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波：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本《大东合邦新义》述评

本文梳理了清末大同译书局翻刻的《大东合邦新义》挖改日本汉文原著《大东合邦论》的情况。梁启超等人并不同意《大东合邦论》原著中关于日韩“合邦”的各种论述，但是它所提供的思想养分是可以为维新运动提供借鉴的。为了消除和稀释《大东合邦论》关于日韩“合邦”构思中的政治毒素，他们采取了挖改这一稚拙的方法来部分地否定或淡化森本的日韩“合邦”主张在全书中的重要程度，同时为读者提供一份吸收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想成果的文本。《大东合邦新义》这部尴尬的出版物反映了清末维新派在接纳日本自由民权思想过程中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才是它的历史意义。

绪言

1897年10-11月间，康有为维新派在上海开设了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掌管。10月16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四十二册上发表了《大同译书局叙例》，将该书局的业务范围规定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稀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希望通过翻译“政学”、“宪法”等外文著作，为变法维新事业提供借鉴。梁启超还宣称：“本局系集股所立，不募捐款。印出各书，译费印费，所糜甚巨。已在上海道署存案，翻印射利者究治。”1898年9月25日，戊戌政变发生后，大同译书局被清廷封杀，它像一颗彗星，骤然出现在上海出版界，又倏然消失。据笔者初步调查，大同译书局共刊行了康有为著作九部，康氏门人著作六部，翻译日文著作五部，翻刻日本汉文著作两部，翻刻或代销书籍三部，还代销杂志三种。本稿对大同译书局翻刻的《大东合邦新义》挖改日本汉文原著《大东合邦论》的情况做一些梳理，对其意义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康广仁

一  《大东合邦论》综述

1、《大东合邦论》其书其人

大同译书局翻刻的《大东合邦新义》（以下简称《合邦新义》）是《大东合邦论》（以下简称《合邦论》）的翻刻本。

《合邦论》的作者樽井藤吉（1850-1922，后改姓森本，号丹芳）出生于大和国宇智郡（现奈良县五条市）木材商人家庭。1882年，樽井在肥后（现熊本县）创建“东洋社会党”，一个月后即遭封禁，入狱，一年后出狱。1884年，参与创办上海东洋学馆。1885年因参与“大阪事件”（ 日本自由党人大井宪太郎等人纠集同志赴朝鲜，策划政变。1885年12月，成员139人在大阪等地集合时被警方逮捕入狱），再度入狱，1889年获特赦出狱。出狱后，樽井用日文起草了十六章，后改写成汉文，并于1891年5月至11月，在中江兆民（1847-1901，名笃介，介又作助，号兆民）创办的《自由平等经纶》杂志上以《大东合邦论》为题，连载了其中的十章。1892年，樽井改姓森本，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93年8月，在同乡林业家土仓佐庄三郎（1840-1917）的赞助下，印行了《合邦论》三千册。

《合邦论》约四万字，一百五十一页，金属制版。全篇用汉文写成，共十六章，包括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态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汉土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元、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附录：宇内独立国一览表。其中第三章“人世大势”和第四章“世态变迁”各有上下两篇，所以有的读者认为是“十四篇”。附有汉文返点符号和句点，西方人名和地名右侧分别印上单线和双线。因在文字上得到了冈本监辅（1839-1904，号韦庵）、依田百川（1833-1909，号学海）等汉学者的指点和修改，该书文意基本通畅。中国士人如果把《合邦论》中的返点符号和西方典故等暂时放在一边的话，可以不费力地在一两天内读完，无需“译”书之劳。

《合邦论》的主要论点是：日韩两国自古以来就分别以“和”“仁”为立国基础，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大势下，面对俄国的虎视眈眈，东亚各国如果不携手抵抗的话，就会遭遇被奴役、被淘汰的命运。这个携手的方式是，首先将韩国从清帝国的宗藩体制中脱离出来，然后与日本合邦成“大东国”，最后与清国结成一种类似于战国时代六国合纵抗秦的局面，共同对付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这样既能对应近代西欧型的国际体系，又能保持东亚传统的德治政治。在最后一章“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中，森本强调了在国家与个人“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亚洲黄种人的“大联邦”。这种论点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内伸张民权，以西欧的自由民权法制为立国之本；对外扩张国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代清朝在东亚的统治地位。

