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a没呼救、不逃跑、好像＂睡着＂了……

原创 KY KnowYourself

KY作者 / 野草

策划 / Ivan

插画 / Always

编辑 / KY主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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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痛

预

警

文章内容可能会引发过去的创伤回忆，请读者们密切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必要时，请确保身边有能信任的人陪同。

大家晚上好，我是野草，KY最风骚的女作者。

过去几个月，因为鲍某明、N号房、刘某东等人的事件，性侵成为了热搜上的常驻话题之一。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我却发现有一种声音被层层叠叠地盖住了，那便是：曾经（或正在长期受到性暴力的）ta的声音。

关于性侵，社会上有几种普遍的疑惑：

1. Ta为什么没有尖叫？明明有路可逃，ta为什么没有从那个开着的门逃跑？

2. 如果ta的经历真的这么恐怖，为什么感觉ta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不够消极”？

3. Ta自己都反复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经历性侵。我凭什么相信ta？

4. 如果ta真的不想发生关系，为什么ta不坚决抵抗，而是半推半就？

5. Ta明明表现出“参与行为”，这怎么可能是性侵？

图自电影《熔炉》

本文将从当事人的主观经历出发，运用神经生物学的力量，一一解答大家对性侵的疑惑。

注释：关于性侵害“受害者（Victim）”或“幸存者（Survivor）”这两个常见名词的使用，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个人选择。使用“幸存者”这个词，强调承认以及赋予当事人力量。而“受害者”这个词，则强调犯罪的事实。无论哪个标签，都不能涵盖遭受性暴力的经历，以及康复或申诉的经历。当事人如何选择，是应该被尊重的权利。

01.

“从此，我和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永恒地改变了”

本文内容参考了Jim Hopper博士2015年的一次讲座，其中，他简要地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神经生物学对性侵害的研究。Hopper博士是美国联邦和军事法院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专家证人，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心理学教学助理，也是剑桥健康联盟门诊成瘾服务的顾问。

在遭遇性侵害过程中，受害者会感到极严重的权力丧失（Disempowerment）和极严重的脱离（Disconnection）。

从主体的“我”变成客体的“它”，这是性暴力最恐怖的一点。

很多幸存者/受害者会说：“从此，我和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永恒地改变了。”

02.

当恐惧感袭来，

Ta可能会在毫秒间失去平日的决策与推理能力

Hopper博士把暴力过程中，受害者/幸存者复杂的脑部活动归类总结到两个区域：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以及恐惧回路（Fear Circuitry）。

在解释性侵害的主观经历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两个脑部区域的日常功能——这是我们的知识工具。

前额叶皮负责计划复杂的认知行为，具有决策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在暴力过程中，基于恐惧感的反复增强和退去，前额叶皮质和恐惧回路可能会轮流主导大脑活动。

03.

定、逃或战是由恐惧回路决定的，而不是日常的“我”

遇到危险时，我们可能会产生生存条件反射（Survival Reflexes）。这种大脑活动具有无意识（Involuntary）和自动化（Automatic）的特点 （和膝跳反应类似）。

我们展开讨论定格（Freeze）、战（Fight）和逃（Flight），这几种生存条件反射之间的关系。

面对突发的生命威胁，恐惧回路瞬间控制大脑，于是许多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会定在原地不动——这就是“定格”。

人类是以猎物的身份进化的。我们的祖先随时要应对更强大的动物（如：熊、狼、狮）的攻捕食或攻击。

定格在进化中的好处有：

（1）不动的生物体更难被捕食者发现；

（2）定格时，体内能量集中，开始全面接收在场的一切信息（瞳孔放大、眼睛睁大等等）。

因此，在事后时候描述时，当事人会对恐惧感袭来这一瞬间的记忆异常清晰且富有细节。而紧随这一瞬间后的记忆可能会模糊不清，甚至完全不记得。

其次，“战或逃（Fight or Flight）”这个词其实是有迷惑性的。大脑的进化历程决定了，我们其实偏好逃跑——祖先们不会与突然出现的狮子厮杀到底，以证明自己的力量。个体人类是脆弱的，战是过渡性的，只是为了找机会逃跑。

男性受害者/幸存者更容易陷入羞耻，因为社会性别规范要求男性阳刚，以及富有战斗力。

但是，定格或逃跑与懦弱无关

这些行为只是进化带来的结果

不反抗不等于性同意（Sexual Consent）。而两厢情愿的性行为（Consensual Sex）绝不包含瞬间袭来的恐惧感，除非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04.

那些听起来逻辑矛盾的陈述，不是因为“谎言没有编好”

如果恐惧回路在定格时判定无处可逃，甚至可能会被杀害，那么极端生存条件反射（Drastic Survival Reflexes）会被激发。

下面，我们会展开解释四种极端生存条件反射：解离（Dissociation）、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坍塌性静止（Collapsed Immobility），以及思考单一重复的语句。它们都是大脑在遇到淹没性的害怕和惊骇时，产生的条件反射。

解离的程度轻重光谱很广，从与周围环境的轻微情感分离，到与身体和情感体验的更严重分离，都属于解离。

正在经历解离的当事人会感觉，现实像一场电影、一片迷雾，或一个梦境。Ta们感觉自己漂浮在他们的身体之外，不能像平时一样感觉或控制自己的身体。

参与了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人们能感受到彼此变化着的情绪，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以及我和ta之间的关系。性爱后，人们会记得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能解析当时的情绪（如：“哇，刚才真性福！”）。

