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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挂职笔记（七）：三老人

2020-09-19 09: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文联安排挂职，挂职点任选，作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顾问，2015年至2016年受市委组织部委派去了歌县。两年多的时间，作者走遍歌县的乡镇，与当地的干部、居民生活、交谈，写下自己眼中真实的乡村图景。

文 | 杨刚良

■三老人

⊙吴老

在我收藏的《徐州文史资料》上，有介绍吴凤柱的文章；我还在徐州博物馆看到过与吴凤柱有关的文物，因而有些印象。《歌县志》“近代人物”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载：

吴凤柱（1833～1899）清末抗日爱国将领，吴庄寨乡吴庄人。自幼家贫，性格刚毅，尚武善骑。青年时从军，不久升任伍长。后屡立战功，擢升把总、千总、湖北襄阳提督等职。

有些兴奋，来到吴凤柱的家乡了，何不去看看？

一路停车问了几次道，才来到吴庄村头。见一老者，问他贵姓，他说姓仇。又问是不是吴庄，知不知道吴凤柱，他说知道，吴凤柱是襄阳提督，吴庄人，死后就葬在吴庄老林。然后就说老林的坟都扒了，看不到了，不过还有碑。又说吴家老林的碑全国都没有！文革一来，先把那碑给毁了！老林的树有两搂粗。还有白蜡条子，又粗又高，个个都能当棒盖屋。说他今年七十多了，小时候这些都见过，现在看不到了。

离村很远有一处孤独的大院子，院子周围都是麦地，麦苗儿还没返青，才只拃把高，风中瑟瑟地抖着。大铁门关着，喊也没人应。院外一丛荒草，草丛中赫然一通大碑，碑的周边雕着精美的纹饰，碑面漆黑，碑文是白的：爱国将领吴凤柱先人碑记。仇先生说，这就是吴家老林的碑，早先立在吴家老林，现在挪搁这儿了。

他说是块老碑，我看碑面黑得发亮，碑文白得清爽，好像昨晚才立在这儿，就说这是新碑。他让我细看，并仍强调是老碑，说文革时被红卫兵拉倒了，万幸没被砸毁，后来就改成牛槽了。我更糊涂了，好像他说的不是眼前这通碑。这碑立着，碑体完整，文字清晰，哪有半点牛槽的影子？他让我转到后面看看。转到碑后看，发现真的是个竖起来的牛槽。槽深20多公分，槽沿儿还凿了4个栓绳的圆洞，靠近槽底部，又横向凿了个放水孔。果然是块老碑。

来到歌县之后，石碑改成的牛槽已不是第一次见了。跟敬民书记在他任职的村子走访，就见识过这种牛槽，牛槽倒扣在地上，虽不见槽的全貌，也看得出就是个石槽。几十年前，有一段“砸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那会儿砸了多少碑，更说不清砸了多少比碑更有价值的东西。

眼前这块，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原始的碑文虽然已被凿掉，碑体却还保持完整。大部分历史信息随着文字的灭失而灭失了，相对完整的碑体还幸存着一些信息的残片。巨碑无言，又仿佛说了很多。需要静下心来，才能慢慢体会它在说啥。我抚摸着槽帮、槽底，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碑前的草丛中有一石供桌，桌旁散乱着碑碣残件，有些残件上还刻着字。拍了几张照片，发了几声感叹，就向他打听吴家的后人。他说吴家后人就在村里住着。我说想去拜访，他说可以带我们去。车子朝村子方向走不多远，就远远地看到路边有一老人。仇先生说：“那个就是吴老师。”吴老师一身厚棉衣，一顶黑色礼帽，拄着根拐杖，往路边靠了靠，站着不动了。看得出来，他是在为我们让道。

在离他还有一段距离时，我们下了车。快走几步，到了老人跟前。仇先生给我们作了介绍。吴老师说他是吴凤柱的重孙子。

麦田吹过来的风有点儿凉，担心老人嫌冷，又担心他站着嫌累，就请他上车说话。他却邀请我们去他家里。

我们答应着，就请老人上车。他上车有点儿费劲，上面拉，后面托，才算上去了。仇先生说还有事儿，握了手转身走了。

来到吴家院外，他不开门，却笑着朝我说：“杨顾问你看，我这门前能看出点啥不？”

门朝东，门前有很多树，没看出别的什么来。

他说：“你看这个，像不像条龙？”

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条“龙”，是一丛冬青修剪而成的，五六米长，有首有尾，有须有角。我说像龙。他又说还有一只凤。果然又是一只凤。“龙凤呈祥啊！你这是块风水宝地啊！”龙凤之外，又有一只麒麟。正看麒麟，他又一一指点说：“这是个花瓶，这是个宝塔。”也都是冬青修剪而成的，一个立在门左，一个立在门右。“看到那个高的了吗？”也是冬青，两米多高，方方正正。旁边还有个又圆又大的冬青球。他说，“我就拿这个教育孩子，跟他们说，做人要方方正正，做事要圆圆满满。”

吴老养花很多，但从来不卖，都是拿来送人。乡邻受其影响，也都爱养花。

看罢冬青的各种造型，又让我们看山——经过设计垒起的一堆石头。山不高大，更谈不上雄伟，与壮观也不沾边，有那个意思罢了。其中一块石头还刻着字：泰山石敢当。

他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这里还有一丛竹子。”

