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丨移民与全球中国：复杂的跨国流动与被打断的全球性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移民流动态势。从当年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落后国家，到如今跻身世界经济体系核心的经济强国，四十余年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一个同时奔行着五股人流的跨国性场域。这五股流动，既有流入也有流出，既有国内也有国际，既有高技术也有低技术，既连接全球北方也连接全球南方，构成了一个内外相通、并行多向、全球覆盖的移民流动网络。

虽然围绕着中国的移民流动态势日渐为全球移民研究界所瞩目，但以西方为中心的既有范式却在中国遭遇解释困境，在这个全球化搁浅、民族主义盛兴的年代，现有理论从假设到实证都亟需进行全面检讨。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社会》杂志编辑部和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编辑部联合赞助了“第九届社会理论工作坊：移民与全球中国”，希望以此为契机构建一个连接中外移民研究的桥梁，推动中国的移民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为了呈现移民研究跨学科的特色，会议邀请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学、中国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法学八个专业的学者，让毕业于中美英德荷比港新八个国家地区的青年才俊充分展示了“移民与全球中国”这一主题的魅力。会议的主题发言人和圆桌主持人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太中心主任、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周敏和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飚。两位重量级学者的参加也让会议一跃成为移民研究领域的年度盛宴。

海外房产投资移民吸引了很多人

会议一开始，周敏从当今世界面临的十大国际移民问题切入，指出虽然时代变迁，但当今人类社会移民流动的主要原因依旧是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引发的难民潮则是各种国际移民流动中最难控制的一类。过去因为西方学界所处的西方国家是移民输入国，所以移民研究界往往从输入国角度出发研究移民问题，但因为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往往发生在移民输出国，仅仅在输入国一侧用力只能扬汤止沸，她认为学术界应当把更多精力花在输出国一侧。而国际社会和移民输入国两个层面的移民管理政策缺乏力度、效果乏力，让移民输入国社会面临大量移民涌入所带来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的冲击，导致输入国社会对于国际移民普遍持有负面乃至敌视的态度。

周敏话锋一转，指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烦恼。虽然中国既不是难民输出国，也不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移民难民接收国，又不和这些难民问题国家接壤，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在全球经济、全球治理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中国”，因而也就越来越难以在“全球移民”问题上置身事外。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已经引发了一轮双向的国际移民潮，一方面是中国的资本、商人、劳工大规模涌向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也被中国吸引而前来找寻商机，出现了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和义乌的阿拉伯人群体这样地理分布集中、长居倾向明显的外国人社区。可以预计，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向沿途的全球南方国家铺开，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双向移民潮。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移民政策、健全地方管理机制、强化社区和社会网络来最小化国际移民融入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预期与非预期影响，将是摆在我们这一代移民研究学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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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中国更多时候还是和国际移民输出大国和国内移民大国的身份为学界所熟知。以规模而论，中国境内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国内流动人口，约为1亿5千万人，其中85%是从农村来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境外，中国仅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就有1千多万，去处遍及五洲四海。虽然“华人华侨研究”和“国内人口流动”这两个领域相对成熟，但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还是不断刷新着学界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如今，生长在改革开放春风下的新移民和之前一百多年的华裔移民、第二代和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之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环境。新一代移民人口特征多元、社会背景迥异、永居意愿经常变化、移入移出条件也大不相同，因此他们在人口流入地的社会境遇、社会适应、融入情况经常会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不断调整，甚至会因为中国和移民输入国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面对一个又一个问题，现行理论都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现行理论的理论观点、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一时一地的人口流动，缺少对全球化移民的具体认识；另一方面，因为资料收集挑战性较大，国际移民也具有持续的多变性和可塑性，导致关于国际移民对输出国和输入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数量非常有限，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周敏乐观地认为这些现行理论的缺陷为学者们创造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和发展空间。虽然因为时间关系她没有展开，但还是给了在场的新一代学人一些具体的指点。她建议年轻学者关注移民与所嵌入的社会的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厘清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因素对移民的影响。一如既往的，作为一个重视中层理论的学者，她还是更关注中观层面的研究对象，比如地方机构、地方政府、地方劳动力市场、地方民间市民社会和地方社会网络。进一步，她也建议年轻学人把目光投向海外，关注跨国性机构和移民流动两侧社会的互动。研究方法上，她也期望大家能用混合研究方法创造性的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回到当下，周敏认为2020年百年一遇的疫情给移民研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各国国门关闭，世界国际移民的趋势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无法旅行做调研的情况下，学者又应该怎样去做研究？

