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和新方法

2020年9月16日晚，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论坛展开了线上对话，本期论坛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和新方法”为题，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许纪霖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章清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国际儒联顾问，ECNU Review 主编高瑞泉教授作为嘉宾展开讨论与交流。

本次对谈围绕着许纪霖选编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和《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两书展开，探讨了当下中国思想史学者们的所关心的新问题与学科研究中产生的新方法，并展望了思想史发展的未来。

《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许纪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一书上册中，我收录并整理了关于五四转型、认同和论战的重要文章。在下册中，我从政治思潮角度出发，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思想史的发展进行分类。本书对现代（主要指五四到1949年）的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进行了介绍及梳理。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书讨论了各家各派所共享的核心观念，这些共同的思想预设正是形成争论的基础。我在书中罗列了六种核心观念，第一类是时代公理与进化，第二类是个人与自我，第三类是民族、国民与国家，第四类是自由与民主，第五类是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第六类是意识形态与革命，并在本书最后讨论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论。

章清：我想先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长做简单介绍和追溯。不单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可能社会史、文化史各领域的学者都在关心新问题、新方法，但前提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过去的这类“专史”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涉及对当下思想史的问题的检讨，也有必要回顾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等，是同步成长起来的，时间约在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中国，分科知识正在成长，由此按照各专史清理中国古代资源的做法也流行起来。梁启超所树立的“新史学”这一旗帜，即为中国史学确立了新的方向：一是通史，一是专史，试图以此化解写史所陷入的“紧张”。

古人已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读史如此，写史更是如此。借助于“他学”书写“专史”，之所以很快流行起来，即是因为找到书写中国历史可取的办法。胡适、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学问中可以“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一做法在当时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还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誉为“倡导史学革命之作”。

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已受到批评，陈寅恪、金岳霖都很不客气地评论说这样的哲学史有太多成见，实质上是远离古人学术之真相。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质疑使用“哲学”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傅斯年就明确表示，以哲学、思想这样一些名目来讲中国历史未必合适，还不如用“方术”这一早已有的名称。据此亦可看出，当下思考中国思想史的问题，首先有必要考虑哲学史、思想史这些名目是如何确立的。

对于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而言，比较多受美国“中国学”影响，最突出的是按照各种主义、各种思潮来把握近代中国思想的演进。周阳山等编辑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按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选编论文，介绍海内外的研究，在中文世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这些主义揭示近代中国的思想现象，或分析思想人物，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问题。这方面纪霖所编的两部书已有所反映。

首先，我们是否能够清晰把握这些主义的内涵还存在问题。这些主义是配合西欧社会的转型（尤其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浮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背景，在别的历史中是不是能够配合，还是问题。余英时先生即曾撰文说明，在使用这些主义时要特别谨慎。比如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和中文世界所传递的意思就恰好相反。因为美国的保守主义，作为传统的捍卫者，体现的实际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其次，在研究中把某一些思想人物归到某一个主义中也会遇到困难。举例来说，通常研究者会把严复、梁启超、胡适归到自由主义营垒中。但是，我们又很难说严复、梁启超是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们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些主张和自由主义比较契合，但是要给他们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似乎又并不合适。

第三，无论哪一种“外来”的主义，近代中国对此的阐述，往往缺乏原创性，很难基于文本做思想史的分析。以自由主义来说，一般认为50年代张佛泉撰写的《自由与人权》，才有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在这之前，实际缺乏重要的文本做思想史分析。在纪霖编辑这两部书时，已经有更多的人愿意研究学术史，并且在检讨按照“主义”和“思潮”梳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会遭遇不少困难。

问题回到近些年对思想史的推进，结合葛兆光等先生所做探索，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体现出由精英思想和经典，转向一般思想及信仰层面的趋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心能否摆脱以往的一些符号和话语来讲思想史。相应的，按照一般知识或学科知识考察中国思想史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梳理思想史问题也较为流行。

