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塞罗那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市政自治主义时刻

​左翼运动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地方层级凝聚力量。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市政自治的成果，在更大的规模上改造这一体系。思想市场栏目在2019年的“罗贾瓦危机”系列，通过罗贾瓦的社区实践，介绍了“自由意志市政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的思潮，它重新定义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和血缘所界定的公民身份，和新的参与式民主框架。“市政自治主义”这一思潮早有其​源远的历史和失败的教训，​却​从未停息过。本文介绍了当下的两个案例——巴塞罗那市和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1960年代美国黑权运动的产物——新非洲共和国[RNA]设立的首府所在地），二者都遭受民族主义的外力所困扰，却都诞生了各自的崭新政治主体。这些故事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故事暗示着，在城市这一尺度上，彻底且急剧的变革的特定轨迹与生俱来。它们显示了重组社会再生产和日常生活，重新设想想象的共同体和新形式民主可能性的潜力。

马克思在1871年问及巴黎公社：“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城市政治逗弄的不仅是资产阶级，左翼运动也在越来越多地将地方视为凝聚力量的场所。我们正活在市政自治主义时刻（municipalist moment）。

在美国各地，城市已经变成了充满进步可能性的岛屿。“庇护所城市”运动（sanctuary cities movement）迫使市政府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援助和庇护。气候运动已赢得市政承诺，坚持减排目标和通过绿色新政立法（Green New Deal ）。在多数情况下，劳工运动“为15美元而战”（Fightfor $15）在推动州立法之前，成功在市政一级实现了最低工资的增长并促成了对快餐员工的其他新保障措施。同时，工会正在把城市变为为平台工人（设计的）新劳动法框架的实验室。

这些改革措施由大批选举层面的成功所支撑：西雅图的卡沙马·索瓦特（Kshama Sawant），在杰克逊的乔科维·卢蒙巴（Chokwe Lumumba），芝加哥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在费城的拉里·克拉斯纳（Larry Krasner），里士满的进步联盟最近每个选举周期都把更多的左派送进了地方政府的办公室。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在许多威权主义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左翼把城市作为巩固、试验和壮大的场所。去年，土耳其东部一个名为通切利（Tunceli）的城镇选举了一位共产党人当选市长，他恢复了该镇的库尔德名称，并着手创建一个合作社式食品系统。在智利的雷科莱塔（Recoleta），另一位共产党人市长公开违反了智利新自由主义宪法中关于政府与私营部门竞争的禁令，他开设了一个合作社式药房网络、免费的成人教育系统、免费的牙科诊所、课后项目、社区保健中心和一家书店。

城市作为一个政治场所已经在政治光谱上被理论化了。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在2013的《如果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govern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对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言太小，而对于民主来说又太大。相反，巴伯设想，由CEO式的市长管理的城市，是自由派技术官僚（liberal technocracy）的理想规模。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在1968年提出了“进入城市权利”（rightto the city），这个想法被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进一步发展；他们把城市的组织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墨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提出了“自由意志市政自治主义”（libertarianmunicipalism）的想法，呼吁直接民主管理的生态可持续的城市，通过合作社的方式为其需求而生产。

市政自治主义的转向，并没有明显地遵循这些理论；更多时候，它展示的是一种应急战略（emergent strategy）【这个术语由商业理论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创造，阿德里安娜·马雷·布朗(adrienne maree brown)在其2017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将其用于社会运动语境中】，而非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我们没想走到这步，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能找到一条从市政自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许多社会主义者会说不，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专注于各州级和国家级职位的选举斗争。的确，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只看到市政权力的局限性：市政府对富人征税的限制，资本外逃的弱点，以及州和联邦法律不断先发制人的威胁，这些只是最明显的阻碍。