仿佛是呼应周敏老师对于中观层面研究对象的关注，第一个报告人马欣荣的研究恰恰是聚焦在一个中观层面的现象——大凉山彝族的“族内包工制”。所谓“族内包工制”，简单来说，是一个同族之间的劳务中介机构：彝族工头对接珠三角地区的用工单位，然后再回到大凉山去招募其他彝族人前往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流动仿佛以一种很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实现：珠三角地区工资高劳动力紧缺，大凉山地区工资低劳动力富余。那么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就应该实现自我调节，大凉山彝族富余的劳动力流向珠三角赚取更高的工资，然后把工资寄回去提高大凉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而珠三角因为来的大凉山彝族工人越来越多，劳动力不再短缺，工资也就逐渐下降。最后应该达到工资和劳动力的跨区域均衡：大凉山的工资水平涨上来、珠三角工资跌下去，前往珠三角工作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吸引力，彝族人就会停止前往珠三角而留在大凉山谋职。但现实远比经济学原理复杂，珠三角依旧日复一日的用工荒，大凉山还是年复一年的致富难。

彝族乡村民选择外出务工

而如果把模型里面的“经济人”加上一个“女”字，再加上少数民族，流动的动因就更加复杂。“打工妹”的研究在我国可谓汗牛充栋，研究彝族男性的研究也屡见不鲜，而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博士后马欣荣发现了“彝族打工妹”这一前人所没有关注到的群体，并试图通过揭示这一人群的流动来刻画阶级、性别、族裔等多方面的交互性力量是如何影响了她们的性别体验和她们从中所体现的自主性。为了摸清情况，当时还在莱顿大学读博的马欣荣跟着彝族女工跑遍了珠三角的东莞、惠州、深圳等地和她们家乡大凉山。期间，她和女工们同吃同住，还在一家电子厂做了临时工的领班，赢得了她们的尊敬和信任。正因为如此，马欣荣才能知道她们离开家乡并非单纯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部分是为了逃离当地一直盛行到21世纪的娃娃亲制度。但这些“出走的娜拉”并没有因为离开家乡而逃离父权制，而是进入了由同族男性主导、带有父权制色彩的族内包工制。而更糟糕的是，她们在工厂工作还处于阶级关系的下层，并经历艰难的去族裔化规训，受到性别、阶级、族裔三方面力量的影响，最终变成资本所期待的“好打工妹”。而在这个远称不上理想的用工体制之外，彝族女工只剩下更性别化、更底层的工作。“娜拉们”无路可以走，流动并没有赋予她们力量。

在讨论中，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社会学博士生孙菲诺在肯定马欣荣这篇论文之外，期待她能在未来能将彝族女工的特殊经验和汉族女工的普遍经验相对比，彝族女工和其他民族的女工相对比，乃至上升到中西方的对比。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社会学博士生彭睿劼则的评论大大的拓宽了文章的视野，将其置于全球的现代性对彝族女性的影响之下，并对“族内包工制”的理论构建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让交互性理论在论述过程中呈现的更加清楚，理论贡献也就更深刻。

如果说第一篇报告是侧重国内、当代、低技术移民、中观层面的研究，那么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博士生任慈的第二篇报告则是突出国际、历史、高技术移民、宏观层面的研究。而这篇《人才政治化：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循环”——话语转换背后的推手》一文不仅有着史学价值，在这个中美关系紧张、中国赴美留学工作的高技术人才面临欺诈指控、学业中断、签证取消各种威胁的今天，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人才流失论”和后续的“人才循环论”一直是移民研究中的“显学”，多年来积累的学术研究堪称车载斗量。最初，学界认为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吸引了欠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导致欠发达国家缺少发展所亟需的人力资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强化了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持“人才循环论”的学者则认为人才流动并非单向，而是一个环流。随着全球化加速，前往发达国家工作生活的欠发达国家人才会利用自身的财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一定时候回馈母国，带来国际领先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母国发展。这两派理论的孰是孰非看似是一个学术问题，但任慈却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两派理论话语变迁背后的“幕后黑手”，也即是人才流动的最大受益国政府——美国政府。

