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谈现代中国学术史与述学文体

陈平原（章静 绘）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大学何为》《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等。

近日，陈平原新作《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上海书评》专访了抵沪参加上海书展活动的陈平原，请他谈谈他的现代中国学术史和述学文体研究。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404页，88.00元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您学术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李泽厚曾说，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1991年，《学人》创刊，同时您也开始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您今天怎么看九十年代和您研究取向的关系？

陈平原：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到《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再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起点是1991年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这篇文章，它刊发于1991年11月出版的《学人》杂志第一辑，后来收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既是八十年代的终结，也是日后中国学术走上另一条道路的起点。八十年代的确让人怀念，我为此写过若干文章；但八十年代学术上也有一些遗憾，其中包含了比较明显的借学术谈政治的倾向，而且很容易大而化之，人文学者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任意发挥，还获得了很多掌声。其实九十年代即便没有之前的政治风波，学术也会发生变动，只不过变动的方向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而已。应该说，这里有一些被迫的转折，但是也有一些主动的调整。

你说到的李泽厚的论述，其实我不太同意，我更认同王元化先生晚年提倡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九十年代初期表彰陈寅恪、王国维，固然是一种“学问”转向，但实际上“学问”背后也有“思想”和“精神”，只不过是选择以学术的方式和立场来完成这种转折。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写的那些文章，包括《在专家与通人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刊于1991年秋季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五期）《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刊于1992年7月出版的《学人》第二辑）《学者的人间情怀》（刊于《读书》1993年第五期），都有“思想（史）”方面的考量。至于九十年代的《学人》杂志，则开创了民间办刊的新路径，也算是实践了章太炎的私学理念。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境遇和我们主动选择合力的结果。

《学人》（第一辑），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570页，9.80元

对于我，1991年是重要的转捩点。《学人》第一辑以“学术史研究笔谈”开篇，我自己也自此从八十年的小说史研究，转向了学术史研究。之所以做这个选择，不只是为学问计，更是在那个当下，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需求。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2016）聚焦学科体制和文学教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讨论现代中国学术表达方式的形成。能谈谈这三本书的联系吗？

陈平原：这三本书作为“三部曲”，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想法。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学术史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三十种，其中包含了葛兆光、阎步克、赵园、平田昌司等老师的重要著作，我自己的好些书，包括这“三部曲”的前两部，也都放在里面。我在丛书总序里提到，九十年代中国学人谈论学术史，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解决自身的困惑。因为任何学术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所以不可能“就学问谈学问”，我的学术史研究也必定与思想史、文化史有颇多牵连。不过我当初没想到，自己最后会走到文体这一步。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468页，98.00元

最早一本《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前面几章谈章太炎与胡适，关于求是和致用、官学和私学、学术和政治、专家和通人，你一看就知道是九十年代的反省，是当初的一些心情在学术史上的投射。可是下半部分就逐渐展开来了：经学和子学的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和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我们看晚清到五四到二十年代的这两代学者，从进士到留学生，从王者师到专门家，从以前政治学术不分，所谓“读书做官”“野无遗贤”，到“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逐渐走出了一个学术独立的道路。这跟整个政治风潮、西学东渐，也跟现代教育制度，尤其大学制度的建立有极大关系。回过头来看，我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教育视角的进入：废除科举，切断了读书仕宦之路；推广新学，才是转变学术范式的关键。正是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想深入人心，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神话。读书不一定要走向官场，教书可以成为一种受尊敬的职业，可以带来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现代大学给我们的重要契机。当然现代社会之倾向于让“学”与“人”脱钩，也造成了许多问题。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564页，98.00元

如果说第一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学人，作为一种职业、境界的形成，那么第二本就进入了具体的学科。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方向，我选择了考察“文学”。“文学”的好处是它牵涉面广，能在学院内外做沟通，它既是专业，也不一定是专业，容易进入公众社会。同样伴随着教育角度的切入，我把关注点落在了“文学史”。当“文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文学教育的重心，便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史”作为课程设置、著述体例、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收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这本书一开始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然后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黄人、林纾、鲁迅，还有“北大中文四老”，他们的工作各有偏向，但都隐含着古今、政学、文史之间的张力，最后再涉及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这四个专业领域，等于是从建制层面到人物层面再到著作层面，囊括“文学史”这一学科。

