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阿桑奇引渡听证会｜你们的旁听人（三）

编者按：近日，阿桑奇的新听证会正在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进行。阿桑奇除了是一名黑客外，也是一名澳大利亚籍的记者，他因维基解密公布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材料而经受的折磨，似乎正杀鸡儆猴式的在对全球记者发出一个信号——加强自我审查。我们曾在2019年11月初，刊出英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审后，写在他本人博客上的速写《法庭上的阿桑奇》。我们在今年3月以《速写阿桑奇引渡听证会｜你们的旁听人（一）、（二）》为题，分别报道了克雷格·莫瑞记录的两次听证会。由于疫情的影响，原定于5月18日举行听证会被推迟至9月7日，克雷格·莫瑞出席了最新的听证会并每日如约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为读者带来当日触目惊心的庭审现场。克雷格·莫瑞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然后发现西方对他国侵犯人权活动的隐秘支持，导致他与外交部上级发生冲突，自此他开始了人权活动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义而感到震惊和悲愤。他在每篇日记的最后都写道：“非常希望大家积极地参与这篇文章的传播和发布，包括翻译。真相将使我们自由。”《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将陆续翻译并刊发莫瑞的现场记录，以飨中文读者。 

听证会第六天（9月8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6

今天，我去了位于老贝利街的英国中央刑事法庭，以为我会对法律的威严感到敬畏，但在我离开时却对这个不公正的肮脏行政部门感到厌恶。

关于老贝利街有一段传奇故事。它是戒备森严的代名词，也在伦敦古城墙的边缘占据了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中世纪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的所在地，在500多年间，这里进行过成千上万的正式审判。大部分时间里，即使是那些被判犯下轻微盗窃罪的人都会在外面的小巷里遭到处决。人们相信有成百，乃至上千人都被埋在人行道之下。

英国中央刑事法庭

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可以追溯到1905年，其背后和侧面被一些20世纪30年代的廉价公用建筑所包裹着。今天早上，我们五个人，朱利安·阿桑奇提名的家人和朋友，紧张地从一个地道进入了这里。我们爬了很多楼梯，进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特别不受欢迎的员工食堂的后门以进入第10法院。这里瓦片剥落，墙壁肮脏不堪，摇摇欲坠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片片油漆。只有监视我们的监控摄像头是新的——事实上，这些摄像头新到每个摄像头下都有一小堆灰泥和砖灰。

第10法院像是一个相当明亮和开放的现代盒子，带有宜人的浅色木制品，被挤在旧建筑物的大仓库中。一个巨大的、明显是潮湿的拱门不协调地“闯入”了空间，一片片剥落的白色油漆，像被遗弃的投降旗帜那样，从上面垂下来。阿桑奇的被告席和贝尔马什监狱（Belmarsh）的隔间一样，前面带有一块防弹玻璃，但它没有被封起来，屏幕没有封顶，也没有低矮的天花板，所以声音可以自由地流动，阿桑奇看起来像是在法庭里。与臭名昭著的贝尔马什监狱隔间相比，它有更多更宽的缝隙，阿桑奇可以通过这些缝隙轻松自如地与他的律师们交流，这一次他没有受到阻碍。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除了我们5个人以外，没有人被允许进入第10法庭的旁听席。其他人，比如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和维基解密（Wikileaks）的主编克里斯汀·赫拉芬森（Kristin Hrafnsson），则被转到了相邻的第9法庭，那里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眯着眼睛看一个小屏幕。因为那里的声音听不清，于是约翰·皮尔格直接离开了。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无国界记者等许多原本希望参加的人，甚至包括德国联邦议会议员都被排除在外。（在德国大使馆的强烈要求下，德国国会议员和无国界记者组织至少都在晚些时候获得了不完整的录像带。）

我们当中只有5个人被允许进入40个座位的旁听席，原因是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然而我们被允许坐在前排紧挨在一起的座位上）。而我们后面的两排空无一人。

最后介绍一下这个场景，阿桑奇看起来整洁得体，穿戴整齐，他的体重似乎有所减轻，但他的面部带着明显的浮肿，不太健康。整个早上，他都显得心不在焉、不知所措，就像在贝尔马什时一样；但到了下午，他恢复了精神，和他的辩护团队配合得很好，尽自己所能地在这个场合下表现得正常。

2020年9月7日，英国伦敦，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国的听证会继续在伦敦进行。图为阿桑奇出席听证会的艺术素描图。

诉讼程序始于朱利安在旧的引渡令上的获释，以及在今天早晨进行的新逮捕令下的重新逮捕的手续。辩方和起诉方都同意，他们已经就禁止政治罪行引渡提出的论点，不会受取代的起诉书的影响。

法官巴雷策随后发表了一份关于通过远程听证进入法庭的声明（她指的是在线听证）。她说，法院在没有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错误地发送了一些访问许可。因此，她取消了他们的访问权限。

在她发言的时候，我们在法庭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外面，因为国际特赦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约翰·皮尔格和其他40人的在线访问被关闭。由于这些人既不允许出庭，也不允许在网上旁听，这引起了一些恐慌。

巴雷策继续表示，公开听证是很重要的，但是她只应在“出于正义的考量”的情况下同意远程访问。在考虑了这一点后，她决定允许禁止远程访问。她解释说，公众通常可以在法庭上观察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他们可以远程访问，她将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这不符合“司法利益”。

巴雷策并没有详述她预计那些通过互联网观看视频的人会有哪些不受控制的行为。的确，大赦国际的观察员可能只穿着内衣坐在家里，可能哼着《妈妈咪呀》的原声带，或者大声放屁。至于究竟为什么这将会损害“正义”，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思考，但是法官没有进一步提供帮助。但在她看来，如果几乎没有人能近距离地观察，那么“正义”显然最能得到保护。

下一个要处理的“流程问题”是应该如何被听证。被告传召了许多证人，每个证人都提出了一份书面陈述。控方和巴雷策都建议，在提供了书面证据之后，辩方证人没有必要在公开法庭上口头提供证据。直接接受检方的交叉盘问会快得多。

