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英国低薪行业：在亚马逊工作，一点小病痛都罪不可赦

一、小镇上来了东欧移民大军

鲁吉利是斯塔福郡的一个小镇，这座市镇景色破败，宛如伯明翰或舒兹伯利等大中型城镇的可怜手足，永远被冷落在一旁。这小地方像是不会发生任何大事，就算原子弹横过伦敦上空，大概也会像没事般照常过日子。镇上那些脸色苍白又邋遢的人，仍会无精打采地进出慈善义卖商店，到市区大街上的餐厅外带食物。来来去去的可怜人，捧着不稳的饭碗，待遇欠佳，不论对当今或未来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些人都毫无存在感可言。

鲁吉利难以获得什么关注，因为英格兰中部和北部遍布这样无足轻重的小地方。休假时，我常到大街上的小咖啡店里喝咖啡，店内采光明亮、舒适宜人，正面的大窗户洒进大把清晨 的阳光，在红白格纹桌布上形成黯淡的粉色反光。菜单简陋，只供应全套英式早餐：面包夹培根和香肠，甜点是烤苹果奶酥佐蛋黄酱——整间店充满老旧气息，两座塑料置物柜塞满了廉价软糖、大黄和奶冻卷，歪歪斜斜自墙边向天花板堆上去，加重了时光迟缓的气味。小咖啡店气氛慵懒、与世无争，沿大街往下走几步，连锁咖啡店Costa却总是人满为患，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光景。

这家小咖啡店平日门可罗雀，只有寥寥三四个人光顾，上门的人大部分都和老板有交情。店里开着声音微弱的收音机，几乎沦为背景音。也正因为整家店气氛宁静，一旦有人开口，就会把整间店的人都拉进对话里。 

“各位，今天国家彩券加码，3300万镑啊。”某天下午，一位年轻女士一边推着婴儿车进门，一边宣布道。她身上的大衣还 惨兮兮地飘在门外，随着微风来回拍打。“你下了多少？”她问老板。老板是位丰满的中年女士，年约50岁，总是一脸忧心。 

“最近镇上好冷清，”老板回答，“连超市都没什么人。”

我向那位年轻女士搭讪，询问镇上的就业情况，她坚定地表示，亚马逊里面“都是东欧人”，和我所知相去不远。 

“他们都从伯明翰搭火车来，成群结队地下车，让人以为这儿是国外的车站。听说，有人睡在运河桥下面，反正就是那类的地方。” 

这时，店里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尖声加入谈话，用一种满是同情的语气表达对鲁吉利涌入外地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是文化差异……我是说，他们就是没钱。这些人也很穷……有点像我们。只是他们决定乘上巴士来英国，到亚马逊讨口饭吃。其实他们的处境很容易理解，真的。”  

话说完，老太太稍微挺直肩膀，摘掉眼镜、眯起双眼，缓缓摇头。“真的不难理解。尤其是那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从远方而来，就为了从早到晚的工作。” 

推婴儿车的女士告诉我，当年亚马逊进驻鲁吉利时，可是“轰动全镇的大事”。

亚马逊带来了大量工作机会，结果这儿谁都没拿到，对吧？反而让大家不满。听说因为休息时间之类的，很多人都不想干了……就是叫你在手臂上戴个东西，连你走了几步都知道。

这位女士愤愤不平，不过炮口倒不是对着移民工人，只是不满亚马逊比较喜欢雇用外国人。

“他们才没想过要请本地人呢！”我走之前，她又指摘到。

“是没想过，还是请不到？” 

“亚马逊看起来就没用过本地人，虽然只是我的观察啦。” 

我问她，这边的理何矿场（Lea Hall Colliery）是什么时候歇业的。 

“说起来也有一阵子了，对吧？连发电厂都要关门了。” 

“六月要关。”老板打岔道。 

“所以，有多少人要丢工作啊？”我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推婴儿车的女士说：“听说大概有150个？还是发电厂要裁200个？” 

老板说：“对，200个。” 

