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自由”“爱国”与“个人”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重返言论界的“文化人”中，也包括因“世界史哲学”成为战时明星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但他们因其在战时的活动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原学生兵梅原猛说道：“自己不面对死亡却向他人诠释死亡，难道不是欺诈行为吗？”他还说，复员后“简直无法忍受对我们诠释死亡的哲学家们”。而这些“文化人”最终都被开除公职。

复归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战前的“自由主义者”们。战败之初，通过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的人脉，以安倍能成、和辻哲郎、谷川彻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山木有三、田中耕太郎等人为中心，加上石桥湛山、小泉信三、铃木大拙、柳宗悦、大内兵卫等人组成了“同心会”。作为同心会的会刊，《世界》杂志于1945年12月创刊。

当时，马克思主义派系激进杂志偏多，而《世界》被认为是稳健且有教养的杂志，被形容为“像金纽扣似的秀才型杂志”、“保守党左派杂志”。从同心会成员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这种状态并不长久。编辑委员中不少成员是社会主义的共鸣者，而主编吉野源三郎则希望创办一个超越同心会的杂志。

然而，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要想转变思想并非易事。《世界》创刊号的卷首文章由安倍能成执笔，其内容也只是诸如批判战时道德下降、提倡重建“道义”等老生常谈。不过，这篇文章被占领军删减了两处，并因文中惋惜撤除军备及丧失殖民地，编辑委员会要求安倍脱离同心会。

如前所述，安倍与和辻哲郎、谷川彻三一起参加过海军主办的思想座谈会。曾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的安倍，在1942年的座谈会上，提倡防止日本人与朝鲜人混血，认为“只要日本一步步控制住满洲的话，就可以统治夹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朝鲜”。另外，安倍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没有必要用简单的人道主义来姑息当地居民”，“必须引导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而做出贡献”。和辻也在该座谈会上做了相同主旨的报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倍会在文章中对日本丧失殖民地表示惋惜。

使这种问题进一步表面化的，是1946年第4期《世界》上刊载的津田左右吉的文章《建国与万世一系的思想》。津田战前专注于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他的著作又在二战时因违反出版法被禁止出版。因此，津田作为抵抗镇压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很高评价。编辑委员期待津田能提供批判皇国史观的论文，而津田却寄来拥护天皇、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论文。

蔑视朝鲜、拥护天皇、反共等，是这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倾向。如第三章所述，和辻哲郎、田中耕太郎等指出如果废除天皇制，没有自治能力的国民将陷入混乱。清泽也一样，他们在战时对军部持批判态度，战后却显露出拥护天皇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一面。

编辑部收到津田的文章后，大多数编辑都反对刊载该文。主编吉野找羽仁五郎商量时，羽仁说：“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旦发生革命我们都得上断头台。”不得已，吉野最终决定，将编辑部写给津田的长篇“忠告”，与他的文章一起刊登。

在这次风波之后，刊载于《世界》第5期卷首的是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当时年仅32岁的丸山，虽说是东京大学副教授，但也只是毫不知名的青年，他的文章可以说是破格采用。

但是，丸山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超出预料。因物资匮乏，当时报幅减半、仅有正反两页的《朝日新闻》，却在杂志评论一栏对丸山的文章大加赞赏：“守旧的言论界终于刮来新风”，“虽然很年轻，论文却颇具价值，是一种新样式”。该文尤其引起了从军队复员的年轻读者的共鸣。同心会成员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像大正教养主义似的启蒙文化论，因此可以想象丸山文章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以此为契机，《世界》的执笔者转向年轻人。从1948年起，由吉野发起组成“和平问题谈话会”（最初称“和平问题讨论会”），《世界》杂志上开始发表有关和平问题及媾和问题的声明，而津田左右吉与田中美知太郎被排除在外。“和平问题谈话会”起初推举安倍能成为会长，之后渐渐转由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年轻人管理。在这种状况下，同心会最终脱离《世界》，于1948年7月创办杂志《心》。

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因是政治家及官僚的旧识，多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1946年，币原内阁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天野于1951年委托被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制定《国民实践要领》，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战后版而广受批评。最终，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等人也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成为《心》的执笔者。

与《世界》起用丸山等年轻学者相反，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转而为《文艺春秋》执笔。此后，《世界》与《文艺春秋》在言论界相互对立。理所当然，1950年代，《世界》是受大学生喜爱的年轻人的杂志，而《文艺春秋》以年长一代读者为中心。

就这样，与言论界的代际交替一起，曾经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保守论者。也正因如此，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强调“个人”的保守

1950年代形成的保守论调大多宣传“现实”、“常识”、“传统”，批判和平主义为“空论”、“不成熟”、“幼稚”，尤其是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赞成重新武装，将国防的义务定位为“公共心”的一环并大加赞赏。

这种观点与之后的保守论调异曲同工。但1950年代的保守论调，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论调相比，有几个特征。

