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夏莲（上）：起起伏伏的国乒生涯

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倪夏莲，1963年生。1979年入选国家队。是第37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队成员，并获混合双打冠军。曾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后移居卢森堡，多次获得欧洲锦标赛单打冠军，并代表卢森堡参加数届奥运会，迄今仍活跃于乒坛。

2019年6月27日，在白俄罗斯举行的第二届欧洲运动会上，我战胜了摩纳哥选手杨晓辛（原中国队队员），获得了女子单打铜牌，取得了进军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这将是我第五次参加奥运会的单打比赛。我有家人的支持，88岁的母亲在看着我，两个孩子在喊着妈妈，我的丈夫在场外向我鼓掌，我挥舞着拍子跳起来，又趴在地上亲吻赛场的地板，泪水涌出来了，我感谢，我感恩……56岁了，我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乒坛之路啊！我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人生！

2019年6月27日,在明斯克举行的欧运会上,倪夏莲战胜摩纳哥选手,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是她第五次获得奥运会的单打比赛资格

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上海杨浦区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的家庭中。1947年，父亲从浙江嵊县到上海谋生，在厂里当翻砂工，靠技术吃饭，朴实无华；母亲心灵手巧，一家四个孩子都穿戴得干净整洁。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与父亲感情深厚，常常喜欢骑在他的自行车上到处玩，可家中也是有规矩的，父亲下班回来，大家才可以上桌吃饭。我4岁时已能登台唱《红灯记》，从不怯场，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了一种特有的心理状态。我是从水泥地上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又在电视里看到乒乓球赛的转播，获得冠军的人简直像英雄一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970年，我进入上海市控江二村小学，得到启蒙老师郑申康的重视，他认为我是棵苗子，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我当时扔下喜欢的唱歌，一心跟他学打乒乓球，那时我八岁，上二年级，每天早晨6点钟爬起来训练一小时，天冷也不怕。1973年，我被推荐到江湾少体校。教练有名将池惠芳等，辅导能力很强，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训练时格外刻苦。从内部比赛的成绩看，我在小伙伴中排第二，但教练组嫌我个子矮，技术发挥有局限，就没有要我。我就像是一只在蓝天上飞翔的小鸟，一下子被折断了翅膀。郑老师就把我托付给了杨浦区体育场的朋友缪德瑞，缪指导的训练方法很独特，他经常让男队员陪我打，特别注意训练我的实力球，我练得真苦啊！为了练习打削球，缪老师要我三分之二全台拉，一个球要拉三十个，有一次拉了三十分钟还没有达到要求，他猛地拉了一下我的小辫子，好疼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人拉辫子。现在想想，这是缪指导在我逆境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后来，缪指导去了区体委，又把我转托给杨浦工人队的黄天福教练。同样，黄指导对我倾心培养（我是队中唯一的小年龄队员），让我参加了很多成人比赛。我精神振奋、信心满满，在以后漫长的乒坛生涯中，这对我养成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斗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我获得上海市业余组比赛第一名的时候，江湾少体校又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这让我陷入了选择的痛苦中，我怕对不起在逆境中帮助过我的教练，特别是我已成为黄教练手中的一员战将。幸运的是，黄教练很大气，支持我“更上一层楼”，这是一种类似家人的情怀。我要谢谢他们。我第二次进江少体训练，没有津贴，没有衣服，没有饭菜票，可我不管这些，有球打就高兴了。1975年，江湾少体校解散了。那一年的夏天，我获得了上海市小学生女子单打冠军。

1972 年上海江湾体育场少体校乒乓球队合影。前排左二为倪夏莲,二排左三为沈剑萍。后排右一为金大陆,右二为池惠芳

1976年，我幸运地碰到了教练丁赛祯。她任职市少体校以后，已经不收我们这个年龄组的人了，但她想在上海再看一下，便召集了十人集训十天。第一天，大循环我得第一名；最后一天大循环，我还是第一名。当年的10月27日，我进了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其实,当时我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有一股劲，有一种状态。市少体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大家读书、打球都很好，纪律性非常强，是为上海队和国家队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地。后来，我将这个模式带到了卢森堡，他们也学了一些。我在这所学校里待了两年，丁赛祯教练怀孕的时候还帮着我训练，比赛时也不放心，这都促进了我技术的提高。我已很多年没见她了，我对她一直感激不尽。我曾在文化课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成为世界冠军，这件事在少体校广播了，有人认为我有志气，也有人讥笑我说大话，我不为所动，心中默默地产生了一种信念，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因为个子矮，我击球时没有带动腰部和脚的力量，丁指导费了许多的心血才帮我纠正过来，这成为我以后重要的技术之一。