辩方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QC）反驳说，正义应该由公众来伸张。在进行盘问之前，公众应该能够听到辩护证据。这也将使朱利安·阿桑奇能够听到总结的证据，这对他跟进案件很重要，因为他在贝尔马什监狱期间无法长时间获取法律文件。

巴雷策表示，不需要口头重复已经提交给她的书面证据。辩方的马克·萨默斯（Mark Summers）不准备放弃坚持，法庭上的紧张气氛明显加剧。萨默斯表示，“对证据进行有序、理性的阐述”是正常的做法。而控方律师，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则否认了这一点，称这不是正常程序。

巴雷策表示，她不明白为什么要为每个证人安排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这实在太长了。刘易斯表示同意。他还补充说，控方不接受辩方的专家证人是专家证人。比如做新闻报道的新闻学教授不能算作专家证人。专家证人只能在法院没有资格考虑的技术点上提供证据。刘易斯还反对辩护证人在口头作证时可能陈述新的事实，因为官方没有时间对此作出反应。巴雷策指出，书面的辩护声明是在网上发布的，所以公众可以看到。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又站起来说话，巴雷策用一种非常轻蔑的语气回应他。她明确地说：“我给了你一切机会。真的，您还想说什么吗？”“真的”这个词被狠狠强调了，而且带着讽刺意味。菲茨杰拉德拒绝坐下来，他说当前案件涉及的是“关于基本人权的根本问题和全新议题。”公开提供证据很重要。这也给了证人一个机会来强调他们的证据的关键点以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

巴雷策要求暂时休庭，考虑对这个问题的判决，然后又回来了。她认为被告证人在公开法庭上作证是不利的，但接受辩护律师陪同每名证人最多半小时，使他们能够在交叉盘问之前调整自己并重新熟悉自己的证据。

对每位证人来说，这半小时代表了某种妥协，因为至少每位被告证人的基本证据将被法庭和公众听到（在公众被允许听到任何事情的范围内）。但是，认为“标准的半小时时间限制对所有证人来说都是明智的”（无论他们是在证明一个事实还是该事件多年来的发展）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这个问题最强烈的反映是法官和控方都希望通过引渡，并在该过程中尽可能少地将反对引渡的案件公布于众。

当法官休会休息时，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将会平静一些。但是我们真是大错特错了。

法庭继续审理由马克·萨默斯牵头的一份新的辩护申请，涉及美国政府新的替代起诉书提出的新指控。萨默斯让法院回顾了引渡听证会的历史。第一份起诉书已于2018年3月草拟。2019年1月，临时提出了引渡请求，该请求已于2019年4月在阿桑奇撤离使馆后实施。2019年6月，该请求被完整的请求所取代，并发布了第二份新起诉书，这是今天前这些诉讼程序的基础。在第二份起诉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听证会。

新的替代起诉书日期为2020年6月20日。在2020年2月和5月，美国政府允许在第二次起诉的基础上举行听证会，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尽管在那个阶段他们必须知道新的替代起诉即将到来。他们对此既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

辩方没有得到替代起诉的适当通知。事实上，辩方是通过美国政府6月20日的一份新闻稿才知道这项起诉的存在。直到六个星期前的7月29日，该文件才正式送达这些诉讼程序。一开始，辩方还不清楚替代起诉会对指控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美国政府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并表示这不会带来影响，只是提供了额外的细节。但在2020年8月21日，在美国政府的新文件中，指控本身已经改变，这一点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现在又有独立的新指控出现，与先前的指控无关。即使与曼宁有关的18项指控被驳回，这些新指控仍可能构成引渡的理由。这些新的指控包括促成窃取一家银行和冰岛政府的数据，传递有关追踪警车的信息以及对个人和安全公司的计算机进行黑客攻击。

萨默斯说：“没有人能明确指出新指控的材料中有多少构成了犯罪。”他继续解释说，目前还不清楚澳大利亚人从冰岛以外的地方（从英国）向冰岛某人提供有关如何破解密码的建议，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这甚至没有考虑美国的双重犯罪测试，在犯罪者受到引渡之前，其必须通过双重犯罪测试。

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将这些指控作为新案件提交，则会在六周内成为第二部分引渡听证会的主题。很明显，被告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此作准备，也没有为这些新的指控安排证人。在与这些新指控有关的问题中，辩方希望解决的是，有些指控不构成犯罪，有些指控已经超出了时限，有些已经在其他地方（包括萨瑟克刑事法院和美国法院）受到起诉。

对于其中一些指控的来源和证人的可疑性质，也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质疑。特别是被指认为“青少年”的证人与前一份起诉书中指认为“冰岛1号”实际是同一人。前一份起诉书中包含了美国司法部对这位证人做出的“健康警告”。而这份新的起诉书则取消了这一警告。但事实是，这名证人是西格尔杜尔·索尔达森（Sigurdur Thordarson），他因涉嫌欺诈，盗窃，窃取维基解密的金钱和材料以及冒充朱利安·阿桑奇而在冰岛被定罪。

萨默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起诉书中并没有提到联邦调查局“因为试图利用索尔达森陷害阿桑奇而被赶出冰岛”。

萨默斯表示，如果要听取新的指控，所有这些事项都应在听证会上宣读，但辩方在收到答复后的短短六周内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其答案或证人，甚至不考虑辩方如何与被关在贝尔马什监狱中阿桑奇接触这一极端问题。

辩方显然需要时间来准备这些新指控的答案，但因此将阿桑奇在监狱里关上几个月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辩方建议将这些新的指控从法院考虑审议的行为中删除，并应继续将犯罪行为的证据限制在之前所指称的行为之内。

萨默斯认为，在短时间内，在“完全没有事先警告，也不给辩护方回应的时间”的情况下，就加上法律上新的、单独的刑事指控，是“完全不公平的”。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正常、不公平的，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很可能造成真正的不正义。”

现在，检方提出的论点以这些全新的指控为依据。例如，检方现在反驳了告密者的权利和揭露战争罪行的必要性，声称被告根本没有必要侵入冰岛的一家银行。

萨默斯的结论是，在他们的第二次新起诉之前，“此案应该仅限于美国政府在案件发生的18个月里认为适合指控的行为”。

在回应萨默斯提出的起诉时，QC乔尔·史密斯回答说，根据法律规定，法官有义务考虑新的指控，而不能将这些指控取消。“如果在请求失败后，实施新的引渡请求没有任何正当之处，那么在第一次请求失败之前就取代起诉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根据《引渡法》，法院只有在“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犯罪，且所指称的行为符合双重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决定。法院没有其他职责，也没有管辖权来施行请求的一部分。

