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摆脱对少数关键企业的依赖

前段时间，一篇由女企业家自述文章在全国引发极大反响。据《中国改革报》报道，海口市政协委员、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慧鹰结合企业经历谈了感受，指出海口和其他城市在营商环境上存在的差距，她也提到了深圳的“五星级服务”。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经常听到企业家赞扬深圳。所以近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深圳的营商环境会比其他地区好不少？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深圳财政收入高，只要地方财政有钱，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容易解决，再加上公务员收入高，对待企业的服务态度自然也好。企业发展好，又进一步促使当地经济发展好、财政收入高。

乍听上去，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也不尽然。如果这是根本原因，那么就陷入了“因为富，所以更富；因为穷，所以更穷”的循环论证逻辑。毕竟深圳不是自始至终都很富裕，而且内陆也有不少资源型的城市，在资源类产品价格高企的时候，地方财政收入相当充裕，但市场活力和民营经济发展也不理想。

还有人认为，深圳营商环境好是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很清晰，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但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已经提了二十多年，可为什么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做好呢？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营商环境的演化实际上内生于地区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会发展出怎样的营商环境。大家都知道，沙漠里面缺水，所以沙漠植物的叶子都进化成细长的刺或白毛，以减少蒸发。热带雨林则相反，雨水充足、阳光不足，所以植物会长得很高，叶片也很大，以争夺更多的阳光。就像这些植物的进化过程一样，一个地方的市场环境、体制机制，事实上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都是配合当地的发展模式演化出来的结果。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国还有很多地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依赖少数关键企业发展，即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企业。国家统计局虽然没有公布各地区大型企业的经济指标，但是从国有企业的数据上也可以初见端倪。目前，国有企业的数量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4.98%，但是贡献了38.15%的资产、25.89%的营业收入和25.98%的利润。表1是各省2018年国有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占比，可以看到还有13个省份的国企资产总计占比超过50%，8个省份的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9个省份的国企利润占比超过50%。

也就是说，极少数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贡献了很多地区相当大一部分的产值和利润。地方政府只要能够守住这些少数关键企业，就可以保障地方经济的基本盘，这就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太强的内生动力去求新求变，发展模式出现固化。

除了国企和大型企业本身的体量规模大之外，地方官员的考核升迁制度也会强化地方政府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模式。在3-5年的任期内，地方官员想要在经济上做出突出的成绩、得到升迁，最直接和快速的办法就是引进大项目、大企业，或是扶持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做强、做大，而不是精耕细作去扶持规模较小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后者不仅见效慢，而且就算扶持起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当地获得的GDP和税收可能都比不上引进一个大型项目。在这种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自然而然会走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路径。

如果长期以来实施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就会演化出有利于少数关键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行政方式方法、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路径。但看看深圳的发展，从一穷二白的小渔村一跃成为现在的超一线城市，一直就是依靠开放、依靠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壮大。因此，在深圳的发展路径下，就演化出了一套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更加友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是不服务企业，只是注重服务大企业。例如，优惠政策颁布下来，大企业有专人送政策上门。但很多中小企业只能靠自己，稍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可以雇佣专人搜集、跟踪信息、申请填报，剩下的企业只能靠运气。运气好的就能无意中在政府公共平台上看到，运气不好的企业就只能错过。

还有，一些企业家指出市场环境不公平，在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PK时，明明有各种优势，可就是不能中标。但仔细想想，如果地方经济主要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那么政府必然会在招投标、市场准入上对某些企业更加偏好。

就像沙漠和热带雨林的降雨量和日照决定了植物的形态一样，一个地区的经济生态是集中在少数关键企业还是分散在众多的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中，最终就会演化成为地区之间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的差异。因此，很多地区并不是财政收入水平不高或者公务员工资不高，才没有好的营商环境、不能服务好企业。归根结底，是由于长期依赖少数关键企业的发展形成的发展模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所导致的。

笔者认为，导致很多地区营商环境不完善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观念认为对于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而言，“不管”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扶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经历过诸多波折，但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再加上我国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寿命较短（一些新闻报道中指出民营企业平均寿命是2.9年），很多人都认为，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倒闭率高一些很正常，它们“韧性强”，很快就会有新的企业开办、填补空缺。只要减少审批事项、放开准入，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就能发展壮大。

暂且不谈审批事项是否足够精简、市场准入门槛是否已经足够低。这一逻辑既没有认清企业成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没有意识到资源错配带来的损失。我们就以政府最关注的GDP指标来说明。如果一家中小微企业倒闭，第二天就出现新的中小微企业填补，那么这家中小微企业的倒闭确实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GDP的损失，由于新企业的开办会带来投资，GDP还能有所增加。但投入到倒闭的那家中小微企业的私人资本全部损失，而新开的中小微企业可能又走上了前一家企业的道路，不断往复。

总体来看，该地区的GDP仍然不断增加，但企业不断轮换，规模总是不大。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类似于通过“创造性毁灭”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还有一种模式，即通过企业成长推动经济增长，也就是第一家中小微企业不断成长壮大推动地方GDP的增长，同时第二家中小微企业的开办也带动经济增长，每家企业的资源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政府想要走“成长型推动”的高质量增长路径，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不管”上，还要通过良好的服务为企业提供养料，让企业不断成长、提高平均寿命。就笔者近期做的政企关系的问卷调查来看，企业对于政府服务的需求是迫切和多元的，最主要的需求包括申请各类优惠（68.69%）、融资需求（54.21%）、员工和管理培训需求（50.46%），还有19.6%的企业期待政府能够在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提供帮助。但是，很多企业（53.23%）在过去三年没有或者偶尔得到过政府部门主动提供的帮助或服务，只有14.49%的企业经常获得政府部门主动提供的服务。这都说明，对于很多地区而言，如何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成长还任重道远。

最后，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政府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跳出目前的“发展模式”和“舒适区”，从依赖少数关键企业转变为依赖广大的市场主体，才能内生的演化出一套体制机制，让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更加适应广大市场主体的发展。此外，改变官员的考核方式可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如果把地区市场主体数量、平均规模、生存年限作为地方经济考核指标之一，那么地方官员自然会将精力分配到服务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工作上，推动营商环境和市场主体服务功能的改进。

（作者罗知为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感谢王泽林同学提供的资料搜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