2、《大东合邦新义》概要

在《合邦新义》的版权页上印有“大同译书局刊”，左下角有“书经存案，翻刻必究”的字样，七十五叶。刊于戊戌（1898）年春二月，其著述者是“日本森本藤吉述、东莞陈高第霞骞校定”。

在《合邦新义》的叙中，梁启超有以下一段说明：

合邦云者，盖护教之庸墙，保民之规矩焉尔。惜乎，摭论繁芜，立意狙险；似持公论，旋狃私见；攘我藩服，摇我心腹；援隙奋笔，殊属枝梧。然于列国情弊，合纵条理，批谬剔瑕，洞中肯腓。固历朝史案之余唾，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爰属门人陈霞骞因其义正其文，据缟素而增采绘焉。灵曜耿耿，无私覆些，改弦更张，必来取法。丹芳子或当（口+虔）养欤。

梁启超认为森本的合邦论既是“护教之庸墙，保民之规矩”，也看出了原著“摭论繁芜，立意狙险；似持公论，旋狃私见”的问题所在，而且从维护清朝宗藩体制正统性的立场出发，认为日韩合邦会产生“攘我藩服，摇我心腹”的结局，对森本的构想提出了警戒，但由于该书“于列国情弊，合纵条理，批谬剔瑕，洞中肯腓。固历朝史案之余唾，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梁氏最终还是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认识中翻刻、出版了该书，原因究竟何在？

当然，梁氏等人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翻刻《合邦论》，不仅更改书名，而且删除和改造了正文以外的部分，主要有：一是删除了冈本监辅的序文（1382字），太田代（1834-1901，号不知庵）的“跋”（316字）和稻津济（1834-1898，号南洋）的“书大东合邦论后”（293字）。二是删除了《合邦论》正文上方的眉批栏目，冈本监辅、太田代、奥宫东鸣、铃木皜堂、金山等人的眉批（共4848字）在《合邦新义》中消失了，只留下了他们附在每章后的评语。三是加上了梁启超的“叙”（636字）。四是修改了香月恕经（1842-1894，号晦处）的序文（1158字），将原篇名“大东合邦论序”改成“原序”。冈本监辅于1879年出版了汉文著作《万国史记》，不久就被上海申报馆、慎记书庄等出版机构翻刻，颇受中国读者欢迎。

《合邦新义》对《合邦论》做了许多“挖改”处理，某些章节非常多，甚至是整行整段，更有甚者是整页增补或删除；某些章节只做了极少的挖改，很容易被疏忽。不管怎样挖改，在画面上还是留有痕迹的。其技术操作可能是采用“排照影印”的做法，即将原版书《合邦论》拆开，在要修改的文字（老字）上面，盖上写有修改后文字（新字）的纸，然后用照相机逐页翻拍，晒版后印刷就成了新的画面了。在《合邦新义》上，许多挖改后的文字，即使是同样的文字，字迹也迥然不同，手写之故也。因为在当时寻找能够书写出一手近似刻字的手民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对于梁氏等人这种翻刻形式，蔡元培（1868-1940）在对照阅读了原本《合邦论》和翻刻本《合邦新义》之后，例举了两者之间的十三项相异之处，批评了后者的挖改行为。

阅日本森本丹方（藤吉）《大东合邦论》，十四篇，（中略）。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大同译书局翻刻之，题为《大东合邦新义》。据梁卓如序，谓尝荐门人陈高第霞骞，因其义，正其文，故更名耳。今以元本校之，乃用原本复刻，挖改数处。（中略）。所删者二义：一怂恿朝鲜自主，一说中国满汉不相安。所增者二大义：一广孔教，一男女平等。其余汉土例改中国，我国或改日本，皆无关宏旨。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乃至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矣。

藏书家徐维则（1867-1919）在对照了原本（东洋刊本）和翻刻本之间的异同后指出，所谓的“校定”，实际上就是挖改。

《大东合邦论一卷附宇内独立[国]一览表》，东洋刊本，上海译书局本，一册。日本森本藤吉著。书作于甲午以前，尚未甚轻量中国，又审中国之轻日本必无合理，故昌言合朝鲜而微见中国当合之义，名理叠出，近日中日联盟之先声也。上海译书局翻刻易名《新义》，凡言朝鲜当自主不必藩属中国，及言中国满汉不洽者皆删去之，补以表章孔教及男女平权二义，寻行数墨，多无聊语，且有迁就字数，径删一叶者，亦是书之厄矣。