史密斯说，所有的权威（先例）都是将指控从案件中删去，以便在其余合理指控的基础上继续引渡，而那些被删去的指控只是基于双重审判，并没有为了防止引渡而取消指控的例子。而且，只有在被指控的行为经过法庭审查后，才作出执行指控的决定。不存在任何法院不去审议受指控的行为的例子。如果需要，被告可以寻求延长时间，但必须对新的指控进行审查。

萨默斯回答说，史密斯“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我们并不是说您永远都不能提交新的起诉书，但您不能在实质性听证会前六周提交起诉书。”史密斯所说的话的影响和“哈哈，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你不能阻止我们。”基本上意思一样。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道歉。情况并非如此如史密斯所声称的那样：权力是起诉时保证检察官的公正，而不是为了维护辩护者的公正而存在的。

等萨默斯一坐下，巴雷策就这一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听证会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是一份事先写好的判决书。她从带进法庭的笔记本电脑上读了那份文件，而且在萨默斯和史密斯在她面前辩论时，她没有对那份文件进行任何修改。

巴雷策说，她被初步要求从本案中删除所指称的某些行为。萨默斯曾表示：“收到新的指控是非常不寻常的”。不过，“我向辩方提供了休庭的机会”，让他们有时间准备应对新的指控。“我当然考虑过阿桑奇被拘留了。我听说萨默斯认为这是根本上的不公平”。但是，“关于我们没有时间（跟进）的论点，应该通过要求（更多的准备）时间来弥补。”

萨默斯先生提出了双重犯罪和滥用程序的问题；考虑到这些要求现在已经被提出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提出这些论点的理由。

巴雷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种论点，即虽然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辩方在考虑每项新指控时作出回答，但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在宣读了她根据新的替代起诉书进行的，事先准备好的判决后，巴雷策宣布休庭去吃午饭。

在当天结束时，我有机会与一位非常杰出和著名的律师，就巴雷策将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带到法庭的问题进行了交谈，这些判决书是在她听取律师们在她面前辩论之前就准备好的。我了解她已经看过大纲中的书面论点，但我敢肯定这是错误的。如果判决书是预先写好的，律师们争论几个小时有什么意义呢？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是不是正常的做法？

律师回答说，这绝对不是正常的行为，这样做完全是无耻的。在这名律师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中，即使是在高等法院，偶尔也会看到有人这样做，但人们总是设法掩盖这一事实（比如通过往裁决书里加上一些在法庭上口头提出的要点），巴雷策只是公开这么做了。当然，问题是，她朗读的究竟是她自己事先写好的判决书，还是上层交给她的东西？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早晨。那些为了使案件顺利进行而对辩方证人进行的绞刑，实际上是为了确保他们不在法庭上公开证据（除了那些控方认为在盘问中适合进行攻击的部分），这令人震惊。辩方试图在最后一分钟为取消替代起诉所做的努力，已被草率地处理了。然而，巴雷策几乎没有想要去掩饰自己言行举止中透露出的对辩方的敌意。

我们在休息时第二次以为事态一定会平静下来，不那么戏剧化。我们又错了。

由于各种程序上的纠纷都需要进行闭门讨论，法庭在午饭后又推迟了40分钟才继续开庭。继续开庭后，辩护律师马克·萨默斯突然站了起来。

萨默斯说，辩方“承认”了巴雷策刚刚做出的判决——一个非常谨慎的措辞，而不是“尊重”，后者可能看起来更自然。由于她已裁定，对缺乏时间的补救办法是延长时间，辩方正在申请休庭，以便他们能够准备对新指控的答复。他们这样做并非轻率之举，因为在休庭期间，阿桑奇将继续在条件非常艰难的监狱中服刑。

萨默斯说，辩方根本无法在短短几周内收集证据，对新的指控做出回应，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情况变得更糟。的确，巴雷策于8月14提出休会，他们在8月21日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在那段时间里，阿桑奇没有收到新的指控，他们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是一个独立的新案件。到目前为止，阿桑奇在监狱里还没有收到新的起诉书，这是一份阐明新指控重要性的关键文件。

巴雷策尖锐地问到，辩方是否可以通过电话与在狱中的阿桑奇交谈。萨默斯回答可以，但这些对话极其简短。他们无法给阿桑奇打电话，他只能用监狱的公用电话，向某人的手机简短地呼叫，而团队的其他成员则必须设法聚集起来听着。在这些非常简短的讨论中，辩方不可能充分地阐述复杂的材料。8月14日至21日期间，他们只打了两次如此短的电话。辩方只能通过邮局将文件发送给阿桑奇，但是他并不总是能收到它们，或者被允许保留它们。

巴雷策问他们要求休庭多久。萨默斯的答复一直持续到一月份。

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詹姆斯·刘易斯回答说，需要对此要求进行更多的审查。起诉书中的新事项纯粹属于犯罪。它们不会影响有关案件的政治性质的论点，也不会影响大多数证人。如果给予更多的时间，“根据此案的历史，我们将看到和第二次法庭没有任何关系的材料”。

巴雷策在出庭考虑判决时休庭了“十分钟”。实际上她花了更长的时间，当她回来时，她看上去异常紧张。

巴雷策裁定说她曾于8月14日给予了辩方审请休庭的机会，并给了他们7天的时间作出决定。8月21日，辩方回复说他们不休庭，他们所没有回复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即使在今天，辩方也没有申请休会，而是致力于减轻指控。辩方“不可能对于我（反对申请）的决定感到惊讶”。因此，辩方一定准备好了继续听证会。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基于新情况，阿桑奇在贝尔马什的处境自从8月21日起并没有改变过。因此，他们错过了机会，他们的休庭请求也被拒绝。

