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沉船的背后：出土瓷器珍品与唐代陶瓷贸易

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日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曾于2002年4月赴新西兰“黑石号”文物整理现场考察。此文着重聚焦“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珍品，从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白地绿彩瓷器、青花瓷器等“黑石号”沉船所载的瓷器类型、概貌、窑口、器形、烧造工艺、国内外同类出土物的比对等方面深入研究，以小见大勾勒唐代中国陶瓷外销概貌。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释文：“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1998年，当地渔民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州之间的勿里洞岛（Belitang Island）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大量陶瓷等遗物，在勘查中又发现一些木船构件，确认是一艘沉船，并推测该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在一些报道中沉船被称为“黑石号”（Batu Hitam）或“勿里洞沉船”（Blitang Wreck）。持有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的考察和发掘执照的德国“海底探索”公司闻讯后对沉船遗址进行定位，并于1998年9-10月间开始海底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约一年的发掘，水下考古工作基本完成。沉船位置在南纬2°41′，东经107°35′，沉船海域水深约10米，因此对沉船的勘察和沉船文物的打捞并不十分困难。

2002年4月，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赴新西兰“黑石号”文物整理现场考察。（从左至右分别为：许勇翔、陈克伦、周燕群、汪庆正、陈燮君）

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在新西兰“黑石号”文物仓库（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克伦、许勇翔、周燕群、汪庆正、陈燮君）

上博代表团与德国探险公司黑石号文物整理团队在一起

扬州江心镜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沉船中的两件遗物为沉船年代提供了证据：一件是八卦四神铜镜，在镜背的外侧一周铸有文字“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另一件是长沙窑阿拉伯文碗，碗的外侧下腹部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样。乾元元年为公元758年，宝历二年为公元826年。考虑到长沙窑作为一处以外销为主的瓷窑，时效性很强，其装船应该距烧成时间不远。因此该船装货的时间可以推断为公元9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从“黑石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文物超过60,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长沙窑瓷器为最大宗，有约55,000余件，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700件；越窑青瓷约250件，白瓷约300件，绿彩瓷器约200件以及其他瓷器约500件。特别是在沉船中还发现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世人瞩目。

长沙窑瓷器

沉船中长沙窑瓷器的碗一部分被用稻草扎成圆筒裹住堆放在船舱里，堆得很高接近船板。还有一部分被螺旋状码放在在青釉大罐里，一个大罐往往可以装多达130只。只要大罐没有破损，碗的釉面就不会受到海砂的冲击和磨损，因此长沙窑碗的釉面大部分完好如新。绝大多数碗，以及装有碗的大罐都是从船的中央和船尾部位被打捞上来的。

700件壶堆放在船舱的前部，没有发现任何包装物遗存。还发现了散落各处的小瓶子，很可能是放在其它有空间的器皿之间。一些带有双耳的小罐被堆放在一起，许多被牢牢粘附在牡蛎等混合物上。

中晚唐时期崛起的长沙窑产品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器物的纹样没有任何束缚。还流行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等，甚至还有书写器物的用途和窑户作坊的广告，迎合了百姓的欣赏口味，也传播人生哲理及个人情感。

唐代 长沙窑红釉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由于长沙窑产品面向普通百姓，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特别是 “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能与扬州、广州、安南等地连接起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运的陶瓷器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式，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兴起。“黑石号”沉船上长沙窑瓷器的巨量发现，说明了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

唐代 长沙窑飞鸟纹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造型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碗和执壶。多达50,000多件碗的造型单一，圆口（极少作花口）、弧腹、浅圈足，高约3.5-5.0、口径约12-15厘米。碗内满釉、碗的外壁半釉。执壶为圆口稍外侈、直颈、圆肩，直壁、平底，执壶的一侧有六方形的短流，另一侧则有用两根泥条做成的执手，在流和把手的另外两侧各有一个双复系。执壶高约20厘米。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系罐 扬州博物馆藏