吴家院墙粉白，黑门还描着红牙子。春联有些脱色。门左一只“花瓶”，门右一座“宝塔”。当然也是冬青造型。花瓶和宝塔前面，又各蹲着一座石狮子。

参观完了院外，吴老这才开了大门。一进院，迎面即见西墙上有个红漆写着“福”字，旁边是个“寿”字。靠南墙一溜栽着月季，不在花期，枝叶都被剪去，根部积蓄着力量，枝上已萌生了新芽。院内陈设很多：一只巨大瓷花瓶、一块说不上名字的奇石、一块认得出的是珊瑚石。又有大大小小的石块零散地放着。他说：“家无石不稳，室无石不雅，景无石不秀。”然后又指着一株石榴树说，“石榴多籽，多子多福，石榴是福树。”还有一株龙爪槐、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绿植。竟然还有一缸金鱼！老人说，“院子当中一定要养这么一缸鱼。金鱼（玉）满堂嘛。”

室内还算整洁，中堂是叶帅的诗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旁边挂着、贴着许多照片。他说喜欢照相，照片能留点纪念。等你走了，看不见你的人了，有照片在，还能知道你的模样。

然后就坐下说话。

我今年八十五了。原在山东藤县教书，退休后又留我4年。正式退下来后，就在县志办帮忙，编《歌县志》。县志编好，我就回家了。

这个庄子叫吴庄寨，吴府的房子抗战时期毁的。位置我知道，以后恐怕就没人说得清了。我很小的时候，一天夜间来了很多人——可能是土匪——三进院子都烧了。土匪先到我家来的，我没给他开门，又跑去老院，抱了秫秸点着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老院的东西都烧了。

吴家老林原先有十几方老碑，都还在地里埋着，也想着把它扒出来，我也没力气了。刚才你看的那碑，碑文就是我写的。你正面看着碑很新，但那是块老碑。幸亏还没砸，改成牛槽，碑就保留下来了。

这几年哪也去不了了，在家做了几件事。一是搜集吴家老林散落的碑碣，将八世祖、九世祖两块碑立了起来。现在，这两座碑成了市文物保护单位。二是新修了家谱。第三是完成了《古寨名村大吴庄史志》，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教育、风俗、建筑、园林等等，有图有文，大约三万字。如果身体许可，还想写一部《吴凤柱事略》，已经有了初稿，但不知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也有三万字，都是手写的。

吴凤柱你知道？徐州博物馆还有吴凤柱戴过的顶子和他用过的大刀。我这里有他的照片，是在网上《清朝名将录》上复制下来的，我们吴家都没保存他的照片。

甲午海战后，吴凤柱受迫害，就到襄阳任提督。他是主战派，那些主和派对他进行报复陷害。我还有吴凤柱的手札，是他当年写给总督的，我也记在《村志》上了。

我年轻时体弱多病，能活到80多已经很幸运了。这得益于我的生活习惯好，我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不吃零食，大鱼大肉也不吃。能做到起居有常，娱乐有度，锻炼有恒，随遇而安。

我不是吴凤柱的直系后裔，吴家分东院和西院，俺家住西院，吴凤柱是东院的。吴林是两家共有的，正对着林门有一座祖坟，是东西两院的共同祖先。文革前有二十多座坟、十几方碑。碑头有“皇清诰命”、“敕命”等等样的文字。墓前都有供桌、香炉。吴凤柱墓前还有神道碑。这墓毁得可惜！我那会儿有记忆，不然也写不来。林很规整，不像孔林那么乱。林地周圈儿是藤条，把吴林围得严严实实，人畜都难以进出。里面种着松柏和杨木，纵横成行，高大茂盛，十几里外都能看到漆黑一片树林。林地一百亩左右，很大的一片。

解放前，吴家都是地主。我父亲有文化，是吴庄寨的村董，仗义好施，惜老怜贫。他是日本进来那年死的。那时大哥才11岁，母亲就领着俺一家人生活。家里没有劳力，雇大领，雇“二八”。按这个标准，定俺家地主不亏。其实，家里并不富裕，是个穷地主。虽然定我母亲为地主分子，但我认为土改是正确的，合乎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不然穷人怎么翻身？从小学到中学毕业，都是共产党的培养。当时我家很困难，考上了三中，卖一口袋豆子才交了学费。学费交了，又没钱吃饭了，只好回家来。人回来了，心还在学校里，就是想上学，想读好书混碗饭吃。后来就去考了师范，因为师范管吃饭。1953年师范毕业，因为成分不好，就分到藤县山区了。我本着什么呢？用鲁迅的话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不争名不争利。像我这样没有政治资本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工作，求得共产党的信任，不然就没有出路。在山里干了一年，调到藤县郊区。在郊区干了四年，又调到藤县城里。在城里干了十五年，直到退休。当年整风运动，我的压力很大！但我洁身自好，态度老实，工作认真，吃苦在前，与人无争，所以人也不整咱。我这一生最感庆幸的是：经过惊涛骇浪，我却安然无恙。在外混一辈子，这么多政治运动，还能清清白白退下来。

这个村子比较落后，主要是没有很好的干部，走马灯一样，十年换了十来个支书。没有好的村干部，老百姓也着急。别村有上边派的第一书记，这里能不能也派个大学生村官来？现在是民心涣散，上边也不了解下边的情况。村干部也不好选，真正有点本事的能人不愿干，调皮捣蛋的倒是想干，但他也干不好。有些干部是临时观点，钱捞到手就不干了。大多干部都是油花子，浮在上面，吃喝玩乐。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渐渐成了空壳子，没有工业，光靠农业发展是有限的。老百姓哪个不想发家？没人领着干，发家也难。

吴凤柱还有两个直系重孙子，便请吴老带我去拜访。我俩刚一出门，我便顺手把门带上了。这时却听他说钥匙忘在屋里了。好心办了坏事儿，便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却朝我笑笑，说：“别急，我有办法。”说着推开窗子，伸手进去摸到一把锁，锁上拴着几把钥匙。大概手已不太灵活，好一会儿也没把锁拿出来。我伸手进去帮忙，才把锁拿出来。他解下一把钥匙说早防着这一手了。开门取出钥匙，重又把门锁上。