1978年4月，我到浙江平湖参加全国分区赛。因我抽空去看了一场电影《摩雅傣》而受到处分，最终竟被取消比赛资格，让我第一次领略了权势的威力与被人出卖的痛苦。我开始懂了，人生除了打球，还要处理好社会关系，我还要学习和思考，我开始知道社会的复杂与险恶。

那年夏天，我通过全国的选拔赛，赴土耳其伊兹密尔市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我们代表团住在当地一个学校的宿舍里，校园就对着爱琴海，每天都可看到洁白的海鸥在蓝色的海面上飞翔。我和队友们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空隙就冲向海滩，这让我这个诞生在黄浦江边的少年心潮起伏。玩归玩，球场上依然要拼搏，我们拿下了女团冠军、双打冠军，我本可以轻松获得女单冠军，可当时的领导指示我将冠军让给土耳其人。我是个从小就听老师话的人，我知道这是政治，政治是什么？　虽然不大懂其中的奥妙，但这条线始终在牵着你。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女队队员合影。三排左一为杨瑞华教练,二排左一为倪夏莲

在市少体校，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黄晓真，至今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呢。她人长得漂亮，为人处事稳健，我向她学到了不少。夏天我们挤在一个帐子里聊天，一个馒头，你咬一口，我咬一口，互相分享趣闻引得我俩大笑不停；周末训练门不开，我们就爬进窗户去打球。那真是个纯真的年代，回忆起来特别开心，可惜一去不复返了。

圣地:中国国家队

1978年，上海市举行第六届市运动会。我和高了两届的队友徐莉鸣搭档，代表杨浦区参赛。结果，我俩拿了团体、女双冠军。单打正是我跟她打决赛，我赢了她，共拿了三块金牌。那年我15岁，顺利地进了上海市队（1978 年8 月14日）。

因为是专业队的体制，我们每天有五小时的技术训练，还有针对性的身体素质训练。冬训时要大运动量的长跑，因我是平足，长跑后脚跟很疼，但我坚持下来了，没有掉队。我在上海队的教练是杨瑞华，他参加过第25届、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见过大世面，技战术经验丰富。他针对我个子小的问题，专门为我设计了一套战术上灵活多变、技术上结合多变的落点，特别是“小三角”的技术以及适合我的特殊打法。在上海队，我的风格逐渐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杨瑞华教练智慧型的创新和训练，就没有后来的我。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女队队员合影。三排左一为杨瑞华教练,二排左一为倪夏莲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预选赛在南京拉开帷幕，上海队有老将黄锡萍和新秀曹燕华，夺冠呼声很高。队里让我出场参加单打比赛，我以两个3:0战胜黑龙江队的李淑英和削球手田静。八分之一决赛中，我以3:1赢了童玲，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童玲已是世界名将，而我是无名小卒。三个月后在天津比赛，我又以3:0赢了她。因为我的出色表现，上海市体委破例将我的工资从49元提到92　元，连涨了三级。

同时，国家队的调令也来了。那可是个乒乓球界的“圣地”啊，精英成群，各怀绝技。其实，队里真正打上主力的只有四五个人，二十多人都是陪练的。所以，要在这里站住脚，成为主力队员，如同上天摘星星一样难。我是新来的，身体条件不好，技术也不出众，人又长得不漂亮，还没有一点背景，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越想越恐慌，最终想通了，只有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走好每一个步伐；我要付出更多的汗水，通过更刻苦的训练去感动教练。我把“笨鸟先飞”当成座右铭，每次训练，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每捡一个球，都是带着小跑，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快，接球，球来了”，仿佛手臂还在挥舞。

我虽然好强，但当队里公布参加第36届世乒赛运动员的名单时，我以为自己在全运会上有这么好的成绩，前十名应该有我，可正式名单中根本没有我，连在食堂吃饭时，坐到主力队员饭桌上也被赶走，这真让我气愤至极。这让我明白了，必须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有长进。要不然，打退堂鼓回上海队，可不是我的性格啊。

这样，我在国家队足足坐了三年的冷板凳。一天，周兰荪教练在食堂碰见我，像是满腹心事地说：你是否想过要改长胶？仿佛灵光闪现，让我心中一动。可当我去找人咨询时，无人敢下这个决断。因为这事关一个运动员的“生死存亡”，而且谁都不能保证成功，谁敢第一个吃“螃蟹”？我真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一旦“改长胶”，首先是速度慢了，我是以前三板快攻为主的运动员，放慢速度还能有优势吗？一旦失败了怎么办？也许是理性使然，最后我勇敢地去迎接和接受了挑战。我找马金豹教练商量，他对我说，要想拿世界冠军，只有背水一战；要战胜自己，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去拼命争取，这总比不死不活强。我明白了，不改就只有等待被淘汰，或者是在陪练人员中　“蒸发”掉。我自小就很有主张，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我决定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我去找领队郑敏之，她坚决支持。我提到要到马金豹组里去，领导也同意了。马指导自然很高兴，他迅速为我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其中特别强调球性的变化。