其中之一便是有将战后民主化及工人运动与军部独裁等同视之的倾向。铃木成高于1949年给《心》的投稿中，认为“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性质”。小泉信三也于1950年谈道，“对军人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由这种倾向产生出的“昔日军阀，今日总评”等词后来经常被保守言论界使用。

尤其是经济学家小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战体制的相似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正因此而受损。这种论调与保守论者的代际交替一起暂时衰退，但到1990年代，以“1940年体制论”的方式再次出现。

另外，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论调中还有一个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保守论者，如第Ⅲ部将要分析的江藤淳等人，宣扬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然而，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竭力强调“个人自由”。

例如，铃木成高指出，“活用并贯彻个人”才是保守主义。田中美知太郎也认为，“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光明正大地利己一些比较好”。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

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也是为对抗日本共产党论调而不得已提出的观点。

本章前半部分论述过，日本共产党也在这种对立之中批判“世界市民”。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精通西方哲学文化、提倡从“政治”中解放“个人自由”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符合被批判的“世界市民”形象。

这种批判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是介入他们生活的“政治”压力。铃木成高认为，“不被一切思想束缚的精神才是保守主义”，主张“诚实地尊敬好东西，这种精神是理所应当的，我认为这与精英意识毫不相同”。但在阶层差距巨大的时代，从日本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不过是无视派生小资产阶级生活观的社会立场。

另一方面，保守论者倾向于宣传以尊敬天皇为中心的“爱国心”及“公共心”。那么在他们心里，“个人的自由”与“公共心”又如何共存呢？我们可以从《心》举办的座谈会上竹山道雄的发言窥探这一问题：

……如果变成集体主义的话，政治将要决定一切，这样就另当别论。如果不这样的话，除了政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他……可以有人只关心文化，而且必须有这样的人。……这是承担文化的人的责任。

在该座谈会上，也有人主张“人应该遵照各自的天分，扮演适当的角色”。这种身份制度的心理状态支撑着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与“公共心”并存。也就是说，“肩负文化的人”，也可以像大众通过劳动贡献社会一样，通过自由享受文化，以一般民众不可能的形式贡献社会。这种秩序是“传统的”并且是“自然的”，而介入该秩序的“政治”便是“集体主义”。

再者，在这些保守论者口中，“和平”一词也被赋予了一种独特意义。小泉信三一边赞成重新武装和《日美安保条约》，一边说“与祈祷民族间的和平一样，我希望阶级之间也是和平的”。而这种“和平”，也就是他们享受安定地位的战前的时代象征，即天皇。

1945年10月，评论家河上彻太郎撰写了评论文章《被配给的“自由”》。在该文中，他讽刺战败后回归言论界的“自由主义者”。河上认为，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是与王朝或贵族制战斗的人，“然而我国的自由主义者，（1930年代）是左翼华丽的稳健中庸派，性格上保守的人居多”。他还认为这些人在日本政治失败后，以“不即不离的文化主义”抛头露面，“当然无法期待他们的积极性”。

另外，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主张“自己的自由”，却批判他人的“自私”。而这一批判主要面向下层阶级的权利要求。在1948年的座谈会上，安倍能成认为，“我在战时便感觉到，战后工人对权利的要求会非常之大”。他还认为，罢工是爱国心欠缺的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在战后降低，与此相反，工人却“拿到很多工资，受到特别待遇”，“简直被惯坏了”。

对于这样的安倍，日本共产党系哲学家松村一人反驳道：“您说工人阶级很放肆，认为他们在做与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您非常在意。可是资本家们的放肆，您却一点都不在意。”同样出席该座谈会的清水几太郎也认为工人运动与民主化运动是“新式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安倍只以“虽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爱国心也有可能，但我还没有体会到”作为回应。

“世代”的差异

然而，这种保守论者的倾向与丸山真男等年轻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共通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层或上层阶级，正如前文所述，丸山等人也曾表现出对大众的蔑视与对“下士官”的厌恶。

那么，是什么横亘在丸山等人与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呢？概而言之，便是由世代派生出的不同的战争经历。

丸山等人的年龄问题常被人忽视，这群“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论者在刚战败时都很年轻。以31岁的丸山真男为首，加藤周一、日高六郎、鹤见俊辅等都才二十出头。

丸山评论战败后自己参加的知识分子团体“青年文化会议”时，认为该“会议”是“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这里出现的“世代”一词，与“主体性”一词相同，成为战后思想的一大特征。

战争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所受灾难的性质却因为世代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战时掌握政策及作战决定权的人，在言论界大肆讴歌战争的人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与此相反，被动员到军队或工厂、被投入最前线的都是年青一代。

战时成为征兵与动员对象的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即便运气好免于战死或负伤，但是学生充军被迫中断学业，或者走上工作岗位数年而被迫放弃，对于他们的职场生涯都有负面影响。复员后，即便尝试重新开始学习或工作，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及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也很难心想事成。