吴凤柱的嫡重孙子刚好在家，就听他说当年扒坟的事。

扒老林时我弟兄三个都不在家。1964年歌县闹水灾，我跟大哥到东北投奔朋友。二哥在山东教学，人家成立个什么组织，把他裹进去了，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抓去劳教了。据听说，当时老林的坟扒得狼藉不堪，尸骨遍地。吴家人没有敢偎的。十几个庄子的人都来看。一百多年的尸体，刚扒出来时，看着还好好的，很快就风化了。还说金银首饰弄了半麻袋，都让那个姓李的弄走了。这个李后来教书，是从教师岗位退休的。现在，这事儿也不能再提了。现在想想，也不能怪他个人，破四旧的潮流，都跟疯了一样。但是，毛泽东叫你破四旧，也没叫你扒坟掘墓。扒坟掘墓总是不好。

我记得有四个碑，前面都有香炉子，林门还有两个石碑猴子。林上有很多树，解放前夕乱得很，眼看财产不保，就把树伐了。原想拉到徐州去卖，结果淮海战役打响了，树也没卖成。现在想想，树伐得可惜了！树长得好啊！走进树林，阴森森地看不见太阳。

都过去了。现在日子过得还可以，老辈儿也赶不上咱现在的生活。

以前徐州城里有吴家公馆，我们平时都住徐州，我就是在徐州出生的。乡下这里有房有院，还有装粮食的仓库。平时有人经管，吴家人偶尔下来看看。解放后，城里的公馆没有了，就都搬了回来。我听老辈人说，种俺家地的老百姓对俺家都很尊敬。我父亲解放前也不干啥，解放后自己学医，看的书有《西塞尔内科学》、《西塞尔外科学》。天天晚上看，学会了就给人家看病、打针。后来就成了乡医院第一个主治医师。我父亲医术好，来看病的都找他，曾经一天看过180多个病人，别人一天才看二三十个。

吴老还让我看了他的手稿。上面有他对吴庄寨的描述。

吴庄寨建于光绪时期。寨成方形，边长近4百米，墙高约二米，上端是堞城。寨河深约二米，宽十米上下。清水泓道萦绕，垂柳镶嵌河岸，可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枝条轻拂水面，泛起柔情涟漪。岸上青草茵茵，野花绰约，引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好一道旖旎风光。寨外又有三面大池塘，时有老翁甩杆抛线享渔乐；又有顽童嬉水打闹现童趣。柳丝垂依依，荷花香四方，拟似江南地，酷似泽国乡。好个自然天成，乡风扑面……

⊙张老

昨晚小雨，今早又飘起了雪花。雪花落地即化，地面湿漉漉的。雪松枝、银杏叶，还有东墙竹丛上的却还保留着雪的形象，院内的色彩便不再单调。竹丛中的麻雀，刚才还叽叽喳喳，这会儿竟无声无息了，该是飞走觅食去了。厦檐上有只鸽子，不声不响，看什么，想什么，等什么呢？

不会是等电话吧？电话却响了。是金主任打来的，说今天去不去？我说按原计划。他就来了，接着朱老师也来了。

去暗楼是金的主意，说那天他去赶集，见一老人卖甘蔗，买了两根，又聊了几句，知老人姓张，暗楼村的，就问老人家里还有啥老物件。老人回说没有，说邻居老太太家有台织布机，一直都还用着，老太太刚走（去世），以后怕没人再用了。金主任就请他得便带去看看。又问老人谁会编篓子，谁会打毛窝子。他这一问，老人就来了精神，说编篓子、打毛窝子他都会。金主任高兴了，说他那会儿甘蔗还在手里攥着，甘蔗汁早已流到了心窝里。

金主任喜好收藏，所藏非金银古玉，亦非瓷器珠宝，不过是些民间的旧物件。说这类收藏成本低，力所能及。那些老东西、好东西都贵，自己没有能力收藏。平时不知他是怎么踅摸老物件的，自从我到了歌县，他被安排协助我工作，但凡我们一起走村上集，他都朝人打听，问哪里有打毛窝子的？哪里有编篓子的？谁家还有旧风箱？谁家还有老箢子？他说，自小生活在乡下，长大在县城学习工作，虽在城里安了家，但与乡下的联系一直没断。五十刚过的年纪，记忆中的美好多与老物件有关。他跟我说，现在有了廉价的替代物，老物件便被人有意无意地丢了。眼见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消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心想着，能留还是留住一些，虽然不再使用，没事儿拿出来看看、摸摸，也是一种享受。

车走着，雪下着，叶落几近的杨、柳、槐、楝静静地立着。夏日藏在叶间的鸟巢，这会儿全露了出来，黑黑的、圆圆的，在稀疏的枝丫间，在初冬的寒风中，在暖暖的冬阳下，在迷蒙的天空的背景下，像抒情散文句子中的“着重号”，吸引着你的目光。

村子在县城西南，二十分钟的车程。

村东一条南北道。道东是大片麦田，覆着一层薄雪，“清清白白”的。麦田边有一座小屋，不高不大，红砖红瓦，蓬勃的一丛眉豆，覆盖了大半的屋面。绿的眉豆叶，沾着星点的雪花；白的眉豆花，在风中摇曳；一串青玉色的眉豆，藏在叶间，又没藏严，上面也落着些雪花。道西是排房，样子还蛮新。排房之间是通往村里的路。路左是前排楼院的后墙，路右是后排楼院的正门。家家都是铁皮门，家家都是两层楼。

这是真正的“水泥路”，深一脚，浅一脚，每一脚都踩在泥里。我低头瞅着脚下，小心地迈着步子，脚下一滑，险些摔了，金主任要来搀扶，我说不必，扶着反不好走。真不是跟他客气，自己走还能摆臂调节平衡，若被搀着，则限制了手臂的摆动，调节的功能便没有了，或许更易摔倒。我便跳舞一般，摆动双臂，低着头，拣稍干的地方插足。还好，没摔倒便来到一户铁门前。