高瑞泉：我想先来谈谈纪霖选编的这两本书。在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出版，体现了思想史领域中研究的进步，前一本书对于80年代诸多争论的梳理，展现出了以各种争论和思潮运动所体现的社会思想的变化过程。思潮有起伏，但是并不是一风过的，思潮纷争过后常会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积淀下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主要是一些具体的“观念”。而《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就很好地整理了这一些共享的核心观念。

之所以说从“思潮”到“观念”体现了思想史研究的进展，是因为它更深地涉及到“认识我自己”的问题。现在大家讲“中国”、说自己是中国人，后面有一个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它的前提之一，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中间必须存在某些共同的观念，正是这些共同的观念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团结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所谓“中国人”是指我们的心灵世界有一些共同的观念，这些共同的观念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当然，总体上共享的观念，具体的展开又是有差异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通过研究整体的现象，用主义之争、思想思潮之争，去探索其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的观念。因为共同的观念中又有不同，所以“核心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争论的平台，在这个视域中可以做许多思想史的研究。

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有何不足？我想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中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平等”。它既是“古今”社会的重大区别，又是现代人观念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人们普遍关注严重的贫富不均、阶层固化、教育公平焦虑等问题，以及法国的“黄背心”、美国的“黑命贵”运动，都与平等观念息息相关。

我在最后想回应一下章清的发言，现代中国哲学史确实在一开始就用了西方的一些概念来讨论中国原先的思想资源，它被称作“反向格义”，本身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再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似乎有些过了，包括金岳霖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赞扬和对胡适的批评也大有讨论的余地。

金岳霖先生批评胡适的哲学史“成见”太重，但是冯友兰先生做哲学史就没有成见吗？ 我们都承认冯友兰比胡适写的更好。问题是标准不能是有没有“成见”。一个哲学家在写哲学史时，完全没有成见，没有自己的哲学立场，能够写成哲学史吗？那样的哲学史恐怕只是一部资料总编。甚至哲学史家收录哪些材料、不收哪些材料，哪些多哪些少，其实都有成见在里面，对资料重要性的判别本身就需要“成见”。冯友兰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是“正统”派的，这个“正统”派立场就是他的成见。做思想史也不可能没有成见，但是在开始研究时，如何自觉地“悬置”自己的成见，尽可能做到比较客观的研究，然后在什么程度上把你的“成见”转换到批评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许纪霖：关于平等的讨论从晚清到现在一直存在，但是讨论平等的经典文本相对较少，导致了关于平等概念的讨论文献的收集缺失。高瑞泉先生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系统讨论了“平等”观念在中国的“古今之变”，以及当代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如今在当下“平等”已经成为了一个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概念。

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

许纪霖：思想史研究在这十几年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形成了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的流派。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性体现在其从注重研究政治思想政治观念开始分化，在华东师大主办的过去4届的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我们看到来自文学、哲学、历史、法学、政治学、美学的学者汇聚一堂，共同交流学习。由于每一个学科都有不同的思想，每个学科的学者也在研究不同学科的思想史，思想史也成为了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按照我的分类，当前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偏重于文史领域）有五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即社会的思想史、文化的思想史、文献的思想史、概念的思想史和问题的思想史。这些表述未必很准确，只是为了比较的方便。

社会的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东京大学已经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还有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尽管这三位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三位学者的研究都注重把思想的观念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即外在的语境context）里边。三位学者也善于通过分析观念和历史语境的互动来考察思想。

第二类文化的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是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教授、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他们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把文化史的很多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重心下移，不仅研究一等精英的看法，也研究二等人物、底层人物的思想的文化，并且也观察他们和具体的文化之间的互动。

第三类文献的思想史是以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发掘新的文史资料（包括考古发现、艺术文本等等）。通过新文本、新史料，将思想史的研究从上层精英人物的思想扩展到社会底层的思想，大大扩展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与对象。

第四类概念的思想史以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北师大的方维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台湾中研院的潘光哲先生，还有复旦的章清教授为代表。这些学者借助诸如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的渊源关系出发，来梳理中国思想史当中的若干个核心观念，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与演化的？这些概念又是如何“语际旅行”，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其中内涵发生了一些什么跨语际的变化？