在这部被蔡元培称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被徐维则称为“名理叠出，近日中日联盟之先声”的东洋刊本上，梁启超及其门人陈霞骞所作的“校定”内容不仅仅蔡元培指出的十三处，也不止是徐维则指出的“满汉不洽”或“补以表章孔教及男女平权二义”，两者已经不是原著与“译著”的关系了，而是两部就内容而言，在某些章节中发生里面目全非的改变，而某些章节却完全一致的，似是而非的“兄弟著作”。

3、“东洋刊本”在上海

在初版《大东合邦论》的书尾印有“发卖书肆”一览，除了东京、大阪以外，还有设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天津紫竹林、汉江新街、四川重庆府、福州南台、仁川朝鲜新报社”等处的乐善堂代销处。乐善堂最初是岸田吟香（1833-1905）于1877年在东京银座开设的药铺，从销售眼药水“精绮水”起家。1880年岸田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兼营杂货、书籍，还以铜版细字印制了用于应考的袖珍书籍，颇受欢迎。乐善堂销售日本书籍，为中国士人了解日本现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中国士人直接购入东洋刊本的一个重要窗口。

1884年8月，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举办的东洋学馆在上海昆山路开设，仅有十几名日本青年入学，一年后关闭。末广重恭（号铁肠，1849-1896）任馆长，平冈浩太郎（1851-1906）、森本藤吉、中江兆民、杉田定一（1851-1929）等人参与。末广铁肠所著《雪中梅》、《二十三年未来记》、《东亚之大势》等著作，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士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末广铁肠、中江兆民和森本藤吉等人的著作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流入上海。

1890年9月，荒尾精（1859-1896）带领200多名日本青年，在上海大马路泥城桥畔开设了“日清贸易研究所”，不久后在河南路开设了“日清商品陈列所”，又称“瀛华广懋馆”，作为该所学生的实习基地，销售日本商品。在这些商品中，书籍也是一个重要项目。

上述蔡元培和徐维则的评论中，都提到了《合邦论》的元（原）本，即“东洋刊本”。也就是说，1880年代以后，特别是从甲午到戊戌，东洋刊本已经进入中国士人的视野。在上海的中国士人通过与日本人直接笔谈，购买或受赠、阅读东洋刊本，尤其是日本的汉文著作等形式来了解日本，已经不是特别困难之事了。大同译书局用挖改的形式刊行了这部既非“译”著又非完整翻刻的《合邦新义》，不仅无视了东洋刊本已经开始在上海流通的现状，而且对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对他人“翻印射利者究治”的严厉警告也是一个讽刺。梁氏等人挖改东洋刻本的不良先例，无意中为中国士人全面了解日本文化增加了障碍。

二　《大东合邦新义》挖改透视

１、挖改概况

《合邦新义》对《合邦论》的正文进行了许多挖改，其总字数为4611字，占后者全文中的比例9.91％。挖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改和删增。

“改”是指文字形式和称呼的修改，前者是改写原著中的叠字，如“年々”改成“年年”之类，这类改变无损文意。后者则包括对国家、地名、人群等称呼的改动，例如改汉土、支那、清国、清廷等为中国或中华，改汉人为华人，改汉族为华族之类。严格地说，称呼的改动意味着叙述主体的角色转换。在原作者森本的文脉中，这些名称的含义是有一定区别的，最明显的就是汉土、支那、清国、清廷等概念，而《合邦新义》将它们改成中国或中华，这样叙述主体的角色在无意间由森本转换成了梁氏等人，模糊甚至改变了森本的立场。同时，《合邦新义》中这类挖改虽然数量较多，但也有沿用《合邦论》中称呼而不作任何修改的现象，说明梁氏等人对此类称呼的含义并没有作深层的考量。所以本稿还是将这类挖改归类为单纯的“改”，它们共有170字，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为0.43％。但将“我国”改为“日本”一项是对原著的重要改变，应列为“删增”类。

