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链｜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编者按】

2020年上半年，工信部组织开展了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固链”系列，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达成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处在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和升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全球价值链现状和重塑趋势

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双高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达国家依托其技术、资本、人才等优势，占据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制造、增值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利用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承担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

发达国家由于受自身产业升级和竞争优势调整影响，退出部分行业的生产制造，但仍然通过技术专利授权、品牌和标准输出、核心零部件供应、关键装备供应、销售网络控制等方式对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保持较高的掌控能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晚、工业基础薄弱，在已经形成的全球专利体系、技术标准架构中影响力弱，即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自主创新改善产业发展条件，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分工地位仍然非常困难。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传统优势国家会极力阻扰赶超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从近半个多世纪全球贸易发展历史看，后发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一旦在某一领域出现赶超先发国家的迹象，就会面临先发国家的倾销、垄断和非关税壁垒、贸易审查等不公正对待。

从内部环境看，赶超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代价高、产业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对产业升级和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造成了消极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总体格局稳定的同时重塑趋势增强。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在不断调整：一方面，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组织不断涌现，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出现新兴产业，使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生更替，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最重要的产业也会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基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新工业革命中，新的生产要素出现，也会改变世界各国在新兴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地位，例如在数据要素方面，中国具有超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可引起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出现加速重塑的趋势。 

二、日本、韩国依托全球价值链转型成功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实施“重点生产方式”的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煤炭、钢铁等工业部门，在战后首先修复和巩固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奠定了产业体系的基础。1960年代，日本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特定工业的政策和制度，并配套建立了各类公库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在政府政策设定的领域进行活动，在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进入或不愿进入的领域中起到替代作用，解决重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问题。

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标志着日本开始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从1980年代开始实施“技术立国”战略，以科技为中心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促进了日本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成本削减，日本企业申请专利数逐年增加。受国内环境恶化和日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逐渐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在本土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同时积极进行海外投资，以“雁形”模式理论为指导，向东南亚、中国等地转移本国附加值低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占据了有利位置。1950~1970年代，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使跨国公司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价值链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产业大转移。韩国在1950年代首先发展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韩国在1960年代末开始实施出口导向、保护国内市场为主的产业政策，这为韩国融入世界市场和发展本土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韩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韩国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高层次国民教育为导向，并引入一系列与人力资源配套的认证和评估制度，这为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基础。1990年代以后，韩国注重培育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把产业升级变成“价值链升级”，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赶超发达国家，逐步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虽然日本和韩国在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具体步骤以及最终结果方面存在差异，但在这一过程中都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了本国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在经济发展早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依靠低要素成本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自身发展条件改善后逐步通过产业升级改变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利用全球价值链向外转出产业，从而突破由于国内市场有限造成的产业发展局限。

 三、亚洲“四小虎”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未能实现产业升级

1950~1970年代全球政治、战争、贸易变革的影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与欧美日的特殊关系，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被称作亚洲“四小虎”，例如印度尼西亚在1970年代达到了年均7.85%的经济增长率。与日本、韩国相同的是，“四小虎”在经济起步阶段同样充分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增长动力，但是，1980~199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四国经济发展逐渐停滞，没有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四小虎”中发展水平较高的马来西亚在1980年代中期继续承接了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1990年代获得一定发展，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与韩国等“四小龙”比较，“四小虎”具有类似的起始条件，甚至在人口规模、资源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样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最终未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可见，融入全球价值链只是构成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实现产业升级还需要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国内发展环境。

与韩国进行比较，总结“四小虎”发展历程，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问题。

第一，人才储备和培养不足。虽然四国人口规模较大，政府教育支出也占到一定比例，但教育不能自动转化为本国的人力资源。一方面，存在“产学脱钩”的问题，即受教育的人群与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不能很好地匹配。“四小虎”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选择基础学科和工科的比重偏低，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限制了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转化和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工资水平、就业前景等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外流严重，进一步导致四国的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的严重匮乏。例如，2009年，印度尼西亚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不足韩国的1/20。人才严重短缺难以支撑国内产业升级的要求，也不利于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二，研发投入不足。在发展初期，“四小虎”也采用吸引产业转移的基本策略，伴随产业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使国内生产率快速提升。但是，“四小虎”对教育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既没有采取如同日本、韩国的“反求工程”措施，也没有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例如，2010年，泰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到0.3%，而韩国超过3%。极低的研发投入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内企业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关键生产设备和核心生产技术长期受制于人，难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第三，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突出，国内需求未得到开发。1970~19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四小虎”国内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很多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都有发生，有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发展初期可以使资本投资率增加。但“四小虎”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贫困问题加重，进而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此外，由于本国经济增速减缓，没有出现新的高增长点，社会闲置资本没有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经济社会环境不稳定，经济体制落后。缺乏稳定的、健康的经济环境，产业升级的规划和政策难以落实等原因，导致“四小虎”在经济起飞后，产业政策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效果明显不理想。 

四、国外发展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总结这些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形成和保持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实施符合实际的产业政策，助力产业升级。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存在诸如技术、人力资源、制度等方面的短板。在当今全球价值链的既定格局中，后发国家面对来自先发国家的竞争和打压，发展空间受限。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大量初期投入的工业产业，如果没有一定政策支持，很难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发展受国际环境影响大，更需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和持续的内生动力。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且产业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长期一致性决定了能否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本国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优势。当前，中国正面临内部产业转型和外部国际经济形势的双重压力。积极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承接国外知识密集型产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分享全球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国际市场的利润，利用全世界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并在与国际的碰撞中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爬。

第三，注重人才培养，鼓励人才回流和吸引国际人才。中国劳动力价格逐年上升，仅靠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现从劳动力规模优势向劳动力质量优势转变。借鉴日本、韩国等国经验，出台相应的多元化人力资源评估制度，建设配套的产业园区，保障产学结合，将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在已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出台、落实吸引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回国，以及高端外籍人才来华定居工作的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

第四，优化市场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与产业政策相符合的支持系统。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助力技术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发展的配套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风险；注意收入差距问题，注重城乡协调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确保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注重环境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在促进中国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既要注重国内产业发展环境与国际环境相匹配，又要防范由于参与国际分工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五，大力推进“走出去”，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新规则。与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大不相同。两极格局已结束，经济全球化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大国，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者，与世界众多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中国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积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构建“双赢”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赢”的全球价值链新格局。

（作者邓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李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首发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