第五类，是问题的思想史，也是我个人自觉继承的研究流派。这个流派的鼻祖是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本杰明·史华慈教授，以及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张灏、墨子刻、林毓生都继承了这一研究的传统。这类思想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先预设一个问题，即“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困扰着我？”然后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展开思路，形成研究者的一个论述（argument），最后回应并解决这个问题。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是抓住一个核心问题，并不试图全面展开，而是紧紧围绕核心问题，一层一层地作出分析，最后得出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但是一定是深刻的，这叫做“深刻的片面”。

举例而言，史华慈教授最有名的研究：《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有许多学者批评史华慈教授描绘了一个不准确的严复，因为在史华慈看来，严复当年要追求的就是一个欧洲式的富强。这样批评有其道理，因为严复是有多重的面貌，不只是追求富强而已。但是从史华慈的研究方法来说，这就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史华兹在读严复作品的同时，也在思考西方的、欧洲的问题，即近代西方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史华慈发现，严复作为一个东方的思想家，竟然比欧洲的思想家还要敏锐地注意到，原来欧洲在19世纪崛起的秘密是寻求富强、追求富国强兵。这成为了欧洲崛起的核心秘密，但这个秘密也使得欧洲在20世纪陷入了一战和二战。

从研究方法来看，史华慈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穷追猛打”，最后得出了一个片面而深刻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以问题为中心，把一个复杂的人或者事件最重要的特征提炼出来，加以扩展。这样的研究需要在大数据和浩瀚的资料中，通过建立明确的、精确的问题，来收集合适的资料并解决问题。

章清：对于“概念史”的研究，首先要结合语言现象去把握。我们当下也身处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各种新名词新概念不断涌现。100多年前的中国，也处在一个转型年代，同样在“生产”各种新名词、新概念。在场的，无论是读历史的、哲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都应该清楚我们所使用的名词概念，不少都成长于近代。面对这样一个语言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作为思想史的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如何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呢？我的想法是，既然把这个问题归为一个语言现象，那么这项工作的基础就是语言学者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过语言学这一关，很多问题的展开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一开始就犯错。因为作为语言现象来说，哪一些是词，哪一些不构成词，哪一些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语言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看法。同时对于一个新名词新概念的追踪，应该依托于哪一些字典，哪一些语料库，他们也为我们示范了很好的方式，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其次，许老师刚刚提到的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多数都是做历史研究的。我想从史学的背景出发做这方面的研究，更应该关心概念背后所传递的东西，需要把概念和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进行把握。某一概念浮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和特定的历史现象关联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将此结合在一起，也就有了问题意识。换言之，处理概念也等同于处理历史问题，本身是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甚至可以说，关于某一概念的研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是否勾画出相关的历史现象，并赋予历史新的解释。

此外，对于概念史的研究，很多人会提到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传统和相关理论（对此方维规写过不少文章做介绍）。与此相应，其他的国家也留下一些经验，尽管未必以概念史来命名。如我们所处的东亚世界，韩国的、日本的学者也重视概念的研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全球史的题目，关键是我们是否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把它作为全球史的问题来处理。

另外，我们通常比较关注与政治、经济、社会比较密切关联的概念，即核心观念。似乎这些概念更为重要，更容易来描绘思想史上的一些现象。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古代的那些用语，包括单音字，同样重要，晚清的不少读书人仍习惯用一些字来表达思想。还要注意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在接受新名词新概念，另一方面也在遗忘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比如严复创制了很多新名词新概念，但留下的却很少。我的想法是，历史上曾经流行，后来消失了的概念和术语，仍然可以构成我们考察历史现象的一些重要概念。

最后，近来也有很多学者关注下层社会、民间社会的问题，这同样可以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思想资源。因为我们既然将其命名为下层社会或民间社会，也意味着其用语和读书阶层、精英阶层不一样。而这些话语承载着怎样的思想，承载着哪一些特殊想法，也值得我们做出探索。当下已有好几个学者群体在收集民间流传的文本，除了关注和这些文本密切联系的经济行为外，也有必要重视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一般思想、一般知识的重要内容。我自己搜集的一些材料，已经展现出基于这些文本完全可以做一些关于一般思想史的研究。