长沙窑装饰为釉下彩，其施彩方式主要在施釉之前，也有在施釉之后，经高温烧造，釉下或者釉上的彩料会随着高温中釉的翻滚融入釉层之中。长沙窑彩绘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在氧化气氛中铁呈现褐色，铜则为绿色。在偶然的情况下，铜也会被还原而呈现红色。长沙窑瓷器中饰单一的褐彩及褐绿两彩的器物很多，色彩艳丽，色调浓淡不同，也有多样色彩的综合运用，突破了以釉色为主要审美标准的传统。纹样大致为植物、动物、人物和几何图形等，也有晕散的相间色彩组成的抽象图案。长沙窑碗在碗内壁的绘彩，题材除了常见的简笔花卉与树叶、云气纹、山水纹、漩涡纹及市井流行诗文、俚语等，还有佛教题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鱼、莲花等。一些过去认为是简笔写意山水画、云气纹和在一些隐藏在图案中的简笔纹饰被专家破译，认为是阿拉伯文。

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双系壶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壶通常采用模印贴花装饰，及用模具印出装饰泥片，施青釉后在贴花部位再施褐釉，高温烧成后纹饰更加醒目。贴花的内容较多表现域外文物因素，如狮子、椰枣树、婆罗树、波罗蜜树、葡萄、寺庙以及胡人舞乐等。

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数量并不多，造型却十分丰富，包括海棠式大碗、海棠式杯、大碗、莲花式碗、花口碗、深腹碗、玉璧底碗、香熏、大型唾盂、刻花盘、刻花方盘、执壶、盖盒等。

唐代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海棠式大碗1件，高11厘米、口径33.5ⅹ32.5厘米。碗口呈椭圆形，对称有四出花瓣，圈足外卷，足底施釉。与此碗造型相似、大小相当的仅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海棠式大碗（图1），高10.8厘米、口径23.3ⅹ32.2厘米。仔细比较两者，存在的区别有以下三处：其一，上博之海棠碗釉面莹润光亮、釉色纯正；“黑石号”出土之海棠碗釉面呆滞失去光泽，釉色略显发白，盖因经海水长期浸泡所致。其二，上博海棠碗的花口比较明显；“黑石号”海棠碗仅在碗口下沿作花瓣状凹入，口沿部分的凹入并不显著。其三，上博海棠碗的造型比“黑石号”的显得瘦长。

唐代 越窑海棠大碗   上海博物馆藏

“黑石号”还有一类海棠杯，数量相对较多。器形较小（通常高4.5、口径13ⅹ10厘米），呈椭圆形，在其口沿部分象征性地对称刻出四处缺口，好似花瓣之间的凹下部分。圈足较浅，足底施釉。类似器物在唐代墓葬和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

海棠式大碗和海棠杯的造型始于唐代，应该是受到西亚地区金属制多曲形器皿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系大碗1件，高14、口径38厘米。敞口、翻沿，矮圈足，口沿下两侧对称各有两个双复小系，估计为穿系绳索便于提携所用。通体素面无纹，青釉匀净、莹润。这样大的越窑碗非常罕见，在杭州临安唐天复元年（901）钱鏐母亲水邱氏墓出土的一件越窑油灯，其大小相仿（口径37.2厘米）），但是造型不同，口作直口，且较高（高24.4厘米），胎壁也较厚，外壁有褐彩如意莲花和云气纹。

“黑石号”上的花口碗造型比较丰富，主要有莲花式碗、深腹碗、花口碗及玉璧底碗。莲花式碗口沿稍敛，碗口作四出莲花瓣形，花瓣造型比较细致，腹部不见凹入的花筋。深腹碗腹壁陡直，口沿外撇，圈足外卷，其腹部有四处出筋，口沿没有作花口形。花口碗通常为敞口，口沿作四出或五出花口，腹部有相应的出筋，圈足较矮，有的碗的内壁还有刻划花卉，以宝相花、莲花多见。除莲花式碗较少见外，深腹碗和花口碗均是常见器物，在浙江越窑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玉璧底碗是越窑最常见的器物，“黑石号”中发现的玉璧底碗足底心施釉，是越窑同类器物中比较精致的一类。一些玉璧底碗还做成花口形，有四出花瓣。

钵为敛口，弧腹，圈足外卷。通体青釉，釉面滋润匀净。

唐代 越窑青釉刻划荷叶纹盘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代 越窑青釉刻划荷叶纹盘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出土的越窑青瓷盘有圆盘和方盘两种，盘较浅。圆盘作成四瓣花口形，盘心有刻划花，常见线条奔放的牡丹纹；方盘多作成倭角方形，亦有刻划的花卉纹装饰，其造型与同船所出的金盘相类似。