任慈在美国政府档案中发现，美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当时关于人才流失问题的各种学术交流，并将人才流失问题上升到一项重要的外交议题，避免人才流失和学成不归的讨论联系到美国移民政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政府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通过台前幕后的操作让学术风向逐渐有利于“人才循环论”，久而久之让这显得不过是学界的又一场理论争执而已。在舆论界，美国政府还把“锅”甩给失去人才的欠发达国家，让他们去补救这个问题。任慈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打破了之前这一领域社科研究几十年成果所基于的理论假设和经验事实，对“人才流动”领域的研究有颠覆性影响。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发现对于诸多领域产生重大贡献。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地理系的蓝图老师指出这篇文章最大的优点在于“没有理论”，而是成功的解释了“人才流失论”、“人才循环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将他们放到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理论的祛魅，是一种更好的和理论对话的方式。上海纽约大学的何芳老师则从历史学的角度肯定了任慈研究的扎实，但也指出文章中的一些定义与案例上的矛盾，还提出了“人才”是否有“国家属性”、“人才”是否可以“超越国家”的疑问。

一名参观者在咨询技术移民的情况

类似的问题，不仅学术界在问，舆论界也在问，政治界也在问。2016年英国脱欧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言声称：“如果你相信你是一个世界公民，那你就哪里的公民都不是。”而在他新书的前言中，从事移民研究的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似乎和梅殊途同归，认为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无处不在的短期移民并没有丝毫削弱民族国家的体制，相反，这些经济上极其重要的群体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悬浮”状态，并在政治场域中显得无足轻重。一场看似三赢的局面——原籍地减少失业、移居地获得廉价劳动力、移民本身有了工作——却创造出了一场与政治参与、社会变化脱钩的经济增长大好局面。而他们之所以被“悬浮”，不是因为他们被忽视，而恰恰是他们被重视的结果。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法律法规盯上，拔地而起、悬于半空，和当地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因为“拔离”(uplifting)不是“拔除”(uprooting)、“悬浮”(suspension)不是“换置”(displacement)，所以他们的境遇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但与此同时这种尴尬的处境也让他们被从社会中“除位”(depositioning)，而如何让这些人“复位”(repositioning)，如何让他们不再“悬浮”，则是我们共同的挑战。

在项飚“悬浮”概念的基础上，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战洋基于她在重庆某开发新区的调研提出了“悬浮2.0”的概念。和项飙提及的那些短期移民自主的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而导致的“悬浮”情况不同，开发新区的农民是被当地的城市化进程裹挟，不自主的“原地悬浮”了。在这理所应当的以经济发展为纲的时代，这些本地人被消音，他们的意见被无视，他们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替代。看起来，这又是一场三赢的皆大欢喜——他们社区的经济得到发展，重庆有了便宜的土地招商引资，而本地人洗脚上岸，当了城里人、拿了买断款、分了还建房、得了退休金。但实际上，他们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他们过去的生计一去不返，但又做不了迁来的高技术工作，有钱了又不想再做低端工作，结果形成了以还建房为核心的新生活生产模式。随着新区开发，还建房出租成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还建房社区还形成了非正规经济生态。但正因为这些人无法通过工作与社区产生紧密联系，部分“悬浮”年轻人选择把还建房当做改变命运的赌注来挣取属于他们的“社会位置”，但这些缺少经商经验的年轻人往往在金融化的浪潮中钱房两空一身债。所以更多的年轻人则选择焦虑又无奈的安于“悬浮”，等待下一次快速致富的机会。“闯荡”，这一传统的流动模式和经济自主途径，早已不是这些人的现实选择。