高瑞泉：我回到“思想史研究的新视域”这个主题上来。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哲学，但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和西方哲学或中国古代哲学不太一样，中国的近现代时间比较短，真正成体系的哲学家不多。但是政治思想、文化争论方面又特别丰富。现在用“古今中西”之争来概括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争论，同时就产生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方案，其中就渗透了哲学的争论。刚刚章清说思想史是一个很宽的领域，说得很对。我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很自然地就涉及到思想史的研究。

那么从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眼光看，思想史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产生了哪些新的领域？第一个可能与最近几十年大量考古新发现有关。考古新发现无论是器物还是文献，是否会改写思想史？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足以改写思想史，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是和西方哲学史有关，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近几十年比较集中在欧陆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两块。但是现在古典学（譬如希腊哲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这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三十年前在非专业的学生中，读柏拉图的人非常少，现在讲柏拉图的比比皆是。古典学复兴在中国对应的就是对先秦诸子学的兴趣大增。

第三个和中国哲学研究的风气转移有关，它主要是儒学研究的复兴。儒学研究可以分为三支，第一支是研究“礼”即制度；“礼学”研究当然就涉及思想史。第二支，也是最主流的是儒家思想研究，摆脱了用强势的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分解中国哲学的态度，之前习见的“两军对阵”也被搁置。现在基本上回到儒学原有的术语和命题，按照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去讨论。包括做经学史研究的人明显增多。当然，做得好的，和单纯的理学、心学或经学史讨论还是不一样，通常还是带有一般哲学问题的。第三支是哲学趣味更强的研究者，通过研究儒学的古典资源来“做”中国哲学，把原先存在于儒学文献中的某些观念“做”成概念化安排的学问。

第四个是概念史研究，除去刚才提到的学者外，冯天瑜先生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的做法从传统的“训诂学”出发：即“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上接陈寅恪所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发展出他的“概念词化的知识考古”，他和他的团队做了不少工作。另外一个路径章清讲了不少，我注意的主要是与德国概念史研究相关的，譬如对那些既是近现代出现的标志，同时又影响了近现代的历史进程的概念的研究。这一部分人实际上比较重视的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五个是观念史研究。相比哲学史，观念史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开创了这项研究，还在霍布金斯大学建立了观念史学会。他写的最有名的书大约是《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研究“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个西文中常见的术语，和后面隐蔽的三个原则以及蕴含的诸多观念的复合物是如何历史演化的。此外他还研究其他“神圣观念”如Nature和尚古主义的等等。这在20世纪前期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但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思想史的领域中间，这个做法比较独特，他自己也说他的观念史，与一般的哲学史相比，涉及的范围既更特殊又更为宽泛。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研究方式有点消沉。

洛夫乔伊的做法又受到英国剑桥学派昆廷·斯金纳的批评，这个批评一部分是建立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基础之上。斯金纳反对“文本主义”的研究，讲究语境（context），用他的话说是研究产生这些文本的“知识环境”，把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引入思想史研究，然后要讲究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这些转变。剑桥学派的操作方式与概念史有交集，因为他们会根据一套新的词汇的出现来讨论一个重要的新概念。但是，在内容上还是比较偏向于政治思想史，与洛夫乔伊不大一样。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前几年到北大讲学的主题好像也是“国家”“自由”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比较广义的观念史家，比如以赛亚·伯林，尽管他并没与自称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可能是更具有问题意识的，通是讨论那些重要的观念如何实现历史转变：最初的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是由什么人提出来的，是用什么方式提出来的？我们通常可能比较熟悉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或者“狐狸和刺猬”的比喻，但实际上以赛亚·伯林的观念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很值得阅读。他的研究真正体现了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需要。作为一个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文学和历史学也很有研究。他不但研究马克思，而且写了从屠格涅夫、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一批俄罗斯文学家，还写维科、赫尔德那样的历史学家。