唾盂1件，器型甚大，高29、口径34厘米，撇口、束颈、圆腹、浅圈足。通体青釉，釉面光润，足底无釉露胎。如此硕大的唾盂在唐代越窑瓷器中十分罕见，其用途似乎超出了唾盂的范畴。

唐代 越窑青釉镂空熏炉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香熏，整体呈覆鐘形，直壁、高圈足外撇、盖顶圆隆、有钮，盖上花形镂空各异，焚香时香气从中溢出，有的圈足足墙上亦有长条状镂空。器物通体施青釉，盖沿及圈足内圈有条形支烧痕。这种香薰在国内并不多见，可能是为出口专门制作的。

执壶造型为唐代越窑所常见，敞口、翻沿、束颈、斜肩、鼓腹、平底，一侧颈、肩之间有双股曲柄，另一侧肩部有多棱形短流。 还有一类执壶壶体稍大，肩部稍挺，腹部呈瓜棱形，颈、肩间对称各有一个双复小系，也是越窑的常见器物。

背壶，杯形口、束颈、扁腹、平底，壶身两侧上下各有两个桥形系，便于穿带所用。壶身有刻划的花卉纹。

盖盒，盒盘较浅、盒盖隆起、底内凹，子口处无釉露胎，底部满釉，有一周不规则的三角形支烧痕。

越窑青瓷是唐代南方瓷器的代表。在国内外一些遗址发现的越窑瓷器标本、博物馆藏品，以及一些沉船提供的实物资料表明，公元8-9世纪时期的越窑青瓷沿海上陶瓷之路外销到亚洲至非洲的广大地区，是中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大部分唐代越窑外销瓷器的种类与供应国内市场上的产品基本一致，无论造型还是纹饰保留了本土的风格，很少专门为外销而做特别的设计和改变。一部分越窑外销瓷器考虑到销往地的宗教文化因素，其造型和纹饰具有异域文化特点。

关于唐代越窑瓷器的外销，文献上缺乏记载；国外一些遗址发现的越窑标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以往几十年中，先后在东非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苏丹阿伊扎布遗址，西亚的伊拉克萨玛拉遗址、伊朗尼沙布尔遗址、希拉夫遗址，东亚的日本九州博多遗址、筑野遗址、奈良平城京遗址，南亚印度河流域的班布尔遗址、阿里卡美遗址，东南亚的菲律宾卡拉塔冈遗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尼雅遗址等地发现越窑瓷器的标本。

唐代 越窑青釉刻划花卉纹盘 扬州博物馆藏

唐代中国主要的贸易港口明州（宁波）、扬州等地的遗址和沉船中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越窑瓷器。

从“黑石号”上瓷器所占的比例看，越窑数量较少，由此尚不能据此认为越窑瓷器在当时中国外销瓷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多，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唐代越窑瓷器标本足以说明越窑瓷器也是当时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所看到在“黑石号”上的越窑瓷器中，品种与供应中国市场的基本一致，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很少专门为外销而作特别的设计或改变。同船的长沙窑瓷器却在器物装饰上迎合了阿拉伯地区的喜好。这样，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瓷业在唐代已经有较明确的分工，越窑产品主要是供内销，因此其产品无论从造型、用途还是釉色、装饰，基本上是适合中国内地市场的需求，它不会或很少为外销特别生产不同的产品。而长沙窑则完全是为了外销而兴起，其彩绘装饰及其图案内容不少是根据输入地区的喜好、流行时尚而设计制作的。

白瓷

“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白瓷约有300件，造型主要有杯、杯托、碗、执壶、罐、穿带壶等。

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柄的敛口杯，一类是单柄的撇口杯。敛口杯的造型为敛口、弧壁、深腹，下有较宽的浅圈足，足底平切。有的圈足外侧稍稍外撇，有的腹部有弦纹。腹较浅者口径1.5倍于腹深，腹较深者口径1.3倍于腹深。撇口杯一为束腰型，侈口、束腰、折腹，有较宽的浅圈足，口径约2倍于腹深，柄呈双复圆环形，上有叶芽形指垫，与圆环形成“6”字形，有的腹部有弦纹；一为垂腹型，侈口、束颈、垂腹，下承较浅的玉璧形足，柄与束腰杯相类，唯腹部较深，口径是腹深的1.3倍。敛口杯可以在隋代的深腹杯中找到其祖型；撇口杯在唐代的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如江苏徐州奎山唐墓出土的白瓷单柄杯和1957年河南陕县湖滨区出土的白瓷圈柄杯即是。与国内出土的束腰杯相比，沉船中的口径略大一些、腹深略浅一些，器物显得矮一些。撇口杯是仿金银器的造型，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掐丝团花金杯和1963年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素面银杯的造型就与国内发现的白瓷束腰杯一致。若再进行溯源的话，其造型还可以追溯到西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类杯是仿粟特金银器的样式而称其为“粟特式，因为中国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就有一部分来自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部分可能是中国工匠的仿制品，也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作的。沉船中的金杯也应属于粟特式器物。如果再往前追溯，单柄杯的造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前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遗址出土的金杯（图2）可以看到其来源。