有两个二十几岁的失业年轻男子，偶尔也会结伴来店里喝茶，偷偷翻看《太阳报》（the Sun）和《鲁吉利纪事报》(the Rugeley Chronicle)。他们经常边吃午饭边抬杠，有时吃完了还去隔壁的酒吧续摊，继续争论不休，主题不外乎“那些整天坐在沙发上吃吃喝喝，也不肯工作”的“米虫”，不免也会提到外来劳工问题。还有个啤酒不离手的失业男子，他本来是木匠，好几次一碰面就用瘦削的手揪住我的手臂，以粗嗄刺耳的嗓音说他儿子到处找不到地方住，都怪——这时，他往往突然压低声音——“那些东欧来的”。 

根据2011年的人口调查，鲁吉利居民中的外籍人士比例仍低于英国平均值。不过，从小酒吧结霜的玻璃窗往外一看，大街上有许多“罗马尼亚来的”，宛若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全镇，隐隐夹带威胁。木匠先生说自己也有移民朋友，跟“那些人不一样”，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人”。面对其他移民，他就“理也懒得理”。“他们来了这么多人，一下火车就一大堆，把工作都抢走了，本地工人要怎么活？”他会加强提问的语气，用满是烟渍的手指直戳向我胸口：“要到哪找工作啊？” 

二、徘徊在私家侦探社门口的年轻人

镇上突然增加了大量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引来一群过劳的移民工人大军，说着听不懂的话，也难怪让众人疑虑。同时也有一种想法，担心英国文化遭受资本主义的乌云笼罩。因为这种力量，英国各地的市区街道逐渐失去特色，满是无趣又千篇一律的连锁店，进去买东西的感觉大同小异；而商业力量却力大无穷、难以招架，一旁的波兰超市由于独立经营，反而独具一格。其实，要说谁践踏了英国文化，比起东欧来的采水果工人，麦当劳叔叔理当负更多责任。

一到鲁吉利，第一眼就能看见橱窗上显眼的红色私家侦探大型广告赫然张贴着：伴侣不老实？欢迎洽谈我们的追踪服务。这家商店也帮忙推销测谎生意。俨然是杰里米·凯尔秀呈现的偏执狂世界：忠实与诚实已经渐渐销蚀，由暂时性和市场导向原则取而代之，保证人能够立即获得满足。甩了一个男/女朋友，还可以再换，就像丢掉旧iPhone购入新款，整个人都沉浸在幻想中，情绪高涨激昂。

蓝领阶级社群本就对生活缺乏安全感，亲密关系的稳定现象更令人恐惧。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男子气概不足的男性，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好的工作机会，自信感又更受威胁。

有几次，我遇到同一个年轻人在贴着红色广告的店外徘徊。他外形纤瘦憔悴，颧骨高，柔和的目光中透露着不安，说话时会很快地向对方扫一眼。他28岁，看起来却老得多，脸色油腻灰暗，嘴里少了颗门牙。年轻人在镇上一家店里工作，他曾拿到一份亚马逊的offer，但他自己放弃了。 

“那还是我第一次推掉工作，”他一面急急地吞云吐雾，一面语带骄傲地说，“那都是外来劳工在做的，你知道吗？去那儿上班都找不到能说话的人，他们只跟自己人往来，就算想对他们好，东欧佬也对你没兴趣，反正就不想理你。有点像他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英国人，懂吗？” 

不久，我终于知道年轻人为何老是徘徊在挂着广告的店外。

女人啊，最后每个都会离开我，也没给什么理由，然后就和别人在一起。我每次都遇到这种事，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明明很老实……我觉得我人还不坏，但她们都自动把我当成工具人。

他接着告诉我一段往事，说他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个23岁的女生，刚开始交往的几星期，一切看似顺利。只是，从他 说法听来，他不久便表现出占有欲和控制欲，一察觉对方有开始冷淡的迹象，便用短信轰炸她——大概一天传100条。

她在利用我。大概整整两个半月，她花的都是我的钱。我之前就发现她出轨，她和她朋友就跟我说：“你最好别一直发短信过来，不然就有你好看。”我谁都不怕，我家里有一把剑和一把斧头。要是他们来我家找麻烦，我就拿家伙出来吓吓他们。

年轻人吐出最后一口烟，烟从缺了门牙的缝隙逸出。他 顺道提起了镇上的现况，满是悲叹。

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几家彩票投注站、几间酒吧，几乎没有卖衣服之类的店——除了JD运动用品和几家别的——就这样了。我才不要去亚马逊上班。