推开门，金主任喊了声：“老师儿。”

正房出来个老人，个子不高，蓝牛仔布裤子，黑色上衣，带耳巴的黑皮革棉帽子。胡茬子花白，眯缝着笑眼，笑得皱纹也生动起来。他身后是一中年人，浅灰上衣，红色单帽，帽上有字：国土资源局志愿者。这是老人的儿子。爷俩一一与我们握了手。老人转身搬来了凳子。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凳子便不够了，他招呼让坐，谁也不坐，就都站着说话。天还是有点儿冷，坐着还不如站着。

院子不大，楼房蛮新。说才建了四五年，花了近十万。老人的儿子说，盖房那年东西忒贵，要搁现在，花不了那么多。说着便邀请到屋里看看。我看着厅堂层间很高，问有没有四米，他说三米八卡板儿。我又说，你这比城里的房子要高出一米。这样多好，多敞亮！他笑笑，说：“搁农村，这房子还行；要搁城里，这就不行了。”

房子进深十米，两层加起来有300平方。偌大的客厅，除了一台冰箱，还有一只小木柜、一个很大的落地扇、一台电动木工轮盘锯。余下就是些零碎：几个装满粮食的鱼皮口袋、几个印着“尿素”的空口袋、一堆凌乱的旧衣物、一堆空了的酒瓶子……

老太太提来个大箢子，让我们看箢子里的几颗红柿子。都对柿子不感兴趣，只说盛柿子的箢子好。箢子有啥好的，是平时少见，才觉得它好。司机年轻没见过，抚摸着看了好一会儿，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还问是干啥用的。几个年纪大的，并不觉得稀奇，尤其是我，感觉的是亲切。很久以前，家中也有这样的箢子，大的小的好几个，不过早已没有了。前几年赶泰山庙会，买了只小的当玩意儿。这样大的箢子，也有多年不见了。她说，这样的箢子集上卖四五十，她买得早，才花了二十块钱。说还有卖大箔篮的，要七十块钱。

说到大箔篮，张师儿说：“我家有一个。”

果然墙角立着一只大箔篮，长方形，长有一米五，宽有七八十公分，深有二十公分的样子。他把箔篮提过来，平放在地上让我们看，说这个大箔篮能摆两千个鸡蛋。我问他摆这么多鸡蛋干啥？他说炕小鸡儿。我说：“你还会炕小鸡儿？”

“咋不会，俺父亲就会，我能不会？年年我都炕，炕出小鸡儿挑去卖。不光炕小鸡儿，我会的多了！打铁，打那种建房子用的钯锔子。过去建房，梁、檩、叉股，得用钯锔子钯，我就打钯锔子卖。家里支着炉子，自己拉风箱，自己掌钳，老嫲嫲跟着打大锤。除了打铁，我还卷烟卖烟……”

我说烟是专营的，能随便卷了卖？他就朝我笑，说私下干谁知道。只要有人买，我就能干。然后又说他还有绝活儿,我问啥绝活，他说：“我能叫鲜鸡蛋半年不瞎（变质）。”

能让鲜鸡蛋半年不变质，称得上是绝活了。问他使的啥法，他欲言又止。再问，才说用石灰水。又问他究竟啥样的石灰水，怎样使用的？他不往下说了，只说：“头麦里鸡蛋便宜，买来用石灰水保着鲜，割罢稻子再拿出来卖。这时的鸡蛋贵，就赚这个差价。”

“你咋啥都会？有遗传？老一辈也是手艺人？”

“老辈儿都穷，家里过去开油坊，也没别的啥手艺。到了我这儿，就有手艺了。啥我都能干，编篓子、编席、编萡、编撮箕子、打毛窝子、编囤子、编羊链子、编锅帽，啥我都能编。家里地里的，别管啥活儿吧，没有瞒我的。生产队那会儿，摇耧、撒种、犁耕、耙拉、打场、拉车，啥我都会。还有一样，我好打渔，干完队里的活，我就去打渔。村北有条河，一网下去，拉上来都是鱼。以前鱼多，只要一下雨，西南的水就往这里来，鱼就跟来了。这一带低洼，拿个罗圈儿，拿个撮箕子，家门口都能逮鱼。队里都是按点上下工。工前工后时间就是我的，除了吃饭睡觉，我一会儿不闲。早上起来，挑着网到河里撒几网。该上工了就回家吃饭上工。中午收了工，再去撒几网。那会儿不能投机倒把，但能打渔卖鱼。不让干的咱不干，能干的咱才干。啥能抓钱干啥。你不干咋治？四个孩子，一大家人，吃的用的哪儿来？我的孩子都没让他多上学。能抓钱了，你就给我抓钱去。我就说，咱家庭的情况在这里了，再上学我拿啥供你？上学耽误挣钱不说，还得花钱。不去挣钱房子咋盖？不盖房子媳妇咋说？人一辈儿辈儿过的啥？不娶妻生子，死了我也合不上眼。孩子都听话，到能干活了，就都回来干活了。”

张师儿说他八十了，我就夸他身体好。他说：“还行。”老太太插话说：“他没啥毛病，啥都能干。地都是他拾掇，该种的种，该收的收，收了拉集上去卖。这不，才赶集回来。”

张师儿说：“我早上割了点韭菜，到集上去卖了。还有亩把地儿，种点麦，种几垄韭菜，撒了一片油菜。孩子怕我累着，都不让我种。我闲着干啥？反正也累不着，种着玩呗。”