队里的老大姐张德英很支持我，她是世界冠军啊！我对她很敬佩、很崇拜的。有一次，她帮我训练，我可起劲了，捡球时跑步都嫌自己不够快。我永远不会忘记，训练完了她对我说，不知道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子？虽然这句话说得很平静，但在我心中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我一定要好好打出成绩来回报她。这样，我争分夺秒，连走路都在摆弄手腕倒板。吃完饭了，竟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菜。改长胶会碰到三大问题：进攻性、稳健性、心理观念的转变。如何处理好“快速”“凶狠”和“稳健”“多变”这一组矛盾，如何使长胶发挥出正胶一样的杀伤力，这需要时间的磨合。

应该说，最初的情况不是令人满意的，到底磕几板才能进攻？我陷入了“磕也磕不住”“凶也凶不出”的境地。长胶的几个基本功也掌握得不好，“抹”“滑”　“捅”“小三角”都不熟练，临场发挥更不理想。对内的比赛成绩直线下降，几乎没有资格代表上海队打比赛，更不要说代表国家队了。当年赴广州比赛的成绩也不好。那些天我寝食难安，像个无头苍蝇。国家队毕竟人才济济，老队员梁戈亮对使用不同性能的胶皮有实践的经验，他告诉我，击球时先　“抹”一下然后发力，这样会使球晃动。在梁戈亮的提示下，我与马金豹指导一起加大运动量，从每天训练五小时增加到八小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决问题。马指导说，要贯彻“凶而不急”“稳又不失机会”的原则，我终于找到了窍门，并摸索出了正手八种接球法，这些都是高难度的独特技术。我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会改正，绝不在错误的旁边多停留一分钟。

我是左撇子打法，正手侧身斜线的球大大增加了对方跑动的范围，故能轻松地撕开对手的防线。我的“磕弧圈”打法，在改用长胶后，不断地用倒板技术迷惑对方，真是如虎添翼。1982年出访日本，十八场比赛我赢了十七场，被称为“黑马”。同年，在石家庄的优秀运动员调赛中，我以柔克刚，横扫了国内一大片优秀选手，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上海籍运动员在国家队的很多，我年龄最小，他们都很关爱我。卜启娟球打得好，人也好。当时，国家队的伙食也是吃份饭的，我胃口比较大，不够的时候就到她那里去揩油，大姐姐从来不抱怨，还很开心。卜启娟运气不好，女双比赛让球了，没有拿到世界冠军。是的，没有这个头衔很吃亏，但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一直默默地在幕后做出自己的贡献。来自男队的许漪也是上海人。他模仿匈牙利队的打法，默默地陪主力运动员训练。我们苦练一段时间后，也会出去放松活动。有一次到颐和园去划船，我和卜启娟带着吃的上船，许漪一直当划船手，手都起泡了，事后我们好心疼他。

我真的很有运气，身边有这么一群可敬的人。

为国争光啦

参加第37届世乒赛团体赛的名单公布了，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终于有了展示技术和能力的舞台，可以为国争光了。尤其让我感到意外而又高兴的是，男队的名将郭跃华问我是否愿意与他配混合双打，天哪，郭跃华是全队的白马王子啊！他邀请哪一个女队员合作，那都是一种荣幸啊！为什么会选上我？　是看中我为人处世的风格，还是我的技术特点？总之，我非常高兴。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金豹指导，他说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1983年春天，第37届世乒赛在日本代代木体育馆开幕了｡各国好手云集中国女队一路以3:0打进决赛。我与曹燕华配合双打，攻势凌厉，守中有变，很轻松地战胜了对方。4月20日晚上，中日两国女将争夺考比伦杯。12年来，日本队第一次战胜韩国队进入决赛，士气高涨，且占据天时、地利，故日本队扬言，要以“玉碎”的精神打败中国队。徐寅生团长来为我们鼓劲了，对于派谁上场，在京王饭店二十七层的房间里，教练组反复思考，最后一致决定的阵容是：曹燕华、我、耿丽娟。自第四届全运会以来，我和曹燕华的双打没有输过一场球，大概可信可靠了。