迈锡尼文明金杯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土  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杯托呈盘形，盘沿宽且坦平，浅腹，盘心凹入以承杯体，盘口作四瓣花口，花瓣之间有一道凸起的“出筋”，下有较宽的浅圈足。在河北临城发现了与之造型完全一样的白瓷杯托。与之器型相仿的金银器有：1957年西安和平门窖藏出土的唐代鎏金银杯托、1958年陕西省耀县背阴村出土的唐代鎏金银杯托，均为五瓣莲花形。“黑石号”的杯托与杯可以组合为一套托杯。

碗可以分为花口碗、直口碗两类，花口碗为侈口，浅腹斜弧壁，有的口沿外卷，均为四瓣花口，有较宽的浅圈足或玉璧底。直口碗为直口、弧壁、浅圈足。

唐代 邢窑白釉执壶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执壶作敞口、短颈、鼓腹、敛足、平底，肩部一侧有圆形短流，另一侧有双复柄与口部或颈部相连。此类造型执壶为唐代常见，1958年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执壶和1974年北京昌平出土的白瓷执壶，就与沉船中的执壶相似。

罐的口部较小，口唇外卷，肩部圆弧，腹鼓出，下腹收敛，下承小平底。河北临城出土唐代白釉罐中有造型十分近似者.

穿带壶仅见一件，造型为圆形而与传统的穿带背壶略作扁体有异，口部膨出，细颈，斜肩，腹下部隆起，下接圈足。肩部两侧有用于穿带的扁形方系，系下腹部各有两条细突棱，与之对应圈足两侧有扁方孔用于穿带。

除执壶和罐为平底外，其他器形均有圈足，圈足一般较浅。碗多为玉璧形底；杯少量为玉璧底，大部分为较宽的“玉环”形圈足；杯托则都为“玉环”形圈足。

从胎、釉及制作工艺上看，这些白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精白瓷，胎质细白，釉质润泽，器壁较薄，造型规整；另一种制作较为粗糙，胎质较粗松，器壁较厚，釉质较浊，胎、釉间通常都施白色化妆土。由于这类白瓷釉质地的原因，打捞起来时釉层大都已经剥落。

从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来判断，这些唐代白瓷应该基本上都是中国北方窑口的产品，但是它们是否都是一个窑口的产品，抑或产地不止一处？如果从造型上看，杯、杯托并不是传统唐代白瓷中常见的，它们更接近于当时的金银器造型；花口碗虽然与唐代的造型一致，但依然无法确定它是邢窑或者是曲阳窑的产品；其他如执壶、罐等也是如此。有学者从胎、釉及制作工艺上来区别，认为精白瓷属于邢窑产品，而施化妆土的粗白瓷属于河南巩义窑产品。但是，在邢窑窑址采集的标本中，既有精白瓷，也有上化妆土的粗白瓷。因此尚不能以是否有化妆土作为判别产地的根据。

笔者有机会得到两件“黑石号”沉船中的白瓷标本：一件是胎薄釉润的精白瓷；一件是施有化妆土的粗白瓷，由于釉层已被海砂侵蚀殆尽，表面即是化妆土。通过QuanX型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仪（能谱仪）对这两件标本的胎、釉及化妆土成分进行分析，同时用相同仪器对唐代邢窑、曲阳窑和巩义窑窑址出土的标本胎釉的测试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

⑴ 邢窑和曲阳窑无论是胎还是釉，它们各项指标都非常接近，至少从常量元素上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