老太太又说：“我干不动了，16年的糖尿病，天天得打胰岛素。原来血糖还降，现在打了也不降，才又买的药，花了300多。”说着拉开冰箱门儿，拿出个小纸盒，“你看看，就是这，一天两回，都是老头给我打。夏天衣裳单，我自己也能打。冬天穿得多，自己不得劲，就得他给我打。这些年，我就害病了，浑身没点儿力气，啥也不能干，收点豆子也不能簸，都是他簸。俺俩年纪都大了，每月能领百多块钱儿，老头卖菜还能挣点儿。大儿子是木匠，整天在外边给人家干活；二儿子是瓦工，给人搞装潢。”

东拉西扯，然后又说到了房子，我说，你这么大的房子，咋住得了？少盖点，省钱置点家具电器不好？她说，你说的也是。可不盖也不行啊！现在，小孩儿说媳妇，没有房子不行。孙子在泰州农学院上学，学的是兽医，说学这个将来好就业。都上两年了，明年就能毕业。我说，那正好，这房子正好留你孙子娶媳妇。听我这样说，张师儿只笑不说话，老太太却说：“女孩家要求高了，这样的房子还不要，得到城里买。城里的房子贵，那得多少钱！还得要车，还得彩礼，还得办酒席，七八十万都打不住。”

张师儿接着说：“现在的彩礼，少说得10万，还有要20万的。有的女孩家，拿了彩礼，买了家电作嫁妆，带到男家来，剩下的钱也带了来。有的不一样，别管多少彩礼钱，全留在女孩儿娘家，只一个空身人儿到婆家来，房子、家电、家具，什么都是男家的。女孩家的父母，收了彩礼，回头去给儿子说媳妇。钱又送给另外的女孩儿家。”

不说彩礼了，又说种地。张师儿的儿子说：“还有二三亩地，自家种着，费不了多少事，闲下来就去打工。也不走远，附近找点活就干了。”

然后又说养猪、养鸭子，说这一带养猪、养鸭子的多，一到天热，蝇子嗡嗡的，人走到那里，蝇子叮脖子撞脸跟着你，到处是鸡粪鸭粪猪粪，熏得人喘不过气儿。

金主任就问：“这会儿还能随便养猪、养鸭子？”张师儿说，也说不让养。只要你交钱，也能养，交三千块钱，给你个旗子，往鸭棚、猪圈上一插，你就养吧，不会再找你的事儿。

这回跟金主任一起来，主要是陪他来买篓子的。他大概发觉扯远了，就说：“刚才听你说，你会的手艺还蛮多，编这编那的，还会勒杈子、打折子、编筐、编篓、编席夹子……”

老太太插话说：“他编席夹子不行，编出来没有样儿。”

张师儿也不申辩，说：“我还会用秫秸、麦秸编锅帽。还能掐折子。把苇子拿石磙轧扁，再剖成篾子，就能拿来掐折子了。这个，早就不干了，你掐了折子谁要？过去都用折子圈粮食，后来兴用水泥大缸，折子就没人要了。水泥大缸盛粮食是好，缸盖严实了，老鼠进不去。水泥大缸我家就有，现在还用着，你来看看。”

楼梯间果然有几口水泥缸。一只撇口，两只缩口。撇口的缸大，说能盛2000斤；缩口的小点儿，也能盛五六百斤。大缸的肚子上有图案，制作时印上的。图案很简单，是圆口瓶子或茶杯口盖上去的。有两个圆圈连在一起的，也有三个连起来的。另一只缸肚子上没图案，却有个“福”字，应该是过年时买来贴上的。

“你买这缸得不少钱吧？”我问道。

老人得意地说：“我还用买？我不买，都是我自己打的。”

“呵！你自己打的？”

“这算啥，房子我都能建。我这水磨石地，都是我自己做的。看到没？那就是水磨石机。我四个儿子，有木匠，有瓦匠，还有搞装潢的，建房子的所有问题，我自家都能解决。四个儿子的房子，都是俺爷儿几个盖的。”

金主任关心的是老物件儿，见又跑了题，就问他：“你会编拴羊的链子不？”

“哦，拴羊的羊链子，会呀。我不光会编羊链子，我会的多了！”

“给咱打两个毛窝子？”

“弄那干啥，谁还穿它？”

“也不是要穿，就是摆那儿看着好玩儿。”

老太太又插话说：“他打的毛窝子不好，没有样儿。我还有毛窝子来，拿给你看看。”

说着拿出三只毛窝。品相还不错，看颜色不像芦缨编的，我说是驼毛。她说不是，是拿牛毛编的。我再细看，果然是牛毛。手艺不错，编得挺紧实，虽然很旧了，但基本没走样。棕色的牛毛，又拿蓝色软布沿边护帮，蛮好的一双毛窝。

“去年下雪我还穿，才（很）暖和。这双是俺二婶子的，这只是俺二叔的，那一只也不知哪去了。”说着，眼睛也不离毛窝。看着，还把毛窝在手里转动着。然后降低了声调，说二叔、二婶子都老（去世）了。

朱老师拿着相机东照西照，司机用小DV转着圈儿地录像。

老师儿拿出两只席篓子，一只编到了半腰，一只即将收口。他跟金主任说：“你说要篓子，我就赶紧找苇子给你编。长时间不干，手生了，编得没有样。我以前编得好。”说着拿出一只旧篓子。