在点评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谷小容老师先是肯定了文章的精彩，给我国的国内人口流动研究提出了“悬浮”和“等待”两个空间性、时间性概念，但也点出文章中叙事视角的游离、年轻人群像和他们的观点显得模糊等方面的不足，并建议战洋在时间和阶层的关系上与国际移民的文献进行对话。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许辉则帮作者梳理出国内人口流动研究的三条线索：1. 从流动变成不流动；2. 从正规向非正规发展；3. 从倾向于工作变成倾向于不工作。许辉还建议战洋比较重庆地区“有房子”的农民和“没房子”的农民之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中国的农村年轻人已经不想工作了，但很多吃苦耐劳的事情还是得有人做，所以在中国与欠发达国家接壤的地区就会有其他国家的短期移民来填补中国的劳动力的缺口，而云南大学人类学副教授王越平和她学生杨天的“中缅边境缅甸砍蔗工”研究就关注到了这一实证研究的空白。其实和之前马欣荣“大凉山彝族女工”的研究很类似，中缅边境的这种劳动力流动本质上也是经济因素所引发的：缅甸是世界上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而中国即使是内陆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略高于国境线对面的缅甸。而王杨二人和马欣荣的研究另一个潜在关联是，云南边境一带之所以缺少劳动力砍甘蔗，恰恰是当地的青壮年和大凉山彝族人一样选择前往劳动回报率更高的沿海一带谋生，而缅甸砍蔗工其实是填补了云南进城务工人员留下的劳动力市场空白。如果将两个人的研究放在一个鸟瞰的视角下观察，原本看似发生在境内的人口迁移也产生了跨国境的溢出效应，形成了文章最前面所说的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内外相通、并行多向、全球覆盖的移民流动网络”。

而如果用周敏老师的“微观-中观-宏观”视角来观察王越平、杨天二人的“缅甸砍蔗工”研究，会发现他们观察到的“不确定性”可以很好的安置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以工头为例，在微观层面，工头的不确定性源于他们每个人所掌握的财力、社会、人力资本有限。在中观层面，他们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砍蔗工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市场的特殊性，在劳动力供给侧和需求侧都缺少足够控制力。在宏观层面，工头的用工又受到两级政府边境管理，招工用工还会受到疫情防控和国外政局的影响。类似的，缅甸工人也受到来自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社会力量的影响，且在相似而又不同的三层力量的作用下和工头产生了复杂的劳动关系和互动策略。比如工头为了减少不确定性，不得不在人际关系的微观层面对工人软硬兼，在极端的情况下则需要“召唤”(conjure)虚假的国家力量来确保工人服从。而工人在微观层面做日常化的消极抵抗，并在中观层面借助市场力量来制衡，比如以前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工作相威胁。

报告结束之后，莱顿大学博士生施云涵（Tabitha Speelman）进行了点评。她敏锐地观察到，在这些外界影响中，政治和政策是最难以受到工头和工人主观能动性控制的因素，并以她个人在广西中越边境的经历指出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内部张力、拉长时间来衡量政府对外籍劳工态度的变化，都是应当纳入考量的。另一位评议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陈诗薇则关注工人工头之间的语言。在她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的载体，在两个不同语言使用群体之间肯定会产生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应当以此为突破口更深一层的观察分析双方的互动，把实证资料的发现进行进一步理论化来考察劳动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比如缅甸语里面“工头”也有“领导”的意思，这是缅甸语里面本来对这些人就有这样的期待，还是这重意思是在中国的工作场域中才新产生的。她还关注在云南边境那些变成工头的普通农民和没有变成工头的普通农民有什么不同。她也关心政策层面的影响，且侧重工头对两国政策是如何理解/不理解的，是否他们没有对政策理解的必要，而这是否是源自于当地非企业式的雇佣关系。对于王越平简单带过的“移民基础设施”的描述，她也进行了追问并建议补充缅甸作为劳务输出地针对这部分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

如今中国不仅有从事制造业的移民、从事农业的移民，也有了从事服务业的移民。比利时鲁文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生石甜所研究的健身房教练这类人群不仅从事的工作不大一样，他们也不是马欣荣、王越平等人所研究的群体那样来自农村地区，而是从中小城市迁往经济发展前景更好的大中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是一个在中国学术界较少被谈及的群体。虽然如今健身产业在全世界各地蒸蒸日上，但这一类生活方式服务业的历史并不久远，基本上和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全球化同步。随着全球化加深，全球城市的涌现，这些世界经济的关键节点的劳动力市场也变成了沙漏型。一方面是全球经济所不可或缺的高端服务业，比如法律、会计、金融、咨询，得到迅速膨胀；而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高技术人才需要将大量时间花在工作上，因而也不得不把私人生活中的很多领域打开，“外包”给市场，于是出现保洁、育儿、园艺、餐饮等低端服务业也大量涌现。这些工作因为工作强度大、经济回报有限、职业上升前景渺茫，所以本地人不屑于做，因此就有大量的外地人前来满足这些市场需求。这其中的部分行业，比如餐饮和育儿可以以相对规范化的方式出现（餐馆、托儿所），也可以以灵活的、个体化的方式出现（钟点工、花匠、月嫂、外卖店）。而随着这种“外包”的深入，生活方式和外形塑造类的服务业（酒吧、美容、按摩、去毛、美甲、健身）也日渐兴旺。这些过去发生在最私密空间的行为（比如自己在家涂面膜、在小区跑步）逐渐被专业化的市场服务所取代（美容院的各类服务、健身教练的计划）。

