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纪念金斯伯格大法官；美国的“创造难民”

光彩无限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2020年9月18日，广受爱戴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享年87岁，白宫下半旗志哀。金斯伯格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法官、第一位犹太裔女性法官，哥伦比亚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就在去世前几日，金斯伯格曾对孙女Clara Spera表示，她最热切的愿望是“自己不会在新总统上任前被取代”。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由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特朗普很可能会指派一名保守派法官取代自由派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的空缺，美国最高法院的平衡将进一步被打破，这将对未来美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金斯伯格大法官俨然成为了代表女权主义的流行偶像，2015年出版的传记《异见时刻 : “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Notorious RBG：The Life and Times of Ruth Bader Ginsburg）大受欢迎便是明证之一。随着#MeToo等反性骚扰运动的开展，金斯伯格的人气和影响力与日俱增。2018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和讲述其人生经历的传记电影《性别为本》（On the Basis of Sex）更是让她变得家喻户晓。

《异见时刻》一书的作者之一依林·卡蒙（Irin Carmon）于9月18日在《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发表了“光彩无限的金斯伯格大法官”（The Glorious RBG）一文，对金斯伯格的生平和法律遗产进行了深情追忆。

卡蒙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像金斯伯格一样固执专注、热爱工作的人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作为一名女性，她在歧视和失去面前幸存了下来；作为一个律师，她迫使宪法承认女人也是人；作为一位法官，她鼓舞了数百万异见者。然而，这些成就了她的品质同样造成了今日悲剧性的讽刺：一位有着根本的乐观想象、相信人（尤其是男人）可以变好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很快会被一个最讨人厌的厌女者取代；一名长期以来将机构的利益和合法性至于自己的迫切愿望之上、宣扬缓慢的变革可以避免反弹的律师和法官，活得足够久以至于见到特朗普和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将虚饰于法院之上的一薄层合法性撕掉。在2013年关于选举法案的那份为她赢来“臭名昭著的RBG”的昵称的不同意见书中，金斯伯格为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历史的弧线终将弯向争议加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以坚定的献身精神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她曾经献身于此，但现在她的工作不仅没有完成，还面临被毁掉的危险。

鲁斯于1933年出生在布鲁克林，她恬淡寡欲的性情是童年时期在一所带着“死亡的气味”的房子里铸成的。在她两岁时，唯一的妹妹死于脑膜炎。母亲西利娅·贝德（Celia Bader）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死于宫颈癌。酷爱读书却把自己在血汗工厂里赚来的钱用在了兄弟的教育上的母亲偷偷给金斯伯格留下了大学学费和完成她被剥夺的人生的遗愿。

在康奈尔大学，鲁斯看到她认识的人，其中很多和她一样是犹太人，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失去了一切，而出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实际的考虑，她注意到律师既有信念，又有一份职业。她后来经常回忆，当她和她的同学、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马蒂·金斯伯格初遇时，他是唯一一个喜欢她的聪明头脑的男孩。卡蒙认为这是谦虚的自夸，因为鲁斯美极了。

如果说她对于程序和秩序有所执迷，这是由战后自由主义的一种普遍信念所塑造的，即运转良好的机构可以提供中立的壁垒，从而避免过去的暴行重演。她从一开始就讨厌不公和歧视，但在早期生活中，她的回应通常是沉默的忍耐。当马蒂入伍时，她在俄克拉马州社会保障办公室辛苦工作，却因怀孕而被降职（他们称之为产假，但是不带薪的强制性的）的时候，她没说什么。在哈佛法学院，当院长无耻地问班上的9位女同学凭什么占据男性的位置时，她谎称自己想要做一个更好的妻子。在法学院的第三年，马蒂被诊断出睾丸癌，她咬紧牙关一天只睡两小时地照顾他并帮他做功课保证他能按时毕业。等马蒂痊愈全家搬到纽约，她无视了那些紧闭的门、得不到回复的工作申请和三重劣势身份：“女性、母亲、犹太人。”转机来自于一份没有男性愿意做的工作，写一本关于瑞典民事诉讼的书。在瑞典，她第一次独立生活，并在一次公开辩论中吸纳了如果男性不改变，女性的解放便无意义这一观点。回到美国后，她拿着低薪在罗格斯大学教法律（院长告诉她马蒂的薪水很高），并穿宽松的衣服隐藏第二次怀孕直到拿到续约。