原还觉得正编着的两只不错，看了旧篓子，就知他“编得没有样”不是客气话。手上的功夫是靠经常操作保持的。一向好手艺的张老先生，手艺都明显“退化”了。

朱老师说要照像，让两位老人一人一个小板凳在院里坐下。张师儿低头编着，手法也算娴熟。老太太不会编，只在那里做个样子。朱老师举着相机，两位都不敢动，全盯着相机看。朱老师说，编你的篓子，别看我。张师儿眼睛不再看相机，但我感觉他的心还在“看”，不光看，大概还在担心影响拍照，所以也不能零活地指挥手，两只手便笨拙地活动着，还差点儿折断一根苇篾子。老太太干脆不动，脖子挺着，头抵着，时不时地拿余光瞟一眼相机。朱老师仍不摁快门，说老人家的面部看不清楚，让老太太稍微抬起点头来。老太太大概不知道稍微是多少，一会儿抬高了，一会儿又抬得不够。朱老师大概也着急了，便收了相机，相机的背带在脖颈上挂着，相机端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老远就伸出去，又上前几步，去搬老太太的肩膀。摆治了老半天，才咔嚓咔嚓拍了几张。

拍了照，老师儿渐渐恢复了状态，回屋取个物件朝我们晃，边晃还边笑，很得意的样子，说知道这东西叫啥不？都偎上去看，没人能认出是啥。

是个铁件，长约一拃，宽有一指，前头尖，整体弯，两边卷起形成一道深槽，说刀不是刀，说锥也不是锥。这是啥东西？

张师儿说：“这叫撬刀，编篓子、编席、扎箢子、扎簸箕就得用它。”

我们一一过了手，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怎样使用。老师儿接过去，拿起待收口的篓子，说篓子收口，就用上它了。说着拿起一根长篾子，在篓壁上找个缝隙，撬刀穿过去，又把长篾子穿进撬刀的沟槽里，大拇指掐住篾子头，抽出撬刀，篾子就随撬刀穿过篓壁。如此重复着，长篾子就把篓口收住了。然后晃着撬刀说这叫拿沿儿，不会拿沿儿，你编不成篓子。他说，你没听人说吗，不会拿沿儿，饿死一半儿；不会窝角，饿死一窝。

我就说，拿沿儿俺都看到了，窝角是啥意思？他说，拿沿儿是编篓子的最后一招。窝角是编席子的最后一招。你不会拿沿儿，篓子你就编不成；不会窝角，席子你也编不成。编不成个东西，指啥吃人家的饭？指啥拿人家的钱？还不都得饿死！我就朝他笑，哦，我明白了，就像造一座桥，或者修一道坝，合不了龙门，桥不能通，坝也不能成。

说着篓子，金主任又想起织布机：“你说的那个织布机还有吗？”

老师儿说应该还有。老太太才走（死）没几天，刚办完忧（丧）事儿，这会儿去说这事儿不好。说等两天他给打听打听，看看人家是个啥意思。金主任答应说，行，你看咋好咋行。老师儿就俯身跟金主任悄声说：“咱先别说买，看看再说。你要说买，别他又……”

金主任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听你的，事成我给你辛苦费。”

老人笑笑：“你还说啥不！”

我们说要走，都要留我们住下。知道是客气，就说改天再来。一家人送到大门外，还要再送，被金主任劝回去了，说路不好走，都八十的人了，别再摔倒了。

⊙贾老

贾老祖居山东堂邑县。1920年，他父亲讨饭来到歌县。歌县城南的赵锡藩家是大户，家中设有私塾，见来个讨饭的花子竟然识字。试了试，竟还不是一般的识字，问都读了什么书？一一说了，赵家听了很是满意，就请来家中，让他教授私塾里的孩子读书。从此，讨饭的花子就成了贾先生。贾先生立了业，随后便又成了家。1935年添了个男孩儿。80多年后，当年贾家的男孩儿，已经成了贾老。贾老的父亲在世时写了很多诗，其中一首说：

劝君修身自琢磨，莫向人间说奈何。

富贵易借银千两，贫穷难赊米半合。

雪里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

至亲厚友莫可告，世事人情浮云薄。

第一次见到贾老，谈到他的父亲时，他就说到了这首诗。说这诗就是对他说的，但对他基本没起什么作用。没起作用的原因是他自己没参透，所以才一生坎坷。真应了那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收留贾老父亲的赵家是民国初年歌县四大家族之一，赵锡藩乃赵氏家族代表。《歌县志》上记载有他的事迹：

民国初年，土匪攻占县城，赵锡藩星夜奔赴徐州，请来革命军平定了匪患。被公推为民政长。民国九年主纂《歌县志》，为本县仅存之最完整的志书。民国十四年任县警备营长，抚境安民，勋绩卓著，获地方献“梓里长城”匾额。赵乐善好施，为人称颂。村中大火，83户受灾，赵家捐房料，赠米粮，助灾民重建家园。里人树功德碑纪念。

我去赵庄采访，问功德碑还在不在。赵氏后人说：“文革期间，赵锡藩坟墓被掘，功德碑被拉走垫在油坊的碾盘下。不久前才被贾老师雇人拉回放在村中小学校里。若不是贾老师，我们今天是看不到这碑的。我们赵家人都得感谢贾老师。”

拜访贾老之前，看到些资料，知道他抢救的歌县名碑很多，不独这个功德碑。

2001年，贾老听说某村有张伯英撰文书丹的老碑，文革期间碑被推进了坑塘，坑塘又被填平修了路。他便自掏腰包，雇人破路挖坑，又租了吊车，才把碑从三米多深的坑中吊了上来。所幸碑很完整，字仍清晰可见。便将这碑捐给了张伯英艺术馆。

张伯英不仅是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还是功底深厚的诗人、学者。他对于彭城书派的继往开来和乡梓文献的收集整理，都作出巨大贡献，有着深远的影响。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贾老说,他是在被划为“右派”时研究张伯英的。有人说张伯英是汉奸，他却说张伯英非但不是汉奸，还是爱国人士。他从收集到的资料中举证，驳斥所谓“汉奸”说。曾撰《笔阵曾教淮海惊》一文在《中国书法报》发表。文章中说：“张伯英先生不仅为徐州一地之杰,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闻名,实为海内外久负盛名的书法高手,先生书法艺术造诣很深,对金石碑帖、书法鉴赏亦具功力,其诗文著述极丰,惜因晚年贫病交加,文墨未能付梓传世,历经“文革”浩劫,诗文墨迹百不存一,实在痛兮。”