诚然，历史上市政自治实践的每次高潮都是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巴黎公社在七十二天后死在血泊中。民主社会主义者从1919年到1934年治理的“红色维也纳”，后来在法西斯政变中被推翻；其数千名党员在集中营里被杀害。在20世纪早期，美国有许多城市的市长是社会主义者。其中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是密尔沃基市，社会主义市长们一直在那里推行“下水道社会主义”（sewer socialism），直到1960年。【译注：下水道社会主义最初为贬义词，指的是1892至1960年在密尔沃基进行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该词常被用于评论密尔沃基社会主义者对该市优秀的公共下水道系统的夸耀。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淡化社会理论和革命言论，支持诚信政府和改善公共卫生。】它以一场失败的后卫战结束，他们抵抗种族主义市政规划政策，这一政策鼓励白人大规模迁移至郊区，并且通过去工业化侵蚀城市税基。历史学家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在他的同名著作《工薪阶层的纽约》(Working-Class New York)中指出，战后由工会和左翼政党塑造的“社会民主政体”(social democratic polity)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和密尔沃基一样，由于白人群飞（white flight）、去工业化和企业税减免，密尔沃基被掏空，并在1975年的财政危机中达到顶峰，当时华尔街和联邦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场资本罢工，迫使密尔沃基接受紧缩政策。【译注：白人群飞指的是20世纪中叶，欧洲裔美国人从种族开始多元混杂的城市都会区大规模迁到郊区、远郊，民权运动时期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助长了这一行为。在此基础上，红线标记政策、抵押贷款歧视等商业行为恶化了城中少数族裔社区的社区环境。】

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的历史性失败是发人深省的，其局限性真实并至关重要。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已经处于市政自治主义的时刻了。如果“一城社会主义”的局限需要被克服，就只能通过与市政自治主义相联系的方式——以便超越它。通过观察两个当代审慎的市政自治主义的案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我们可以开始认识到在城市边界内与外的可能性了。

共有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

2011年，西班牙各地城市的广场被一场大规模运动占领，抗议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失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从房屋中被驱逐。广场运动后来被称为“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或15M，后者得名于5月15日，那是最早的主要动员之一发生的日期。

那一年，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爆发。但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西班牙的占领运动也很短暂，并最终屈服于警察的镇压。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这次教训是你需要更深入——不是放弃然后回家，而是接管市政厅。从那以后，西班牙成为了试图接管市政府的新一轮运动的全球中心。

新的市政自治主义在巴塞罗那扎根最深，这要归功于一个名为Barcelona en Comú（加泰罗尼亚语中的意思是“共有巴塞罗那”）的政治组织。它自称是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政党。就像一个公共广场，它是人们聚在一起参与决策的地方。

“共有巴塞罗那”官方网站

大多数政治项目都从假定的主人公开始——工人阶级、国家、特定身份或利益集团——“共有巴塞罗那”始于一种激进的开放性，这继承自广场、新兴的女权运动，以及开源技术文化和社交媒体文化。呼应巴黎公社，它最终确定称呼参与者为公民（citizens）。这种公民身份有别于西班牙人或加泰罗尼亚民族（身份）。它指的是居住在巴塞罗那的人，而不考虑实际国籍或合法公民身份。政治活动将由到场的人所造：也就是你的邻居。

“共有巴塞罗”那希望将政治参与扩展到惯常的具有左翼倾向的人以外，并将民主扩展到典型的代议制模式之外。“共有巴塞罗那”并非由一个政党领导层根据民意调查、焦点小组、智库白皮书、官僚与该党最重要的捐款人利益去制定政策，而是以一个漫长而公开的过程开始，通过数十次社区会议促进基层对话。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政策平台，也是为了使一个会为之奋斗的政治主体诞生。

他们的成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纲，旨在改变国家的控制范围和扮演的角色。“共有巴塞罗”那致力于未来，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住房、交通、食物和水将变得便宜或免费，并得到改良。公职人员将面临新的任期限制，并被禁止在所在部门的私营企业担任管理职位。房地产投机者和银行将面临制裁。决策会以一种强调参与式民主的新方式做出。

他们的基础建设得到了回报。2015年，“共有巴塞罗那”赢得了市议会的11个代表席位，在41个席位中占据多数。根据巴塞罗那市政府不同寻常的规定，拥有最多席位的政党选举市长，“共有巴塞罗那”选择了前住房维权人士艾达·科洛（Ada Colau），她成为首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

艾达·科洛，巴塞罗那第一任女市长，“共有巴塞罗那”成员。

四年内，巴塞罗那市政自治主义时刻下的资产负债表引人注目。尽管住房法规不是由巴塞罗那市政府管理的，但“共有巴塞罗那”能够暂缓新建酒店，关闭2000多套非法旅游公寓，以违法企业之名制裁Airbnb，甚至开始没收那些让公寓空置的房东的所有权）。他们建立了一家可持续的公共能源公司，一家提供优惠价格的公立牙科诊所，以及该市首家市级LGBTQ中心。

