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特被提名为大法官，她能帮特朗普和共和党实现心愿吗？

当地时间9月26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提名现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女法官艾米·巴雷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上周因病去世的著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特朗普盛赞巴雷特是睿智的杰出女性，“无限忠于宪法”，会“按照对法律的公正解读”断案。这项提名一旦获得通过，特朗普将成为尼克松总统以来，首位在4年任期内任命3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总统。

艾米·巴雷特其人

艾米·巴雷特现年48岁，1972年1月28日出生于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1994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罗德学院英语文学专业，1997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法学院——圣母大学法学院（Notre Dame Law School），获法律博士学位。

在校期间，巴雷特曾任《圣母大学法学评论》期刊执行编辑。毕业后，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劳伦斯·斯尔博曼和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法律秘书，后在华盛顿的一家法律公司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后，30岁的巴雷特回到母校执教，因教学与科研成绩突出，三次被授予“年度杰出教授”。

2017年5月，巴雷特被特朗普提名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巡回法官，并在同年9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一战成名”。当时，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费因斯坦质疑巴雷特保守的天主教信仰会影响她对堕胎等女性权利的司法判决，在听证会上宣称，“（天主教）教义在你心中回荡，这是个问题”。巴雷特则平静回应：“如果你问我是否看重我的天主教信仰，那么我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的个人教会归属或宗教信仰，不会影响我作为法官的职责。”费因斯坦这一明显带有宗教歧视的质问与指责，招致共和党参议员及保守派的严厉批评，也让巴雷特一夜之间成为宗教保守派的宠儿。

为什么是巴雷特？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早在2017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退休后，特朗普就一度考虑提名巴雷特为大法官。然而，由于共和党在第115届国会对参议院的控制并不牢靠，仅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领先。考虑到来自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及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夫斯基两位温和派女性参议员可能不会投票支持巴雷特，特朗普只能作罢，转而提名卡瓦诺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特朗普当时就表示，他将“储备”巴雷特，作为未来替代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人选。

抛开上述“历史”不说，特朗普提名巴雷特，至少还有三重原因。

第一，巴雷特是坚定的保守派。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也是坚定的社会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巴雷特的亲身经历和立场一向为保守派津津乐道。巴雷特与丈夫育有7子，包括2名收养儿童和1名唐氏综合征患者。早在怀孕初期，巴雷特的胎儿就查出唐氏综合征，但笃信天主教的她和丈夫坚持孕育并产下有先天疾病婴儿，身体力行天主教禁止堕胎的教义。

在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执教期间，她是“尊重生命职工”团体成员。2015年，她曾签署一封发给天主教主教的公开信，呼吁尊重“人从孕育到自然死亡的生命价值”，表达反对堕胎立场。她还对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著名的支持女性堕胎权利判决——罗伊诉怀德案，表示质疑，指出围绕该案引发的公众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引发自由派的极大不安。

在控枪、医改和移民问题上，巴雷特同样立场保守。她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热情支持者，严格限制州政府出台相关控枪法律。在2019年的一场涉及持枪权利的诉讼案中，她甚至反对剥夺非暴力罪犯拥有枪支的权利。在医改问题上，她反对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全面医保法案，并对2012年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奥巴马医改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移民问题上，她支持特朗普“扎紧篱笆”严格控制的移民政策，包括饱受争议的“公众负担条款”，反对享受政府救济的人获得绿卡。

巴雷特是宪法学派的“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者，主张严格按照美国宪法的文本和原初含义来理解和阐释宪法，反对对宪法作宽泛或与时俱进的“自由主义”解读。与联邦最高法院卡瓦诺等多位保守派大法官一样，她也是保守的联邦党人协会成员，该协会在性别、种族、民权、持枪、政府职能等议题上立场保守。

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巴雷特严守天主教教义，是天主教复兴运动团体“人民赞美”（People of Praise）成员，主张“丈夫是一家之主”，相信宗教预言和神圣治愈能力。

第二，巴雷特不大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意外”。特朗普了解巴雷特，也十分赏识她。更重要的是，巴雷特在被任命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已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也经受住了参议院听证会的“魔鬼式”拷问，不大可能出现意外或曝出新的“黑材料”。这方面，特朗普也部分吸取了卡瓦诺的教训。在卡瓦诺被提名后，有多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卡瓦诺性骚扰或性侵，导致卡瓦诺的听证会旷日持久，久拖不决，最终在参议院以51：48的投票险胜。在离大选日不到40天的短暂时间窗口下，挑选巴雷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法官，显然更为稳妥和保险。

第三，提名巴雷特，有助于提升特朗普选情。任命新的保守派大法官，是特朗普与共和党铁杆粉丝的“约定”，也是他今年大选的重要卖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特朗普马不停蹄前往威斯康辛、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等诸多关键摇摆州，进行大选动员。每当一处，他恋恋不忘提醒选民：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已经任命了近300名保守派法官，任命了2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并有望任命第3名。

提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铁杆保守派女性法官巴雷特，不仅兑现了他的竞选诺言，也将极大调动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甚至可能重新塑造接下来的大选议题。巴雷特在堕胎、持枪、移民、医改、平权等诸多保守派选民关心的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于提升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天主教徒及其他保守派选民中的热情和支持率，无疑是一剂速效药。

大选日前能通过提名吗？

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总统在大选投票日前30余天的时间里仓促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更何况，2016年3月，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马利克·加兰德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时，就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以大选年不能进行新的大法官任命为由加以拒绝。现在，特朗普在如此短暂时间里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选，无异于自己打脸。

不过，幸运之神似乎再一次垂青特朗普。经过2017年的参议院投票程序改革，参议院投票表决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时，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废除了此前阻扰提名通过的“冗长发言”（filibuster）程序。

目前，除了柯林斯和穆尔科夫斯基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表态不支持特朗普在大选年进行大法官提名外，其他51位共和党参议员没有谁站出来反对。一度被民主党“寄予厚望”的特朗普党内“死对头”罗姆尼也公开表态支持任命新的大法官，接替金斯伯格去世留下的空缺。这意味着，民主党根本无力阻止共和党投票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

麦康奈尔表示，参议院将会尽快走完任命程序。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计划在10月12日那周举行任命听证会，尽可能赶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之前，完成任命工作。

奥巴马医改悬了

由9名大法官构成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法和法律的阐释者和最终仲裁者，也被称为美国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捍卫者、美国社会的“调色板”以及民主的最后防线，最高法院的构成和意识形态底色，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旦巴雷特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将显著壮大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力量，对自由派形成6：3的压倒性优势。即便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由保守转向温和，自由派也无望突破其他5位坚定保守派构成的“铜墙铁壁”。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最高法院将成为保守派的坚强堡垒和一面旗帜，可能在堕胎、持枪、医改、移民、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议题上，作出不利于自由派的裁决，帮助保守派打赢似乎正在失败的“文化战争”。

11月10日，联邦最高法院将迎来大选后针对奥巴马医改的首场庭审口头辩论。18个共和党控制的州在特朗普支持下，对奥巴马医改发起诉讼，要求将之废除。在医改问题上，巴雷特立场明确，不支持2012年最高法院对奥巴马医改的裁决。即便届时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支持奥巴马医改，巴雷特和其他4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是有可能推翻2012年裁决，废除奥巴马医改，实现特朗普和共和党保守派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政治夙愿。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一旦今年的大选因“邮寄投票”出现争议，最终诉诸最高法院，而巴雷特的提名又能赶在大选日前通过，那么保守派占据优势的最高法院会不会上演与2000年大选争议类似的戏码，作出有利于特朗普的裁决，进而左右2020年大选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