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想像曾祖父那样，为教育献出自己的一切

原创 王斯博 上海民盟

曾经，陶行知先生奔走于祖国大地，捧着一颗心来，于战火纷飞的时代，躬耕于国民教育。

而今，他有一位后人，也行走在教育探索的路上，传承着曾祖父的遗志，投身于教育事业，努力培养着新时代的接班人。

他是陶行知的曾孙，也是行知中学的信息科技教师，他的名字叫陶侃。

投身教育

“其实我一开始对家谱故事了解并不深，投身教育，更多是受我父亲的影响。”眼前的陶侃，说得很是坦然。在他的回忆中，大学前的经历主要是学习迎考。直到要选择方向的时候，他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陶家只有两位曾孙，而你表哥现在不从事教育事业了，家学不能没有传承，你还是去考个师范吧。”父亲的这席话，让陶侃走上了从事教育的道路。

躬耕基础教育的陶侃，背影逐渐和自己的曾祖父重合起来。他开始读曾祖父的全集等书籍，向家人和前辈们了解他过往的故事，而最为重要的，是开始理解并贯彻他的教育理念。“在深入了解曾祖父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受到他的教育是道，而非术，他的教育理念是经过时间洗礼，经得住考验，能永远熠熠生辉的。”陶侃感慨这些年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从曾祖父的教育实践故事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而其中让他最为自豪的，就是“小先生制”。“任何学科只是学习的载体，最终我们就是要通过活动和教学，让学生掌握双基的同时，真正能够掌握解决问题的思维、素养和方法，最终实现学生的自主化学习”。

1923年冬，陶家搬到北京后，陶行知先生在推进平民教育运动时发现了一个推行运动的有效方法，即“连环教育法”，说的是大儿子(陶宏)和二儿子(陶晓光)都教奶奶和老妈子、厨子读千字课，奶奶读得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不懂就问他们，同时她也在做“即知即传”的工作，鼓励佣人们也读书，同时还教会他们读书。这便是“小先生”制的萌芽。

后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小先生”制得到了衍生、推广和发展。所谓“小先生制”，是以小孩子做教师，利用识字的小孩教授不识字的小孩或成人，以解决普及教育运动中师资奇缺的主要矛盾。这种方法不是“把一个班小学生交给一个小先生去领导”，不是用小孩去代替传统班级的教师，也不是关在学校内由“大同学教小同学”，“他的职务是教人去教人”。一个小先生教会两个人识字，这两个人又去教其他不识字的人，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教人去教人”，普及教育的力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他看来，“小先生制”是推行生活教育的理想途径。在推广实践“小先生制”的过程中，陶行知总结归纳出不少在普及教育中很有实用意义的原则和方法。

“我在班上就用‘小先生制’，让学生走上讲台，给他们10-15分钟时间去讲课讲题。”在原任教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时，为实践曾祖父的教育思想，陶侃主动请缨当班主任，他接手的是年级中成绩落后的一个班级，也为此，他由信息科技改任教初中数学学科。“上课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在课下，让学生们互相教学，共同进步。”针对有些基础差的学生，陶侃也鼓励他们去讲一些基础性的内容，从点滴积累，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处理问题能力。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生的成绩也渐渐有了起色。午休时，别的班级学生都在闲聊休息之际，陶侃班上学生都在交流学习。“好学生主动去帮差生，对好学生的表达力和领导力也是一种提升。到了八九年级，最后的大题也都是学生们自己上台或互相讲解。”小先生制的推广，不仅对班级数学成绩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学科也有巨大提升效果。

后来陶侃班级的成绩节节提升，到了毕业时已经和学校重点班相差无几了。同时，也对学生的素养和关键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学生们普遍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班中原有一位小学三门不及格的孩子，后来数学考了136分，正好考入高中，今年，他也考入了本科——江西科技学院。陶侃说：“好的教师真的是能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让他们向往向上向前的生活”

光荣入盟

陶侃能够加入民盟，也是源于一个活动的契机。“明年就是曾祖父诞辰130周年了，我是在他120周年诞辰之际时，应邀参加了民盟市委在奉贤的纪念活动。先辈的故事是那样让人感动又热血澎湃，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决定加入民盟。”

在工作中积极上进的陶侃，也不忘身为盟员的责任。他积极参政履职，从教育角度出发，提出多篇有质量的社情民意。其中《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三点建议》被市政协采用，《关于适度增加新开办学校教师编制人数》被区教育局采用。“现在很多老百姓对培训机构又爱又恨，爱的是能补足孩子课堂学习的缺失；恨的是怕机构不正规，万一对方卷款走人或者换老师，只能自己吃亏。”2018年底，陶侃经过多方面调研后，发现由于上级管理部门规定上的一些不完善，导致很多培训机构无所适从，个别机构还趁机钻空子。于是他提出要由主管部门出面，对培训机构进行规范化指导，从源头杜绝各种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现在，已经成为了宝山政协常委的陶侃更觉得使命在肩。“要用好政协和盟内的社情民意平台，更多为老百姓面临的现实问题发声。”

服务社会

进入民盟后，陶侃在盟务活动中结识了民盟市委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蔡钦生。当蔡钦生问他对“三师助一，社区矫正”是否感兴趣时，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团队。“当时让我负责民盟市委与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主要矫正工作。我们有7组同志，大概20来人在那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方某是陶侃面对的矫正对象之一，此前因为金融犯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冤屈，觉得这样的行为是行业的潜规则，不算是犯罪。”陶侃所在小组的史学敏律师首先从法律专业角度出发，和他解释了判刑依据，让他明白国家司法公正所在。然而，方某依然显得有些沉默。“我就在想，要找到他内心的需求，才能真正打开他的心结。”陶侃在此后4年一直坚持每个月和方某联系，逐渐摸清了他内心的渴望。“他比我大两岁，还没结婚，从心底来讲，他很想回归社会，但是又害怕被社会拒绝。”当时正在筹备婚姻的陶侃，耐心地坐下来和方某聊人生、谈未来，逐步打开了他的心扉。“后来他又重新进入了自己擅长的金融行业，还成了老板，现在我们有相关问题也会咨询他。”陶侃开心地说着，脸上充满了阳光。

陶侃说，社区矫正开创了司法矫正上一条非常棒的道路，相信人只要做得好，即使一时走岔了，最后都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我很感激蔡博士给我这个机会去做社区矫正，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也让我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定位，以后有机会我还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在加入民盟之前，陶侃也为原工作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做了很多事情。在他看来，都是事务性和基础性工作，加入民盟后，能够站在党派角度去看待民生问题。“诚如曾祖父所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造学校，改造社会，事实上民盟就是做这些事，没有利益驱动，就是知识分子的那份情怀和崇高的信念。”

现在的陶侃，除了躬耕教育，积极投身盟务，还在编写《我的曾祖父陶行知先生》。这本30万字的书籍，不仅包含对于陶行知先生历史过往的研究，包含着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还包含着陶侃自身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当下的关怀。“这本书花了我很多心血，一直不敢收稿，恐有所负。因为明年是我曾祖父诞辰130周年，所以，作为后人也想把这十多年的所做所悟和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进行分享，我打算在明年正式推出。”

对于未来，陶侃还是想要立足教育，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还想更深入研究陶行知教育理念和当下的契合，把曾祖父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我未来的梦想，就是像我曾祖父陶行知先生那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文字：王斯博

原标题：《陶侃：想像曾祖父那样，为教育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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