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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异域之眼，接近中国史复杂的历史现场

2020-09-24 19: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

这里收录的是我近年来对海外学术著作的若干评论。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读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现在开始有“行走的历史学”新风气。确实，历史学者也应当和人类学家一样，既要阅读历史文献，也要考察遗迹遗物，仿佛古人所说的“三到”即眼到、脚到、心到，但阅读文字文献仍然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图书馆或资料室的书架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日复一日。

说到我的阅读习惯，正如我在《且借纸遁》一书序中说的，阅读历史文献始终是重心，至今我的藏书中，古代文献还是数量最大的部分。自从1977年考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之后，阅读古文献是我从不敢忽略的日常功课。但是，作为现代学院里的历史学者，也总有一部分精力用在看相关的国内外学术论著上。

我一直强调，现代学院里的学者绝对不能像天生石猴，自己蹦出来就能开天辟地，发明出新学问来，他始终是在他人构成的学术史脉络之中，并且自己也成为学术史的一页。他总是要站在前人或旁人的肩膀上，也就是在前辈或同辈（甚至后辈）学者研究论著基础上，步步落实，循序渐进。

特别是现在有关中国的学问，不再是“以中国解释中国”那么简单，中国学问业已成为国际学界共同耕耘或彼此竞赛的领域。正如歌德所说，“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因此，我也常常阅读海外学者的各种论著，这部集子就是阅读海外学术论著写下的一些评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东亚或中国的，毕竟这还是我的专业领域。

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网络上资源太多，流光溢彩让人眼花缭乱。很多年轻一辈的学人，已经不再像我们那样还相信“烂笔头胜过好记性”了。不过，我这一代人进入学术世界，还是从钞卡片开始的，我们不像更早一辈的学者，依赖从小养成的基本功，能凭记忆背诵各种文献，只能靠抄录卡片储备必须的史料，靠勤写笔记记住各种各样的论著。至今我还保存着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好多卡片和笔记，卡片分门别类装了满满一抽屉，笔记则抄了每本百页以上的十几厚本。每次我重读这些卡片和笔记，就会想起当年涌上心头的一些思路、课题和念头，甚至还能联想起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其来源。特别是，我从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就习惯了读书作提要和笔记，当年专业课程的训练中，有一项就是规定用六百字写一部古书的提要，规定六百字，大概是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往往就是几百字，而《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文献专业进入古代知识世界的重要门径。因此，我习惯了在笔记中记下这些书的大意，记下关键的文字，也记下阅读时随时涌上心头的想法。至今我留下的十几个笔记本，不像日记，倒像读书记，后来，“理想国”为我编辑出版的《且借纸遁》一书，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一小部分。

不过，对于有的论著，我总觉得有些话要讲，还有一些的论著，则是受命撰写序言或评论，因此，这些评论就写得相对认真和完整，往往成为正式的书评或序文，在这个集子里收录的有关海外学术论著的种种文字，正是这些比较认真地写下来的读书感受。

2019年10月写于上海

（本文节选自《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后记，标题为编辑所拟）

葛兆光先生阅读海外学术论著时的“读书感受”。

透过异域之眼，接近中国史复杂的历史现场。

《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

葛兆光著

简体横排

32开精装

978-7-101-14624-0

48.00元

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具有宏阔学术视野和透辟学术眼光的通人。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本土学术问题考察研究的同时，他将视野时时投向海外，通过广泛的跨域对话，深度参与最前沿的学术争鸣，别求新声，绍介新知，从而丰富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就是他这一长期努力和成果的体现。

在本书中，葛兆光先生从其一贯主张的“站在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延长线上”的四个研究角度，即“时间缩短、空间扩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尤其是统摄全局的“问题复杂”的视角出发，采取书评这一形式，与近代以来海外学术界（主要为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流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从卜正民等“哈佛帝制中国史”编写中体现的新思路，到许倬云《华夏论述》中提出的大历史、大判断；从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周边”带“学战”性质的考察，到植物学家约瑟夫·F·洛克深入中国边陲考察纳西文化的“苦行孤旅”，都基于本土研究者的立场，报以热烈的关照，施以敏锐的观察，加以热诚的绍介，当然，也不乏冷静而严肃的质疑。藉助这种对话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思考，显示了强烈的预流意识、清晰的求真意识和自觉的通人意识。

本书较全面地展现了葛兆光先生对海外学术论著的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