《合邦新义》是在原著《合邦论》的版面上翻刻而成，后者反映的是森本的立场和主张，《合邦新义》既要利用《合邦论》的版面，保留其主要内容，又要体现梁氏等人的意图和立场，仅仅挖改称呼是不够的，相关的文字也必须做相应的增减。于是就有了“删增”两大类挖改，就是指既改变了文字，又完全改变了文意，如“大东”改成了“亚洲”，“忠孝之教，非不善也，然其弊遂忘政治之大本”，改成了“科举之制，非不密也，然其弊遂忘政教之大本”等。这类挖改的数量分别是2200字和1594字，占全文比例分别是5.50％和3.99％。一般而言，“删”“增”的工序与“改”是一样的，删多少字就增多少字，但是在《合邦新义》与原著《合邦论》之间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就是，《合邦新义》的删字，有些部分整段地改写，有些部分是整页的删增，甚至还有一处是整页删掉原文，成了“有删无增”的死文字，两者并不对称。正是这些“删”“增”所产生的不对称，才是我们深入理解这部糟糕的出版物意义的重要线索。

《大东合邦新义》对《大东合邦论》挖改一览表

2、挖改举要

从第四章《人世大势下》开始，《合邦新义》对《合邦论》文意的删增逐步扩大，到第七章《万国情况》改和删增越来越多，内容涉及也越来越广。第四章《人世大势下》改三处各改1字，删增五处17字。第五章《世态变迁上》改五处17字，删增三处35字。第六章《世态变迁下》改一处1字，删增九处15字。到了第七章《万国情况》挖改规模骤然扩大，改3字，删增分别为309字和311字。试举其中两例如下，《合邦新义》的删增完全改变了原意。

忠孝之教，非不善也，然其弊遂忘政治之大本，而致国势委靡。宗族之制，非不美也，然其弊贵同宗、贱他族，而至不悟有异邦优于己者。（《合邦论》28页3-5行）

科举之制，非不密也，然其弊遂忘政教之大本，而致国势委靡。建官之法，非不美也，然其弊袭虚名、忘实功，而至不悟有异邦优于己者。（《合邦新义》14叶裡3-5）

汉人古代不屈于外人，至晋代五胡之乱，其大半从之三四十年，至元代则全土从之九十年。至清则既经三百年，后世受屈辱，益甚益久者，习惯成性也。（《合邦论》46页3-5行）

中国自汉以来，屡撄边患，晋代五胡之乱，宋代金辽之禍，刍狗万物，虔刘万家。迨鸿沟既定，和议既成，民犹屈于国制虚与委蛇，而莫可如何者，习惯成性也。（《合邦新义》23叶裡3-5行）

第九章《汉土（中国）情况》的挖改最为显著，改十五处37字，删增十三处，删565字，增567字。其比例分别高达1.64％、25.0％、25.1％。以下这段挖改是集“改删增”于一体的例子，既有不损原意的技术性改字，也有完全改变原意的删增。

我国推尊汉土古圣贤之道尚矣，以为其文物教化，超越于万邦。顷读泰西人记东亚近世之情状者，四百年来我国文化，反有出于汉土之上者，而国人未尝自悟也。岂汉土有不如古者耶，抑亦因我国进歩之速耶。观清国近状，则知西人所记，亦非虚言也。而其国势之逡巡，动有促我国之危机者。若萎靡不振，则更嫁禍于我，亦未可知，安得不望其富强开明哉。（《合邦论》67页2-8行）

日本推尊中国古圣贤之道尚矣，其沈浸文物教化，已有成効矣。顷读泰西人记东亚近世之情状谓数百年来日本文化，反有出于中国之上者，而中国人不自悟也，岂中国有不如古者耶，抑日本有加人一等者耶。观中国近状则知西人所记，亦非中国也国权日弱，国政日微，民俗日漓，民心日渙。若犹萎靡不振，则东方诸国，亦有不利焉者。安得不辅车相倚哉。（《合邦新义》34叶表2-8行）

第十章《朝鲜情况》改五处10字，删增八处，删181字，增170字。第十一章《日本情况》改五处7字，删增一处，删98字，增88字。第十二章《日韩古今之交陟》改二处3字,删二处574字，增一处27字。在这三章中，挖改后的《合邦新义》与《合邦论》的意思完全不同了。