⑵ 巩义窑与邢窑、曲阳窑在钠、镁、钾、钙、钛和锰等元素存在明显的差别，足以区分产地；

⑶ 从标本胎的氧化铝含量较高看，“黑石号”白瓷标本无疑都属于北方的产品；

⑷ “黑石号”沉船中精白瓷标本的胎、釉成分与邢窑、曲阳窑标本存在较多的相似性；

⑸ “黑石号”沉船中粗白瓷标本胎的成分与邢窑、曲阳窑标本差别较大，而与巩义窑标本比较接近，特别是钠、镁、钾、钙、钛和锰等元素。

由于所得到的“黑石号”白瓷标本十分有限，因此以上只是初步分析。尽管目前尚未能确定“黑石号”沉船精白瓷的确切产地是邢窑还是曲阳窑，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外销的白瓷既有河北的产品，也有河南的产品。

白地绿彩瓷器

从“黑石号”沉船遗骸中打捞上来的遗物中发现了约200件白釉绿彩瓷器。

白釉绿彩瓷器的装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内外饰绿色，表面通常有垂流现象，并露出彩下白釉。另一种是在白釉上饰以不规则的绿彩斑块。器形主要有杯、高足杯、盘、碗、盖盒、盖罐、执壶等。

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柄杯，一类是单柄杯。无柄杯的造型为直口、直壁、深腹、圈足，口沿下和下腹部各有数道旋纹。单柄杯有两种式样，一种是敛口单柄杯，基本造型是敛口、弧壁、深腹、下承较宽的浅圈足，杯口一侧有以两根泥条盘筑的圆环形柄，柄环上端贴有一圆形印花作为指垫。杯外中部和下腹部各有三道旋纹。另一种是敞口单柄杯，造型为侈口、束腰、折腹、平底、浅圈足，足圈较宽。杯柄呈双复圆环形，上有圆形印花指垫，杯外三道旋纹正好位于安装杯柄处，可能起定位的作用。

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高足杯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单纯高足杯，其造型侈口、束腰、折腹下承高足，足柄下部呈喇叭状，足外沿稍上卷。在杯体的口沿、中部和折服处各有数道旋纹，足柄上、中、下各有两道凸棱。另一种是高足吸杯，杯体与高足杯相似，有的口沿作四瓣花口，杯柄较短，内底有孔与中空的足柄相通，杯外侧的吸管又与足柄相通，吮吸吸管，杯内的浆液通过杯柄可以被吸食；模印的鱼（或龟、鸳鸯等）正好遮掩了杯内的孔，结构十分巧妙。

高足杯来源于西方，在希腊迈锡尼文明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高足杯雏形，金质，杯的两侧有柄，类似奖杯（图3）。这种造型延续到希腊—罗马时期的玻璃和金属质地的高足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罗马时代晚期或者拜占庭时代早期（公元4-5世纪）的玻璃高足杯没有了两侧的提耳，与中国发现的高足杯更加近似（图4）。高足杯在南北朝至隋时期已经传入中国，北魏景明二年（501）封和突墓、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过银高足杯；在北齐武平五年（574）范粹墓、隋开皇十七年（579）斛律彻墓中都出土了陶瓷高足杯。到唐代高足杯风靡一时，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日益密切的中西交往有很大的关系，据《旧唐书•西域记》的记载，从贞观十七年（643）至天宝元年（742）的一百年间，拜占庭先后七次遣使大唐帝国，送来了玻璃等制品。

迈锡尼文明 金质高足杯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土  雅典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罗马时代晚期或者拜占庭时代早期 玻璃高足杯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高足吸杯应该是一种酒杯，传说源自三国时期，在唐代小说《酉阳杂俎••卷七•酒食》中讲到：“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历下敩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当时的魏国名士郑悫夏天在宴客的时候开创了以荷叶当作大酒杯的做法——将大荷叶连带同长的叶茎一同采下，放在砚匣里，在荷叶上倒入足足三升的米酒。然后，用簪子刺破荷叶的蒂心，形成一个与荷叶的长茎相通的孔洞。这一方法的巧妙地利用荷叶的茎内部天然为贯通的空腔这一特点，将茎向上拉起，就成了天然的吸管。然后主宾轮流以嘴含住叶茎的一端吸吮，荷叶内的酒液就会顺着茎内部的空腔进入吸酒者的口中，其妙处在于能令酒水染上荷叶的香气，给人一种胜冰赛雪的清凉感，结果引发历下人纷纷效仿，风行一时。至唐代，这种饮酒方法更加风靡，传说唐文宗时的宰相李宗闵在宴客的时候，不但要把酒倒在荷叶中，还要将盛有酒的荷叶扎系起来，一一送到客人面前，再用筷箸将荷叶的蒂芯刺破，然后畅饮叶中之酒。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件银质鎏金的“碧筩杯”（图5），其形式如同荷叶，应该是贵族的用品。黑石号上的瓷器高足吸杯则可以让这种“时髦”的饮酒方法更为普及，且可以不分南北、不计季节常年进行。

