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毁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上）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技术进步，通常意味着原有生产体系的破坏与就业岗位的“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著名阐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作为资本的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导致机器对劳动者就业岗位的不断替代，劳动者的作用越来越弱。其结果是资本在整个产出中分配的份额越来越多，而工人分配的份额越来越少。随着劳动者分配比例下降，加上工作机会减少，可能导致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最终引起社会革命。

2020年8月30日晚，在上海北京西路路边休息的劳动者。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回顾两百多年来工业革命历史，马克思描绘的场景并没出现。但要承认，劳动本身发生着质的变化。数字设备资本替代劳动者的理论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数字技术未来以毁灭就业岗位为主，还是以创造就业就业岗位为主，就业岗位的创造和毁灭，将分别发生在哪些部门，以何形式发生，带来何种宏观经济后果？基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本文试图给出若干初步思考。

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就业数量：两对互补关系

为何马克思关于机器替代劳动的理论推导未成现实？技术影响就业的机制非常复杂。通常，低附加值的重复性工作被机器替代，更多机器派生更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互补需求。资本存量不断上升，高技术劳动力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孰大孰小，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从经济学理论看，技术采用受制于其应用的经济可行性。譬如，替代劳动的自动化技术会提高生产率，导致某个部门产出上升和价格下降，但受制于该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该部门产值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反降，该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降低。因此，一定阶段内，各经济部门自动化技术的采用，会中止在某个水平，不会无限推进。物质资本设备对劳动者的替代也并非无休止。数字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影响，也遵循这些基本经济规律。

上世纪中叶以来，各国普遍存在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1968年，Fuchs在其“ The Service Economy”一书中，把起源于美国、其他发达国家随后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称为“革命性”的。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都超过50%。2000年以来，主要欧美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又经历一波快速提升，2010年左右达到70%，个别超过80%（图1）。考虑到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更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这一变化将伴随就业结构显著向服务业倾斜。

图1 欧美主要国家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Berardino & Onesti (2018)

服务业产值和就业占比大幅提升，实质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制造业重塑及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急剧提高，人们消费观念和模式从大众化向个性化转变，推动制造业生产从大规模标准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调整。制造业的柔性化、数字化和自动化日益普及。由此，提升制造业的生产率成为严峻挑战。

产业界的主要应对办法，是不断发展独立于制造业、并作为中间投入而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究与开发（R&D）、大数据收集分析、营销与市场调查、金融与财务、教育与培训、计算机软件与服务、租赁与商业等。主要利用社会积累的知识资产和数字资产，通过智慧性劳动产生成果，作为中间投入，确保生产最终产品的制造业部门保持高附加值率和高效率（见表1，1995年到2011年，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占比在主要欧美国家明显提高）。

表１ 主要欧美国家中间品使用的经济占比及其构成的变化，1995-2011（百分点） 资料来源：WIOD数据库，转引自Berardino & Onesti (2018)

上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关系，意味着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者和制造业数字化的机器设备资本之间存在高度互补。

尽管制造业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导致对流水线工人，及现场管理、运输与搬运、配料与清扫等工人的需求大幅减少。但对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白领和金领雇员的需求显著增加，且其薪资亦因高额技能贴水而大幅提高。

高技能者倾向于将时间配置到专业技能领域以获取更高技术溢价，将生活性服务活动或生产性的辅助服务交由低技能者，以保留更多闲暇。高技能者不断增加及收入持续提高，家政、文秘、休闲、保健、餐饮、出行等低技能服务的岗位需求不断衍生。这些工作并非总能由机器承担。这就涉及本文强调的第二个互补关系：从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技能者，和从事生活性服务业及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低技能者，也存在分工互补关系。

由此衍生的是，被机器设备等取代的低端制造业岗位，以低端生活性服务业岗位的方式被还原。整个经济活动中，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就业占比未必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加——考虑到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慢这一事实。

鲍默尔（W. Baumol）一度将服务业定义为生产率“停滞部门”，“停滞部门”单位产出的劳动力不能削减，如理发、餐饮等。近年来，无论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在上升，工具与信息的便利为服务业整体发展增益。但两类服务业运用工具及信息方式不同，导致数字技术对两者作用不同。

在数字技术之下，生活性服务业很可能以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如外卖平台使餐厅同时在线上线下出餐，平台根据用户口味和点餐习惯自动匹配顾客，餐厅节省大量宣传及获客费用，形成更高效的资源配置。这种“服务业的服务外包”模式，将在大部分服务行业应用，由数字平台充当提高配置效率的媒介，从而使生活性服务业某些工种的技能需求愈来愈单一和低端。

数字技术加持下，服务外包形成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大量泛用。这既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在技术迭代过程中，减少原有技术层面的服务岗位。受数字技术影响形成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化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低端化这两大趋势，长期必然带来服务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是未来需要重视的经济社会问题。

(作者赵昱名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少卿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进行了删节编辑，全文将于《探索与争鸣》杂志第11期刊发，该期杂志将进行“数字经济与用工模式”专题讨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