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黄道炫：心灵和情感缘何入史

历史研究中的情感和心灵

近年，史学界一个明显变化是研究开始向内挖掘，人的内心世界、个体情感成为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这样的趋势在国外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国内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作为一门强调实证的研究学科，历史学对情感的接纳多少有些离经叛道，在中国史学界这样一个特别重视研究的可验证性、真实性的环境中，尤其如此。

坦率地说，我并不很了解情感史的发展趋势，也无意跟风研究情感史，是研究中共革命的要求让我不得不关注这些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动的革命者，追踪他们的内心世界、观念情感。换言之，是研究的实践让我关注情感，而不是情感史的理论说服我关注情感。

前些年，做“二八五团”心灵史的讲座，海报贴出后，有的群里议论，这个题目好像不是讲历史，倒像是跳大神。“二八五团”心灵史是不是跳大神，我想看到论文后，大家会有一个评判，但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无视。一般而言，我们谈论人的精神层面时，会区分理性和情感。情感和理性相对时，通常都和情绪相连，体现为冲动性、流动性、无序性、神秘性，容易呈现两极化。当然，不会有截然二分的理性和情感，但既然有这样的区分，两者还是分别指称着人类不同的面对外界的状态。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情感具有冲动性、流动性、无序性、神秘性这样的特征，那么情感是不是可以把捉，是不是可以描绘，尤其是不是可以进入素以理性和反思著称的历史叙述。其实，如果不是纯粹把历史作为结果，而是把历史作为行动中的过程，这些也许并不成其为问题。情感史能在历史中占据什么样的分量，实际上也就是理性和情感到底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马克·布鲁赫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好像传说中的食人魔。哪里闻到人的气味，哪里就有他的猎物。”人的气味当中必然包括情感。必须说，情感的位置的确没有理性重要，问题是，历史并不只是结果，历史还要面对行动的过程，面对整个的人，而情感在其中常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人类的冲动、喜怒，各种各样的情感宣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何况情感的确能够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我自己这些年做的心灵史，我的理解是介于情感和理性之间。既有深层理性的一面，也有流动、跳跃、瞬时的感性一面，更多还是想要呈现人们思想中变动不居的这一面，是流动中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沉淀下来的结果。和情感史比，更沉淀理性，相对被记录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和思想史比，要无序、浅层，却也灵动一些；和心态史比，要个性化、动态一些。算是个四不像吧。

我对情感史乃至心灵史实际还是抱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个体情感在历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近世历史研究者才会提出的问题。像情感这样高度主观化的个体体验和表达，很难进入以客观公正为追求的历史学的视野。我自己高度尊重历史学的客观公正诉求，也不赞同将历史学过度主观化的种种解释，但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如何可以忽视情感，这是一个无法自解的问题。人是一个整体，历史也是一个整体，从这样的角度说，情感应该也必然是认知人及其历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说，情感和心灵需要表达，目前能够传递前人情感表达的记述还是语言文字。可是语言文字对于情感的记载，相对于理性认知，要单薄得多，也困难得多，这是情感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情感实际很难被语言文字完整传递。这不仅仅是真伪问题，更多的是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问题。何况还要面对有限的语言文字传达中的情感的伪装、简化、自我暗示等等问题。由此，情感和心灵史的书写有着非常大的难度，特别需要慎重。不宜过多把情感向理性的方向处理，谈论情感史还是要尽可能坚持情感本身的特质，这样才能将情感史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区别开来。我们不必像西方情感史研究者那样通过重新解释情感为自己的研究开疆拓土，用情感侵蚀传统理性的领域，模糊二者的边界，实际上恰恰可能解构掉情感研究的特质，也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情感和理性本来就只是人类赋予的概念，这里并无所谓真伪。在这个问题上，遵循多数人认可的常识就好。学术固然要引领思想不断趋于深入的探求，却也不必弄成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为何关注心灵和情感

我关注心灵史，是感到了心灵和情感研究的需要，做了一些尝试后，才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同路人，再往前看，还有那么多的先驱。尽管，我们永远可能只是同路人。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情感史的研究趋势早已经通过各种声量影响了我，还不自知，自以为是研究中的个人经验，其实只是他人声音的灌输，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不过，我还是更多地相信，起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个人的经验可能更为重要。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的研究和研究对象间，存在一条可以追索得到的心灵和情感的线索，这些线索影响我的关注和思考，促使我做了心灵史的研究。