更观朝鲜外部事情，其所恃者汉土也。今清国之力，能足援朝鲜乎。彼之黒龙江州，既为俄国所夺，安南亦为法国所侵，其国人在米国濠洲等者数百万人，未闻有一军舰保护之者。且其国内饥饿相望，而不能救之也。何以能援域外之朝鲜哉。顷闻有欲使英国垄断朝鲜之议，其不可恃也明矣。俄国今欲伸志于东洋。（《合邦论》第十章《朝鲜情况》，81页3-8行）

更观朝鲜外部事情，其所恃者汉土也。所畏者俄国也。夫中国积数千年深仁厚泽，情若父子，义则君臣，无怪其恋恋然，而不能舍去也。至俄国则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猝有事变，能保其不为长蛇封豕，蚕食邻国乎。俄之不遽发其机者，前有日本撄其胸，后有英法德奧蹑其迹，故不敢先为戎首耳。今俄人欲伸志于东洋。（《合邦新义》同上，41叶表3-8行）

八曰，开国以来，不为他邦所屈者，世界万国中，独有我国耳。汉人自古不知世界之广，以其世称御宇，以其国为天下，仅保一隅，以蔑视四邻。四邻皆媚事，独我日本，以敌对之礼接之。其通国使也，始于隋。隋书载我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否。（往昔尝有筑紫豪族、任那镇将、与彼邦相往来者、然非国使也。）其后北条氏斩无礼之元使、丰臣氏怒明人之不敬、皆可以证也。（《合邦论》第十一章《日本情况》，88页9行-89页3行）

八曰，开国以来，历世相传不灭者，世界万国中，独有我国耳。华人自古不知世界之广，以其世称御宇，以其国为天下，仅保一隅，以蔑视四邻。四邻皆雄视之。日本固中国人，其言语状貌，声明文物，多有与中国同者。隋唐以来，两相结纳，日益胶固。为亲者讳，何所褒贬。然其中兴衰治乱，沿革得失，中国屡蹶，日本屡兴，其故何也。好高者势必危，积原者流自光也。（《合邦新义》同上，44叶裡9行-45页表3行）

朝鲜国王谦让，犹称臣于清廷，然其国民，既自主独立之民也，非清廷之臣民也。顾使朝鲜至称大朝鲜国者，日本诱导之力也。然日本人中，有不喜其措置者。朝鲜之民，亦有不感日本之德义者。（《合邦论》第十二章《日韩古今之交陟》102页1-4行）

朝鲜国王谦让，犹称臣于中国，然其国民，既自主独立之民也，则政教由己出可也。政教由己出，而不思变法以自强，是自惑也。然日本人中，有不喜其措置者。朝鲜之民、亦有不明日本之本义者。（《合邦新义》50叶裡1-4行）

另外，在第十二章里，梁氏等人还删除了《合邦论》整整一叶（两页）547字（99页8行至101页8行）的关于明代中日朝三国关系史的论述。这一删除表明了梁氏等人在通读森本的著作后，拒绝了森本的东亚历史观，用删除这一毅然决然的手段，从根底上否定了其合邦论主张的历史必然性。

第十六章《论清（中）国宜与东国合纵》的挖改也相当多，改二十五处68字，删增十处，删337字，增310字，其比例分别达到了2.14％、10.61％、9.76％，其中临近最后结论部分的一段，《合邦新义》删去了森本关于南方汉人必将“谋恢复”，清朝如果与“大东国”合纵，才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的根本手段的论述268字，加上了自己批判基督教，宣扬孔教论述的251字，完全改变了这一章节的论调。

余更有欲为清国一言者焉。夫清国者，满人以兵力併诸大国，而所成者也，其各邦民族以汉人为最多。汉族虽外形服之，然未必心服，而其抱恢复之念者，亦不寡矣。而今日满汉强弱，有与昔日相反者。顾今日战争之胜败，不因身体之健软，膂力之强弱，而专因器械之精粗。其精锐之利器，则购诸海外诸国者多矣。今清国汉族所居，皆滨海，而满人根据，远于海滨。且清国今日之富，在南方汉族，故谋恢复者，必将自南方起矣。当此时，则清廷将假英法之兵以镇之。英法果可常恃乎，彼之根据既在东亚，其报酬与昔日不同也，则何以待之乎。凡谋反兴兵者，豫算胜败之数而起，少算则不叛也。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巩固，则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虑清国平安者，宜致思焉。（《合邦论》139页3行-140页2行）