最后第三本才是述学文体。我相信，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这本书就把“述学文体”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把学术史考辨的重心从思想转向思想的表达。可以说，这三本书的联系是逐渐建构起来的，不是系统的设计：第一本直接进入现代中国学术史，和九十年代的心情有关系，第二本是专业化的道路，第三本则在专业化的状态下，寻求一个既是专业的，但又不限于专业的问题——循序渐进，徐徐铺展，螺旋上升。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在“西学东渐”和“旧学新知”的牵引下，杂糅古今中西而形成的。您认为有哪些传统中学的和西方的资源对它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或者说取舍，和现代中国科研传统，比如对“史”的注重，有什么关系？

陈平原：今天中国的学术最能够体现西学影响的方面，无疑是述学文体。如今很普遍的“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在传统中国是罕见的。王国维说，“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二牖轩随录》）；胡适也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晚清以降，“一干而众枝”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衰弱，而与这种新的表达方式的确立相伴的，是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除了专著的压力，我再三强调胡适《〈水浒传〉考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人们会特别惊讶，对于一本小说，可以不做蒋瑞藻那样的考证，也不做金圣叹那样的评点，而是用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的生长来写出这样的长篇论文，并且用的是白话。所以我说现代中国小说史学应该从1920年说起。这一年的7月，胡适写了《〈水浒传〉考证》；8月，鲁迅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一是带有方法论意义的撰述，建立起学术论文的写作模式；一是进入教育体制，培养接班人，而由讲课而来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则奠定了整个学科的框架。

不过，在创造“著作”“论文”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很多困境。比如引用，古人很有讲究。宋人《论作文法》有云：“经据不全两，史据不全三。”写文章，引经别超过两句，引史不要超过三句。引文太多，文章会支离破碎。这跟我们现在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样。尤其摆在现代中国人面前的，有三种互有关联但又不太协调的学术资源与书面语——传统中国文化，俗称国学，基本上是文言；现代中国文化，俗称新学，大都是白话；自己或别人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思想学说，俗称西学，欧化语为主，兼有部分文言。将这三种风格大相径庭的引语，编织进自家著述而不显得扞格，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故论衡》，章太炎著，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24页，31.00元

当然现代中国述学文体也并非都是西方文体的移植。我在书里还提到章太炎对魏晋六朝文的坚持，以及他的诸子学背景，也提到胡适对名学思路的注重，这些都影响了他们对西学的接受和理解。其实，西学的引进与传统的发明，这两者不应该分开。没有西学的照亮，对传统中国也不会做某些特定的选择。一味强调“西方冲击”，或者一味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都会有偏差，谈论现代中国的文体问题，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在不断的对话中，在互文关系中，考察前辈们做出的艰辛而有效的探索。

在您的分析中，“演说”和现代中国文章变革、课堂教学、白话文学都有莫大关联。可以说，您用“演说”勾连了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能谈谈吗？

陈平原：晚清以来的演说，可以是思想启蒙，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文化传播或学术普及。这四者之间当然有张力，这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社团——雄辩会与平民教育讲演团那里就有充分的体现，但也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性。从教育史的角度说，书院改学堂，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不再以学生自修而是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所有大学教授，多少都得学会演说——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以外。与此同时，学者们的撰述，也很容易在专著、演说、教科书三者之间自由滑动。演说可以作为学堂的补充，学堂里的专业训练，又使演说的内容及技巧大为提升。

《厮役演说》，《益森画报》第五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中旬。

《女学传习所开学》，《星期画报》第二期，光绪丙午年（1906）八月。

我自己最重视的是演说对白话的贡献。再大的学者，面对公众发言，也必须用口语，没有人用文言来演说。相应地，白话也更适于作为记录演说的文体。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记录现场感很强的讲演。学者的公开讲演，以及将讲演稿整理成文或书（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我回到潮州，讲家乡的方言，发觉有的话要想一下才能讲出口。因为，一些高级的新词以及复杂的表达方式已经进入潮州话，而我长期不操练，就感到陌生。类似地，在西方的、现代的学术概念借助演说逐渐被翻译成口语，被日常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白话也变得越来越雅致、渊深、有学问，越来越能呈现复杂的新思想。