这些年，一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每个研究者其实都在一定的认知环境中展开思考。刚开始研究中共时，受当时的认知环境影响，特别关注与“神化”一面相对应的日常一面，《中央苏区的革命》里一再强调革命中的柴米油盐就和这样的背景相关。发现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通的一面，从学术趋势的流变看，有合理的一面，但发现共通性只是做了最基础性的工作，很少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像中共这样具有如此鲜明的特性，只注意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同的一面，不去深挖这个党的本身逻辑，这样的研究最多只是触及研究对象的皮毛。

研究中共时间长了，试图进入中共内在结构时，会越来越注意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正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说中共是个意识形态政党，指的是中共拥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整套的社会政治解释体系，这套体系提供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这些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极盛时期，如毛泽东所言，被期望在“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意味着经由基础原则逻辑推导出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范式，这样的范式拥有超越性地位，伸展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地位，中共革命中，特别强调思想的灌输和转换，情感被赋予很多功能。疫情期间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一个海外的留学生回国以后被要求隔离，隔离有两种：一种是集中隔离，一种是自行隔离。这个留学生认为自己在北京有住宅可以自行隔离，但是当时防疫人员倾向于集中隔离，集中隔离方便管理。这个留学生坚持自己自行隔离的权利。经过一整天的反复交涉，直到晚上12点才把他送回小区。下车后发现小区门口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妈在等着他，一起劝说他不要进小区，不能影响大家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场景，这个留学生只能去集中隔离。留学生有权选择自己隔离，他的权利也得到尊重。但是出于防疫的考量，防疫人员又尽最大努力说服他集中隔离，最后有了深夜老人集体阻止和说服的一幕。这种说服还是动之以情，但又有无形的压力。从整个事情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情与理、集体意志和自觉自愿的交织、错位，这恰恰是中共运作机制的关键。

中共的情感动员有一整套办法，从情感唤醒到情感传输再到情感忠诚和依赖，需要许多动员技术的支持。比如，革命时期，集会很多，每次集会又多会唱歌，彼此拉歌，成为习惯。歌声代表着团结和凝聚力，是鼓动和宣传的有力武器，如当事人所说的：“以歌曲灌输一定的精神，或贯彻一定时期的工作内容，是极有力的动员方式。”这样做，既是这个年轻政党的本能，也包含着通过情感激发造就一批愿意为革命付出的忠诚革命者的目标。尽管这些革命者也不是毫无个人情感和欲念，但确实按照党的要求，不仅在理念上忠于党，情感上也始终与党保持一致。整风中这样的要求就是造就“透明人”，所谓透明人，即不含一点杂质，内心世界完全合乎规范。由于人的内心的复杂性，是否合乎规范很难判定，这就需要借助于时间，既要有长时间的记录、观察，这个靠个人档案的建立、保存完成；又要有对瞬间反应的观察，这通常由会议、运动完成，瞬间反应更多即表现为情感的流露。“灵魂深处的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这样的要求的逻辑结果。

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具有观念革命的色彩，而观念革命又强烈要求每个个体的观念革新，观念、心灵、情感，很少有哪场政治运动会在这样的问题上投入这么多的关注。作为研究者，探寻这场运动以及这些革命者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接受和信守，观察他们从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跃入具有强烈西方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演进和心灵变幻，透视这些“透明人”透明和不透明的内心世界，越来越成为我关心的问题。正是从这样的关心出发，我开始尝试心灵史的研究，试图从个体以及群体心灵的搏动和变化中把捉共产主义观念如何在革命者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中共这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党里，如果不去关注接受者以及施予者的心理世界，终究有雾里看花之感。

如何在研究中面对心灵和情感

通常，对观念的处理，都会追求清楚明了，思想史的研究逻辑尤其如此。但是，如果从心灵的角度介入，或许会发现，很多观念的传递并不是那么直接干脆。理论领会常常于潜移默化中形成，接受者被刺激，观念形成震荡，却无法具体界定这种震荡何时发生，说不清楚到底是哪句话、哪本书改变着自己的观念，这是观念变化的常态。康德说：“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知性的一切活动都能在模糊中发生。”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