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剧照。

在卡蒙看来，金斯伯格之所以不愿意（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提前退休，可能是因为和很多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一样，她太晚才得到机会成为自己本应成为的那个人。金斯伯格直到37岁才开始成为后来那个“燃烧的女权律师”。1970年，在一群反叛的女学生的敦促下，她上了第一堂女性与法律的课程，并开始接美国民权联盟（ACLU）堆积如山的妇女案件。她用一个月时间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女性和法律的内容，发现一个世纪以来法律通过把歧视当作偏袒而将其奉若神明，和她一直以来被告知的一样。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和同事共同成立了ACLU的妇女权利项目，并着手制定依稀那个大胆的法律战略：改变宪法对性别的理解。

长期以来，左翼女权主义者多萝西·凯尼恩（Dorothy Kenyon）和酷儿黑人理论家保利·穆雷（Pauli Murray）一直主张性别歧视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此前该条款只适用于种族。最高法院从未同意，它和一个世纪前禁止女性当律师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一位法学家说：“女性的至高命运和使命是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高尚而温和的职责。这是造物主的律法。”在她呈给最高法院的第二份案情提要中——1973年的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案（Frontiero v. Richardson）——金斯伯格冷静地评论道：“造物主和法学家之间的沟通方式从未被公开。”而在两年前里德诉里德案（Reed v. Reed）的第一份案情摘要中,金斯伯格不仅引用了凯尼恩和穆雷，而是把她们列为了共同作者。当她在ACLU的同事伯特·诺伊伯恩（Burt Neuborne）表示反对时，金斯伯格表示她不在乎。她后来解释说，“前代的女性说了和我这代人一样的话，但她们是在没有人或者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听的情况下说的。”尽管总是被视作异类，金斯伯格总是说自己是幸运的。她告诉卡蒙：“生在女权主义运动在美国复兴的时代并拥有律师的技能，这是我生之大幸。”

几年后，金斯伯格告诉《与RBG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RBG）一书的作者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那种认为男人的世界中的一小部分是属于女人的、把她们贬谪到一个狭窄角落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金斯伯格接着说道：“我们认为，不要因为某人是男性或女性而刻板地对待Ta。”在成为法官前，她曾在一次晚餐上纠正一名说她为女性解放而工作的客人，她说那是为了女性和男性的解放。这样的整体框架是乐观而大胆的，而在整个70年代，她的确既代表被禁止参与公共经济生活的女性也代表想要照顾孩子却不被认可的男性提起诉讼。而在自己的家中，她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她的女儿简曾经说，爸爸负责做饭，妈妈负责思考。

1972年，金斯伯格代表怀孕的空军护士苏珊·斯特鲁克（Susan Struck）上诉，斯特鲁克被迫在人工流产和丢掉工作中做出选择。金斯伯格向法院写道：“个人的潜能和平等的机会不受到法律认可的偏见的限制。”也就是说，法律不应该告诉斯特鲁克如何做一个女人，也不能告诉她如何感受和应对怀孕。军方最终改变了政策，案件被驳回，这成为了金斯伯格永远的遗憾，她本希望通过这个案件确立基于宪法的堕胎权，而不是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那样基于隐私权，她后来一直批评罗诉韦德案的论据不充分且太过笼统。

女性是理性的、同样有缺陷的人是金斯伯格版本的女权主义的核心。她最厌恶的是家长主义。1980年，她被吉米·卡特任命为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法官，但10年的建制生活和里根革命也没有使她变得含糊，1993年的最高法院提名听证会上当被问其堕胎权时，她即席回答道：“这对女性的生活和尊严至关重要，这是必须由她自己做出的决定。当政府为她做决定时，她就没有被视作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成人。”提名她的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宣称，“金斯伯格不能被称作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她已经证明了她太过周密以至于不能被这样的标签所概括”。

刚开始，作为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确实是审慎而深思熟虑的。她最珍视的多数意见来自任职初期，即1996年的美国诉弗吉尼亚案（U.S. v. Virginia）中法庭以7-1的裁决迫使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接收女性学生。她之所以为之欣喜是因为她可以引用自己的案件并在使法院放弃对女性的歧视方面几乎完成了她70年代时的目标，甚至连她的过去的对手，例如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也站在了她这一边。然而多数的胜利转瞬即逝，在十年之内，随着奥康纳大法官退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成为了唯一的女性法官，她开始在如今的罗伯茨法庭发表尖锐的异见。史蒂文斯大法官在2010年退休后，金斯伯格成为了少数派中最资深的大法官，当罗伯茨法庭开始藐视先例时，她利用这一地位负责撰写了一些意义最为重大的不同意见书。