他把烟扔到地上踩熄，蹒跚走回那家私家侦探的店内。不久前，男人还能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可当下因经济因素沦为底层的民众，连切实存活于世的存在感也难以建立。随着工会制度的衰败，不满的情绪会暂时外现，或以个人的方式发泄，又或者将怨愤内化。表面上看，蓝领阶级好像可以抉择自己的命运：平常，就在特易购（TESCO）超市上架货品，或者将牛棚改装成客服中心致电退休老人，说服他们买些没用的垃圾。下了班，只要弄个刺青，或者理个和名人同款发型，就好像冥冥中跟流行歌手、摇滚乐手和足球员攀上了什么关系，能像他们一样登上八卦小报，神气活现。然而，幻想之下的事实就是，你根本不是大人物，无论多擅长模仿引领流行潮头浪尖的人，明天一早醒来，还是得拖着脚步去上班，继续过着无聊苦闷的日子。

三、“终生志业”已经是过时玩意

和镇民聊过以后，我发现最开始的确有当地人去亚马逊工作，我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要承认里面并没有什么排挤英国人的阴谋诡计。严格说来，亚马逊释出的工作机会并不少，不是僧多粥少的问题。实情是，大家往往入职没多久就很快辞职，公司只好再补缺，才显得三天两头都有空缺职位出现。不过，和我聊过的当地人里面，真没几个愿意长期忍受亚马逊的劳动条件。越深入研究，越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只出现在鲁吉利。根据英国总工会（GMB Union）对亚马逊员工的一份最新调查， 其结果显示：

91%的人不愿意向朋友推荐亚马逊的工作。 

70%的人认为，管理阶层没有正当理由，就扣他们工分。 

89%的人感觉遭到剥削。 

78%的人认为休息时间不足。 

71%的人表示，每天上班走动的距离超过10英里。

“一开始进来时遇到的同事已经全走光了，八个人里面只剩我还待着。”克莱尔说。她年方19，身材微胖、一头红发，同时在亚马逊做包装员，也在镇上的酒吧兼职。

我和克莱尔来到坎诺克的Wetherspoon（连锁酒吧）楼上同桌餐叙。这家酒吧灯光昏暗，空气中满溢糖和啤酒花渣的浓浓香味。这是周间某日，刚过正午不久，酒吧里坐满了退休老人、 带孩子的年轻妈妈和待业人士。在我们桌子后方，一位年轻女子正喂着襁褓中的孩子，母亲手中拿着塑料汤匙，在一片栗色仿都铎风格的装潢里显得十分突兀。放在后面一些的老虎机旁，有两个不修边幅的男子，一个把饮料紧靠在胸前，另一个身穿过大的牛仔裤，紧张兮兮地翻遍裤子上所有口袋，想找出几枚铜板来。

克莱尔边喝着橘子汁，边和我分享她许多朋友的情况。她说，很多人到亚马逊刚开始工作时都抱着很高的期待，没多久却被现实浇熄了所有热情。

有些人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辞职走了；还没走的，都恨死了这个工作。

克莱尔就像海报上年轻世代的代表人物，认为所谓的“终生志业”已经是过时玩意，就像软盘和VHR录像带。上一家打工的酒吧解雇了她后，她听说亚马逊在征人，便通过Transline应征了包装员。报纸上常提到亚马逊，称亚马逊在鲁吉利创造了几百个新的工作机会，而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时薪7英镑还不算太糟。于是克莱尔来到中介公司办公室，填写成堆的文件，还根据要求做了毒品和酒精检测。

如此，克莱尔便开始到亚马逊工作。当时是10月底，她本还烦恼怎么应付圣诞节的开销：她和母亲同住，但必须支付房租，每个月也要用转账代缴支付手机通话费。有份亚马逊的工作，起码能有余裕欢度佳节，不论是和朋友吃喝玩乐或者买礼物送家人，手头都宽裕些。克莱尔为了生活，像别人一样“骑了脚踏车便找工作去（Got of her bike）”——不过在这儿， 她搭的是亚马逊的通勤车。起初，她什么都愿意做，处于待业状态时也不愿意被登记为失业人口。可是，正如我遇见的很多人，克莱尔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