除了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成熟，演说之风还深刻影响了文坛乃至学界的风气。我们知道，演说的特点大致是：表达口语化，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尽管学者在课堂面对学生讲学，通常不会像在广场面对公众发表政治演说那样，容易被现场情绪所激荡，但演说的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还是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思维以及笔墨之中。这对于传统中国讲求温柔敦厚的文风，无疑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与冲击。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今天我们会发现，大陆学者的文章普遍更接近演说，相比之下，港台学者写作和口述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我们的公文基本都是白话了，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但凡学校要发布某种渊深高雅的文章，比如校长致辞，中文系的教授就有义务来帮忙撰写。应该说，在推行白话方面，大陆更加彻底。除了一些古代文史专业的论文有时故意写得比较古雅，大部分学者的写作，都是可以直接念出来，让人听得懂的。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里有五个个案：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这些个案涵盖了现代中国的文、史、哲不同分科的述学文体，您怎么看述学文体的学科属性？现代中国不同学科的述学文体之间有什么异同？

陈平原：我选取这五个个案，一开始并没有从学科的层面考虑。像蔡元培，就很难界定是什么学科，他以教育为主，但也有哲学的成分。主要还是看重他们在现代中国学术史开启阶段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他们各自演说风格、文体的差异性。要说文、史、哲三个领域述学文体的特点，凭想象大家会认为，哲学论文有思辨性，史学论文要求材料准确，文学论文讲究修辞。但其实它们有基本相通之处，不是绝对分而治之、壁垒森严。每个学科内部也有不同路径，或是偏史学，或是重理论。比如文学史、哲学史就重视史料，和一般理解的史学研究很接近，而文学理论、美学、历史哲学则多概念辨析，近乎哲学的分支。这些不同的方法取径，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对材料的运用，包括对述学文体的讲究，都是不太一样的。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基本定型了。谈论现代中国学者的表达，固然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关心的，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五个个案的代表性似乎已经比较充分了，再往后讨论，难免会越来越往纯粹修辞学方向走，这不是我的愿望。

在鲁迅一章，您分析了鲁迅以白话作小说、杂文，以文言述学，相比之下，胡适的贡献则是提供了以白话述学的典范。能谈谈这两种不同选择吗？鲁迅文言述学，除了关于研究对象的考虑，是否还与他对著作的设想——仅面对知识共同体——有关？

陈平原：我们今天见到的鲁迅的学术著述，最完整的是《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两部讲义。而偏偏这两部著述，都是以文言撰写的；而且写于坚决主张青少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反对青年作者从古文或诗词中吸取养分的1920年代中期。在我看来，这还是基于鲁迅将“体式”与“文体”相勾连的思路：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使用白话，谈论传统中国的论文或专著以文言表述。类似于鲁迅“直译”的主张包含着对于洋人洋书的尊重（翻译的功能“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对于古人古书的尊重，便体现在述学文体的选择。翻阅《鲁迅全集》，但凡鲁迅讨论古籍，甚至撰于1935年的《〈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都采用文言。当然除了追求与研究对象相吻合，这里可能还有文人对文章美感的考虑，只要对比一下演讲体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著述体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就不难发现后者明显有经营文章的意味。至于鲁迅写不写文学史那样的专著，有很大偶然性。他曾说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柳无忌来信按语》）。而上海十年，鲁迅作为职业作家，远离大学校园，没必要撰写大部头的文学史。这与为大众还是为知识界写作的立场之争，应该说没什么关系。

《中国小说史略》合订初版本，北新书局，1925年9月出版。

既然古文与国学互相依存，用白话来谈论国学，能有效吗？胡适的功业，就在于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这部用东西观念构建的大书，体现的是上层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体。毋庸置疑，事关大众的“论事之文”，比较容易使用白话，事关学者的“述学之文”，则相对困难得多。后者处理古今对话，尤为艰难。关于其述学文体，《中国哲学史大纲·凡例》这么表白：“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话作解说。”“原文”与“解说”并存，起码表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间的巨大鸿沟。自此，如何协调新式标点、白话述学与古人学说，成了无数专家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新技艺。因而《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白话文学史》等的典范意义，便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更包括著述体例与述学文体。而关于怎么写论文——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胡适的选择并非唯一的出路。一直到1980年代，钱锺书撰《管锥编》，依旧采用文言，并不降低其学术声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初版本，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

在您原先的设想中，除了目前书中已有的五个个案，您还想讨论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厚、余英时。您能选择其中几位提示一二吗？