为收集张伯英的墨迹，贾老遍访亲友、名流，历经数十年，收集张伯英的书签、联语、匾额、照片等大量资料，自费出版了《张伯英墨迹选》等与张伯英书法艺术成就有关的著作七八种。某年，河北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历代书法家作品集》，他便找到出版社社长，详细介绍了张伯英的书法成就，并将他收集到的资料请社长看，社长当即表示将张伯英书法作品编入《作品集》出版。

贾老竭力推介的，当然不止张伯英这样的大家。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间，经他推荐、宣传、评介的本县业余作者、文化名人多达四十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他策划主持举办的《纪念冯亦吾百年诞辰书法展》、《大风歌书法展》等全国性的展览十余次。编辑出版的书籍有《大风歌书法集》、《张伯英墨迹选》等56部。举办活动、出版书籍，许多是他个人出资，自己的工资花完了，就从儿子那里拿钱，继续“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还和朋友商量成立冯亦吾书法研究院，牌匾已请沈鹏先生题好了。我见到他时，他却说：“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贾老家住清逸园，房子是租的，租金每月800元。没好意思问他为啥没有自己的房子。教师岗位退休，在县城买房应该是有条件的。金主任说：“钱都让他给人出书了，哪还有钱买房子。”

见到贾老时，是在清逸园院中的花坛边，细雨夹着零星的雪花，落在花坛的绿植上，雪花西白，雨珠晶亮，风有点儿凉，地面是湿的。老人微驼着背，走路头低着，步幅细碎，但频率很快，每走一步，鞋底都在地面蹭一声。上楼时，抓住扶手下的铁栏用力，很快就到了二楼。家里有个六十多岁的妇人。贾老没作介绍，故不敢妄断其身份。我朝她笑笑，说来找贾老师说说话。她坐着没动，也没吱声。直到我们告辞，她都没说一句话。

房间不算小，并排两只沙发，我和贾老师坐了，金主任坐在对面。

在这之前，看了一些与贾老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许多媒体对他的报道，多是他如何热心地方文化事业的事迹，比如：收集古碑、研究文史、推介人才、任冯亦吾艺术馆长、办老年书画报、自掏钱帮人出书，以及向家乡图书馆、母校，及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捐赠10000多册图书等。对于他三次坐牢、四次婚变、喊冤三十多年、上访175次、写了1348封申诉信等情节，则绝少提及。我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

1956年8月，我在洪泽县中学教书。大鸣大放，动员我发言，说你是党员，应当起带头作用。我想也是，党员就该有啥说啥，帮助党整风。我就说学苏联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地学。比如，苏联的“5分制”就不好，太粗略，不如“百分制”。就为这，划我为右派。开会斗争我。我的名字里面有个“佑”字，他们就说，凭这名字你就是右派。我很生气，没有道理嘛！就说，你别忘了，我姓贾，我这右派是假的！不说还好，说了这一句，结果就被划成了“极右”。然后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东台县弶港农场劳动改造三年。那时我才23岁，正一心想为党多做工作，结果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开始也是委屈，也是不服，但也没有办法。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孩子。妻子不堪这个打击，就带着孩子去了西安。妻离子散啊！我受不了了，想到了死，但是我没死。我觉得自己没有罪，如果我死了，没有罪也得落个畏罪自杀。如果我背着这个罪名死了，我的家人都得永远顶着这个罪名。我得活着，我得活着等待天晴。虽然我被打成了右派，但我父母坚信我是好人，他们一句都没埋怨我，嘱咐我要好好做人。哪怕做囚犯，也得做个好囚犯。我也暗下决心，时时提醒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做个好人。当时判我6年劳教，实际我只服刑3年，因为我表现好，给我减了3年刑。这是我第一次蒙冤坐牢。

1961年释放，我被遣送回家。家徒四壁，升合无粮，便离家去了山东，在聊城、滕州街头说山东快书讨点儿吃的。在这个时候，能靠说山东快书换口饭吃，得感谢我中学期间学校宣传队的生活。50年代初，随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打快板说“数来宝”，都是现编词儿，见啥唱啥，效果才（很）好。真没想到，十几年前学的这点本事，成了我赖以生存的手段。

1979年7月，改正了我的“右派”，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也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儿，我受这几年冤屈也不算啥。后来这一次，差不多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没有趴下！

1983年3月1日，我跟学校签订合同经营校办工厂。经营得不错，看我还有这方面的本事，就调我去教育局教学设备厂当厂长。签了合同，自负盈亏，我也按合同缴纳了承包费。我承包前，这个厂已濒临破产。我接手后，很快起死回生。厂子红火了，我也该倒霉了。教育局撕毁合同，强行调我到学校教研室，把厂子转交给别人经营了。我据理力争，讨要我经营期间的投入。不仅投入没争来，反而诬告我贪污1万多块钱。审我的时候，叫我蹲着回答问题。上午蹲，下午蹲，一天，两天，天天蹲。蹲的时候，必须双脚双膝并拢，屁股悬起来，说这叫“猴坐空”。没蹲出他们想要的结果来，又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也有要求，腿要伸直，还得两手朝前平举，高一点矮一点都不行，歪了斜了也不行。检察员穿着硬底黑色大皮鞋，看着不顺眼，就给你一脚。还有一招是“开土坦克”，坐在水泥地上，双腿往两边伸直，伸不直他就用黑皮鞋踩、跺。我脚踝青紫红肿，爬起来也不能走路。还得让我承认贪污。我没贪污，所以我就不能承认。他就朝我喊：“你是想学李玉和吗？”我说我是李玉和，但是没有“密电码”，我没贪污！“叫你嘴硬！”黑皮鞋踢在我的腿上，“跟你说姓贾的，别跟我横，说什么时候逮你我就什么时候逮你！”

