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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挑战了许多被“精心打扮”的虚假审美
原创 仁科、许金晶 群学书院 收录于话题#大众文化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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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主唱阿茂、仁科
这个夏天最火的乐队,恐怕非“五条人”莫属。
有人评论说:五条人的歌没有炫耀式的编排,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华丽的舞台,但他们的作品在时代变迁的宏大语境之下,始终聚焦小人物的离合悲欢,从贩夫走卒到货车司机,从乡镇青年到工厂女工,描绘出真实而鲜活的城市与农村。
五条人的音乐简单直接,来自土地和乡野,来自街道与广厦,真实直白,充满了颗粒感,映射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对“返璞归真”的文化的渴望,挑战了许多被“精心打扮”的虚假审美。
在由城市构建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五条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的“闯入者”, 有点陌生,又莫名亲切。也许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影子。
对于部分青年文人来说,“别处”意味着文以载道式的“改变世界”、“批判社会”,在各国的乌托邦里,文艺作品能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小的作用,而五条人对于社会议题、底层生活的关心,更像是一种自然、普世的惯性。而五条人仁科和茂涛没有刻意选择任何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把自己从当下的经验中有意摘出来过,没有所谓“社会责任感”的包袱,影响和被影响共存,这样记录下来的东西,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关怀。
本文系2015年3月29日对五条人主唱仁科的专访。五年前,五条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日中天的声名,仁科在访谈中回顾了乐队的心路历程,分享了对民谣、对人文、对人生的体悟,质朴真诚。
访谈人许金晶江苏海安人,前媒体人,现为独立书评人、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口述访谈作者、民谣唱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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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 | 许金晶
受访人 | 仁科
文字整理 | 高宇、洪玲
图 | 五条人演出海报、专辑设计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南方周末》2009年度音乐《县城记》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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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种荔枝”
许金晶(以下简称许):您好,今天非常高兴能跟您交流,首先还是想请您说说,您和阿茂是怎样走上民谣创作之路的?在民谣创作之前又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
五条人仁科(以下简称五):这个说来就话长了。我们俩应该是在04年认识的,一直到了08年才正式开始以“五条人”这个组合去外面演出。04年我们是在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就是海丰的的几个音乐人做的音乐会。
许:“五条人”最初是不是真的有五个人?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怎么一个由来呢?
五:最早那会阿茂他有一个乐队,我也有一个乐队,好像还有其他几个乐队,我们一起搞了一个“海丰原创音乐会”。当时阿茂跟他的几个朋友,4个人组了个乐队,叫“四条人”。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也都带着自己的乐队去了。当时我看了阿茂他们的表演,阿茂也看了我们的表演,我们都比较欣赏对方。音乐会之后没过三个月吧,我就去广州找阿茂,还是托一起去音乐会的那个朋友找到他的。我们几个人当时就一起玩音乐嘛,而且我们刚好是五个人,所以就取了个名字叫“五条人”。但是当时这个名字只是舞台上的一个名称,因为从头到尾我们五个人都没有正式地一起演出过,也没有合作过一首歌。只是因为好玩,我们聚在一起。当时有两个人还是大学生,我们周末的时候会聚在一起玩。大家就这样玩一个名头。但是一年后,大概05年底06年初的时候,大家都散了。有人大学毕业了,我跟阿茂也各做自己的事情了。一直到了07年底08年初的时候,我跟阿茂才又一起在广州大学城里面开了一家独立唱片店。当时还请了周云蓬啊,民谣乐队啊这些独立音乐人。算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地方吧,没挣钱,但是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
许:进入了民谣这样一个圈子是吧?
五:也不是进了圈子,我们当时是有一帮玩音乐的朋友……2008年我跟阿茂搞了很多音乐创作,到了2009年,我们就真正地做了一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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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许:我们非广东籍的中国人,最早知道海丰可能是在中学的革命史教材里,里面写到了彭湃的海陆丰革命。您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里面也提到过彭湃,你们为什么要给一个革命领导人写这样一首歌呢?
