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商在中国｜刘畅：华南的创新活力需要配套政策维持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叫刘畅（George Lau），出生于广州，5岁移民德国。1999年，我前往北京实习，短短六周时间，那里的大街小巷正在经历全面整修，城市面貌也在发生改变。我意识到，这里与欧洲完全不同。

2000年前后的欧洲已经发展到了以德、法为主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运行较为平稳，而中国虽说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国际接轨程度还有待提高，但整体发展前景更加蓬勃，新机遇四处涌现。我觉得自己必须回来，于是便在毕业后来到广东工作，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我相信不论对外商还是对国内企业来说，广东都是一块经商宝地，有广州和深圳两座特点鲜明的一线城市做支撑。广州是千年商都，深圳则是年轻的“科技创新之都”。根据欧盟商会会员的评价，深圳虽为一线城市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其创新能力在全国实属凤毛麟角，华南地区在营商环境和政府透明度、专业度上也名列前茅。

华南地区一直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当地制造业曾经凭借劳动力众多且价格低廉等优势向世界各地出口大量商品。近年来，这些现象正在发生变化，从事制造业的外资结构也相应出现了调整和“进化”。

最明显的是交易对象的改变。最早落脚华南地区的外资中，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成员国家的贸易接轨程度更高。因为当时内地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大量产品从广州出口至东南亚乃至于更远的地方。但时至今日，随着内地需求的不断增加，在华南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早已布局中国内地市场。

“生产在中国”也是华南地区商业繁荣的另一种体现。深圳被称为“硬件界的硅谷”，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基本可以在这里找齐，即使深圳没有，城市的辐射力也能使厂家遍布广州、东莞、贵州等距离深圳车程不到一小时的地方。与之相比，从国外进口材料和零配件的关税较高，直接在当地采购并生产的产品成本可以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我认为华南区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被看作一个“微型宇宙”，企业采购、生产、组装、交易的全部过程均能在这个区域内解决。华南区欧盟商会中从事制造业的会员有90%左右的原材料都采购于本地，为企业生产提供了极大便利。

不过，区域内的外资企业近年来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生产成本的增加。全国各地都在追求产业升级，广东也不例外，劳动力价格上涨、消防和环保要求提升所增加的生产成本无法避免，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走，要么适应。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情况下外资的状态，就是“留不下来的只好走，能留下来的都不想走”。一部分本身竞争力较弱且处于低附加值行业的企业必须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东盟国家的劳动法对企业更加友善，能够吸引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

而不想走的外资则是从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空气净化、环保等等行业的技术服务型公司。这些高新企业在面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的挑战时必须找到对策，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产能，而这就对企业的创新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广东继续维持创新活力至关重要

创新是华南重要的经济动力引擎，如何保障引擎的持续运转？很多人会说创新需要人才。

目前我们遇到的困难之一是与独角兽企业在招聘会上竞争。在通讯、无人机等新兴行业，中国本土企业凭借自己的知名度、资金和行业实力，就可以直接把许多大学的整个应届毕业班打包招走。更何况，越是独角兽、大企业，需要的人才类型越多元，有些科技独角兽企业法律部的规模可能就与一个中小企业相当。

对外商来说，欧盟企业并非都是世界500强，哪怕在欧洲当地是著名业界老大，到了中国知名度也未必有中国的独角兽企业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连美国的大企业都会纷纷诉苦。不过，广东地区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对人才的激烈竞争，我相信华南区企业都会对此表示认同。

人才难招，下一步就是人才难留的问题。对于来到华南地区而且已经有居留权的外籍人才来说，当地的配套设施完善，各方面对外国人非常友好，这也是广东能够吸引外籍人才的原因。

但是在综合基础设施方面，深圳依然有进步空间，广州在这方面可能更胜一筹。广州的医疗和教育水平均属国内一流，而且国际教育资源优越，虽说无法完全还原欧洲本土的教育质量，但是这些学校均与欧洲国家实现了学历互认，学生在这里就读后即使需要转回欧洲也可以做到无缝衔接。

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的许多基础建设是为了年轻人的工作、创业、学习需求而打造。因此，教育恰是深圳未来持续发力、培育创新土壤所需的重要环节。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就很难在本地培养出城市未来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公司只能从外地“抢”人。但外地招聘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高质量人才容易被当地留下。

在我之前参加的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交流会上就有嘉宾提到，人才决定是否留在一个城市创业、定居看重的远远不止物质条件，甚至也不局限于事业方面的回报和前景。“高精尖”人才更加关心的是“软环境”，比如未来如果接父母同住，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养老资源，或者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这个城市是否能提供足够好的文化熏陶。

如果深圳能在“软环境”方面再上新台阶，那么它对各地人才的吸引力也会有很大的提升。毕竟这座城市的创新气息非常浓厚，高科技和技术型人才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机遇。

当然，有了人才也不一定就能实现创新水平的提高，人才创新需要整体机制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也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全中国人均专利数最高的地方就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在这里扎根的企业早已尝到了专利保护的甜头。广州、深圳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但还可以进一步将创新激励制度化。

身处于大湾区这样高度成熟、回报丰厚但是竞争激烈、高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企业想要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进化、调整、创新、进步，研发创新是必要的。外资的主要决策链虽然未必可以完全下放到中国，但如果连研发都无法跟上，就很难与本土企业继续竞争。

广东省颁布的“外资十条”对企业研发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在华南地区的外资一般不会抗拒在当地设置研发中心，这甚至是企业发展路上必需的一步。ABB新能源的研发中心就在广东，我自己任职的公司把工业4.0研发中心也放在广东。如果未来广东的创新成果保护机制能够更加完善，世界各地的外资一定也会将目光投向广东。

是否投资海南，外商仍在观望

近几年各种新兴自贸区的成立引起了外商的关注，我之前也多次受海南政府邀请到海南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初期了解，海南省政府对于招商引资非常重视。虽说自贸区政策还在制定过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进程和营商环境方面各有各的资源与优势，很难说它们之间一定会形成竞争关系。

一些产业比较适合放在大湾区，还有一些产品在海南省有天然优势，这些大可以进行互补。比如，海南的高端医疗、养老、休闲未必全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而重工业或化工业这类大规模的生产也一定不适宜在海南展开。

对于海南自贸试验区这样的新兴自贸区，外资基本都处于观望的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企业的决策周期。如果把跨国企业看作一具人体，欧盟企业的总部是大脑，四肢、手指尖和神经末梢在中国，反应的过程会无法避免地被拉长。对外资来说，是否在海南自贸区投资之类的决策所需的时间一定会比中国境内的企业更久。

其次，目前外资正共同面临两大挑战：中美争端与新冠疫情。所有欧盟企业，只要在中国生产，就会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到美国需要与中国企业负担同样的关税，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严峻。这些情况综合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在这个大前提下，欧洲的企业总部对新一轮投资会更加慎重。

关于自贸区对外商的吸引力这一方面，广东的情况也有别于其他地区。有相当多的外资在十年前就已经来到广东经商，对地区的忠诚度相对较高，在当地所享受到的便利优惠政策在当时就已经非常优越了。只要是有实力的企业，都已经是该扎根的扎根，该留下的留下。

下一步华南地区需要稳住的是刚刚来到这里经商的外资。地方政府可与企业保持密切沟通，保证政策宣讲及时、充分，以增强地区对他们的吸引力。当新来的企业充分了解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南自贸区带来的优惠和便利，自然更容易下决心驻扎在这里，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