余更有欲为中国计者焉。夫地球积面，诸教蕃布，救世教居其七，儒释道回回等教居其三。则孔教之微，可概見矣。况乎彼教徒侶，坚忍不拔，历洋海而如接，蹈汤火其如饴。自顺治年间，荷兰通市以来，凡属教士，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等，种种弊窦，更仆难数，此疆臣所以掣肘，黎庶所由切齿者也。倘与东方诸国，创立纵约，掊击异类，恢闳教宗，使泰西教士，裹足而不敢前，叛教顽民，鼠身而无可据，则孔教章明，有可翘足而待者。昔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苏会，葡萄牙西班牙皆藉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日本亦能撤教堂、逐教士，与民更新，而中国犹瞑然鼾睡焉。此何心哉，曾印度葡萄牙之不若耶，不为白人所笑者鲜矣。（《合邦新义》69叶表3行-69叶裡2行）

3、《合邦新义》未挖改部分举要

与上述第四至第七章，第九至第十二章，第十六章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邦新义》对《合邦论》最初三章的挖改基本上仅限于改字，而且次数极少。即第一章《序言》删增一处2字，第二章《国号释义》改一处1字，第三章《人世大势上》改一处1字，删增三处3字。其中有些纯属润色，如“朱熹曰”（《合邦论》10页3行）改为“朱子曰”（《合邦新义》5叶裡3行）。有些挖改虽然与原意有所不同，但基本通顺，如“合邦之利害清国之关系”（《合邦论》5页5行）改为“合邦之利害合纵之关系”（《合邦新义》3叶表5行）。“我大东之人士深思熟察”（《合邦论》15页8行）改为“我亚洲之人士深思熟察”（《合邦新义》8叶表5行）等。另外，第八章《俄国情况》的挖改相对较少，删增七处16字。第十三章《国政本原》改六处7字，无增删。第十四章《合同利害》改一处1字，增删一处1字。第十五章《联合方法》改一处2字，删增二处21字。这七章几乎没有什么删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在这些基本上未经挖改的章节里，或许能够发现梁氏等人刊行《合邦新义》的秘密。

《合邦论》在阐发政治本原、倡导自主精神、认清世界大势、奋起改革弊政等方面的论述引起了梁氏等人共鸣。它们主要体现在第一章《序言》和第三章《人世大势上》，第十三章《国政本原》和第十四章《合同利害》。这些论述非常多，都一字不变地保留在《合邦新义》里了。试举数例如下：

近年泰西人唱万国相约以废战争之说，由是观之，立万国裁判所，设万国民法刑法，制万国度量衡，铸万国通货，作万国历，定万国统语文字等事，亦当不远而兴也。曷可坐井中以背世界大势哉。（《合邦论》第三章《人世大势上》，16页6-9行，《合邦新义》同，8叶裡6-9行）

故人之所以成国者，出于生存之必须。生存之必须，有四要，曰生命,曰自由,曰名誉,曰财产。然人有智愚，事有善恶，故欲保四者之安全，则愚者不可不教，恶者不可不惩。于是推有智者以平章万事，是即国政也。故政治者，因保全四者之必须而起也。（《合邦论》第十三章《国政本原》107页7-11行，《合邦新义》同，53叶表7-11行）

呜呼，尧舜周公之道，今日行于欧米，而不行于东亚。欧洲昔日之野蛮，化为今日之富强开明，而东亚诸国萎靡不振。古今东西，盛衰易地者，岂非以其不悟国政之本，而守专制之弊乎。（《合邦论》第十三章《国政本原》112页6-9行，《合邦新义》同，55叶裡6-9行）

然政纲紊乱，治化败颓，犹如朽墙，一朝有风雨，则安得无破坏哉。宜深思熟计，以讲兴国安民之大计也，若失其计则将有不忍言者。试征诸我日本，开港以来二十余年，幕府遂为之亡，而明治维新以后，民权（谓人民有之权力）自由之说勃然起，动辄抗政府，然不至过激者，我皇室为国民之宗家也。朝鲜政治，酷于我幕府，而其王室非国民之宗家，故民权自由之说，一入人脑中，则未可保无法国革命之惨状也。（《合邦论》第十四章《合同利害》125页3-9行，《合邦新义》同，62叶表3-9行）