五:你确定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了解过彭湃?
许:是的,彭湃领导的海陆丰革命。
五:除了他,大家后来知道的还有陈炯明,可能还是地域上跟海丰有关系吧。在海丰有个红场,老人小孩都会去,我们每天也会去那边坐坐。在红场中心有一个彭湃的铜像,在海丰每个人都知道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标志吧。
许:其实不只是海丰了,全中国的人可能都知道他,因为他是进了中学的历史课本的。
五:对。
许:你们的作品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而且很多时候会以人名来作歌名,有李阿伯、阿炳耀这样的小人物,同时也有彭湃、陈炯明这样比较出名的历史上的大人物。您为什么会选择为他们来写歌?您是怎样看待你们歌曲里面的这些人物呢?您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五:哈哈,其实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是不同的。无论书面上人们怎样谈论他们,现实里所有东西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给他们写歌呢?我们后来有一些歌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打个比方,《含叭哩细》、《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还有《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里面都没有人物出现。我们写歌,不设定是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也不一定非要写人物。
许:因为我自己也做民谣创作,我个人写人物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会像叙事诗一样铺陈开来写。我觉得像您写这些人物,就不太一样,比如《陈炯明》这首歌,就是三句话,他生于海丰,成长于广州,死于香港。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非常简单,但又很有回味之处。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写陈炯明呢?
五:因为一些有意识的角度,像陈炯明的出生、死亡、安葬,分别三个不同的地方。这三个地方是讲的刚好代表了广东三种不同语言,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开始我们唱的还有日期,但是日期唱出来不好听你知道吗,所以最后我们唱的更简洁一点。
张晓舟有另一种解读,我觉得很牛逼。那首歌里面我们没说到陈炯明三个字,那如果刚好有一个人也姓陈,刚好跟陈炯明同一年出生在海丰,刚好同一年他也在香港去世,刚好他也葬在惠州。如果刚好有,哪怕他是个无名小辈,他也跟陈炯明分享了这首歌。这种想法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是不同的解读,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他补充的很好。一首歌出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它不是很单一的。
许:对,但是我们也知道,陈炯明这个人跟彭湃一样,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议的。你们采取这么简单的一个描摹,而没有详细去写这个人,是否也有规避出版审查的考虑在里面呢?
五:不是。我觉得写的简单或复杂跟出版审查没有关系。有时候很简单的词语也会影响出版审查,很简单的说一句粗话,就这一句话,你的出版审查就过不了。我觉得跟这个没关系。
许: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您眼中的家乡海丰?
五:我觉得我的家乡海丰是一直在变化的。我十几年前就离开海丰了,这么些年,每年基本也就回去一次。它这十年来变化特别大。房地产开发起来,海丰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但也会很吵,车来车往的,垃圾也不少。还是特别有活力吧,现在的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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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许:我知道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广州发展,为什么第一张专辑要叫《县城记》呢?为什么选择记录在家乡海丰的生活,而不是选择记录在广州,或者其他城市的生活?
五:起码有两首歌已经有这个苗头,比如像《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它们已经不是单纯地在写海丰,也有写海丰跟广州的一些事情。之所以叫《县城记》,这个当时没多想,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县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名字,没有太大的内涵。
许:你们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乐评,我说《县城记》和《一些风景》,很像是用音乐在写海丰的地方志。比如说《县城记》里面的《道山靓仔》《倒港纸》《骑辆单车牵条猪》还有《梦想化工厂》,这些作品可以说囊括了县城生活的方方面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县城记》的创作背景,以及我刚刚提到的这几首代表作的灵感和素材的来源?