现在法庭的气氛极其紧张。上午，巴雷策泽以“时间不足的补救办法应该是延长时间”为由，拒绝撤下新的控告，现在她又拒绝给予更多的时间。辩方揭穿了她的谎言；政府显然确信，在贝尔马什的单独监禁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阿桑奇不会要求更多的时间。我相当怀疑阿桑奇本人也在虚张声势，他在午餐时间打电话要求延长时间，满怀期待要求被拒绝，让诉讼程序的恶臭虚伪暴露出来。

我之前曾在博客中写道，新的控告被用于替代失败的第二次控告这一程序诡计（正如史密斯为检方所说“在旧的控告失败前”）有多么恶心。今天，在法庭上，你能闻到硫磺味。

然而，我们又一次感到，事情现在一定不那么令人激动了。这一次我们是对的，但它们却变得极其陈腐老套。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个证人，马克·费尔德斯坦（Mark Feldstein）教授，他通过视频连线为美国在法庭上作证。这一天在混乱的虎头蛇尾中结束，这并不是费尔德斯坦教授的错，是法庭没能让视频技术正常运行。在40分钟的时间里，费尔德斯坦拿出证据的时间只有断断续续10分钟。但即使这样，这也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和马克·萨默斯（Mark Summers）在线上不停地交谈，试图盖过对方的声音。

费尔德斯坦教授的证明将在明天（也就是今天）将继续，我不会将其拆分开来，而是将完整记述它们。与此同时，你可以在凯文·戈斯托拉（Kevin Gosztola）或詹姆斯·多尔曼（James Doleman）上午和下午报告中看到这些精彩的摘要。

实际上，我会非常感激你这样做。因为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并没有捏造或夸大这些惊人事件的事实。

如果你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今天，这个词无疑是“捏造不实之罪使人入狱（railroaded）”。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推进听证会，尽可能少地让公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准探视，不准休庭，不准解释辩护证据，不准撤销替代起诉的指控。二月在伍尔维奇的那个星期，检方显然失败了，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一切又有了新的推力。

关于辩方将如何处理这些新指控，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没有新的证人来陈述新的事实，他们似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证人名单早已经在原有指控的基础上敲定了。辩方被迫与错误的证人来继续诉讼程序似乎有些疯狂，但坦率地说，我对这个虚假过程中的任何事情都早已不再惊讶。

斯诺登推特：读一读这个，再和我说阿桑奇的审判秀不像卡夫卡的作品。法官允许指控不断变更，让辩方甚至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最基础的需求被否决，没有人可以听到被告说了什么——一个闹剧。

2020年9月7日，英国伦敦，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国的听证会继续在伦敦进行。

听证会第七天（9月9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7

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

今天早上，我们直接开始听取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Clive Stafford Smith）的证词，他是一名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律师，有英国的律师就业执照。他于1999年创立了“缓刑”（Reprieve）组织，该组织最初的设立是为了反对死刑；但2001年之后，该组织的业务扩展到了与“反恐战争”有关的酷刑、非法拘留和非常规引渡等（侵犯人权）案件。

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证实，维基解密发布的电报在巴基斯坦针对非法无人机袭击的诉讼中起了极大作用。正如克莱夫的证人证词在第86/7段所述的：

86. 我处理这些案件的动机之一是美国无人机行动显示出管理不善，并使得有偿线人提供与无辜民众有关的虚假信息，导致这些民众在随后的袭击中丧生。例如，当我与伊姆兰·汗（Imran Khan）在“支尔格大会”（jirga）上向无人机袭击的受害者做演讲时，我在公开讲话中说到，这个房间里可能有一两个人受雇于中情局（CIA）。我没曾想到的是，这不仅是真的，而且线人后来还对参加支尔格大会的一名少年做出了虚假的声明，以至于他和他的堂兄在三天后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我们从后来的官方新闻声明中得知，提供给美国的“情报”指出有4名“激进分子”乘坐在一辆汽车内；我们从他的家人那里得知，实际情况是他和他的表弟要去接一个阿姨。在这件事上，线人遵循了一条某种程度上的准则：对任何线人来说，对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发表声明，当然要比对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发表声明安全得多。

87. 这种可怕的行为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导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地位直线下降，并使美国人生活的危险性有增无减。

基于维基解密披露的有关美国无人机袭击政策的证据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进一步导致巴基斯坦首席大法官对暗杀事件做出了判决，也使公众对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无人机袭击事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结果是在瓦济里斯坦的无人机袭击被勒令停止。

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还披露了美国为了试图阻止国际社会调查酷刑和非常规引渡案件所做出的外交努力。这违背了美国的法律义务：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9条的规定，美国应配合对酷刑指控的调查。

斯塔福德·史密斯继续表示，维基解密发布的一份未被重视的文件是JPEL，（美国联合军方对阿富汗的优先影响清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暗杀目标的名单。这显示了对行动合法性的无情漠视和对杀戮的幼稚态度，他们给暗杀目标取了幼稚的绰号，其中一些绰号表明一些目标是由英国或澳大利亚特工所命名并加入名单中的。

斯塔福德·史密斯举了比拉尔·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例子，他是一名美国公民，也是一名记者，曾遭遇过来自美国的五次暗杀，有关方面尝试使用无人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使其遇害。斯塔福德·史密斯正在华盛顿就“美国政府是否有权将身为记者的本国公民作为暗杀目标”进行诉讼。

斯塔福德·史密斯接着谈到了关塔纳摩监狱，并且有证据表明，那里的许多被拘留者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是由于悬赏制度在阿富汗境内被捕。维基解密发布的囚犯评估简报并不是独立的信息，而是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其中包含了非常严重的指控：包括美国能够“制服”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辩护对象在内的囚犯，并经常让他们接受酷刑来承认自己的罪行。

这些文件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指控，当维基解密公布这些文件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政府曾放出这些文件来败坏被告的名声。这些文件不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关塔那摩监狱，一个由6名囚犯组成的核心小组成为了告密者，并被用来对其他囚犯做出虚假指控。斯塔福德·史密斯说，很难责怪他们，考虑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想逃离那个地狱般的地方。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这六名泄密者的身份，这充分表明了他们对保护与维基解密有关的信息提供者的重视。