标志性的异议假领来自2012年Glamour杂志的年度女性礼包。她打破了在法庭上宣读异议的记录，这种迫使所有人聆听抗议的做法曾经是很少见的，成千上万的网络迷因由此诞生。这时候，金斯伯格80岁，她坦然接受了这种关注，但她不止一次告诉卡蒙，她认为无数以她的脸为图案的纹身太过火了：“为什么要在身上弄一些无法去除的东西？”毕竟，在所有其他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犹太祖母。

美国的“创造难民”

近日，华盛顿美国大学人类学教授大卫·维恩（David Vine）在《卫报》介绍了《创造难民：美国9/11后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报告，这是他与美国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团队一起编写的一份新报告。根据报告，自从乔治·布什在9/11袭击后宣布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军发动和参与的战争估计使37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3700万流离失所者包括80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境内的2900万流离失所者。流离失所的3700万人相当于把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所有居民加在一起或几乎整个加拿大的居民赶走。

考虑到即使是最佳统计数字也存在问题，“战争成本项目”团队对3700万流离失所者的估计是保守的。美国9/11后战争造成的真正流离失所的总人数可能接近4800-5900万——比整个英国的人口还要多。

要说明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是造成3700万人流离失所的唯一原因。英国政府和其他美国盟友也有责任，塔利班、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民兵、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ISIS、 “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战斗人员、政府和行动者也有责任。

2020年2月14日，巴基斯坦北部哈扎娜村难民营的孩子们。

然而，“战争成本项目”团队研究中的八场战争都是美国政府负有重大责任的战争，他们发起了战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作为主要战斗人员使战争升级（利比亚和叙利亚），或者通过无人机袭击、战场咨询、后勤支持和其他军事援助助长了战争（也门、索马里和菲律宾）。在这些战争中，流离失所者的总人数是：

530万阿富汗人，

920万伊拉克人。

370万巴基斯坦人。

170万菲律宾人；

420万索马里人；

440万也门人；

120万利比亚人；

710万叙利亚人。

维恩写道，有些人可能会批评他们的计算中包括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外的国家。有些人可能会批评将叙利亚包括在内（尽管他们的保守方法仅纳入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累计流离失所者的一半以下）。他们注意到，即使只关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1450万流离失所者，这一总数也会超过1900年以来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的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流离失所者。

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所遭受的损失是惨重的，流离失所使人们在经济、心理、社会和情感上陷入贫困。大规模流离失所伤害了收容社区和国家，后者面临着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负担。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助长了全世界极右运动和种族主义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在德国和法国等地策划了针对难民的攻击；自2016年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阻止难民入境，将人们困在希腊莱斯博斯岛等地恶劣的条件中。

美国政府对绝大多数流离失所者置之不理。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仅接纳了来自整个中东的不到34.8万名难民。相比之下，土耳其目前接纳了390万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在黎巴嫩和约旦，分别有七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的人是难民。近年来，加拿大人均安置的难民数量是美国的10倍以上。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在禁止接纳来自几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难民和其他移民的情况下，美国的难民接纳量已降至接近零。

美国领导人本可以支持更多数量的流离失所者。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以前也曾这样做。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接纳了80多万东南亚难民。

很多人以为难民是收容国的经济累赘，但德国领导人在2015年接收了近90万难民的庇护申请，这不仅是出于与纳粹大屠戮有关的历史义务感，还因为他们明白，在德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难民是重要的新劳动力。

维恩认为，美国公民有义务修复9/11后战争造成的损失，在未来十年内每年至少支持25万名难民，必须在难民抵达美国后大幅增加对他们的支持。虽然美国是联合国难民机构——联合国难民署的最大捐助国，但美国应该将其捐款增加一倍以上，至少达到50亿美元（还是个小数目）。英国和其他曾与美军一起发动战争的国家也应该在修复方面做出类似的努力。

那些担心这种努力的成本的人应该看看美国每年74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它超过了美国排名之后的10个国家的总和。维恩呼吁通过负责任地结束近20年的战争和已经成为永久战争筹资机器的东西，释放出更多的纳税人资金。如果美国不考虑其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如果不从根本上质疑战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那么无休止的战争将不会结束，还会带来无数的流离失所者。