五:早期的创作主要就是几个朋友一起玩,聊天,碰撞出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一个集体里,一群朋友,就在广州,有时候会一起去看演出,大家在一个出租屋的天台玩,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起玩吉他,我们没事就会一起去摆地摊,喝酒聊天。我觉得那段时间创作的作品,哪怕是当时没有写出来,也承载了一些记忆。
2008年我跟阿茂搞了独立唱片店之后,把那段时间的作品全都整理了出来。我觉得早期的创作很多都是从“玩”开始的,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房子里,一张桌子,正儿八经的,不是那样。大家大家都非常年轻,没什么生活压力,而且那时候都还很穷,也不会想任何事情,就好玩。也没想我们的音乐要挣钱,根本没有那个想法,连出唱片的概念都没有。我们听那些我们认为好的音乐,像小河啊,左小祖咒啊,杨一啊,还有早期的地下摇滚。我们认为音乐就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是要有独特的视角,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复制前人的东西。你可以参考别人的东西,甚至可以引用,但是你必须要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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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化,明日耍自我”
许:中国的民谣界,除了您之外,还有四川的白水、福建的老街、西北的苏阳、西安的黑撒,他们也都是用方言在歌唱的音乐人,您能不能谈谈对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的看法呢?
五:我们跟苏阳认识的比较早,那时我们一起参加了台湾的一个流浪者音乐节。苏阳他们那儿的方言,也还是属于普通话语系的,还可以听得懂。黑撒也是在一场音乐会上面碰到的,他唱了一首很有意思、很好笑、很幽默的歌,我也只听过这首歌。“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他也是属于普通话语系的。老街的我没怎么听,所以不好评价。白水的我觉得挺酷的,跟他的名字很像,挺独特,他的音乐跟白水这个名字很配,很立体。早期还有一个很牛逼的人,王磊,他出过一张碟,叫做《一切从爱情开始》,那张是他自己独立制作的,用的是比较简陋的设备,就在他自己家里做出来的。那张唱片他就是用了四川方言来唱,那种口音你可以听一下,特别有意思,我们特别喜欢。
许:进入本世纪以后,各地不断涌现出方言民谣,或者说新乡土民谣,作为其中的一员,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呢?为什么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方言来歌唱民谣呢?
五:我觉得这个会越来越多的。过去可能没有网络或是网络不发达,创作推广比较受限制。但是现在的话太容易了,一个人只要他会唱歌,差一点的他可以拿手机录下来,传到网上,他的想法可以很容易就让大家听到。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这种独特、乡土的音乐,哪怕是在很偏僻的地方,也可以有那种声音出来。
许:你们现在也算是比较有名的民谣音乐人,但是你们的生活经历是跟千千万万的中国年轻人非常相似的——生于一个小城,然后到了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打拼。您是如何看待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跟小城小镇之间的反差呢?
五:我觉得反差是巨大的。从海丰到广州,反差就非常大。而且我来广州之前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一直都在海丰县城。我没来之前,有一些要好的朋友回到海丰会跟我说,阿茂他们在广州那边卖打口唱片,卖唱,还经常有一些在酒吧里面的演出。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脑袋里已经有那种形象,比如什么样的隧道,什么样的卖唱,什么样的地摊,什么样的酒吧演出。这些形象都很具体。来了之后看到的肯定跟我想的不一样,但在这边接触到了很多在海丰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而且我来到这边后也没人管,特别自由。
许:在广州这样的城市生活打拼,您肯定也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历程,那段日子有哪些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怎样融进你们的民谣创作里面的呢?