克里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对其客户所犯下的罪行“深感震惊”。这些行为包括酷刑、绑架、非法拘留和谋杀。在阿富汗的巴格兰机场，一名被拘留者被谋杀，这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让其他被拘留者感到恐惧的审讯手段。换做是在2001年，他绝不会相信美国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斯塔福德·史密斯谈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使用的审讯手段，比如吊刑（strapado），或者挂住犯人的手腕直到其肩膀慢慢脱臼。他讲述了对Binyam Mohamed的酷刑，Binyam Mohamed是一名英国公民，他的生殖器每天都被刀片割开。英国政府逃避了对Binyam Mohamed的法律义务，并向BBC泄露了他被迫在酷刑下承认罪行的声明，使他变得名声狼藉。

此时，巴雷策进行了干预，提醒斯塔福德·史密斯30分钟的口头证词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当辩方的马克·萨默斯问到维基解密如何提供了帮助时，斯塔福德·史密斯说，许多被泄露的文件揭露了非法绑架、引渡和酷刑，这些手段被用于审判。国际刑事法庭现在开始对阿富汗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其中维基解密公布的材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马克·萨默斯问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展开调查有什么回应。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表示，美国已经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任何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或推动调查战争罪行的非美国公民实施制裁。他暗示，萨默斯现在将因提出这类问题而受到美国的制裁。

斯塔福德·史密斯的30分钟陈述时间到了。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他的声明全文。从第一位证人的陈述来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例子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昨天法庭花了那么多时间试图阻止被告方证人的证据被公开听到。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证据是惊人的，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对辩护证据进行时间限制的目的。这不是政府希望被广泛传播的内容。

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 QC）随后对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进行了盘问。他指出，斯塔福德·史密斯在书面证据中对维基解密的提及甚少，而且相差很远。他认为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证据倾向于辩称维基解密的披露符合公共利益。 但英国《官方机密法》明确禁止基于公共利益辩护。

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他知道在美国情况不尽相同。

刘易斯接着说，在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书面证据第92-6段中，他列出了维基解密中与披露无人机政策有关的具体电报。但是，公开这些特定的电报并不构成起诉的一部分。刘易斯宣读了美国助理律师克罗姆贝格的部分证词，证词中称阿桑奇只是因为公开告密者姓名的电报而被起诉。

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说，克罗姆贝格可能这样说过，但实际上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这是一项阴谋指控，而美国体系中，对此类指控的定义将允许包含最广泛意义上的“证据”。审判中的第一个证人将是一位“恐怖主义专家”，他将描绘出一幅广泛而深远的“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历史图景。

刘易斯问斯塔福德·史密斯是否读过起诉书。他回答说，他读了先前的起诉书，但没有读新的替代起诉书。

刘易斯说，斯塔福德·史密斯引用的电报在被维基解密公布之前，已经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斯塔福德·史密斯回应说情况属实，但是他知道那些报纸是从维基解密那里得到的信息。刘易斯随后表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并未因发布相同信息而被起诉；那么，这些材料的出版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刘易斯再次引用了克罗姆贝格：

“取代起诉书中唯一涉及公布文件的情况是，这些文件中公开了人名，并使他们遭受危险。”。

斯塔福德·史密斯再次回应说，在实际情况下，这一案件在美国不会被起诉。刘易斯问斯塔福德·史密斯是否在指认克罗姆贝格撒谎。

就在这时，朱利安·阿桑奇在被告席上喊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一号罪项中明确将‘密谋出版’定罪了。”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巴雷策警告阿桑奇，如果他再打断诉讼程序，就将被赶出法庭。

斯塔福德·史密斯说，他没有说克罗姆贝格是一个骗子，也没有看到刘易斯选择性引用的克罗姆贝格的全部文件。起诉书的第一项罪名是密谋获取国家安全信息，在子段中提到向公众传播该信息。这并不局限于克罗姆贝格提出的方法，他的主张也不符合斯塔福德·史密斯关于国家安全审判如何在美国被起诉的经验。

刘易斯重申，除了阿桑奇之外，没有人因发表文章而被起诉，而阿桑奇的被捕只与的公开材料内的姓名有关。然后他问斯塔福德·史密斯，他是否曾担任过将信息分类的职务，然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刘易斯接着问他是否曾以官方身份解密过文件。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说没有，但他持有美国安全许可，使他能够看到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机密材料，并且他经常申请解密材料。

斯塔福德·史密斯说克罗姆贝格断言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是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是无稽之谈。（我承认我不确定这个断言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斯塔福德·史密斯突然提起它）。刘易斯表示，阿桑奇的活动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问题，最好由美国的陪审团来决定。控方必须证明这些活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或者帮助了美国的敌人。

斯塔福德·史密斯说，除了酷刑、绑架和暗杀外，他认为2001年后，对政府信息过度保密的狂热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他回忆起他的当事人莫扎姆·贝格（Moazzam Begg）遭受拷打的证据曾被列为“机密”，因为知道美国使用酷刑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随后，刘易斯从《维基解密》一书中引用了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卢克·哈丁表示，他和戴维·利最关心的是保护线人的姓名，但朱利安·阿桑奇却表示，阿富汗线人是应受到惩罚的叛徒。“他们是线人，所以如果他们被杀了，那是他们自找的。”刘易斯几次试图把斯塔福德·史密斯牵扯进来，但斯塔福德·史密斯一再表示，他明白这些所谓的事实存在争议，而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

刘易斯最后再次重申，起诉书只涉及公布人名。斯塔福德·史密斯说，如果审判仅仅是基于这一点之上，他就把自己的帽子给吃了。

在复审中，马克·萨默斯说，刘易斯将披露酷刑、杀害和绑架的行为定性为“出于公众利益”。这样的描述够充分吗？斯塔福德·史密斯说，不，它还提供了犯罪的证据：战争犯罪和非法活动。

萨默斯请斯塔福德·史密斯以美国律师的身份（斯塔福德·史密斯是一名律师）查看起诉书，看看他是否同意刘易斯的描述，即起诉书只涵盖了披露姓名的出版物。萨默斯宣读了替代起诉书的这部分内容：