圣诞节都过了，Transline还是没有结算我该得的几份周薪，我后来用了整整八周才讨回来。反正，那三个星期，差不多有37个小时都没拿到我应得的工钱。我妈后来联系了咨询、调解与仲裁服务处（ACAS，Advisory,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几次，试图找个解决办法。我告诉亚马逊：“我们已经去找ACAS了。”隔了 一个星期，我就拿到了工资……这前后总共花了三个月，中介明知道拖欠薪金却又坚决不肯给付。

经历千辛万苦才拿到第一笔工资没多久，Transline又开始欠薪了。 

“前两个星期我做了40个小时，结果只拿到18镑，这其实是两个半小时的工钱。” 那星期，克莱尔拿到一小时45镑的工资，但得花好几个星期才把这笔钱讨回来。

我应得的工资是262镑，他们却说：“抱歉，大家的工钱都混在一起了。”没付我钱的时候，就告诉我：“别担心，只是薪资单出错而已。”我工作六个月，他们却已经欠了我七次工资。

克莱尔当然可以到劳动法院起诉中介，只不过打官司也是所费不赀。如果从事专业性更高的工作，周薪就可能变为月薪，因为对企业来说，其实月薪制比较合算。如果一星期发一次薪水，一年就得发52次；相较之下，月薪一年只发12次，周薪制当然耗费了更多的成本和时间。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左支右绌，熬不到第一份月薪下来，那么你得立刻马上就拿到薪水。 先用存款挡几天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这对身处劳动市场底层的人来说有点困难，就像中产阶级也不会想到要和小额信贷公司Wonga借钱，落入卡债人生。总之，诸如Transline等中介采用周薪制，每星期支付报酬给劳工——事实上，本应该是每星期付一次。

有好几次，我只能和我妈借钱来付房租，都是他们害的。如果和房东住在一起，大概只能跟房东睡一晚抵房租。他们上次付我8镑的时候，我已经欠了40镑手机费……尽管他们支付给我260镑的工资，其实也只剩下140镑，因为80镑要拿去付账单，40镑要付手机费，这星期就只剩下20镑可以用。还好我有别的工作，所以星期天还能拿到100镑，这样下星期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不过，亚马逊和中介都不知道这些。我跟他们说：“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剩下的钱？”“哦，下星期吧。”他们不可能做当日给付的即时转账。

中介公司提供给亚马逊的派遣人员权益很有限，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微薄的保障又经常显得像个笑话。亚马逊的管理方式反复无常，让人无所适从，尤其是采取扣工分的惩戒制度。 工人可能因为请病假、达不到拣货速度标准或者迟到被扣分。

在“释出你这个人力”前，你有六分的额度。我有个朋友被扣了四分，他们号称她早退就扣她一分，其实是子虚乌有。后来，亚马逊的接驳车半路抛锚害得她上班迟到，就又扣她一分。再来她家小孩住院，她去照顾孩子依然被扣分，她只好辞职。我刚开始工作时遇到过车祸……我勉强去上班，但他们叫我回家，可这也要扣分。那时我就觉得：“我才遇到车祸，而且也是你们叫我回家休息的，为什么扣分？”

当时，克莱尔以为自己在亚马逊待不久了，因为她已经被扣了五分，再多一分就要被“释出”了。第一次扣分是她说的车祸事件，第二次是因为没达到生产率标准，第三次是因为公司接驳车害她迟到，也算在她头上。至于第四次，亚马逊想逼她超时工作（“公司说一定要做，我那时想：‘我已经加班五个星期 了，管他的，我不干了！’”），第五次则是为了头痛请假（“那次偏头痛真的很严重，我跟他们讲：‘要带医师证明来吗？’结果他们说：‘不用，带了还是会扣分’”）。 

“他们和种族主义者一样恶劣，”克莱尔语气坚定。她反驳对劳工阶级的刻板印象，即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对所有社会议题都抱持守旧态度。

克莱尔还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因为跨性别身份而饱受Transline嘲弄，最后不得不离职。

他是一名跨性别者，真名叫作艾丽丝（Elise），但他在外面向来自称为艾略特（Elliott），却遭到Transline的扣分惩罚。他们非得叫他艾丽丝，他当然不肯应。我是说，他正在注射睾丸素，严格意义上确实是男性。而且就算不是这样，你叫他艾略特或者艾丽丝又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说原因了吗？

