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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娅·兰格的「文字与图像」 @MoMA

2020-09-24 11: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光圈×晟怡 Aperturist光圈收录于话题#光圈11#艺术11

多萝西娅兰格“文字与图像” MoMA展览现场

疫情之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许多展览转为线上，刚刚结束的多萝西娅·兰格:“文字与图像”展览（Dorothea Lange:Words & Pictures）也是其中之一。

兰格直视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拍下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摄影作品，MoMA此次的展览则反思了兰格的遗赠，亦让我们看到兰格对被剥削者的关心在今日仍有无限回音。

多萝西娅兰格“文字与图像” MoMA展览现场

晚年的多萝西娅兰格

兰格在晚年曾感慨，“所有的摄影——不只是所谓的‘纪实摄影’，都可以被文字增强。”

本次展览从她最具代表性的和鲜为人知的作品中取材，从她里程碑式的摄影书《An American Exodus》到刑事司法改革相关的项目，呈现了她在不同情境中的作品——摄影书，萧条时期的政府报告，报纸，杂志，诗歌等等，及当代艺术家、作家与思想家的评价。

1934年，在经济、农业及环境危机席卷美国之时，兰格放弃了她在旧金山收益丰厚的肖像摄影工作，转而去拍摄当时迫切的、正在蔓延的人道主义危机。接下来的十年中，兰格先后在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及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并在工作期间拍摄了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组社会纪实摄影作品。她的照片经由政府渠道传播后，让人们看到了贫困、饥饿、被流放并遗忘的劳动者，例如她最知名的照片之一，《移民母亲》（1936）。然而，尽管她的照片拥有动人的力量，兰格曾说，每一张照片——不止那些所谓的纪实摄影，每一张纪实性的、有所归属、且在历史中有一席之地的照片，都可以被文字增强。”

兰格的观点指向所有纪实摄影面对的困境——尽管图像有作为证据记录特定历史影响与权力关系的巨大可能，他们仍然依赖于模棱两可的摄影写实主义，尤其当这些照片脱离了原本的语境、且没有文字说明与注解时。1931年，德国剧作家Bertolt Brecht曾说，一件克虏伯武器的复制品并不能告诉我们工厂中的劳动关系和它与帝国主义的关联。本次Dorothea Lange: Words & Pictures展览，正是围绕这一困境，试图重新思考兰格的照片如何回应这种政治问题。

兰格与经济学家泰勒(Paul Taylor)共同创作的摄影书，《An American Exodus: A Record of Human Erosion》（美国大逃亡：一份人类侵蚀的记录）将田野笔记、民谣歌词、报纸摘录、社会学观察，及多人的语录等文本与兰格拍摄的农民、流离失所者和移民工人的照片编写在一起。

结合他们与政府合作完成报告时使用的方法，《美国大逃亡》是对黑色风暴时期（Dust Bowl）及大萧条时期灰暗的经济与环境状况、及惨痛的个人损失的一份充满同情的记录。

《美国大逃亡》的大胆之处在于兰格与泰勒将他们的论点以一种复杂的摄影蒙太奇的形式呈现，将兰格最戏剧化的照片与多种一手文献进行出乎意料的、巧妙的对比。“文字与图像”展囊括了这一时期兰格的作品，那些印刻在共同记忆中的形象：人群中或独自行动的、穿着套装的工人，看起来惊慌或迷茫；卡车后座来自农场家庭的光着脚的孩子们；一列列犁过的犁沟中弯腰劳动的农民。

《美国大逃亡》可以视作本次“文字与图像”展览主题的一份绝佳证明：文字可以帮助塑造纪实摄影所传递的信息。在书的介绍部分，兰格与泰勒总结了他们的策略：“我们用相机作为研究工具，我们把经过在农田里漫长的观察而发展出的各类议题，放置在照片、说明、及文字构成的三脚架上。”类似的纪实性摄影书在1930年代十分流行，但在知名度与展览机会上，美国的作品要低于欧洲的创作。

1936年，《移民母亲》最早在纽约时报登出时，标题是“一位贫苦的母亲——公共事业振兴署所帮助的人”，而当1940年MoMA展出这幅照片时，标题变为了“加州的摘豆工家庭”；直到1952年，这张照片才确定了沿用至今的标题。在1955年MoMA爱德华史泰钦的《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展览中，它又被重塑为永恒母爱的象征。

近年来，《移民母亲》成为了批判的焦点，而重点放在图像的“来世”与重新语境化。一位移民母亲作为“尘暴中的女神”的形象广泛传播后，学者们找到了这无名的、象征着普遍苦难的符号背后的真人——Florence Owen Thompson. 她并非北欧人或任意一个普通女性，而是一个带着十个孩子的摘豆工，一个为了寻找艰苦的工作而被迫向西迁移、与1500多名本土农场工人挤在路边避难处的美洲原住民。多年来，这位移民母亲作为原住民切诺基人的身份被许多关于种族的误解和失实陈述掩盖了。

不幸的是，兰格常常很难掌控自己的照片最终如何被散布、呈现，而她对“语境化”的看法也改变了。兰格的照片被反复地从它们原有的情境及话语剥离，尤其是在博物馆展出时。

而后，兰格对她的照片们也采取了一种更抽象的态度。在1966年MoMA的兰格回顾展中，她的照片们是根据特定主题而非时间线的顺序安排的，大幅照片没有相框装裱，就像传统的艺术作品一样，既没有墙上的标签，也没有对历史背景的解释说明。在记录布展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兰格那些揭露残酷现实的照片已与它们原本的呼吁脱离。在一封给策展人的信中，兰格写道，她希望说明中“不仅加入事实信息，也要加入关于态度，关系，及意义的提示”。回顾展中几乎一半的照片是兰格在生命最后十年完成的作品——树木，花园，家庭成员与手的照片，更注重形式的呈现，而文字也越来越少。

这正是本次展览试图克服的根本困境。在承认艺术家Martha Rosler所说的——“两种描述系统的互相依赖”的同时，展览希望将兰格充满冲击力的照片与它们原本的政治语境重新连接起来。然而，在这样优雅的展览设计及无框巨幅照片自有的艺术性下，观者们或许很难重新想象兰格照片里的主人公们所忍受的肮脏无望的环境，或是重现他们为了争取正义所做的抗争，也即兰格本人所说的，“照片背后更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