五:它是怎么融进来的我就说不清楚了。早期过来也是跟一群朋友一起,很快就习惯了那种氛围,很快就融入到那个群体里了。在我看来很多新鲜事情我都很容易接受,我不排斥新的东西,包括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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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过石牌桥,
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许:你们现在出了三张专辑,我个人还是最喜欢你们的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我觉得这张专辑无论是从它的主题,内容,还是编曲风格来说,都很难简单地用一个民谣来进行鉴定。在大家眼中,您可能是一个民谣音乐人,但是为什么会在这张专辑里面,采取了大量张猛的摇滚风编曲风格呢?比如说像《曹操你别怕》这类的,一上来就非常张猛的感觉。
五: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音乐人做音乐,他对音乐所有的想象,都有一个前因后果,这个前因后果可能是朋友对他说的,或者是看一本杂志,或者是通过学习,知道了西方的音乐分为摇滚,分为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还有室内音乐,还有歌剧。摇滚乐有异域摇滚,速度金属,还有后摇、后朋、朋克、迪斯科……一种风格衍生出多种风格,风格会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有一个民谣的概念?民谣这个概念来源于哪里?搞不好两个人聊了一晚上民谣,两个人对民谣的形象都不是特别明了。
我跟你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这个有点离题,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以前有个人来采访我,问我对摇滚怎么看待?当时我就问他有没有听过Bob Dylan或者The doors,他说没听过,也不知道他们。那问题就来了,我不是说不知道Bob Dylan或者The doors就不可以谈论摇滚,但是你认为的摇滚跟我认为的摇滚不是一个概念,这样我们两个人是没办法聊的。后来我就在想,做民谣音乐的时候,你的想象、所有的概念、所有想象的风格和方式,都要想清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东西的。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没有这个担忧,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它就像电影一样,只要情节需要,就可以用很多东西。可以用上电吉他,也可以用上迪斯科,都无所谓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像是进入一个迷宫,想在里面找到好玩的东西。
许:我发现从《一些风景》这张专辑开始,你们就有收入一些普通话演唱的歌曲,到了今年第三张专辑《广东姑娘》,普通话歌曲已经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你们为什么要尝试这种国语化的转型呢?
五:其实也不能说是国语化的转型,它还是我刚才说的情节需要。比如说《陈先生》这首歌,它有三种背景,三种语言。发生在香港的,我们用香港的大语境;发生在惠州的,我们用客家话。不可以说成立不成立,只是合不合适。发生在广州的,配合当时的场景,如果要用的话,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普通话,而不是广东话。里面还出现了一句英语,因为它真的就出现了一句英语。这种时候一定要追求最早发迹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不对了。非要硬生生把它唱成海丰话,就是特别造作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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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港纸信用卡,
老祖宗炉前来受领”
许:你们的作品,其实不只是描写光怪陆离的当代生活,也涉及到传统的习俗和文化在当代转型期的中国的一种变异。比如说《清明过纸》,还有《广东姑娘》里面我最喜欢的《请到老祖宗》都是这种主题的,您能不能谈谈这两首歌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
五:我先说《请到老祖宗》吧。当时网上有个回家祭祖的视频,祭祖时说的那些话很像顺口溜。我一朋友觉得特别好玩就发给我,我一看也认为特别好玩,但是也没想到要把它写成歌,看完就放在一边了。有一天再打开看的时候,就发现他说的节奏感很好,我就把他念的词一个个抄下来。把它变成“老祖宗”这个歌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些改变,加入了很多你听到的ipad,信用卡这些东西,包括后面的两个对话,也是我加的。但是整个结构是根据那个视频直接搬过来的。
《清明过纸》就很简单了。我们那边的祭祖情况就跟《清明过纸》里的很像。
许:刚才我也提到,你们的民谣作品能够非常准确地捕捉当代城市生活的一些特点和细节。我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做到去准确的观察生活,并把这些细节进行艺术化的提炼的?我也写歌,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会用小本子或者用手机把我的这段灵感或旋律赶紧记录下来,我不知道您写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些心得?一些经历?