“故意传达与国防有关的文件，即与被拘留者有关的被拘留者评估简报；美国国务院电报；伊拉克交战规则档案；和包含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人员（他们冒着安全和自由受损的风险来向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提供信息）姓名的文件， 这是机密的秘密级别——个人没有合法拥有或访问这些文件的权利，个人也无权接受这些文件，这些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条第793（d）节；和……”

并指出，“和”的意义在于，文件提到的名称是指揭露姓名的文件属于另一个类别，而不是对前面列出的类别所做的限制。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替代起诉书的全文。浏览时要小心，因为要意识到有较早的起诉书的存在：美国政府就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更换手袋一样频繁地修改其指控。

萨默斯还列出了罪项4、7、10、13和17，这些罪项也不局限于公开线人的姓名。

斯塔福德·史密斯再次重申了他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实际上，克罗姆贝格的主张与美国起诉此类案件的方式并不相符。在回答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他重申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关塔那摩湾告密者的名单。

关于引用大卫·利的话，萨默斯问斯塔福德·史密斯：“你知道哈丁先生在媒体上发表了不实言论吗？”刘易斯反对，萨默斯撤回了提问（尽管这是肯定的）。

这就是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证据的结论。在询问下一位证人前，刘易斯向法官提出了一个论点，他说，毫无疑问，就公开犯罪而言，新的起诉书只涉及被告公开姓名的行为。巴雷策回答说，这显然是有争议的，法庭到时候会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马克·费尔德斯坦教授

下午恢复了对马克·费尔德斯坦（Mark Feldstein）教授的听证，周一出现过的技术故障再次出现。因此，我直到现在才开始报告这份“起跑失败”的证词（false start）。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描述。这里可以看到费尔德斯坦教授的完整证词。

费尔德斯坦教授是马里兰大学广播新闻系的系主任，他有20年的调查记者经验。

2020年9月7日，英国伦敦，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国的听证会继续在伦敦进行，媒体拍摄阿桑奇。

费尔德斯坦指出，在美国，机密信息的泄露经常发生。政府官员经常这样做。一项学术研究估计这样的泄密事件已经达到了“成千上万”件。有专门报道国家安全的记者，他们因泄露军事和国防机密而获得普利策奖，泄露的材料每天都被公布。

费尔德斯坦指出，“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媒体，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这样做，不是因为记者享有特权，而是因为公众有权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政府从未起诉过泄露机密的出版商。他们转而起诉举报人。

历史上曾有过起诉个别记者的尝试，但都无果而终，而且都被认为是针对总统敌人的特定攻击。费尔德斯坦列举了三起这样的起诉，但没有一起达到了大陪审团起诉的要求。

（这是周一技术出现故障的地方。我们将从周二下午开始继续。）

马克·萨默斯（Mark Summers）向费尔德斯坦教授询问了杰克·安德森一案的情况。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他为了写《毒害媒体》（poison the Press）而研究过这个问题。尼克松曾计划根据《反间谍法》起诉安德森，但他的司法部长告诉他，根据第一修正案，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尼克松发动了一场反安德森运动，其中包括诽谤他发表反同性恋言论、在他的办公室安插了一名间谍，并向他提供伪造的文件，甚至还讨论过用毒药暗杀安德森的阴谋。

萨默斯引导费尔德斯坦提出他基于维基解密发布的“轰动”的新闻报道内含有的证据：

一段令人不安的录像，显示美国士兵从巴格达上空的一架直升机上向人群开枪，导致至少18人死亡；士兵们笑着把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平民作为攻击目标。

美国官员收集了详细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表明入侵伊拉克后约有10万平民被杀，这与乔治·W·布什政府的公开说法相反。布什政府淡化了死亡人数，并坚称没有隐瞒这类统计数字。其中有大约15000名平民被杀，这在此前从未公布过。

当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府残忍对待被拘留者：对他们进行殴打、鞭打、焚烧、电击和鸡奸时，驻伊美军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了美国外交官编纂的有关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及其家人腐败猖獗的生动故事后，随后爆发的街头抗议迫使这位独裁者逃往沙特阿拉伯。当突尼斯的动乱蔓延到其他中东国家时，维基解密被广泛誉为这场“阿拉伯之春”的关键催化剂。

在阿富汗，美国部署了一支秘密的“黑色”特种部队，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击毙或抓获”塔利班“高价值”领导人。

美国政府扩大了其驻联合国和海外外交官的秘密情报收集行为，命令使节收集外国政要的信用卡号码、工作日程和飞行常客号码——淡化了外交官员和间谍之间的区别。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秘密恳请美国“砍掉蛇头”，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尽管沙特私人捐助者是全球逊尼派恐怖组织的头号资金来源。

海关官员抓获了阿富汗副总统在国外旅行时携带来路不明的5200万美元现金，这只是美国帮助支持的，阿富汗政府高层中存在的普遍腐败中的一个例子。

美国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军事监狱释放了“高风险敌方战斗人员”，这些人后来又出现在中东战场上。与此同时，一些关塔那摩监狱内的囚犯被证明是无害的——比如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89岁阿富汗村民——被囚禁多年。

美国官员将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列为恐怖组织，并发现该机构与塔利班密谋袭击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尽管巴基斯坦每年从美国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巴基斯坦的文职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透露，他能控制的有限，无法阻止此事的发生，并表示担心自己的军队可能会“把我除掉”。

费尔德斯坦同意，其中许多报道揭露了犯罪行为和战争罪行，它们是美国媒体的重要报道。萨默斯询问费尔德斯坦关于阿桑奇被指控索取机密信息一事，费尔德斯坦回答说，收集机密信息是记者的“标准操作程序”，“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实际上就是在征集秘密文件或记录。”

萨默斯指出，针对阿桑奇的一项指控是，阿桑奇通过破解密码帮助曼宁掩盖自己的行踪。费尔德斯坦回答说：“试图帮助并保护你的消息来源是记者的义务。”记者将向消息来源提供安全的投币电话、虚假的电子邮件账户，并帮助他们去除真实和数字化的指纹。这些都是会在新闻学院和研讨会上教授的标准新闻技巧。

萨默斯询问了泄露姓名和可能对人们造成的伤害。费尔德斯坦说，这“说起来容易，但很难确定”。政府声称国家安全受到损害的说法经常被夸大，应该持怀疑态度来对待。在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案例中，政府声称公开这些文件将曝光中情局特工的身份、披露军事计划、并延长越南战争。这些说法之后都被证明是不真实的。