但是，经历了解离的人，在事件过程中及事件发生后很可能感到困惑，甚至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在事后描述时，ta也可能会呈现出所谓“不够消极”的、自我怀疑度高的情绪——这会严重误导倾听者的判断，让第三方以为暴力程度并不高，甚至怀疑性侵犯从未真的发生。

此外，经历了解离的人的记忆不一定是线性的、有逻辑的。ta的记忆更可能是点状的（比如：咖啡机的型号、天花板上的一个点）。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怀疑：“这种细节ta怎么能忘记呢？”——但事实上，ta不是忘记了，而是当时ta的大脑根本没有记录下来。

当事人与自己的情绪、意识、记忆、身体等一个或多个因素脱离，正是ta经历了极端恐怖的事件的证据，而绝不是反证物。

在定格以及强直静止中，受害者的身体都是僵硬的。

这种条件反射大约有3亿年的进化历史。至少10-25%的性侵害幸存者/受害者都经历过强直静止，但很少被报道，因为当事人通常为自己的所谓的“不作为”感到羞愧。

强直静止会突然发作，也可能突然脱离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秒钟，也可能几个小时。当事人会出现下列症状的其中几项：

如果第三方在事后提问时，能够搜集到这些症状，那么它们就是当事人经历了强直静止的证据。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的双方，不可能发生身体僵硬、瘫痪等身体异常的情况。这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如果一个生物体根本不动，捕食者就更可能对该猎物失去兴趣。

坍塌式静止是这样发生的：一个人在极端惊恐的情况下，心脏受到大量的副交感神经的输入，ta的心跳速率急降 、血压急降。

这导致受害者的脑部血液供给不充分，因此，ta会出现下列症状的其中几项：

在暴力发生的过程中，ta可能反复醒来，又反复因惊恐而晕过去。ta也可能因脑部缺氧，而进入时间较长的“睡眠”状态。疲软无力的身体或晕厥的状态，证明了恐惧的存在。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双方积极参与其中，不可能有一方突然“睡着”。比如：

“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

“我希望ta别杀了我。我希望ta别杀了我。我希望ta别杀了我......”

“ta为什么要这样做。ta为什么要这样做。ta为什么要这样做......”

受害者的恐惧回路不自控地抓住一个想法，用以度过正在感受的恐惧。而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人们会享受每一刻；不可能需要在脑海里抓住一个句子，希望用此来保命。

05.

“半推半就”或“参与其中”，不足以证明性侵没有发生

受到习惯反应（Habitual Responses）的影响，性侵受害者可能会“半推半就”或假性“参与”到事件中。这些行为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社会性别规范与行为习惯（Gender Socialization），以及儿童虐待与应对习惯（Childhood Abuse & Coping Habits）。

a. 社会性别规范与行为习惯（Gender Socialization）

在一个人的前额叶皮质受阻时，行为习惯可能会被自动调用，以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女性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被教导要温柔（不能发怒）、友善（平息冲突而不是直面它）、顺从（不能拒绝），做人做事时首先要照顾ta人的感受（把自己放在ta人之后）。

这种社会性别规范在女性受到暴力袭击时，变得异常致命。

在更需要以暴制暴的时刻，她的前额叶皮质受阻，因此行为习惯自动启用。她可能委婉地说：

“我的室友在隔壁呢”

“你的女朋友会生气的”

“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

她使用礼貌待人来让对方停止，或用委婉的态度保护施暴男性的自我（Ego），希望能避免进一步激怒他。然而，在面对惯犯时，这种“女人一定要温柔”的社会性别规范，其实已被惯犯转化为最熟悉的犯案工具之一。

女性终生被社会规训为温柔的、顺从的，在她遇到危险时，外界却期待她突然拥有斗争的情绪和力量——这是一种不科学的、不合逻辑的期望。

b. 儿童虐待与应对习惯（Childhood Abuse & Coping Habits）

如果受害者在儿童时期曾经经历过虐待，即使ta已经长大，ta可能会再次启用小时候应对性暴力的方式来应对当下的威胁。

在暴力过程中，ta甚至有可能“主动”地参与到性行为中。从第三方的角度看，这种“主动”参与的行为就是性暴力没有发生的证据。其实不然。

在看似主动参与的现象之下，只是ta小时候受虐时习得的习惯之一：“如果施暴者得到ta想要的，ta就会离开，我就能一个人呆着了。” 因此，受害者的“参与”只是为了让暴力快点结束。

备注：Hopper博士在本讲座中只为了社会上最普遍的疑惑做了解答。每个人的大脑和每个事件都是特殊的、复杂的，没有在此列举的情况不代表不可能发生。

06.

你可以成为更专业的倾听者！

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的性侵害施暴者是惯犯。施暴者并不恐慌，ta们在施害时是有计划的、有经验的、习惯性的。而且，ta们的前额叶皮质功能正常，而受害者的则受阻——这意味着施暴者对现场有近乎上帝般的绝对控制权。

受害者可能会有一系列与保护自己或逃命看似不相关，甚至相矛盾的行为。这些矛盾点常被解析为性侵害不存在的证据。

可是，“不合逻辑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前额叶皮质功能受阻，即极端恐惧的存在。

很多时候，当事人对事发过程的记忆和感受是唯一的线索和证据，而记忆是脆弱且容易被改写的。误导性的问题容易导致受害者/幸存者陷入自责与羞耻，使得ta更加困惑或难以开口。

因此，无论你是ta的亲友，还是警察、法官等专业人士，都需要加倍小心处理和性侵当事人的关系。

希望大家在阅读完今天的文章后，对性侵害的主观经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如果你曾经受到伤害，我想告诉你：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

Reference：

Hopper, J. (2015). Neurobiology of trauma & sexual assault [Video file].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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