唐代 银鎏金碧筩杯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省博物馆藏

盘的口径不大，有圆口和四瓣花口两种，浅腹，浅圈足，足跟较宽。盘的内心有的有简单的刻花，均为线形图案，有折枝花卉、菱形花纹等，也有素面的。在柏林佩加蒙博物馆收藏有白地绿彩盘（图6），其造型与刻花与黑石号的盘几乎一致，这些标本出土于公元8-9世纪的伊拉克萨马拉遗址。

白地绿彩刻花盘   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 柏林佩加蒙博物馆藏

碗有大、中、小之分。大碗在口径在25厘米或以上，敞口、口沿外折、腹壁稍弧、内圜底、假圈足较矮、平底。大碗内满釉、满彩，器外施半釉、半彩，下腹部以下无釉露胎，现火石红。中型碗的口径在20厘米左右，侈口或敞口，口沿有的作四瓣或五瓣花口，腹壁有出筋，圈足，足端稍宽，有的圈足内有“进奉”、“盈”字刻铭，均在釉下。小碗口径在10-15厘米之间，有敞口碗和敛口碗，敞口碗敞口、翻沿、浅腹、浅圈足，有的敞口碗的口沿作四瓣花口形，腹壁有出筋；敛口碗口沿内敛、深腹、浅圈足。小碗大多仅以绿彩装饰，有的碗内底心有刻划的花卉图案；少数碗的内底有贴花团龙纹，外沿以六莲瓣环绕，中间为龙追火球，龙作张口欲吞火球状，龙之鬚、角、舌、鳞及三爪四肢均清晰可见。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件与黑石号相同的白地绿彩贴花龙纹碗（图7）。

唐代 绿彩印花龙纹碗  1983年扬州三元路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执壶侈口外卷、直颈、丰肩、鼓腹、假圈足外撇、平底，肩部一侧有流作龙首状，龙口衔流；肩部另一侧有鋬作一伏在壶口的狮子，其后肢直立，前肢扒住壶口，狮首前倾，狮口衔在壶口上，作欲饮水状，十分生动。肩颈间两侧还有泥条盘筑的双复系。

白釉绿彩狮柄龙口执壶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从这些白釉绿彩瓷器的造型看，杯的造型直口、深腹，与沉船发现的白瓷敛口杯稍有区别，由于白釉绿彩杯的口径稍大，其高度显得稍矮。另外，白瓷杯的表面没有任何装饰。单柄杯和敞口杯的造型与白釉杯相似，而与国内出土的敞口杯相比，“黑石号”沉船中白釉绿彩杯的口径和腹径略大，高度要矮一些，杯柄上的“指垫”也不一样，前者是利用圆环泥条一端上挑自然形成，后者则特别加上有印花的圆形泥片作成。高足杯在唐代陶瓷器中比较少见，特别是高足吸杯在唐代陶瓷器中几乎不见。盘、碗的造型为唐代常见。沉船中发现的盖盒较大，与唐代流行的作化妆品盛器的盖盒不同，可能其用途也有别，或许用作镜盒。盖罐与唐代的无异，1992年在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北窑湾唐大中5年（公元851年）墓中出土的白瓷盖罐与沉船中发现的绿彩盖罐器形完全相同。类似沉船发现的狮柄执壶在国内也有出土，如陕西省西安市004工地主厂区出土的“白釉执壶”和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热电厂唐墓出土的“白釉狮柄执壶”，应该都是河北邢窑的产品。

在“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白釉绿彩瓷器国内发现并不多，见于报道的有：1957年河南安阳薛庄唐墓中曾经出土一件白釉绿彩瓷执壶；1987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化工厂工地唐代墓葬中也曾经出土白釉绿彩瓷碗；1983年在江苏省扬州市三元路曾经出土一件白釉绿彩贴花龙纹碗，口沿作四出花口、外侈，腹壁斜直，碗心盘龙云气纹贴花与“黑石号”发现的同类碗几乎完全一样。