在白宫的录音中，尼克松曾告诉他的助手去“搞定”《纽约时报》。他说，他们的出版物应该“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cast in terms of aid and comfort to the enemy”）。

萨默斯询问了奥巴马政府对维基解密的态度。费尔德斯坦说，在2010-11年维基解密的主要出版物发布之后，没有人起诉维基解密。但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已经发起了一项“积极的调查”。然而，他们在2013年得出结论，第一修正案使得任何起诉都不可能成立。司法部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表示，他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会被用于针对其他记者和出版物。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一切都变了。特朗普曾表示，他希望“把记者关进监狱”。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称维基解密为“敌对情报机构”。 司法部长塞申斯曾宣布起诉阿桑奇是“优先事项”。

詹姆斯·刘易斯随后起身开始交叉盘问费尔德斯坦。他采取了一种激动和有侵略性的方式，首先要求费尔德斯坦对他那些精确的问题作出非常简短的回答。他说，费尔德斯坦“声称自己是”一名专家证人，并签字确认自己读过刑事诉讼规则。他能告诉法庭这些规则是说了什么吗？

这显然是设计来给费尔德斯坦下套犯错的。我确信我必须同意WordPress的条款和条件才能发表这个博客，但如果你直接问我这些内容是什么，我会很挣扎。然而，费尔德斯坦没有犹豫，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已经读过了，它们与美国规定的公正和客观的规则有很大的不同。

刘易斯询问费尔德斯坦的专业方向。费尔德斯坦回答说是美国新闻的实践、行为和历史。刘易斯问费尔德斯坦是否具有法律资格，费尔德斯坦回答说没有，但他并没有给出法律意见。刘易斯问他是否读过起诉书，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他没有读过最近的起诉书。

刘易斯说，费尔德斯坦曾表示，奥巴马决定不起诉阿桑奇，而特朗普决定发起起诉。但很明显，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调查一直在继续。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从实际证据来看，奥巴马政府没有提出起诉。

刘易斯提到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费尔德斯坦在他的证据中引用了这篇文章，并将其附在脚注中，但没有附上副本——“是因为里面有一段您不希望我们读的内容吗？”刘易斯说，费尔德斯坦没有提到奥巴马政府“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也没有提到对出版以外的活动提起公诉的可能性。

显然，刘易斯对费尔德斯坦扭曲事实的指控让费尔德斯坦有点恼火。他回答说，他的报告说，奥巴马政府没有起诉，这是真的。他给那篇文章加了脚注，但他没想到还需要提供一份复印件。他在编辑筛选后引用了那篇文章。

刘易斯说，从其他消息来源来看，一名法官在地区法院表示，针对阿桑奇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地区法官梅赫塔说，对曼宁以外的其他人的起诉正处于考虑中。为什么费尔德斯坦没有在他的报告中包括这些信息？阿桑奇的律师巴里·波洛克表示：“他们没有通知我们他们是否将结束调查或决定不起诉。”刘易斯表示，公平的做法难道不是把这句话加到他的报告里去吗？

费尔德斯坦教授回答说，阿桑奇和他的律师很难说服检方放弃起诉，但我们知道，在2015-16年内没有新的信息被提交给大陪审团。

刘易斯表示，阿桑奇曾在2016年提出，如果曼宁得到赦免，他将前往美国接受指控。这难道不表明奥巴马政府打算进行指控吗？这难道不应该写在他的报告里？费尔德斯坦回答说没有，因为这无关紧要。阿桑奇不知道奥巴马的司法部在做什么。奥巴马的司法部内部人士随后的证词更有价值。

刘易斯问，如果奥巴马政府决定不起诉，他们为什么要开放大陪审团？费尔德斯坦回答说，这种事经常发生。这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收集有关涉嫌同谋的信息，或者仅仅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新证据。

刘易斯表示，费尔德斯坦可能已经诚实地表示，奥巴马政府暗示，阿桑奇等人不会因为被动获取信息而遭到起诉，但这并没有涉及到以“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黑客行为”为由作出起诉的决定。“如果奥巴马没有决定不起诉，特朗普政府仍在继续调查，那么你对特朗普的谩骂就成了徒劳。”

刘易斯继续说，“纽约时报问题”并不存在，因为纽约时报只是公布了它被动收到的信息。与阿桑奇案件不同的是，《纽约时报》并没有与曼宁合谋非法获取这些文件。费尔德斯坦教授是否会同意，第一修正案没有为记者辩护，使其免受入室盗窃或盗窃的指控？费尔德斯坦回答说，记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刘易斯接着问费尔德斯坦记者是否有权“窃取或非法获取信息”或“侵入电脑获取信息”。而费尔德斯坦都回答了“没有”。

刘易斯接着问费尔德斯坦是否承认布拉德利·曼宁犯了罪。费尔德斯坦回答“是的”。刘易斯接着问道：“如果阿桑奇协助、教唆、咨询、促成或与布拉德利·曼宁合谋，他难道没有犯罪吗？”费尔德斯坦说，这将取决于“棘手的细节”。

刘易斯随后重申，没有指控称《纽约时报》与布拉德利·曼宁有共谋，只有朱利安·阿桑奇被指控与曼宁共谋。在起诉书中，只有15、16和17项罪状与出版有关，而这些罪名仅与出版未经编辑的文件有关。《纽约时报》、《卫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谴责维基解密公布具有姓名的未经编辑电报。然后，刘易斯又念了一遍大卫·利与卢克·哈丁所写的书（指2011年出版的WikiLeaks： Inside Julian Assange's War on Secrecy）里的话——他在盘问斯塔福德·史密斯时也用了这句话——说朱利安·阿桑奇曾说过，那些阿富汗线人活该遭报应。

刘易斯问道：“一个负责任的记者会在明知线人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依旧公布线人未经编辑的姓名吗？为了报道这样做也没必要。”费尔德斯坦教授回答说“不”。刘易斯接着列举了一些政府应该保密的信息，比如“战争中的军队调动、核程式、会伤害某个人的资料”，并询问费尔德斯坦是否同意这些是合法机密。费尔德斯坦回答“是的”。