中日大赛，前二场曹燕华和耿丽娟均战胜对手。接着，我和曹燕华的双打一左一右，配合默契，我的“小路球”，总是把球捅到对方难受的地方，曹燕华则瞄准机会，频频拉冲，中国队以3∶0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日本队，第六次获得女子团体冠军。记得上台领奖的时候，我理了个很漂亮的蘑菇头，是我的双打搭档曹燕华帮我剪的。曹燕华不仅球打得好，干什么都行，我很佩服她。以后，她帮我剪了好几年头发，我欠她好多理发费呢！

进入单打比赛后，我先击败了韩国的削球手安海淑，接下来对荷兰的芙里赛可普，她的球路很有杀伤力，且处在最佳状态，是当时的欧洲冠军，从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以来，连续多名顶尖的中国选手败在她的手下。结果，我和马指导一起仔细思考了对她的全盘战术，在实战中发挥了特长，三局轻松取胜，就此把拦在中国队夺冠前的几块硬骨头统统啃掉了。走出赛场的那一刻，我瞅了一下看台上的教练组，他们脸上挂着微笑，频频相互点头，显然认为选择我是正确的，改长胶是正确的。在四分之一决赛前，领导来找我，要我让球给曹燕华，我想好不容易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让呢？但这是决定，不容你申辩，我顾全大局，一口就答应下来。没有中国队，哪来倪夏莲呢？

在混双比赛中，我与郭跃华合作，先是面对南斯拉夫的舒尔贝克和巴蒂尼奇。舒尔贝克驰骋乒坛近二十年，两次夺得男双世界冠军，他们也是欧洲混双冠军。但我们的前三板优势也不是吃素的，最终以3∶1的比分将这对欧洲最有希望的选手挤出了四分之一决赛圈。多年后，我在欧洲碰到舒尔贝克，他说真是倒霉透了，不该碰到你们这对杀手啊。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后，我们碰到中国队的削球手刁明和卜启娟，他俩使用防弧胶皮，很难对付，我们以1∶2落后，第四局又以13∶17落后，这时裁判突然说，刁明的发球不标准，接着，裁判员又把地板拖了一下。怪了，这一停一拖，把我们俩拖醒了，趁此机会，我与郭跃华作了简短沟通，结果在此后的比赛中，脑筋变灵了，接发球也接好了，比赛好像换了风水，全倒过来了。最后我俩转败为胜，闯过了这一生死关。半决赛的对手是曹燕华和蔡振华，他俩是本届世乒赛中呼声最高的一对，我们沉着应战，配合默契，不轻易丢失每一分，最后以3∶1赢得了胜利。决赛来临了，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削球手陈新华和童玲，这对金童玉女不可多得，是我们夺冠路上最困难的一仗。女子团体赛没让童玲上，她憋着一股劲，对这块混双金牌是志在必得。

1983 年 4 月,倪夏莲与郭跃华在第 37 届世乒赛混双决赛中

恶战开始，每一分争夺都是艰苦的，我们既要辨别出不同的旋转，还要防备突然的反攻。我们每一分球都要打二三十个回合才能见分晓。比分交叉上升，我偷看了一眼看台上的教练组，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人下来面授机宜，因为这是中国人之间的比赛，仿佛有一个场外的声音在说，谁死谁活，就看　“天意”了。2∶2后，第五局交换方位之后，尽管比分咬得很紧，我们甚至处于不利的地位，但郭跃华不愧是老运动员，他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微笑，都能让我明白他的意图，我不断给他制造机会，他连续二十几个漂亮的拉攻得分。终于我们以3∶2取胜。我看到教练们的脸上有一种释然的表情。在第37届世乒赛中，我还与曹燕华合作，获得了女子双打第三名的成绩。

中国驻日使馆为我们举行了庆功宴会。当音乐声响起来时，宋大使轮流向每一位运动员敬酒，有人提议，让我唱支歌。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人，此刻我走到台上，拿起话筒，喉咙竟然像卡住一样，什么也唱不出来了……

我审视着自己，此刻明白了一个道理，即纵然我有一些音乐的天赋，但音乐也是与球一样要时时训练的，我既然将自己置身于那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每天只是动脑、动手，以熟练动作，歌喉失去了施展的氛围与舞台，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又能怪谁呢？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

半醒的“梦”

经过第37届世乒赛，我成了世界冠军，身份与地位变了，又是队里三个重点队员之一（另外两人是耿丽娟、戴丽丽），伙食上也吃起了小灶，特别是技术上发展到成熟阶段。我的年龄恰在二十二岁，且两年内的成绩也很好，苏联队的波波娃和荷兰的芙里赛可普都被我赢了，而且在第37届世乒赛中单打对外取得一局不输的战绩（多年以后，马指导告诉我，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前没人有过这样的成绩），世界排名升至第五。我踌躇满志，想象着在下一届世乒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人生更大的辉煌。

