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蛋壳上动刀的男人

在袁家钊眼里，每只鸡蛋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同的形态、颜色、手感，就像人的脸，富有生命力。

一个脆弱易碎的蛋壳，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乾坤”。

今年63岁的袁家钊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淞南蛋雕技艺”的唯一传承人，他的蛋雕作品曾代表上海搬上世博会的展览台。

荣耀背后，是所谓“玩了一辈子”的功夫。40年来，袁家钊的夜晚大多是和蛋壳一起度过的。

方形写字桌上一个纸箱操作台，里面摆放着五把刻刀、一只铅笔、一根牙刷和打磨用的橡皮。扎着一头长发的袁家钊拿起刻刀，左手握蛋，神情肃穆。灯光打在蛋壳上，袁家钊沿着铅笔线条，缓慢地将黄色的蛋壳刻出白色的纹路。

工作室寂静无声，只有刻刀和蛋壳的摩擦声在窸窣作响。

专注雕刻的袁家钊。受访者供图

“蛋壳怎么会不碎？”

1980年，在上海手帕厂工作的袁家钊到大连出差。他在火车站门口拿着地图张望时，发现一位体格结实的中年货郎坐在小凳上，正在鸡蛋壳上刻画着什么。他一下被眼前的新鲜事物所吸引，路也不问了，就盯着货郎的手看。

蛋壳一碰就碎，怎么会不碎呢？他感到既神奇又纳闷，也不敢问，在旁边默默看了一下午，一直看到太阳下山，车站没人，货郎也要回家了，问他：“小伙子，看够了没有？”他才回过神来：“能不能教教我？”

货郎答应了，拿给他五个蛋壳和一把小刻刀，让他试试。结果一刻就破，五个蛋壳全坏了。

第二天，货郎师傅又来了，告诉他握蛋的正确手法，左右手怎么配合，刀怎么移动，然后又给了他五个蛋壳。

按照师傅的技法开始练，果然就不“坏”蛋了。他在大连待了6天，便刻了6天的蛋。

熟练之后，袁家钊就开始发挥“小聪明”了。他觉得师傅将字体设计得太大，虽然易刻，但欣赏性欠佳。他压缩了字体的大小，将一个“和”字阴刻成白色，并在外围刻了两个颜色较浅的圆作为点缀，无论从哪一面看，都能看到字的全貌。

货郎见到袁家钊改良后的作品，满意地点点头。

袁家钊蛋雕作品“手拉手”。冯佳倩 图

从大连回上海后，袁家钊继续磨练技艺，慢慢尝试各种花样，还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蛋壳上的色彩。起初他因为紧张，双手一直绷着，不敢过于用力，使得手腕经常酸疼。手被划伤了，他拿布随意包扎止血，忍着痛继续刻，至今他的左手上还残留着大大小小的疤痕。

蛋雕需要全神贯注，稍一分神，也许就前功尽弃了。但他喜欢的恰恰是这种微妙的刺激感。有次弄堂里的孩子在袁家钊房间外打架，吵得鸡飞狗跳，但别人问起来，他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深夜是他最好的雕刻时间。早年间，母亲曾生病卧床十个月，他彻夜守在一旁，安静地刻蛋壳。每当母亲发出疼痛的呻吟，他正在用劲的手就会一抖，蛋壳就坏了。几年前，他习惯早上睡觉，晚上雕刻，常常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眨眼就凌晨四点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家人购买鸡蛋的数量有限，用完了自家的蛋壳，袁家钊就去问邻居要。“只要是蛋，我都讨来雕。” 

雕刻前，他将麦秆伸进蛋壳表面的开孔中，吹出蛋黄和蛋清，“这下子吃不到水煮蛋和荷包蛋咯！”他打趣说，从此家里只能吃炒蛋、炖蛋、蛋花汤。

实现购蛋自由后，他每周在市场里挑蛋，一挑就是几个小时，大的、光滑的、颜色深的、蛋壳厚的、没有黑点的……一箩筐的鸡蛋一个个地挑，为此他会多给点钱。

早期，他雕刻的图案较简单，像十二生肖，一两天就能完成。后来，他试着将其他工艺的手法运用到蛋雕上，例如竹雕的留青、玉雕的薄意，加上设计的时间，完成一个作品要好几个月。

这难不到他，对于喜欢的事物，袁家钊向来有足够的耐心。

疫情期间，袁家钊花了一周完成的作品“齐心协力抗疫情”。冯佳倩 图

在平凡的人生里追寻美

不同于其他匠人，袁家钊并不靠蛋雕谋生。蛋雕只是他用来抵抗孤独、打发时间的一个业余爱好。

袁家钊的父亲是一名账房先生。“文革”时，因家庭成分不好，弄堂里的孩子总是排挤他。一次玩游戏，同伴拒绝将奖品给胜利的袁家钊，两人争吵着打了起来。对方父母来到袁家，不停地指责他。

为了少让他在外面玩耍，父亲要求他在家里练书法。年少的他静不下心，总是赶在父亲下班前随便写几个字应付，也曾质问父亲：“人家都不学，我学干嘛？”父亲说：“任何时候，人都是要有文化的。”

学习书法后，他渐渐对绘画、竹雕也产生了兴趣。雕竹的刻刀是自制的。他捡来别人不要的钢条，蹲在水泥地上磨，蹲累了，就站着在水泥墙上磨，烈日炎炎的一个又一个下午，他磨出了各种形状的刻刀。