五:有,跟你一样。就是把想法记在本子上,或者记在手机上,把旋律录下来。这个是一样的,是很对的做法。包括听到朋友说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也会把它记下来。
许:有的时候遇到这种细节,突然觉得这种细节可以成为一个民谣创作素材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激动的,就像一个孩子马上要出生一样。
五:对,而且它慢慢地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我们在闹完的时候就习惯性地拿手机出来录,有些东西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许:我个人非常喜欢《一些风景》里的《大会》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本职工作也是在体制内,业余时间玩玩音乐或电影。我觉得这首歌对一个基层官僚的日常生活的描绘和讽刺真是酣畅淋漓。能不能介绍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五: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比较简单。一开始就是一个艺术家朋友,他叫林子,他模仿地方戏曲的口吻唱了一段曲子,很好玩,然后我们就互动,用“八仙过海”里面的人物,问:何仙姑到了没有?我们就说到了。就这样念出来。当时念出来后我们就把这种感觉给记下来,后来又把它做成了唱片。但在准备做唱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有点短,然后就往里面倒“我来啦,yes,I am”之类的,就弄的特别好玩。最后就给它弄成了蓝股长啊,书记啊,开一个会,这个会议讨论的问题也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讨论一个垃圾桶。政府不可能专门开一个会去讨论垃圾桶,但是歌曲里面要让它合理,你就去想象。里面的老师、设计师还有厨具老板,那些人物,那些讲话方式是没有去考证过的,根本就没有。
许:听你们的歌,感觉你们的创作是非常自由,非常肆意的,没有任何固定的程式,也没有固定的主题,你们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奔放,不知道这种感觉准不准确。
五:对,我回到你最早的那个问题,创作的时候不是正儿八经地严肃地写一首歌。你有个想法,但一个人不可能单纯的只缩在这一个点,它还是有很多复杂性的。比如我就喜欢做复杂的东西。从我跟阿茂把一首歌写出来到你真正听到唱片,它可能经历了很多个版本,经历了各种卡,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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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香艳的吻,
最美丽的笑声”
许:除了反映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外,你们也写了不少情歌,如何看待你们爱情题材的歌曲和社会生活题材的歌曲之间的关系呢?
五:我觉得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啦,我觉得以后也会写的,而且情歌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情歌实在太多了,不是写的好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情歌如果不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比方说你只是想写首歌送给你喜欢的一个人,那情歌是有实际应用的。商业歌曲有很多情歌是因为情歌很有卖点,情歌很来劲,但是里面出现的场景和故事也是老掉牙的,以荒谬的方式一直在重复一个永恒的结构,就像我们看一些很无聊的好莱坞片或者连续剧一样。我觉得情歌应该有一些新的活力出来,也不是说适应这个时代,而是我觉得情歌不能这么老土,应该花心思去营造独特的情歌。我们也想在这方面做的好一点,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吧。
许:你们自己写的情歌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五:这么说吧,你把情歌挑出来,比如《鲜花在岸上开》《广东姑娘》《心肝痛》《美丽漂亮,英俊潇洒》,我觉得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不光是旋律,它们的节奏、主题都不一样。如果要说《美丽漂亮,英俊潇洒》比《广东姑娘》好,或者《广东姑娘》比《鲜花在岸上开》好,《心肝痛》比《鲜花在岸上开》好,我觉得说不通。因为我们在玩音乐的过程中不想去重复,这种方式用过了,下一个哪怕再用,也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许:《广东姑娘》出来以后,我在《通俗歌曲》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乐评,当时也在微博上和你们做了互动。我个人感觉签约摩登天空以后,你们的创作方向或者说创作内容,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是如何去平衡独立创作跟商业运营之间的关系的?或者说两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五:首先一点,我们创作上的变化和签约摩登天空是没关系的,因为是录音录完了才正式签摩登。我们自己把一些歌归纳到《一些风景》里,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同一性。有时候同样的录音方式,也会造成一些歌曲的相似。但真要拿两首歌来比的话,你就会发现歌与歌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莫怪你老爹》和《一些风景》比,《莫怪你老爹》和《城市找猪》比,差别很大。如果把两首歌放到两张唱片,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种变化不仅是在专辑与专辑之间,同一专辑里面也会有。比如《请到老祖宗》跟《海风》,这两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想要做出不一样的歌,希望能有好玩的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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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升起
许:你们接下来的创作方向,或者说你们接下来的第四张专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有没有一个规划或者预告呢?
五:没有这个预告,关键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第四张专辑会怎么样。但我们一直有一些素材,也有在写歌。它们出来会是怎样,我们自己也说不准,搞不好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许:能不能谈一谈对你们的音乐创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家、音乐人或是艺术家?
