出来的。10年是一个相对值，鱼类可以完成一定的繁殖周期，应该也是一个试探性的期限，但在这个期限内，大部分水生生物可以有相对较长时间的增殖和种群恢复。但在这10年里，也需要调整其它压力因子、同时开展生境修复、恢复生物资源量等一起抓。

最后，还是监测的问题，没有监测就没有好的数据，没有好的数据，就没法定量评估效果，这是我们过去20多年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重视的。如上所述，在开展禁捕的时候，我们没有对禁捕前、禁捕期、和禁捕后期系统地开展长江水生生态健康的监测。

这样，就不能够定量地评估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对禁捕这一生态保护策略的响应。现在开始长江禁捕了，很难再找到可以用来开展水生生物监测的船（之前用于科研监测的船主要是通过租用渔民的渔船，现在渔民全部上岸，渔船也就没有了），没有了监测的船，长江天险的水生态监测工作就寸步难行。当前，长江水生态监测方面的工作比过去更不乐观了。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开展全面禁捕的时候，为科学调查开辟绿色通道，保障科学考察用船的可获得性和科学考察鱼类捕捞证办理的简易性，这样，科学工作者才真正和渔业资源管理者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共同推进长江生态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