因为她是个女孩儿，因为她“没有那玩意儿”。 

谁说的？ 

Transline的一个经理。

想拿到亚马逊那人人想要的蓝色员工证，真是见鬼的难。既要表现得超群过人，也不能有任何缺点。

“想拿到那个，就别想休息，”克莱尔跟我说，“随时都要保持完美的工作效率……大概是时时刻刻，做任何事都一百分吧。” 

克莱尔还有另一位朋友，快做满九个月时，因表现良好有望拿到员工证。根据克莱尔的描述，这位朋友最后把自己累垮了。每天上班，他都要从货架上替亚马逊的顾客取下成千上百的商品，从书本到厨房用具无所不包。九个月来，他成功达到所有拣货标准，上工准时、从不迟到，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切实遵守那数不清的大小规定，哪怕再枝微末节，可谓管遍工作的每一部分，他都不曾违规。

可是，这美丽新世界的经济模式——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世界，在此一点小病痛都罪不可赦——最后却像吐掉槟榔渣一样将他甩开。他的罪恶，就是冒失地生了场病。当时，他在上班时间前一小时打电话给公司，依照Transline的请假规定事先告知经理。就算如此，那又如何？中介照样把他一脚踢开，没得通融。

 《失去合约的人》，[英]詹姆斯·布拉德沃斯 著， 杨璧千 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8月。

四、在亚马逊，“生病”等同于偷懒

某一天，我进工厂上班后却开始不舒服，这才是我到亚马逊的第二个星期！既然任何病痛都是违规要受罚的，我要是请病假，就要等着“扣一分”的结果。每天劳动十个半小时，中间只吃一餐容易饱腹又油腻的食物，再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要是病了就扣一天工钱，而没钱只会让人身体状况更糟，因为看病吃饭都要用钱。亚马逊自然一点都不担心这些，毕竟就是他们一手建立了这个刻薄的制度，只要工人生病请假，一律开罚。

亚马逊内部有很多管理规定，上面的人自然认定，不管是工作的哪个部分，你都能迅速完成。“生病”等同于偷懒，跟前一晚进城区玩乐喝个烂醉而影响隔天的工作是一样的——你才不是真的病了，你只是懒得来上班。因此，就算在规定的时间内提早通知中介，请病假还是照罚不误——多谢告知，这是给你扣的分，收下吧。要是没打电话提前预告你要请假，那就奉送整整三分。事先通知要请假一周，一次五分，离卷铺盖不远了。同样的，如果迟到一分钟，不仅记一分，还要扣15分钟的工资。总而言之，这里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心。

“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这里还需要你们呢。”进亚马逊的那天，一名主管如此告诉我们。餐厅里准备了很多咳嗽药，理由不言自明。

销假回去上班后，有个样子笨拙、戴金框眼镜的男人自称代表中介来找我。我看到他在走廊来回进出，腋下塞着板夹，在长长的走廊上找着什么似的——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来找我的。他摆明就是中介派来的执行人员，工作内容就是到各公司告诉派遣员工有哪些过错和违规行为。他的样子却出人意料的温和，会用恭顺卑微的眼神一边望着你，一边唰唰写下有关你的记录。他和其他管理人员不同，显然做得不太情愿。他讲话结结巴巴又支支吾吾，每次试图训话反而显得软弱畏缩。他实在应该去做图书馆员，而不是在这儿施展权威。

尽管气势弱了些，执行员还是对我提出告诫，说因为前一天的病假，要给我扣一分。他没说这是处罚，但其结果与处罚别无二致。我忍耐着他平板的语气，内心不禁升起一阵怒火。不过我问他，因为生病就施以处罚，真的合法吗？况且我还按照正确程序，在上班时间前一个小时打电话请假了。

他说了个可信程度跟学校老师对五岁小孩用的差不多的理由：“亚马逊的制度如此。”他没对我发脾气，反而一脸遗憾，这让事情感觉更糟。他还不如说一句：“不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算。” 