我心里没有病，根本不相信他想什么时候逮就什么时候逮。结果我想错了。

“贾长佑，你被捕了！”

……

这是1986年10月21日17时30分。

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院子，我下了车，跨过两道铁门，来到一个小房间，一位年轻的公安员正伏案看书。检察员把我交给他，说交给你了，贪污犯，要严格关押，不要和别的贪污犯放在一起。

询问，登记，然后不声不响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但不明白他是啥意思。他就让我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钢笔、钱、证件都掏出来了，又让摘下眼镜，还让解掉腰带，我就只能手提着裤子了。

又打开一扇铁门，让我进去，他在后面把门锁上了。里面关了好几个，这个问我叫什么，那个问我犯的什么罪。我说我没有犯罪。一个声音说：“给他消消毒！”偎上来两个。我还手提着裤子，不知他要干啥，但直觉告诉我，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正不知如何应对，又听一声喊：“谁敢打！”比喊消毒的声音还大，“谁也不准打，这是俺老师。”那两人瞅瞅他，又瞅瞅我，然后回头看看嚷着要给我消毒的那个人。那人没吱声，这两人就走开了。

阻止打人的是个年轻人，来到我跟前说：“贾老师，你还认识我不？我是你的学生。”

我的学生很多，记不起他是谁了。他说他叫文革，在城关中学跟我上过课。我想起来了，但想起来的是他的模样，对文革这个名字却没有一点儿印象，我就说：你还有个名字叫爱国，是不是？”他说：“是，我原来叫爱国，后来改名叫文革。”说着就递给我一根布条搓成的绳子，让我把裤子系上。听说我还没吃晚饭，就朝外面喊：“报告所长，新来的没吃饭。”不大一会儿，门上的小窗口递进来一个馒头、一块萝卜干。

我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高墙、电网、铁门，馒头、萝卜干，还有荷枪的武警。但我心里一直存着执念：我没有贪污。一定有洗雪的那一天。

这天早饭后，我坐在床头看报纸，铁门开了，说要对我进行公审。

囚车开出看守所，从很小的窗口依稀可见我熟悉的医院、银行、加油站、汽车队、招待所……街两旁站了很多人，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

在法院候审时，我妻子、儿子、女儿都来了。儿媳抱着孙，喊了声“爸爸”，泪就下来了。我对孙子说：“乖孩子，别怕。爷爷不能抱你。”我手上还戴着铐子。孙子小，不懂事，见他妈妈哭，也就跟着哭。但我忍着没哭。

公审的情形就不细说了，反正我是不认罪。律师替我说话，但是也没用。没当场宣判，又拉到看守所关了起来。

1987年10月15日上午，看守所的喇叭突然不响了，都很紧张，谁也不说话，监室死一样寂静。

有人喊：“孙✕✕！”孙✕✕猛地站起，提着裤子出去了。一出铁门，就被武警抓住带出去了。大家都很紧张，说他犯的是死罪，是不是要拉去枪毙？接着又喊了几个名字，都是别的监室的。

“贾长佑！”喊我了。我心想，是不是要开宽严大会？我自信没有罪，几个月的调查，应该能查清了。大概今天我就能回家了吧，所以我不紧张。

来到院中，我看到地上一堆绳子。一共叫出来10人，都在那蹲着等绳子来绑。绑我的时候，旁边有人悄悄说：“轻点，这个别绑太紧。”手被绑在背后，又拿根细绳做了个绳套套在我的脖子上。我说这是啥意思？所长说怕我不老实。“你听好了，喊冤就勒死你，绝不客气！”我赶紧说：“领导放心，我一定听话，不喊，我不喊。”绳套就被扔在地上。武警中队长说：“只要你老实点，别乱说，回来给你记功。”我还不知道，来这儿的人还能立功。

我不知道要去干啥。去了以后才有了结果：我被判7年有期徒刑。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还没查清，他们弄错了。坚信自己没罪，所以就相信还有改正的机会。

回来以后午饭也没吃。翻来覆去地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贾老从1986年10月21日被关进歌县看守所，直到1987年2月24日才进行公审，并被判7年徒刑。他不服判决，坚持上诉，至1987年12月1日，又由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6年。1988年1月，被转往泗洪农场。他在看守所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对于这段时间的监禁生活，他不愿多说，我很难猜度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次去他家时，他给我一些关于这段生活的资料，其中有一本《狱中杂记》，《杂记》很特别，本来是本《法律顾问》，后就变成了《狱中杂记》。书的天头、地脚、页边，甚至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都被他用来“杂记”了。或是名言警句的摘录，或是自勉自励的随感，或是委屈、愤怒的宣泄，或是希望、期待的表述。有时，也记些书名、谜语、歌词、乐谱、快书、数来宝、歇后语、儿童智力游戏等等。竟然还有凭记忆写出的《水浒传》中50多个人物的本名加诨号。有时，还画些图形、表格。竟然还有一首诗：

狱中致亲人

高墙院内泪纷纷，面对铁窗欲断魂。

蒙冤落难入囹圄，人铸冤仇何时申？

身入教学设备厂，废寝忘食日夜忙。

矢志改革求前进，留与群众论短长。

上压下抗无所惧，闲言碎语当风凉。

忍辱负重为党业，苍天白日映衷肠。

芝兰吾妻莫悲伤，长佑不是无意郎。

三起三落多少恨，白首恩爱情更长。

洪生吾儿抹泪行，静听生父话家常。

世人皆知为父苦，儿要为父诉冤枉！

女儿小华不要哭，历史常有害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