该市为移民和难民创建了合作社，并试图利用城市采购机制从合作社获取产品。最近，他们颁布了一项措施，要求30%的新建筑必须用作经济适用房，并创建了一个反驱逐单位。该平台还继续协调居委会和议题导向的“委员会”，指导党内被选举出的代表。目前，“共有巴塞罗那”在线论坛有超过1.5万名活跃参与者，他们对政策进行辩论和投票。在党派总部，墙上挂着一张计量表，记录着在基层组织中活跃的人数：在2019年选举之前，这个数字超过了1500。

巴塞罗那的胜利是整个西班牙一系列胜利的一部分；萨拉戈萨、马德里、科鲁纳、加的斯和巴伦西亚也选举了市政自治“平台”，或掀起一些平民主义思潮（ondas）“共有巴塞罗那”也启发了世界各地其他市政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凝聚在“无畏的城市”（Fearless Cities）网络中。该网络以巴塞罗那为中心，展现人们意识到有多少地方问题是全球趋势和权力结构造成的。市政自治主义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超越城市的边界。

市政权力的局限已经变得很明显，在“共有巴塞罗那”的不少工作区域不得不被警察的控制。实际上有三支警察部队在巴塞罗那巡逻：Guardia Urbana(由巴塞罗那市控制); the Guardia Civil (由西班牙政府控制)，负责执行移民法；以及由加泰罗尼亚省控制的Mossos D’Esquadra，负责执行驱逐令。换句话说，控制市政府并不等于控制巴塞罗那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比如，他们对市政自治计划的阻碍可以从移民/难民构成的街头小贩所受的待遇中看出，这些被称为曼特罗斯（manteros）的小贩已成为当地政客的试金石。右翼政客呼吁警察镇压他们，这对那些认为曼特罗斯对顾客群构成威胁的商店和餐馆的老板很有吸引力，也同样受到那些将移民视为危险他者的右翼巴塞罗那人的欢迎。即使没有控制警察的能力，“共有巴塞罗那”依旧尝试欢迎新移民，并为无证移民提供社会服务和融入巴塞罗那社会的途径。【译注：曼特罗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在街上贩卖伪劣品的的人。从词源上指的是，在一块布上展示商品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使小贩很容易收拾东西并逃离警察。】

2018年卫报一篇文章报道了被困在移民争论中的街头小贩曼特罗斯。

例如，2017年3月，市政府帮助一群曼特罗斯创建了一个名为Diomcoop，具有自己时尚品牌的工人合作社。巴塞罗那努力抗拒欧盟、西班牙政府和加泰罗尼亚省那种应对地中海移民危机时的无情冷漠、粗暴野蛮和军事化（手段）。巴塞罗那试图通过基层宣传运动改变人们对难民和移民的负面看法，但该城止步于公开违抗，巴塞罗那的移民仍生活在贫困之中，面临着警察镇压和驱逐出境的危险。

住房政策揭示了市政权力的其他局限。西班牙宪法包含一项条款，强制那些被驱逐的人继续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这些法律障碍迫使反驱逐维权人士和租客协会在超出市级的范畴组织活动。

对市政权力的限制不仅仅来自外部。“共有巴塞罗那”还面临着其跨阶级构成造成的挑战。市政府是个大雇主，这一点为利用政府权力，通过公共部门工会组织推进劳工运动提供了可能。但面临预算问题的科洛政府在劳工问题上的成绩好坏参半。当出租车司机罢工一周反对Uber时，市政府站在了司机一边，对这家拼车公司进行了严格监管。但科洛与城市地铁系统中的公共部门员工极力讨价还价，他们因工资、健康和安全问题举行了罢工，最终以微小收益平息。

然而，在“共有巴塞罗那”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大的一直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崛起。西班牙最富有、政治上最进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与马德里中央政府之间漫长的冲突在2017年10月达到顶峰，当时加泰罗尼亚政府试图举行一场不具约束力的公投，决定是否从西班牙独立出来。

西班牙政府部署了几艘船的防暴警察，并监禁了10名加泰罗尼亚议会成员和激进分子，试图在投票前先发制人。这种强硬的反应促使许多加泰罗尼亚人加入了独立运动。在巴塞罗那，几乎每一个阳台上都挂上了加泰罗尼亚的旗帜。超过200万选民投票支持独立，在总选票中超过90%。