根据我手腕上戴的计步器，我上班一天就要走动10英里，而我徒步旅行的最长距离是14英里，最短是7英里。用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说明吧：第一天，从伦敦市中心出发，往东走，傍晚前可以到锡德卡普（Sidcup）。第二天，可以走到罗契斯特 （Rochester）近郊。走上一星期的话，多佛（Dover）港便近在眼前，走满一个月时，都能走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了。如此长途跋涉，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两只脚。它们变得像块粗糙不平的蜡块，还被拖过了刨丝器。如果两只脚掌还健康柔软，又能吃饱睡饱，走10里路尽管累也不算什么。要是连续四天都一整天不停走动（还不算加班时间），中间没什么机会休息，又只吃加热食品，对两条腿的负担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接下来的整个星期，疲倦不断累积，后来仿佛是有人来给我上了一副脚镣，扣在脚踝旁。新进员工即便曾经满怀活力，往往也日渐凋敝，像身上披的外衣一般，过了几天便松垮落地。满腔热忱、眼神明亮的年轻罗马尼亚男女，最初也辛勤奔波，忙得没空去擦脸上的汗。不过几天，他们就趴在推车上打盹想偷闲片刻，避过来回走动监督的主管，小睡一会儿也好。

我就是这样认识尼马尔（Nirmal）的。他是印度裔英国人，40岁，以前经营过一点小生意。有天晚上，我到工厂一处 角落找顾客订单上的一盒花草种子。在我冲向转弯处时，不巧朝尼马尔的推车猛冲过去。这一撞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只见眼前高头大马的男人吓了一跳，像是条弹簧突然弹开一样。这人刚才明显在打瞌睡，睡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尼马尔身材臃肿，让人联想到海象，但他的神情举止总散发着温和与友善，很容易令人卸下心防、倍感亲切。尼马尔之前经营一家小商店，2008年金融海啸后宣告倒闭。他接着开过几年货车，后来开腻了。他说：“工作既辛苦又无聊，做久了脑袋都不转。”便决定到亚马逊来试一试。 

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天就注意到尼马尔了。他在就职仪式上环顾四周，一脸鄙夷与诙谐地看着那群东欧年轻人。他不时扬起一边嘴角，傻笑起来，如同皱巴巴的衬衫上再添一道折痕。记住他这表情，便很难想象尼马尔还会摆出别种样子。至于他工作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所描述的：“手脚慢点，少害别人丢工作。” 

“这和在银行一样，”尼马尔莫测高深地对我说，“要是有一个人动作太快，就会害了所有人。” 

一有了交集，我立刻对尼马尔产生了好感。不过他在这儿待不久也是预料之中的。我工作不满一周，一个时段就能拿取180个左右的货品，平均每小时90个，表现还不算特别亮眼，远比不上那位声称“恨透”这工作的罗马尼亚红发女生——她一个时段能拿230件货品，这才叫厉害。隔天吃午饭的时候，尼马尔便朝我走来，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吹嘘他一小时是怎么拿 到40件货品的。我真不忍心告诉他，他的效率其实相当低下，所以只好骗骗他：“我走得飞快，才好不容易拿了50个。” 

问题显然出在尼马尔的体重上。对胖子来说，这工作等于折磨；而如果超过一定年龄，这也会是份苦差事。有一次，我目睹了一个令人分外反胃的画面：某个阴天下午，我推着推车来到工厂一个鲜有人迹的角落，我看到一个年轻主管正在对付一名年纪较长的员工。那主管眼神空洞、身材壮硕，浑身散发着呛鼻的剃须水味儿，正对另一人拳打脚踢。同时，他也没忘了态度嚣张地用尽各种脏话辱骂对方。那些羞辱就好像从罐子里泼出去的臭酸牛奶。就算不动手，光用骂的，也能把那年长员工骂到体无完肤了。年长员工看上去起码60岁，他脸色发白、缩起紧绷的身子，承受主管阵阵羞辱的风暴袭击。主管发着飙，一张脸从红色涨成紫色，又转回红色，终于在无线电传出一个闷闷的声音召唤他下楼后，怒气才消退了些。老员工被丢在原地， 整个人瘫软下来，仿若一包漏气的薯片。 

尼马尔正好站在稍远处，同样看到了那一幕。他悄悄走向我，摇摇头说：“去他的。”他轻轻笑起来：“他大概做不久了。” 

那名老员工的确没再待多久。当天午休，我站在外面抽烟，看见一个老先生蹒跚走出厂房，穿过第二组高大的金属安全门。这组金属门安在停车场最尾端的黑色金属围篱之间。那模样笨拙的男人双眼充血，走路的样子好像已经耗尽了所有生命力。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停车场，来到一辆小小的红色车子旁，车灯已经打开，引擎发出微弱的轰鸣声。