1999年，工作的服装厂倒闭了。他想着凭手艺吃饭，开过裁缝铺、理发店，还曾想过开饭店。但他似乎缺乏做生意的天赋，开的店都没有存活多久就关门了。

五十多岁时，他还去应聘过理发店，对方说“这么大年纪还来干什么”。后来他干脆待在家里，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做起了家庭煮男，跟着电视学厨艺，每天想着怎么把菜做好吃、好看。

好看很重要，袁家钊是一个爱美的人。不管是做衣服、理发，还是玩蛋雕，他都追求一种有特色的、不落俗的美。他留长发，穿花衬衫，越时髦越好。同龄人说不敢这样打扮，怕被人骂，他说，穿什么是我的自由，谁说老头就没人看？

袁家钊在淞南文化中心的工作室雕刻。冯佳倩 图

2007年，临近退休的妻子开始到虹口公园打太极，看他天天在家里雕蛋，便建议他去公园摆摊，“你既然这么喜欢，就把它推出去，让人家看到，蛋壳可以雕刻。”

第二天一早，袁家钊带上蛋壳和工具，去了公园。刚开始他有些怯场，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像偷东西一样”。坐了一会，他才慢慢拿出刻刀和鸡蛋，开始“表演”。他不敢看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他，也不敢去听别人说话，怕刻坏了当众出丑。半天过去，蛋没刻成，出了一手的汗。

之后他每天都去，锻炼了两周，开始听别人问话，诸如“这个蛋是熟的生的”之类的简单问题。一个月后，可以边刻边回答，也开始有人买，每个20-50元。那时候，有一些熟人笑话他：“你这个东西拿出去，人家排队抢的咯！”

时间长了，他渐渐被周围人熟知。因为蛋雕在俄罗斯比较有名，附近外国语大学的俄语老师成了他的常客，定价50元，他们会给100元。这给袁家钊了信心，“我这个东西还能值一百？”

有位70多岁的老人看过他的蛋雕作品后，曾断言他不出两年就不会来这里了。袁家钊感觉像是遇到了伯乐，偷偷刻了一个兔子送给老人。

事情果真如老人所料。买的人越来越多，他来不及做，13个月后就不去了。

2008年，袁家钊搬到了淞南。他去居委会帮母亲办老年卡，看到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要举办家庭手工大赛。他就问工作人员，蛋雕可以参加吗？

“什么蛋雕？”对方不知道，也听不懂解释。他赶紧回家把“福娃”“鸟巢”“水立方”“熊猫”几个作品拿过来。对方一看，忍不住惊呼：“天呐！这是真的假的？”最终居民全票通过，拿了一等奖。

之后，他参加了世博会民间工艺品选拔，交了15个作品上去，两年后还给他11个，另外4个名为“上海风光”的作品入选了。

从事专业摄影的儿子替他高兴：“你终于出头了。”儿子从小看他刻蛋壳，从没想过这是个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品。

袁家钊骄傲极了，在QQ上跟朋友们大肆炫耀，觉得自己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光荣，“不是代表我自己，是代表上海。”

在世博会现场，袁家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自己第一次看见货郎雕蛋的样子。

袁家钊在展览会上向观众讲解作品。受访者供图

传承的困境

袁家钊说，他做蛋雕就是玩，玩了一辈子。没想到玩出了名堂，成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淞南蛋雕技艺”的传承人。这项非遗技艺，目前上海仅有他一人。

谈及此，袁家钊原本平和的语气有些波动。他苦于至今仍未找到与他并肩作战的传承人。

早些年，他拒绝收徒。因为这门手艺很枯燥，他怕徒弟耐不住寂寞，学到一半就放弃。也有人来问他，“学蛋雕多长时间能赚钱？”他反感地回怼：“一想到钱，你就不要来学了！”

2012年，袁家钊开始在淞南文化中心普及蛋雕，免费授课，“不可能收费，收了就没人来了。”

在他看来，学生和徒弟并不同。老师只能教学生入门的技巧，而徒弟要继承师傅的衣钵。

袁家钊曾经被两名徒弟伤过心。一位上海徒弟学了几年后，为了自己独立申请到非遗项目，离开袁家钊拜了外地师傅；另一位来自广州，学了十年，因为广州申请非遗需师从本地师傅，最后也不认他这个师傅了。

袁家钊正在教授学生。受访者供图

目前，国内不少省市都将蛋雕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许多人专职从事蛋雕艺术。袁家钊认为，蛋雕入门很简单，但要制作出让人欣赏的作品，则需要更漫长的磨练与忍耐。

“急功近利的人总比静下心来的人多。”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只收了一名六年级的小徒弟，担心随着徒弟学业压力增大，孩子会中途放弃，所有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他患有糖尿病，也担心自己因为并发症倒下，心爱的这门手艺将无人继承。

他愿意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但比起技术本身，他更重视赋予作品的文化内涵。

比如他耗时六个半月完成的“山河锦绣”，蛋壳上设计了四个屏风，有大江、云雾、高山，连接屏风的是象征长久的蝴蝶扣。如果将蛋壳自右向左转动，可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永不停歇，寓意亘古不变的中国风光。

袁家钊作品“山河锦绣”。冯佳倩 图

疫情期间，他还记录下了淞南防疫的场景：防控员在路口测量体温，志愿者在街道喷洒消毒水。蛋壳顶部是一面党旗，将它放在转盘上旋转时，旗帜上的镰刀就如旋风一般，象征着张文宏那句风靡全国的金句：“共产党员先上”。

这些在一个又一个夜晚、费尽巧思孕育出来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又一个夜幕降临，袁家钊关掉工作室的灯光，轻轻合上门，和一个个精雕细琢的“孩子们”说了声：“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