但是因队里出现了一股松懈之风，甚至有人公开吸烟、打麻将，而且夜不归宿，这是明文规定不可以的。中国队一向政治挂帅，个人服从集体，任何个人的欲望膨胀都是与这个团队不相容的。所以，上面决定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成绩面前找差距，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要整风，我能置身事外吗？过去可以一心搞技术，现在领导要我发言，起带头作用。我本不想卷进别人的事情中去，我也知道会得罪人。但我一个女孩子能懂得多少轻重呢？既然领导指示了，我就应该听话。于是，我在学习生活会上做了发言，大讲国家培养一个运动员不容易，大讲要把集体的荣誉放在第一位。领导很满意，我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斥，认为我是要表现自己，是要往上爬。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有的房间灯亮着，好意问一声，也被视为是汇报领导的小动作，放话出来让我老实点。关于这件事，我后来想明白了，乒乓队也绝不是真空地带，你再强调“集体主义”，那种特定的气氛与格局促使每一个人都不甘心默默无闻，都想冲到前面去，占据主力队员的位置。

偏偏在这个时候，领导来问我“双打与谁搭档”，我说是曹燕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是一句真话。但这句真话让我付出了代价。确定第38届世乒赛团体赛的名单是件大事，原先是召集全体队员统一公布的，现在则是个别谈话。耿丽娟、戴丽丽都上了团体名单，何智丽与童玲的双打也确定了。队里有人在问，“上届明星怎么了？”（因为我是重点队员之一，而且单双打都是出色的）晚上，李富荣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名单是领导集体决定的。我素来敬重李富荣，没有辩白一句，辩白有用吗？听他讲完，我一个人跑到外面的操场上痛哭一场。黑乎乎的操场上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对着天空，对着那幢生活、训练的大楼，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正在事业的顶峰，我才二十二岁呀，没有犯任何错误，还是队里各项制度学习的标兵。我只能让眼泪流，但不能用手抹，怕眼睛变红。我强忍着痛苦，表面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第38届世乒赛上，我虽然已不是主力队员，但几个单项还是参加了，并获得女双亚军、混双第三名和单打第五名的成绩，对外比赛依然没有输一场，但我的心被伤害了。第38届世乒赛后，我在队里当陪练，当时邓亚萍、乔红这批小将还没有起来。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正式向国家队提出辞职，国家队的领导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欢送会，全体主力队员都参加了，并让我题字留念。

1986年2月，我离开了国家队。1996年,广东电视台采访我，已经过去十年了，但那毕竟是揭伤疤的事，我竟然哭得泪人一般。这就是我。小女人的脆弱与复杂，全都涌现出来了。当然，我也知道队里有些事情比较复杂，总有些人会感到委屈。时间过去久远了，我逐渐释然了，也更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

从国家队回来以后，我去了上海交大科技英语班学习。我一直很喜欢读书，这也就圆了从小的梦想。在上海队与国家队时，虽然训练量很大，我还是挤出一些时间读了《居里夫人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我尽可能地用书籍来打开心扉，让自己的思想走得更远。我们八个人一个班级，有好几位奥运冠军呢，乒乓球队就我一个。当时，我们的起点很低，老师是一位特别耐心的女教授，很多东西我们一时接受不了，她总是反反复复地讲解。我的好朋友黄晓真已经先我一步进交大了，她把记得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本交给我，让我省去了很多精力。我们在一起读书、骑车，形影不离，好像又回到当年的少体校生活。我在交大读书的时间不太长，便被上海队拉回去打全运会了。那时的上海队青黄不接，我心中也犹豫不决。一方面恨死这块球拍了，它给我带来这么多伤心的事情，曾发誓以后再也不打球了；另一方面却还真是舍不得扔下它。这就是女人的心理，又爱又恨。而且我毕竟是上海队培养出来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最终我还是决定出山，为上海队赢得了全国第六名的成绩。其实，人生的每一段都是有意义的，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你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它永远是你的养料。

当时，我在乒乓球事业上已功成名就。我常想是不是应该回到家中去，做一个父母膝下的乖女儿。但即使我离开了国家队，可那训练场却还时时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甚至梦中还发现自己在那张绿色的球桌旁。有时半夜醒来，满头是汗，仿佛还在其中。这种压抑和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我曾恨自己，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为什么梦中还要回到那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