上述各项言论，不正是清末维新派也想大声疾呼的声音吗？有的言论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也时常出现。最后一段的引用，用朝鲜李朝的事例来比喻清王朝不也有几分相似吗?用法国大革命的惨状来促使光绪帝支持变法，回避革命，不也是康有为的一条重要说项吗？梁氏等人把“明理叠出”“真杰作”的《合邦论》中反映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启蒙思想成果的部分，以比较完整的形式保存下来了，而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中对东亚的扩张思想和情绪在《合邦新义》却被淡化甚至否定了。

第十五章《联合方法》中这段唯一删增过的论述，是一个很好的例字，它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梁氏等人赞同、容纳了森本的哪些论述，拒绝、改变了哪些论述。森本在罗列当时世界上的四种“邦国联合”类型，即“以事相合，以君相合，以邦相合，以主权相合”（《合邦论》127页，11-12行，《合邦新义》63叶表，11-12行）后指出：

邦国联合之制，其不一定如此矣。新图合同者，宜出新机轴，以开彼此之便也．若两国立约，行之数年，而有情形犹未便者，则更解制，以复其旧亦可矣。若夫虞他日之祸，则宜记之盟约章程也。自主自立之国，相依相辅，以图安宁福利，不容他人鼾睡者，是为万国公法之通义。今朝鲜国王实臣事清廷矣。然其国之自主，既为万国所认，安可使其民为他邦之奴隶哉。（《合邦论》131页9-11行）

这段论述在《合邦新义》中，前大部分照录原著，但最后一句则改成了“今朝鲜国王实臣事中国矣。然其自主之权，犹未灭也。既为万国所认，安得仍分其轩轾哉。”（《合邦新义》65叶表9-11行）

梁氏等人在赞同森本对“邦国联合”的制度设想应建立在“自主自立之国，相依相辅，以图安宁福利”的基础上的同时，否定了森本对朝鲜与中国关系的认识。

结语

森本藤吉于1893年刊行的《大东合邦论》是一部通顺的汉文政论著作，无需翻译就可以为中国士人所理解。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春二月刊行《大东合邦新义》也有可能是在翻译作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出版的翻刻本。在《大东合邦论》等东洋刊本已经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流通的情况下，大同译书局的做法在出版界是不足为训的。

包括作者森本在内，为《合邦论》作序跋，撰写眉批的作者大都是参与过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早期亚洲主义者，可以说《合邦论》的完成，也是这些既通晓汉文典籍，又放眼世界的民权运动家们共同参与的结果，包括序跋、眉批等文字在内的《合邦论》反映了他们对东亚的认识、主张和情绪。在他们的亚洲观里，既有向东亚扩展民权，倡导自由宪政等思想养分，又有扩张国权，宣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扩张主义的政治毒素，谚曰“是药三分毒”是也。《合邦新义》对《合邦论》部分章节的大规模挖改，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确有牵强附会，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可笑无聊之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梁氏等人通过挖改的方式，在历史认识和方法论等层面上，与森本等人画出了一条虽然不太清晰但却是确实存在的界线。

梁启超在《合邦新义》的叙中赞赏了《合邦论》“于列国情弊，合纵条理，批谬剔瑕，洞中肯腓。固历朝史案之余唾，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就是说，虽然梁氏等人并不同意《合邦论》中关于日韩“合邦”的各种论述，以及其关于世界形势，尤其是对东亚形势和历史的认识，但是《合邦论》所提供的思想养分是可以为维新运动提供借鉴的。为了消除和稀释《合邦论》关于日韩“合邦”构思中的政治毒素，他们采取了挖改这一稚拙的方法来部分地否定或淡化森本的日韩“合邦”主张在全书中的重要程度，同时为读者提供一份吸收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想成果的文本。“合邦”虽然是《合邦论》的主要概念，但并不是《合邦新义》想要推广的重点概念，民主、立宪、共和、国家、社会、进化、竞争、自由、民权、名誉等等丰富的汉字新概念和论述，揉古今中外先贤哲人的言论于一体的行文，才是维新运动所急需的思想资源。传扬这些新概念和论述，才是梁启超们在戊戌年早春的言论环境下，只能以挖改的形式刊行《合邦新义》的正真意图。《大东合邦新义》这部尴尬的出版物反映了清末维新派在接纳日本自由民权思想过程中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才是它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