五:音乐家比如我刚才说的最早期的王磊,还有小河,左小祖咒,当然有很多啦,我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国外的有The doors大门乐队,鲍勃迪伦,还有一些我现在都说不上名字的小语种国家的歌手和乐队。具体的影响我可能没办法说的出来,但是他们确实影响了我们很多。
作家中我最早看的有余华,没来广州之前我看余华,一下子就有感觉,很吸引我。我读了他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作品。到后来一直有读他写的东西,很喜欢。国外的,比如让.热内,写《小偷日记》的;还有博尔赫斯,我看他的小说看的不多,但他的第一本小说肯定是影响了我。其他的也还有很多……(许:我知道国内还有一个受博尔赫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音乐人,那就是钟立风。他受博尔赫斯影响非常非常大。)
许:从08年开始创作民谣歌曲,到成为一线的独立音乐人,真正算起来你们花的时间是非常之短的。你们觉得是哪些原因促使你们迅速地成名呢?
五: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尴尬,不过你既然问了,我就……我觉得……可能我们刚好做了别人没做的东西。在我们之前,南方也没有几个音乐人用闽南语、海丰话专门出过唱片。当时的乐评也说了,可能就是一个开始吧。海丰话的歌,当时据我了解是没有。其他地方倒是有,比如苏阳啊,王磊啊,还有上海那边的顶楼的马戏团。《一些风景》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2002、03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做音乐,但那时候的网络也不发达,没有一下子铺开,我觉得也有关系。其实在做《县城记》的时候,《一些风景》的一些歌已经有了,只是没整理出来。后来我们把手头上所有的歌都做成一张唱片,就有了一张双CD的唱片。而且我们打算一口气做完再说,不给自己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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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在南京
许:五条人在2012年和2015年来南京巡演过两次,两次都是在宁海路的61house。这两次巡演我都去听了,所以想请你谈谈对南京这两场演出的感受,包括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感受。
五: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2年的那次,因为那次演完了有朋友晚上带我去逛了南京城,还偷偷爬了城墙。他偷偷带我上去,我们在城墙上走了很久。走到后来,前面的地方封掉了,我们才下来。下来的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那边有一个小卖部,外面有个投币唱卡拉ok的机器,我那个朋友带我在那儿还唱了卡拉ok。那个周围都是很漂亮的地方,有树啊,草地啊,有个唱卡拉ok的机器就特别梦幻。城墙的那个灯,到了晚上特别安静,让人感觉特别舒服。跟朋友喝了酒,一边喝酒一边在城墙走,印象特别深。
许:那2015年那次呢?是不是自己感觉演出状态就没有12年这么好?
五:主要是那天演出的时候出了意外。
许许:嗯,挺遗憾的,看完演出后,我感觉你们有点有劲没有使出来的样子。
五:对,调音调了很久,出点意外,演完就马上走了,也没有去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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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将军那样喝酒”
许:你们在在民谣、在音乐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梦想没有实现的?或者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五: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梦想,但是起码我们已经在做音乐……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在谈论梦想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谈论音乐,谈论梦想,是跟票房或者跟大众接受没有关系的,而且音乐也不是纯技巧的问题。音乐出来就类似于我做了一道菜,我发明出来又好吃又营养的一道菜。
我们2008年出唱片也是机缘巧合。当时佟妍带周云蓬去领华语传媒大奖的时候,刚好去我们的独立唱片店做了一个唱片的签售,唱了两首歌,我们就给她暖场。其实那次暖场是不卖票的,而且也没有音响。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唱了一段歌。佟妍很喜欢,找我们说她刚好要成立一个唱片品牌,就给我们出一张唱片。也是一种巧合吧,如果没有人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没钱来录音的。这次录音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漏洞的,也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想法到了录音棚不一定都能实现,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我们跟唱片制作人比较聊的来,他也很能理解我们,如果是其他人,我们也有可能做不下去。唱片出来后,大家对它的构造都很清楚,但我们当时就很排斥这种东西。我们也算是在学习中做了这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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