科洛政府对公投仍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拒绝公开赞同公投，但也谴责警察暴力，并允许公投在市政建筑中举行，无视了马德里禁止公投的意图。独立运动在全民投票中的胜利和西班牙政府对该运动的持续镇压使这种中立立场难以维持。他们为这种立场付出了代价：在2019年6月的选举中，“共有巴塞罗那”失去了5000张选票，被支持独立的社会民主党(Esquerra Republicana,ERC)领先。

“共有巴塞罗那”试图发展一种市政公民身份（municipal citizenship），这与西班牙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推崇的，法律和文化上的共同体定义相抵触。但是“共有巴塞罗那”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很难与加泰罗尼亚民族相竞争。为了保住她的市长职位，击败社会民主党，科洛与包括右翼分子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在内的反独立势力组成了联盟。“共有巴塞罗那”将再执政四年，但他们甚至不具备多数席位带来的正统性，也付出了代价让那些支持独立的选民进一步疏远了他们。

民族主义引发的张力继续加剧。10月，加泰罗尼亚政府成员因组织公投而被判“煽动叛乱罪”，并被判处多年监禁。作为回应，激烈的抗议爆发了。又一次，科洛试图走中间路线，呼吁释放政治犯，却同时谴责暴力抗议的活动。在11月的选举中，西班牙极右翼利用民族主义者的焦虑情绪，将其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加了一倍。右翼的优势迫使左翼团结起来，社会党与“我们能！”（Podemos，西班牙左翼平民主义政党）结成联盟，而“我们能！”这个新兴的左翼党则与市政自治主义者为盟。这在目前看来是一个象征希望的小迹象。

“共有巴塞罗那”计划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主体并改造这座城市。这一使命在西班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这两个想象共同体的相互竞争下复杂了起来，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杰克逊合作组织（Cooperation Jackson）

南方联盟的旗帜仍然飘扬在密西西比州上空，占据了该州国旗的三分之一。但你在首府杰克逊的梅德加·威利·埃弗斯（Medgar Wiley Evers）国际机场看不到这种景象。这是因为机场是由这座城市控制的——至少目前如此。而且这座城市由乔科维·安塔尔·卢蒙巴（Chokwe Antar Lumumba）管理。

卢蒙巴于2017年6月当选杰克逊市长，他承诺要把这个80%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城市变成“地球上最激进的城市”。誓言是新的，但斗争是旧的。乔科维·安塔尔·卢蒙巴(Chokwe Antar Lumumba)是乔科维·卢蒙巴(Chokwe Lumumba)的儿子。乔科维·卢蒙巴一生担任运动领袖，并于2013年当选杰克逊市市长。乔科维·卢蒙巴的宣言是利用市政厅资源推进杰克逊-库施（Jackson-Kush）计划，这是一个激进的提案，由马尔科姆·X草根运动(Malcolm X Grassroots Movement，MXGM)和新非洲人民组织（New Afrikan People’s Organization）所设计，意图建立一个基于合作经营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把政府转变为参与民主制，并为黑人赢得自决权和人权。

2013年，乔科韦·卢蒙巴。

1971年，乔科韦·卢蒙巴作为新非洲共和国(RNA)的一个激进分子第一次来到了杰克逊，新非洲共和国是一个提倡自卫和寻求赔偿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他们还要求在南方黑人带(Southern Black Belt)建立一个经济扎根于乌贾马——Julius Nyerere在后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发展出的合作经济模式——的共和国。新非洲共和国的首府设在密西西比州的海恩兹郡（Hinds County），那里是杰克逊的所在地。将它作为一个组织黑人自决的起始地有其道理：海恩兹郡是黑人占多数的十八个郡之一，这一地区被杰克逊合作组织（该草根力量专注于经济民主）称为库施（Kush）。

几十年后接受采访时，卢蒙巴说，“我们和平地到来，但也是有备而来。”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至上主义权力结构拒不买账。1971年8月，当地警察突袭了新非洲共和国的总部。一名军官被杀，十一名新非洲共和国成员被监禁(卢蒙巴当天正好外出)。卢蒙巴回到底特律去上法学院，十年后回到密西西比开始了一份公设辩护律师的工作。