老先生走上前去，车窗里探出一名满头乱发的老太太，动 吃力而焦急。她定定地看着老先生满面的愁容，从粗呢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猛地递上前。褐色生斑的手举着手帕， 轻轻按在老先生脸上，恳求他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场景只维持了一两分钟，却令人想哭。两位老人家隆隆驾车离去，车像泡澡时的塑料小鸭一样浮沉起落，就这么开出工厂大门外。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五、“这工作让人只想借酒浇愁” 

我工作的厂房顶楼很昏暗，挑高的天花板上只有小小的方形窗户，从窗外照不进来多少自然光。光源主要来自每层楼天 花板上的灰色钢灯，造型与大小都和橄榄球差不多，从上方洒下颜色透着些许古怪的黄光。我们结束了十一点半的白班，通勤车便载来另一批工人开始上工，就是晚班——只不过，这些感应式电灯常常故障，每次总有十几个人大半夜还得在工厂顶楼摸黑跑来跑去。那些在亚马逊网站上按几下鼠标就买了iPhone充电器或阿黛尔专辑的人，可曾想过工厂里是这种情景？

开始这份工作后就会很快发现，主管警告的“不准在厂房内奔跑”简直是废话。禁止奔跑根本没用，因为想保住饭碗就不可能不跑。在亚马逊这个“极权国家”里规定多如牛毛，不可能不违规。如果想达成公司给每个员工订下的最低标准，冲刺加速就是家常便饭。同样，上班时间可以去喝口水、休息下，但只要离开工作岗位去找饮水机，走在半路上都有被认定为“闲逛”的风险，这也是主管耳提面命不能犯的另一种过错。每层楼约有12部饮水机，可是在这超过70万平方米的走廊迷宫，想喝水时总找不到最近的饮水机。

每天，我都从下午一点和同班的大批同事一起上工。先通过外面的安全门，走到置物柜，放下随身物品——手机、钥匙和其他会害你过不了安检的东西——然后走到拣货部门的柜 台。想夹带录音装置进厂房是根本不可能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下班过安检门时，东西就会被没收，别想再拿回来。所以，我带了一叠无伤大雅的便条纸和一支笔，放进后面的口袋。

亚马逊的安检人员权力很大，如果怀疑你偷东西，还能搜车。从早到晚，我们都得承担这么沉重的嫌疑，让我连带小小 笔和纸条都不安心，好像犯了什么不堪的罪行似的。 

这里环境异常高压。我怀疑一个人犯错的机会或许比守规矩大得多，在亚马逊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总觉得头上有一大团嫌疑的乌云。就算没做错任何事，面对主管或安检人员的质问，我也会表现得畏缩害怕。全然纯粹的压迫久而久之便累积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没几天，你就会开始幻想要反抗公司那一大堆琐碎的规定。第一次有人抓到你开小差时，你会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冤屈宛如火灼；到了第二次或第三次， 你只觉得很烦，因为又不小心被抓住了。 

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想方设法地反抗权威，比如拿错一个东西之后便丢在地上不管，或者在厂房里偷吃点心并故意乱丢包装纸，又或者对着排列整齐紧密的书本或DVD踢上一脚，好不快活。 

开始上班前，走到拣货部门的柜台报到时，会有个生产线的主管来做简报，然后骂你一顿。只有表现最好的拣货员可以得到奖赏——只不过我从没看到过有谁拿过什么奖励，但是一犯错的话，经理隔天就会如数家珍地列给你听。例如，拿完物品以后没有把储藏箱物归原位，或闲逛太久。在被贬低成“闲逛”的行为里，有很多就是上厕所这样的小事，然而主管总会 在简报时间再三重申“闲晃”的可恶，好像打着生产力的大旗，生理需求就会退居一旁，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家要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啊！”不同的主管，同样的说辞，好像吟唱咒语一般，用公司内部行话来包装谆谆告诫：“你们闲逛占用太多时间了。”要是亚马逊这么看重生产效率，与 其抱怨员工冒冒失失地跷班上厕所，不如多设几间厕所。像我们这些在顶层工作的，最近的厕所要往下走四层楼才能到。其实，有次我还在某处货架上看见装着小麦色液体的瓶子，一旁是圣诞节装饰的箱子，看起来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前几天，他们把我调去拣货，还问我为什么闲逛了15分钟。”克莱尔在酒吧里这么跟我说：“我就是……我要上厕所啊！下楼梯大概要爬四层楼才能到厕所，不然我能怎么办？！”