因此，多数年轻人抱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被“年长一代发动的战争”破坏的意识。在军队，不少人有被逃往后方的年长上官留在战场的经历。在这个背景下，便出现了丸山所说的“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年长的保守论者怀有强烈的反感。如鹤见俊辅批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在1931年至1945年处于被动员的年龄。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是不是动员年龄，根本上决定了情感形成条件的差异。”

这种“受害者意识”与“悔恨”有着微妙的关系。丸山真男在1968年的座谈会上，虽然对没有抵抗军部的统治表示悔恨，却并不认为“自己个人有战争责任”。可以说，他们切身认为，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当政者与年长一代。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以丸山为首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因动员而接触到“大众”。而与“大众”的接触在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分析日本社会现状、变革引发战争的社会因素的热情。战败后多数年轻知识分子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鸣。

然而，没有经历动员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共有这种心情。战败后，即便赞成彻底解散军部，但比起变革社会结构，他们更热衷于恢复他们习惯的战前体制。松村一人于1948年“关于世代的差异”座谈会上，对安倍能成及和辻哲郎等人说道：“我感觉你们的理想便是没有军队的旧政治经济结构。”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例如，津田左右吉于1948年有如下主张：“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发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本质，并由此来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津田认为，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但是，年轻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认为。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

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这样的话，即便恢复到大正时期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再者，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例如，鹤见俊辅在1951年《批判老一代》的一文中写道：“老人，分为维新人与明治人两种。”鹤见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变更”对于经历过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变革时代的“维新人”来说，并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与此相反，出生在秩序稳定的明治后期的世代，也就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与战时当政者毫不怀疑被赋予的框架，“从根本上讲没有变革意识，只是一味顺从”。同时他认为：“战后的年轻人的思想，继承了维新人的思想。”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也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如前所述，丸山认为“明治拥有与大正、昭和时代不同的东西”。竹内也以战败为契机，“重新审视了明治精神”，形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是在“日本最好的时代”，“通过温室培养”完成人格塑造的人，“他们实际上难以抗拒权力，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抵抗意识也十分薄弱”。竹内还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天皇制是可憎的，是应该被诅咒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掉的，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天皇制的记忆，与所有恐怖心理连在一起。而这一点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事实上，战后初期直至1950年代，根本没有论调将大正民主化作为战后民主化榜样给予评价。从大正民主主义的遗存政党政治家及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时处于保守派的位置来看，没有这种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都厌恶大正时期流行的教养主义文化。加藤周一于1946年7月发表《新星堇派》一文，批判爱读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黑塞（Hermann Hesse）的朋友，战时宣传决战与“玉碎”，战后却高唱“和平、民主主义”。加藤认为，歌咏“星星”、“堇花”、“少女”的“星堇派”浪漫诗人，既不抗议战争，也对战败后饥饿的现实无能为力，“对社会历史问题连小孩的判断力都不如”，“只享受安全的文化，顺便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是“幼稚病患者的艺术思想游戏而已”。

丸山也于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批判道：“完全非政治性，也就是歌咏星星、堇花，迈向解放本能生活的个人主义。”当然，这些教养主义文化也是他们自己从年轻时候就熟悉的东西。但是，之后他们面对战争与战败的苦境时，这些教养文化没有丝毫作用。对拥有这些体验的他们来说，如加藤所言，宣传文化与美的大正教养主义简直是“令人作呕的东西”。

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大正民主主义没能阻止军部抬头而被瓦解。因此，他们绝对不乐意将自己的民主化取向比作大正民主主义。将“战后民主主义”比作大正民主主义的风潮出现于1960年代以后。当时，正值批判形式化、温和化的“战后民主主义”论调抬头。

以丸山为首的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在表达战败后的心情时，将“明治”定位为变革的时代。这时，“世界市民”一词意味着逃离政治，“国民”或“民族”一词意味着参与政治及“主体性”。这种论调并不是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否定，而是与重现新民族主义的取向连在一起。

同时，“明治”一词，“国民”、“民族”等词，正是在战后初期的混乱时代才显得具有革新意义。当时，秩序不稳定，国家的将来也是未知数，因此“重建国家”、“参与政治”等词，与之后的时代相比拥有不同的魅力。最终，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到来，社会开始稳定，“明治”、“民族”等词失去其作为革新派的意义渐渐被保守派吸收。

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保守派特征的变化。改革氛围高涨，参与政治就意味着加入左派的时代，反而是保守派提倡脱离政治的“个人自由”。而正因为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知识分子成长于贫富差距巨大的时代，这种“个人自由”与“公共心”、“爱国心”的主张才得以共存。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讲，“文化人”这一国内的分工，不是有意识取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前提因经济高速增长而瓦解的时候，江藤淳等人形成了“提倡有意识地接近国家，取得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感”的保守论调。

以战争体验的记忆与巨大阶层差距为背景，战后初期有关民族主义的言论结构得以形成。当这种战争体验开始慢慢被淡忘，经济高速增长也开始到来时，这种言论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本文选摘自《“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 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