公开的暴力镇压辅之以经济战争。战后，白人群飞侵蚀了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税基，而杰克逊的白人比例从1960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18%。投资从城市中心撤出，在城市周围新建了一个纯白的（lily-white）郊区环。那些留在杰克逊的人面临着种族主义大规模监禁制度的崛起——从1978年到2012年，密西西比州的监狱人口从2896人激增到超过22319人，位列美国最高的监禁率之一。

2003年，尼桑（Nissan）在杰克逊郊区建造了一座大型车间，随后许多其他制造商纷纷效仿，希望借此逃避工会规定工资和高额税收。尼桑的工人们曾试图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组成工会，但由于受到威胁（包括来自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威胁）和反工会的解雇，组织工作受到阻碍。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被禁止建立组织，激进人士抓住了这座城市作为斗争地带。组织城市是杰克森-库施计划的一部分。基于没有经济自决就不可能实现政治自决的前提，卢蒙巴的杰克森-库施计划旨在建立自治力量，以实现这两者。

杰克逊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与民权运动利用联邦政府对抗地方白人至上主义精英的策略相反，杰克逊的激进人士视市政府为可以使运动壮大的战术空间。这一策略，用杰克森合作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和主管Kali Akuno的话，是用市政厅的力量去帮助奠定社会与团结经济（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的基石，这通过确保一个稳定的市场，通过城市合同和信用社让工人合作社获取资本，开放获取专业知识、培训和其他资源的渠道来实现。

人民集会（People’s Assemblies）是第一支柱。这些集会最初是由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人民飓风救济基金（People’s Hurricane Relief Fund）在新奥尔良组织的，而集会在杰克逊组织的目的则是解决社区问题，发起战略性运动，对政治和经济决策者施加压力，并创造一种直接民主的文化。据运动战略家和作家马卡尼·滕巴-尼克松(MakaniThemba-Nixon)说，这些集会成为了“群众参与解决影响社区生活问题的论坛”。到2010年，人民集会在全市拥有300多名成员，在一个市政选民投票率徘徊在2.5万左右的城市，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人民集会授权乔科维·卢蒙巴去竞选市政官员。2009年，他当选市议会议员，2013年以超过80%的选票当选市长。他当选后的首要任务是修复该市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鉴于市政府征收新税的权力有限，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没有向富人征收累进税，而是引导全民投票，将销售税提高1%，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

他没有多少时间来更充分地展示他的计划。2014年2月25日，乔科维·卢蒙巴在上任仅七个月后去世，这也成为这场运动遭遇的悲剧性挫折。

凭借父亲的声誉，乔科维·安塔尔·卢蒙巴在2017年当选市长，他的竞选宣言承诺延续卢蒙巴的遗产。然而，他的政府成立以来的两年内，市政厅和基层的关系变质了。如果没有与市政府的联盟，那么利用市政府采购、劳动法或其他方面的市政权力来建立合作社的希望就会减弱。随着一大批基层激进分子的离去，分裂问题对市政厅而言变得更加严重。据藤巴-尼克松说，“几乎所有为人民集会工作的组织者都被“马尔科姆·X草根运动”征召为政府服务，他们甚至从密西西比州以外的地方招募组织者和工作人员。”

这项运动也面临着来自州政府的压力。由共和党人主导的州立法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将机场和城市动物园等为城市带来资金的市政资源置于州政府之下。州立法机构还从1%的销售税中提取资金，并将其转向州政府，立法机构还立法决定杰克逊市中心的发展，通过法律允许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并将LGBTQI社区犯罪化。现任市长的妹妹鲁基亚·卢蒙巴(Rukia Lumumba)写道，这些努力是一种精心图谋的“接管”。

在市政府受到州政府的限制而急需资金，被选举出来的改革者和草根阶层之间出现分裂的情形下，如今杰克逊合作组织专注于杰克森-库施计划的经济自决方面。它遵循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模式，旨在创建一个工人合作社联盟。同时，杰克逊合作组织作为政治教育的载体运转，以及作为促进行政、财务和物质团结的组织结构来运作。