这类生活方式服务业和其他低端服务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对外地人的吸引力和相对灵活弹性、业绩导向型的工作方式。而这种非正规就业也就让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同时在相邻的几个行业里同时就业，既可以是健身房的教练，也可以是舞蹈工作室的老师，还可以是医美诊所的顾问，或者淘宝经济的兼职模特。在跨界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积累了从各行各业工作经验和相关知识转化而来的“审美资本”，并充分利用现在的电商和直播平台来开辟与主业相关的其他盈利渠道。在他们将自己个人生活呈现暴露出来的过程中，他们的时间成为了最大和最后的制约：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当然，石甜的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打磨的地方。担任本场评议人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马萧就指出，石甜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但这一现象如今普遍存在，并非这类人所独有。而且这些人受教育水平不高，财力资本也有限，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专业训练，马萧也不禁好奇他们如何做到“审美资本”的积累，他们如何和经过专业训练的健身教练去竞争，“审美资本”是否也有阶级性。马萧还建议石甜就三个调研点——上海、杭州、重庆——进行更多的比较，并和过去制造业移民的文献进行对话。最后，她认为健身教练们将“生活方式商品化”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健身行业和时尚业的全球扩张）在中国的一种本土化模式，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存策略考量问题。由此，马萧将这境内的流动和世界的脉搏联系到了一起。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博士生刘佳琪关注的海外华人的回归问题，并对相关制度的发展历程做了谱系学的分析回顾，并找到该制度的变迁与人口流出的特征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公民身份在在中国的动态政治法律程序中体现出了多层次性。评议人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社科学部的博士生黄靖洋，他从自己的政治学学科出发，关心刘佳琪所研究的海外华人相关制度的历史流变背后的动力来自何方，好奇在这些丰富的材料中如何找到更多机制性的分析。黄靖洋试图探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是否影响了我们这边的政策回应，指出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的进程需要进一步分析，想知道这里的制度流变到底是观念因素还是利益因素起主导作用，利益如何塑造观念，观念如何影响利益，而这两个要素的互相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到制度流动的动力机制。他认为这个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政治学中关心的“国家构建”问题的一种，而这又涉及到对于“华人华侨”如何定义的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政策制订和制度构建。黄靖洋还从地方-国家关系角度去阐述，讨论这些政策到底是地方实践影响了国家政策，还是国家意志在地方层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从微观层面来说，华人华侨在侨务政策制订中体现了什么自主性值得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另一位评议人屠思齐则更多从实证层面提供了一些补充性的建议，比如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是否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该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是否是创设了新的权利而非完全取代等等。

广东财经大学的严丽君老师研究的是中港口岸管理在面临政策引发的人流冲击的时候是如何制度上完善成熟的。她引用了密歇根大学洪源远教授的“共同进化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个口岸管理制度是如何在官民多次互动博弈中演变的，并将发展历程按照关键事件分成三段，详析每一次是如何改进调整的。她认为这一系列调整体现了中港口岸治理中的市场化逻辑，而这些调整在被治理者眼中往往会产生和治理机构不一样的认知结果导致治理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最后，她提出一个“突发性流动”的概念来概括这一政策引发的人流冲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后黄柯劼在评议的时候建议严丽君将这个两地政策差异所造成的政策空间的现象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从中找出更多的理论贡献和潜在影响。对于写作，黄柯劼建议将第二阶段拆分成两部分，更能精确把握这个政策变化。而另一位评议人暨南大学讲师胡洁怡则在理论上提供建议，比如社会学的social change theory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协同治理框架等等。