从中共的档案、文件和回忆材料可以看到，心灵的变化确实存在，而且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潜移默化，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要真正呈现这样的变化的具体过程，仅仅依靠一般的档案文献材料肯定远远不够，在这里，私人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日记、个人书信、自述材料，由于具有强烈的主观特征，通常被酷爱实证的历史研究者弃如敝屣，却是解读个体心灵世界无法替代的材料。

日记具有情感性、生活性等特征，个人化、私密化，不少日记主人会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喜怒哀乐，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到当事者的心理活动、情感变化，体会到当年人们的所思所想，这是通常的客观化材料无法提供的。举个例子，抗战时期，曾任大队指导员、连指导员等职的八路军干部刘荣，留下一部日记，整理为《烽火晋察冀》出版，其中就有大量的个人生活的记载，真实而又生动，对于了解一个时代的中共干部的心灵史大有裨益。如果不是刘荣这部日记，很难想到，中共党人的日记中，也会记载爱和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恼，而个人和集体的交战，竟是如此频繁。恰恰是这种交战，既让我们可以更加信任刘荣的讲述，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共倡导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对革命阵营内心世界形成的冲击。

当选择日记作为历史材料时，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再追求历史材料的完美。日记的个人性、主观性、随意性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研究者当然会尽力排除其中显而易见的过度自我矫饰的成分，但是这种私人化的材料，要截然区分真伪十分困难，有时候需要处理的不一定是真伪问题，而是这种真伪互现的讲述后面提供的历史信息。比如茅盾的女儿沈霞面对婚姻时感叹：“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础，我决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完了’。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由于作为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我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辜负父母的培养，辜负党的培养。”这里面就可能包含着多重的历史意蕴：有中共进步话语下的个体尤其是女性对婚姻影响自身进步的担忧，也有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表态，而这样的表态既是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可能也不无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习惯性言说。研究者从这种言说中可以感受到历史人物的情感，也可以体会到当年政治文化的熏染和气息。

调查材料尤其是没有经过处理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情感和心灵的研究也具辅助意义。抗战时期，中共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材料。比如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林伯渠的甘泉、富县调查，李卓然主持的固临调查等。这些调查材料更多是客观化记载，但也不乏个体及集体心态的展现。最近由岳谦厚、张玮辑注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就有很多第一手的原生态资料，从中既可以看到当年根据地的生活场景，也可以隐约捉摸到根据地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心灵、情感的研究，审判档案至为重要。新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进展，和宗教裁判所档案的充分利用大有关联。审判档案以其特有的生产方式，让不能发声、不会发声的普通人被迫发声，留下当事者行为和心灵、情感的记录，由于审判的要求，这些记载还特别细致、具体，触及灵魂，层层深入，为大多数其他材料所不及。某种程度上，我做的整风运动心灵史，使用的自述和反省材料和这些材料有相似性，只是细致程度远远不及。可惜，中共历史的研究中，这类档案材料还很难得到，如果相关档案能进一步开放并得到充分利用，相信关于中共阵营情感和心灵的研究，会有一片新天地。

当然，和日记一样，使用调查材料和审判档案也需要鉴别，需要细读文本。没有任何历史材料是完美的。追求完美的历史材料和追求完全还原历史一样，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幻觉。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完美，我们也大可不必对历史总是存着完美的要求。法官判案，难道可以完整重现现场，不也可以做出大家认为公正的判决。我是坚定的“历史客观论者”，我相信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会用自己认为的最大诚意去面对历史境遇、历史材料、历史个体，会做选择的工作、排除的工作，注意到材料的复杂性、伪装、简化、自我暗示等问题。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但这种努力能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把握的。任何事都是尽人事、知天命，历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我还想说的是，对20世纪以来人类自我反省、自我质疑、自我否定导致的观念变化，我们或许可以更谨慎一些。这样的思潮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我们至今可以说基本上还置身事外。人类从18、19世纪的乐观主义走下来，到20世纪发现自己的渺小、无知、卑微、丑陋，有其可以理解的理路。即便我们不是身临其境，应该也不会完全没有体认。不过，我总是觉得，在这种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很多时候问题可能不在于“是”，而在于“要”。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但不必因此放弃自己。对生活如是，对历史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