杰克逊合作组织希望帮助杰克逊的居民在一个配备有3D打印机、计算机数控机床和其他一些被称为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工具的“制造实验室”（FABLAB）中建造他们自己的经济适用房。它还成立了自由农场合作社（Freedom Farm Cooperatives），旨在通过都市农业实现粮食主权。杰克逊合作组织还在努力购买地产，创建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以确保人们买得起房，并防止西杰克逊——该市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遭遇士绅化。

杰克逊的运动面临着密西西比州白人至上主义权力结构持续不断的压力。卢蒙巴政府本身也在考虑市政权力的局限性，有时会屈服于紧缩政策——例如，通过递归销售税来支付基础设施的改善。2018年，这座城市最终扮演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角色，切断了那些无力支付账单的家庭的用水。卢蒙巴政府和杰克逊合作组织之间的分裂削弱了运动，导致市政府失去了搞团结经济的动力。在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持续压力下，杰克逊合作组织正努力克服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困难；而要实现该运动更宏伟的目标，前方仍有许多障碍。

市政自治主义之外

巴塞罗那和杰克逊是众多城市中的两个城市，它们处于市政自治主义时刻的最前沿。随着左派在世界各地的市级政府掌权，对于那些寻求从市政自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人来说，这两个城市的故事是否有所启发？

虽然每一种语境都呈现出不同的约束和可能性，但这些故事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故事暗示着，在城市这一尺度上，彻底且急剧的变革的特定轨迹与生俱来。它们显示了重组社会再生产和日常生活，重新设想想象的共同体和新形式民主可能性的潜力。

市政自治主义者早就瞥见了这种可能性的某些方面。正如密尔沃基的社会主义者市长丹尼尔·霍（Daniel Hoan）在他1936年的著作《市政府》中写道的，“城市越发举足轻重主要是由于这一现实，没有哪个政府单位比地方省市更密切且频繁地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打交道。”日常生活正是在城市这一尺度上发生，使得城市也可以在社会再生产这一级上被改变——正如我们看到贯穿历史、不断重复的市政自治尝试，试图重组所有那些为医疗、住房、教育、食品、性别角色等奠基的系统。

在这些自发的市政自治主义的例子中，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实验室，用来创造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实验性乌托邦”（experimental utopias）。但这些激进趋势也各有其一系列独特的阻碍：更高级别政府的先发制人和干预、资本外逃的威胁、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控制缺乏，以及难以打破的文化霸权形式。

这些阻碍并不是放弃市政自治组织的理由。左派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并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赢得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更具挑战性。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市级的收益，在更大的规模上改造这一体系。这一策略需要面对市政自治主义起源时已有的失败，包括但不限于右翼对联邦和州政府的控制，以及让郊区和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对立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与其只在选举年吸引选民，一个可行的市政自治主义必须采取一种运动建设的方式（a movement-building approach）。在美国，与其坐等全民医保、绿色新政、免费高等教育、劳动法改革、去大规模监禁（decarceration）或移民改革在僵持的国会中死去，不如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建立市政自治主义——正如许多运动已经在做的那样。这些运动的胜利展现了可行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在左翼控制下的城市网络中传播，形成一股制衡共和党对农村地区的各州政府控制的力量。

这种建设市政自治社会主义的激进策略，将通过诉讼、州政府干预甚至法外暴力，导致与资本和国家的冲突。我们不能在这场对抗面前退缩，我们不可能打赢每一场战争，但市政自治社会主义的斗争建立了能够打赢战争的组织。

Erik Forman(@_erikforman)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市政自治时刻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的书。在做了10年的普通组织者之后，他在独立司机工会(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担任教育主管，致力于劳工教育和新经济倡议。独立司机工会是一个机械师工会（Machinists Union）下属机构，负责组织纽约市拼车软件上的司机。他目前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SUNY Empire State College）的小哈利·范·阿斯代尔劳动研究中心（Harry Van Arsdale Jr. Center for Labor）任教。

Elia Gran是一位巴塞罗那的记者，她与许多独立的媒体机构合作，如DemocracyNow, The Nation, 和 El Salto等。她与纽约的基层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常担任巴塞罗那和纽约两大都市之间的文化桥梁。她最近与人共同创立了微型市政自治天文台（Minim Municipalist Observatory）平台。

Sixtine vanOutryve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UCLouvain）政治和法律理论的博士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是为自治而斗争的北美和法国社会运动。她也是一名基层集体成员，致力于社会、经济和气候公正的斗争，组织反对极右势力和警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