关于唐代白釉绿彩瓷器的产地有几种推测，一种认为其装饰与河南巩义唐三彩相似，可能是巩义窑的产品；从个别器物底部刻有“进奉”、“盈”等款识来看，也可能是河北邢窑的产品，因为在邢窑窑址出土的白瓷标本和一些地区出土的白瓷上发现刻有“盈”、“翰林”等字款。如果从巩义唐三彩的装饰特点看，通常比较多的是在绿色上加白色斑块，而白底绿彩的确实很少见。笔者曾经到河南考古所和巩义文保所收藏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和白瓷标本中仔细寻找也没有发现。传世文物中，故宫收藏的白釉绿彩瓷罐与“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造型相仿。

近年，有学者通过测试分析比较邢窑、巩义窑、耀州窑及“黑石号”标本的化学构成，认为“黑石号”上发现的白釉绿彩瓷器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由于所分析的“黑石号”标本样本只有8个，还不足以反映“黑石号”白釉绿彩瓷器的全貌。2011年在河北省内丘县发现唐代邢窑窑址，出土的白釉绿彩瓷片标本特点与黑石号发现的几乎一致，发掘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发现。

以上，说明唐代“黑石号”沉船上的白釉绿彩瓷器中既有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也有河北邢窑的产品。巩义窑产品胎质较粗，有的在胎的表面施白色化妆土；而邢窑产品胎质较细、较白，一般不用施化妆土。

唐代“盈”字款的瓷器，曾引起长期的讨论，一般认为这种瓷器会进入皇室的大盈库，故有“盈”字。由于多出土于邢窑窑址之中，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即带“盈”字款的器物，即为邢窑产品，年代为9世纪初之后，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 “黑石号”沉船上发现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并且它不是白瓷而是白釉绿彩花口碗，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似乎应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也就是说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并非仅有邢窑独有。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按以往的结论，带有“盈”字款的器物是要进入皇室的大盈库，供皇室享用的瓷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黑石号”沉船上？“黑石号”沉船上的物品是商品，也就是说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盈”字款的器物。参照以往的发现，“盈”字款的白瓷，除了在唐长安大明宫外，在西明寺、青龙寺、西安唐新昌坊也有出土，而且也在邢台市、河北易县并非是高级贵族的唐墓中发现，可见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的看法还应仔细斟酌。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是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有使用和出售。同样道理，“黑石号”沉船上还有刻“进奉”字款的白釉绿彩瓷，说明“盈”、“进奉”字款的器物也会流入市场。

青花瓷器

“黑石号”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沉船船舱的尾部发现了三件青花瓷盘，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三件青花盘的造型基本一致，纹饰不完全相同，但其构成和母题如出一辙，都是用带有芭蕉叶（或称棕榈叶）风格的植物纹组成，中间是一个方框，四角伸出叶片。

在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青花碎片之前，关于中国青花瓷器的发生及发展通常认为是元、明、清时代。1975年和1983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先后发现了青花瓷残片，纹饰中的棕榈叶纹、菱形纹、梅花点纹、竖条纹等具有伊斯兰风格，学者们在肯定这些青花瓷片的年代为唐代的同时，推测它们是为满足国外市场需求而烧制的。“黑石号”沉船中的青花瓷盘纹饰与扬州唐代遗址出土青花残片纹样风格十分相似，而这种纹样在唐代陶瓷器中罕见。“黑石号”沉船中的三件青花瓷与大量无可争议的中晚唐瓷器同处于一艘船上，说明其来自中国，证实唐代已经用钴料作釉下彩烧制青花瓷，并且根据输入地区的要求进行生产，已经输出海外。

考古发掘证明，河南巩义黄冶窑既烧白瓷又烧三彩陶器，在其晚唐地层中还发现胎质纯净、火候较高的白釉蓝彩残片，呈色剂是氧化钴。从条件上说，黄冶窑具备了烧造青花瓷的条件。“黑石号”沉船上青花瓷盘其中一件釉面有剥落，可以看出其制作工艺是成型后先施一层化妆土，在化妆土是用氧化钴绘彩，上透明釉后入窑高温烧成。这与巩义黄冶窑的制作工艺一致。