会议的最后，原本只是让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飚做的总结发言，但却因为他天马行空的思考而变成了一场圆桌讨论。项飚结合最近的疫情和中美持续的贸易战来思考当下被打断的“全球性”（globality）。他指出过去我们因为面临的是小规模的“打断”，所以学界更多关注流动是如何社交网络不断强化和自我持续，但却忽略了流动的突然性一面。但向疫情和贸易战这种突发性、大格局的“打断”，则会引发应激性、突发性的流动和不流动（shock mobility and shock immobility）。而从时间性的角度思考，过去的“全球性”体现为时间的“即刻性”（instant）和同时性（simultaneous），比如一则头条新闻会在第一时间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如今，虽然疫情带来的冲击依旧是全球性的某种延续，但疫情极强的突发性打破了时间的持续连贯的线性体系，让时间变得破碎立体。在直观的空间上，疫情看似依旧呈现出旧有的全球性的一面，但实际上，原本整体的空间被突发性割裂，在不同区域疫情并非是在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体现。

对于后疫情时代，项飚认为疫情的“打断”或许会让与西方的流动“缓一下”，但并不会彻底阻断这个流动，因为这种需要长期准备的流动目的性明确且不容易为其他目的所替换。而对于当下的“内循环”，他认为这个概念尚且不清楚，但普遍认为内循环的主要推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债务，而正如战洋研究所暗示的，这种金融化工具和人的流动是逆相关的，也即是民间金融化的发展会让空间上的跨省劳动力流动看起来不再必要。而现在人口流动总量在增加，而省际流动在降低，那么省内的短距离流动增长幅度和流动频率都大大提高了。那么这种短距离流动增加所带动的总流动增加未必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会促成许多热钱的“空转”流动，产生许多经济效益不高的工作机会。在微观层面，面临巨大的体系性突变，家庭作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的重要性得以巩固，并成为经济资源获取和再分配的单位，也将会牵扯出性别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在就业方面，平台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局势和国家权力的作用下也将导致形式上的正规化得到持续强化，导致经济上的非正规化和形式上的正规化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

项飚这番高屋建瓴的发言点燃了会议室的学术热情，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刘佳琪认为当人不再流动、流动性被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关注在何种程度上这种限制是有意义的。汪昱婷则以海湾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为例主张流动未必被疫情完全打断，而可能是“改道”了，过去学界关心西方或者东南亚，但流动的方向如今可能被重置了。她的这一观点也得到项飚的肯定，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化会重新制造亲疏远近的关系，流动更多是改道。王越平则继续项飚和汪昱婷讨论的“改道”，以云南为例认为这些过去不被关注的边缘地带的流动性正在加强，并补充认为在未来的研究者应当重视地方性的问题，认为这是流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王炳钰则关注项飚提及的时间性方面，认为我们可以考虑流动个体在时间限制（temporal constraints）下他们的生命历程时间和日常流动与不流动的节奏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看在时间和时间性的综合作用下，考虑到宏观社会环境、中观的时间、微观的社会人格属性，观察流动的主体性与以后的流动轨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谷小容则在时间性的讨论中加入了社会结构分层的考量，整体上这些要素是互相影响的。而战洋认为除了时间性问题，空间重组也是很重要的方向，认为“空转”呈现出来的态势很多，中国发展形态中对时空的重组非常复杂，“悬浮”的概念有潜能走向不同方向。

袁丁从旅游研究的角度来补充项飚刚刚谈及的内循环和双循环问题。和大家所讨论的移民、非法移民未来会被限制的走向不同，旅游这种流动可能会更加频繁，一来这是一种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二来这种流动方式管理也更严格更容易为各国官方民间所接受，实现“安全”的外循环。而对于全球化是否退潮，游天龙和何芳也有不同意见。前者认为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体现在政策层面让流动和全球化被污名化，疫情之后也会加速退潮。而后者则认为，从更大跨度的历史中来看，全球化不会停止，虽然注定经历波折但只是会以不同形式呈现。

在最后的总结中，项飚再提出了“分配性”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原来理解的“全球化”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越来越一体化。但实际上，全球化虽然确实是越来越交叉，但彼此交叉的方式是分配的，而不是平滑的一体化，有些地方会断裂，有些地方则会强化。分配这一方向很重要，再分配的流动性不仅是流动机会（有钱流动会多一点，没钱流动会少一些），而是新的流动样式与渠道，这是两个有趣的话题。

（龚思量、张家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