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太常留意时间流逝，无疑是自寻烦恼。 刚开始的两三个小时，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总想找点事做，好忘掉工作的枯燥无趣。比如，你去拿书，看到自己想要买的书，便停下来翻几页，或者欣赏一下别人订的古怪礼品，想着等到“重返文明”之后可以买来送给恋人；再过五六个小时，脑子里想的就全是食物；到了第八或第九个小时，想做点白日梦都困难，连幻想都挤不出来一点儿。翻来覆去无限重复，幻想也变得沉闷恼人。一个个下午过去，可以见到那些罗马尼亚年轻人偷偷瞄向走道，希望看见漂亮女孩路过。如果是我迈着笨拙的脚步出现，他们的脸上便闪过失望的神色。这份工作过于辛苦，让人只想抽支烟、喝点酒，任何东西都好，能让自己找回一点知觉。对中产阶级而言，这悲苦的工作本身毫无动人之处，倒是做这些工作的人，其行为举止更值得玩味——尽管这些所谓的有趣行为也因沉闷工作而生。伦敦象牙塔里的中产阶级专家认为，工人爱吃有饱腹感的食物、喜欢又油又甜的口味，并坚信这是因为工人做事效率低又优柔寡断。

毕竟，位处中产阶级的人，只会在一时脆弱或经过理性计算之后，才会这样大啖垃圾食品。中产阶级男女来根巧克力棒或一块蛋糕，是为了犒赏自己，是人生的小小乐趣。这么一点小享受，仍经过理性的选择。相对的，工人阶级会买油腻腻的炸薯片，是为了逃避现实。就像某天下午，尼马尔对我说的话：“这工作让人只想借酒浇愁。” 

这话说得没错。不仅身体疲惫不堪，心里也越发麻木，需要刺激与慰藉。正如一双走得发烫又化脓的脚，夜晚回家后也需要贴点膏药缓和一下。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不像专业人士在工作中还会不时发现一些乐趣——在亚马逊做最低阶的工作，何乐之有？花五便士买瓶可乐喝或巧克力棒吃的安慰不能改变现况，反而让浮沉在这类工作中的人显得更加景况凄惨。

半夜下班后，走进家门、踢掉鞋子，往床上一倒，便打开怀里的麦当劳纸袋和一瓶啤酒赖着不动了。我和这里的同事，或其他工作性质类似的人，没有哪个回到家还能走进厨房，好整以暇地站在炉边烫半小时青菜。如果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根本不足以支撑起规律的饮食习惯。电视上所谓的“老饕”，只会一味推崇精致饮食和顶级食材的美食家，看到我们这样生活，大概会觉得我们正在浪费生命，可以提前入土。

回到工作本身，关于亚马逊的内部规定，正如我先前提过的，规则只是参考，实践起来常和想象不同。休息时间就是个好例子：一个工作日里，工人有三次休息时间，分别是一次半小时的和两次10分钟的。半小时的休息不支付薪金，两次10分钟的休息则计入工时。说是两次10分钟，其实合计起来只能休息15分钟，另外五分钟是从厂房走到餐厅的时间，不计工资。实际上，从厂房后半部走到门口（别忘了，这里有10个足球场大）， 再通过机场级的安检关卡才能抵达休息区。要是再扣掉休息结束前在拣货部门柜台花掉的两分钟，整个“15分钟休息”大约只剩下六分钟。 

“那个休息太荒谬了，”克莱尔表示，“半小时还算包含了路上的时间，可是另外两次休息可用时间大概也就五分钟，我要先走到柜子拿支烟或手机出来，再到外面时间就差不多了，又要马上回去工作，准备拿包裹。” 

在亚马逊工作期间，我从来没拿到雇用契约，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可以主张的事项。我知道的情况都是来这儿之前被 介粗略提供的，至于那些罗马尼亚同事连英国劳工最基本的权利都不太清楚，不论遭受多严酷的对待，他们也认为仍属正常。这就是英国，这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你们通通回家去，别来抢工作；另一种则会写信给自由派的媒体，称赞你们真是好劳工，认真工作，实在令人钦佩。

（本文选摘自《失去合约的人》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