在这几种方式中，至少在形式定义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它比常见的哲学史要宽一点，但是要比一般的思想史要窄一点。哲学史通常比较注重纯粹哲学的问题。但是如果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结合研究哲学史，就需要做得比较宽一点。但是更吸引我的是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所以又不是一般的思想史。这就是纪霖说的，我们的做法可能有点不一样。冯契先生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总课题中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特别注意哲学家们提出了什么新观念，代替固有的观念。用陈旭麓先生的说法，就是观念的新陈代谢。研究观念何以新陈代谢，哪些观念是更有成长性和生命力？这些观念在生成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争论？这种争论怎样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尤其是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本身？这些都是观念史可以研究的内容。

我觉得研究观念史，其实就是研究我们自己。哲学把“认识自己”作为自身的任务之一。认识自己当然包括认识我们的心灵。对心灵作概念化的抽象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具体的心灵必定是有内容的，落到历史的层面，它的内容就是一套观念。

许纪霖：高瑞泉教授给我们打开一个更广的思路，他虽然是做哲学史的，但是更具有思想史的气质。刚才高教授讲到，哲学史研究的是比较纯粹的一些概念，那么思想史研究的观念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我的理解是，思想史研究的那些观念，通常是在那个时代里有重大影响的，所以那些观念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的学者是很辛苦的，你对古今中西都要有了解，你做的是近现代，但你要了解古代、了解西方，因为现在的研究恰恰在古今中西这样一个交汇之处。这就是现代中国思想的特别之处。

刚才高瑞泉教授介绍说这几年研究现代中国思想，一个受到古典学系柏拉图、斯特劳斯的复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包括儒学、诸子百家的影响。过去我们的现代中国思想基本上已经被西化了，但是现在做中国的新儒家们，正试图重新用中国古代的儒家的语言、诸子的语言来重新描绘现代中国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像斯金纳、以赛亚·伯林、洛夫乔伊他们的那些研究方法，研究的思路也同样多多少少的影响着思想史的学者们。实际上思想史作为一个综合学科，今天已经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它可以对多方学科、乃至古今中西都作出回应，并产生影响 。

刚才我说自己做的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但这几年我做的工作，倒是试图去做一些新的探索，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是一方面做知识分子研究，注重人物或者群体；另外一方面是思想史研究，注重观念。那么这几年我试图把人物的研究和观念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研究我姑妄称之叫精神史，当然广义上来说也属于思想史的一个变种。因为思想史比较注重观念、概念，这些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理性思考背后都有人作为思想者——思想者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有情感的人，甚至是一个行动者和实践者，所以我想把这两者综合起来。

所谓精神史研究，背后有德国狄尔泰的精神史传统，我这几年在试图研究思想史的同时，不仅研究他的理性的思想观念，而且试图理解他的情感、他的意志、他的行动，也包括一个人的生命的体验和宗教的体验。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仰的张灏教授做过一个谭嗣同的研究：《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他不仅研究谭嗣同的思想、他的人学，更是研究谭嗣同生命处境和宗教情怀，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来观念的范畴，进入到了精神的范畴。精神是一个核心。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前辈钱谷融先生有一句名言，文学是人学；章清的老师姜义华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史学是人学。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史学讲到最后是研究人的，那么既然是人，他不仅有观念、有理性，同时他也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情感。所以我现在试图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再加上他们的实践和行动，从整个方面来研究精神。

我自己心中的楷模是俄国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他写过一本书叫《俄罗斯思想》。他不仅研究俄国19和20世纪的思想观念，也研究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内在的宗教灵魂，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离不开自身的宗教信仰。这本书在我看来达到了精神史的典范。写成一本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精神》水准的著作，也是我的一个愿望。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尝试，也希望我的学生，这些后浪们，如果觉得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新的探索是有意义的，符合你的兴趣的话，不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也是我们这些“前浪”学者的工作，我们相信真正的希望是在年轻一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