然后，刘易斯反问道，让美国陪审团来判断损害不是更公平吗。然后他问费尔德斯坦：“你在报告中说这是一场政治起诉。但一个大陪审团支持控方。你是否承认起诉有证据依据？”费尔德斯坦回答说：“大陪审团已经做出了那个决定。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刘易斯随后宣读了美国助理检察官克罗姆伯格的声明，声明称起诉决定是由独立检察官做出，他们遵循准则，排除了政治因素。他问费尔德斯坦，他是否同意独立检察官是反对政治起诉的有力保障。费尔德斯坦回答：“这是一个天真的观点。”

随后，刘易斯询问费尔德斯坦是否声称，特朗普总统或他的司法部长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下令起诉。教授回答说他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政治起诉，这是基于；（1）其未有先例的性质；（2）奥巴马曾拒绝起诉，而现在则在没有新证据的前提下决定起诉；（3）指控的范围非常广泛；（4）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的敌意的叙述。“这就是政治起诉。”

然后，马克·萨默斯又再次盘问了费尔德斯坦教授。他说，刘易斯曾暗示阿桑奇在曼宁获取机密信息的过程中与她串通，但《纽约时报》并没未在此过程中参与。你认为故意帮助官方泄密者是犯罪吗？费尔德斯坦教授回答说：“不，绝对不是。”

“记者说要机密信息吗？”

“是的。”

“记者请求要这些信息吗？”

“是的。”

“你知道以前有过针对这类活动的起诉吗？

“不，完全不知道。”

“你能预料到这类行为会被定罪吗？”

“不，但这很危险。”

萨默斯问费尔德斯坦，《纽约时报》为了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那里得到五角大楼的文件做了什么。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他们非常积极地要文件。他们有存放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帮忙复印了文件。他们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记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

萨默斯提醒费尔德斯坦，他曾被问及黑客行为。如果黑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掩盖信息来源呢？这是克罗姆伯格第四备忘录第11至14段所述的具体指控。费尔德斯坦教授回答说，保护线人是一种义务。记者合作、串谋、哄骗、鼓励、指挥和保护他们的线人。这就是新闻业。

萨默斯问费尔德斯坦教授，在同意政府所称造成的损害时，他是否会保持谨慎。费尔德斯坦回答说当然。政府过去的行事记录让人们需要谨慎对待。萨默斯指出，有一项法案明确将情报内线的命名非法化，即《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以下简称IIPA）。费尔德斯坦教授说这是真的，但指控并不属于IIPA范围内的事实证明，起诉的目的并不是限于揭露身份，事实上，起诉的范围会更广泛。

萨默斯最后说，刘易斯曾说维基解密在一份大规模出版物中公布了未编辑的电报。如果这些材料已经被其他人公布了，教授的判断会不会改变？费尔德斯坦教授表示，他的回答无意表明他接受政府的叙事。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随后接手进行辩护。他向费尔德斯坦教授表示，在曼宁被起诉时，阿桑奇并没有受到起诉，奥巴马赦免了曼宁。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实。费尔德斯坦表示同意。

菲茨杰拉德说，刘易斯抱怨费尔德斯坦选择性地引用的《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大量费尔德斯坦未引用的材料，但这些材料同样有力支持了他的案件。例如“司法部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上周并没有什么密封起诉书，司法部除了决定他们不发起指控外（没有其他动作）。”“它还说，当斯诺登被指控时，格林沃尔德（Greenwald）没有受到指控，而曼宁和阿桑奇也将遭到同样的处理。因此，总体而言这篇文章证实了费尔德斯坦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费尔德斯坦表示同意。然后是关于其他可以用来支持他报告的材料的讨论。

菲茨杰拉德最后问费尔德斯坦是否熟悉“大陪审团会起诉一个火腿三明治”这句话。费尔德斯坦回答说，这是一种常见的说法，表明了一种普遍观点，即大陪审团是可塑的，他们几乎总是按照检察官的要求行事。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学术资料。

反思

就这样，又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结束了。又一次，旁听席的四十二个座位上只有我们五个人，而第九法庭的录像旁听席上“拥挤”的六人席被减少到三个人，因为法院为 “贵宾”预留了三个座位，而他们根本没有到场。

盘问显示了巴雷策采用的30分钟策略的弱点，十分有趣的是，她把辩护证词缩短了，然后给了路易斯无限的时间进行盘问。这在对马克·费尔德斯坦的证据盘问中显得尤为恶劣。在詹姆斯·刘易斯对费尔德斯坦的“超凡”盘问中，刘易斯说了比真正的证人多5到10倍的话。刘易斯的一些“问题”持续了很长时间，包含了大量的引用段落，而且常常用复杂的双重否定措辞。费尔德斯坦三次拒绝回答，理由是他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在辩方对证据的初步陈述被限制在半小时内的情况下，刘易斯的盘问接近两个小时，其中80%是刘易斯的发言。

费尔德斯坦被刘易斯恫吓，他坚信当刘易斯让他简短回答时，刘易斯有权这样做。事实上，刘易斯不是法官，这应该是费尔德斯坦，而非刘易斯的证词。巴雷策未能保护费尔德斯坦，也没有向他解释他有组织自己答案的权利，而这显然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两名专家证人，他们都就一项起诉书提交了冗长的书面证词，证词现在正被审查，而该审查是基于最后一分钟被替换的、他们二人都从未见过的替代起诉书的来进行的。两人都明确表示，他们没有看到新的起诉书。此外，这份新的替代起诉书是由控方特别准备的，是在他们听了辩方的论点，并看到了辩方的大部分证据的有利的情况下所编写的，这是为了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发起听证会的那份起诉书显然是失败的。

最重要的是，被告要求休庭准备他们对新起诉书的辩护的申请遭到了拒绝，这本能使这些证人和其他证人能够看到新的起诉书，据此调整他们的证据，并准备就起诉书的盘问。

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今天作证说，换做在2001年，他本不会相信美国政府会犯下如此残酷的罪行。我不得不说，我简直不能相信在这个法庭上我亲眼所见的对程序的公然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