关于“黑石号”沉船的出发港和目的港

关于“黑石号”的出发地，有三种推测：其一扬州说，认为“黑石号”沉船在扬州装载长沙窑（长沙窑产品沿湘江而下，经洞庭湖而入长江到扬州）等货物后出海，然后沿着海岸线至明州、广州等地停靠，分别装上当地的货物，最后按照唐贞元年间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广州通海夷道》中的路线行驶至今苏门答腊附近沉没。在扬州发现较多长沙窑产品的遗存和与“黑石号”相同的绿彩、青花瓷器以及扬州地区生产金银器，为“扬州说”提供了依据。

其二广州说，认为各地瓷器经内河或者沿海航线运到广州，然后一起装上“黑石号”，再按照“广州通海夷道”中的路线行驶至苏门答腊附近。一部分长沙窑碗被装在广东生产的青釉大罐里再装船，为“广州说”增加了可信度。

最后一种观点则认为“黑石号”沉船上的货物是在室利佛逝（唐代末年以后改称三佛齐，即苏门答腊岛）的港口一次性装载的，而这些装上船的货物则是由不同的船只从扬州、明州和广州分别运到室利佛逝的。

有学者认为，如果是扬州出发，不能解释广东青瓷大罐如何到扬州再装载长沙窑碗；如果是广州出发，在广州的的唐代遗址很少发现长沙窑产品；而第三种较为妥当，但亦有可斟酌之处。

室利佛逝等东南亚港口有作为中国货物输往西亚、中东、欧洲中转港的悠久历史，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明代。中国的货物输往西亚、中东或者欧洲，依靠中国商船的航海能力可能有一定的困难，而西亚和欧洲的商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在东南亚中转成为海上贸易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这些港口的古代遗址中经常发现中国的外销瓷器。如果“黑石号”确实是在室利佛逝港装载了来自各地的货物启航的，那么，不久它就触礁沉没了。

也不能排除“黑石号”是从中国的港口启航的。船上的货物如金银器、“江心镜”产自于扬州，各地窑场的产品运到扬州也不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在扬州唐代遗址发现了除广东青瓷外其他“黑石号”装载的瓷器品种。唯一的疑惑是关于广东窑青瓷大罐内装有长沙窑碗作何解释？也可以设想“黑石号”在扬州装上除长沙窑之外的其他货物，留出中间的舱位到广州再装载长沙窑瓷器和广东青瓷。

关于“黑石号”的目的港，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应该是西亚、中东地区。“黑石号”装载的长沙窑、越窑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布遗址，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伊朗的尼沙布尔遗址和希拉夫遗址等地被发现。在柏林佩加蒙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有在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的、与“黑石号”一样的白地绿彩瓷器和白瓷，而在欧洲至今尚未有类似发现。因此，“黑石号”的最终目的港应该是阿拉伯帝国的某个港口。

关于唐代陶瓷贸易

唐代文献对于当时陶瓷外销的情况已有记录，但是在8-10世纪一些旅行家、商人、文人笔记，地方志、族谱等材料记录更加丰富。伊本·库达特拔的《省道记》中记述“阿尔瓦京有中国锻炼之精铁、瓷器及米” ；阿拉伯学者查希兹在《守财奴》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有关于从中国进口瓷器的条款；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846-881年写成的《郡国道里志》中提到了从中国的几个著名港口“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10世纪忽鲁谟斯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中描述了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商人在883年前后到远东、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大量丝绸和瓷器，借此成为富翁的轶事；福建晋江西街的《留氏家谱》中记载了留从效在泉州任职时，“视民疾苦（如）己疴……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蕃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

国内外海域的沉船和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唐五代外销瓷遗存，以印尼、越南海域及我国浙、闽、粤沿海的沉船为代表。除了黑石号外，2011年6月，越南中部广义省平山县平珠海岸发现一艘唐代阿拉伯沉船，满载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以及大量长沙窑彩瓷。 1974年，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沉船，船上有一块方砖上有“乾宁五年”（公元898年）的刻款。船中和船体附近发现了数百件越窑青瓷和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少量黑釉瓷器。 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文物考古调查队在福州平潭海域分流尾屿发现一处五代沉船遗址。出水遗物均为越窑青釉瓷器，主要器型为碗、碟、盏托及少量执壶残片，器型规整，胎质细薄。这些资料充分证明，唐代中国陶瓷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海外。

（本文原刊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览配套图录，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原文有注释，此处限于篇幅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