科技巨头无法拯救新闻业

近日，Paris Marx在《雅各宾》杂志探讨受伤的全球新闻业。

多年来，新闻业的广告收入一直在下降，新闻工作岗位也随之减少。而当前的全球流行病更成为一种生存威胁。在大西洋两岸，媒体公司一直在裁员，英国有超过2000个媒体工作岗位被裁，美国有数万个被裁。

对于关注媒体行业的人来说，这其中的原因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很多过去给报纸的广告费都转移到了数字广告平台上，尤其是那些由谷歌和脸书控制的广告平台。这一双头垄断控制了美国70%的广告市场，在英国则控制了超过65%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其中一部分资金重新投入到新闻领域，而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7月31日，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新的新闻出版商与科技巨头之间讨价还价的强制性守则草案，从谷歌和脸书开始。这并不令人意外，澳大利亚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明，这是政府的发展方向。

2019年，谷歌和脸书在澳大利亚拉来的广告收入比国内五大媒体公司的总和还要多4亿澳元。与此同时，这些科技公司因在澳大利亚缴纳低税率而臭名昭著，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情况相同。

谷歌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该守则，声称如果该守则生效，其在澳大利亚的服务将“大打折扣”，并在谷歌和YouTube的主页上打出横幅，试图吓唬澳大利亚消费者。同时，脸书威胁要完全停止新闻内容在澳大利亚的分享，以避免向新闻发布商付费。谷歌此前在欧洲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在西班牙和法国撤下了谷歌新闻，并威胁要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撤下谷歌新闻，以应对类似的法律。4月，法国一家法院裁定，谷歌不能简单地移除其新闻服务，它必须向新闻发布商支付费用。

在澳大利亚，局势继续升级，澳大利亚总理在9月7日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屈于来自平台巨头的“胁迫”。加拿大的遗产部长最近发表声明支持澳大利亚人，因为希望推行类似的政策，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效仿法国。

很明显，新闻业正在苦苦挣扎，科技公司缴纳的税款也不够多，甚至美国正试图扰乱国际社会为全球跨国公司制定新的税收计划的努力。但并不清楚，强迫科技公司向新闻出版商付款是不是正确的政策解决方案。

在Cory Doctorow的新书《如何摧毁监控资本主义》中，Doctorow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何解决科技巨头的权力问题：是打破科技巨头，剥夺他们的垄断利润；还是让他们把垄断利润用于治理。不能两全其美。

Doctorow的观点是，如果采用第二种思路，或者采用媒体资助模式，就很难真正解决核心问题，即巨头们从有效垄断中获得的权力。所以如果让媒体的资金依赖于谷歌和脸书的成功，那就很难再拆解它们，取代它们，或者重新思考互联网更广泛的构成。这并不意味着媒体不需要支持，也不意味着应该简单地寻求以某种方式重振广告模式。尽管声称编辑独立，但广告商总是对发表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报纸都有汽车和房地产版的原因。

目前席卷新闻业的订阅模式也不是解决办法。《Current Affrairs》杂志编辑Nathan J. Robinson认为，大多数知名新闻网站的付费墙正在将人们送到福克斯新闻、InfoWars（美国极右网站，充满虚假新闻）或Guido Fawkes（英国右翼网站）那里，从而毒害公众话语权。正如他所说，“真相是付费墙里的，但谎言是免费的”。而BBC也不一定能拯救人们，因为它对保守党的默许度越来越高。

作者认为，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共资助媒体的计划，旨在恢复做更深入的调查报道的能力，可以追究权力的责任，并优先考虑本地新闻业。

Mat Lawrence等人最近的一份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将频谱拍卖的收益投入一个基金，以支持地方媒体和新闻业。《没有新闻业的民主？》的作者Victor Pickard也同样建议建立一个由一些新税种资助的信托基金，以支持独立的公共媒体。

新闻业的未来，尤其是那些不只是追逐点击率和给出服务于利益的表面分析的新闻业，正处于危险之中。很明显需要想出更好的方式来资助和组织新闻业，但应该警惕将新闻业的马车搭在科技巨头身上。

总而言之，应该对科技巨头们征税，打破他们的垄断，收敛他们的权力，但不应该建立一个基础设施，让谷歌和脸书直接向新闻出版商付费。有更好的方式来组织媒体的替代资金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和记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