陈平原：这里有两三个人是我想说的。一是钱穆。钱穆晚年在台湾讲学，特别告诉学生们，不要相信“拿证据来”“动手动脚找东西”就能做出好学问。在他看来，会写文章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跟钱穆早年的训练有关系，他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韩柳文入手，后“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由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又上溯五经，后“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可以说，钱穆早年的浸染唐宋八大家古文，影响了其一生著述。

其实，从黄宗羲、全祖望到梁启超再到钱穆、余英时，我认为有一条史学家会写文章的线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表彰过全祖望的性情与文章，梁氏“笔锋常带情感”的评传，以及见识高迈的学术史，确实与后者有颇多渊源；钱穆在给得意门生余英时的信中，也表彰过梁启超的述学文字“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又让余“以黄、全为宗”，参考他们的“绝大文字”（《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而钱先生自己所作的，如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评价，恰是这样的“大文章”；至于余英时，在依然健在的史学家中，绝对称得上为数不多的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绝大文字”者。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余英时著，三民书局，2015年10月出版，288页，210.00元新台币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朱自清。我对朱自清的关注源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他是朱自清的研究生。一般认为朱自清是个散文家，但我注意到，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的好多散文其实是论文。尽管他以散文的方式写作，但他发现问题的眼光、最后表达的结论都是有学术意义的，比如《论雅俗共赏》《论逼真与如画》这类文章，还有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语文影及其他》中收录的《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都是从语词、概念进入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思路。它们虽然被视为散文，形式上与他早期的清华大学讲义如《中国歌谣》以及收入《诗言志辨》的四篇论文明显不同，但学术意义丝毫不逊色。

这方面再往前，可以推到周作人。当年王瑶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他去世以后我做续编，我特别想设一章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周作人。表面上看周作人没什么学术专著，但我觉得，他关于明清文章的理解，比许多专门家还要深入，还要精彩，只是其藏学问于随笔，不曾将这些思考系统化并形成完整散文史著述。尤其他从反正统、通人情、有雅趣、能文章的角度，极力表彰李贽、王思任、叶绍袁、张岱、傅山、冯班、李渔、袁枚、章学诚、郝懿行、俞正燮、蒋湘南等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的文章家，今天回过头来看都很有见地。我写《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就受了他不小的影响。但周作人是以文品文，并且其阅读不受传统诗评文论的束缚，体现了现代人的眼光与趣味，不容易把握。我以为当代学者中能深入洞悉这种文章做法和学术理路的是舒芜，便邀舒芜先生撰写周作人这一章。他也答应了，可最终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614页，32.50元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508页，36.00元

《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396页，39.00元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出版，266页，38.00元

总结一下，我既关注史学著作中的文章，也关注散文中的学问，既喜欢有学问的文人，也喜欢有文采的学者。晚清以降最大的变化，就是文人和学者分开来了，这是很大的遗憾。

您把“引文”作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表征”，除此之外，您原本计划讨论的“表征”或“入口”还有：“教科书、专著与札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对于这三个问题，您能在这里谈谈吗？

陈平原：京师大学堂刚建立的时候，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要不要教科书，还是读经典就行了。传统中国有“四书”“五经”，还有各种各样的读本，但没有哲学概论，也没有文学通史。换句话说，没有今天流行的让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对某一学科综合把握的那种概论性教材。1903年后，因《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我们才开始编纂这种教材，这明显是接受西学教育的结果。学生自己摸索，读原著或选本，直接跟经典对话，获得的感受更真切，但注定视野有限；先上概论或通史课，接受起码的学术训练，可获得基本的知识地图，但可能体会不深。不可否认的是，教科书的出现，影响了每个学生知识结构、阅读趣味的形成，也影响到我们对知识的认定，以及我们的学术表达方式。百年来很多著作移植了教科书的思路，或者本身就是教科书或课堂讲义。另外，教科书几乎是唯一能给出版社带来稳定收益的学术出版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几百种文学史。我想教科书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建构意义，需要进一步讨论。

《东方杂志》创刊号，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五日发行。

在各类专门学报出现以前，现代中国学者的述学之文，已经广泛出现在综合性的报纸杂志上。比起明清学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本人去世后才由门人或子孙整理刊刻的文集，现代中国学者随写随刊的述学文，不能不受报章的影响，相对注重文章的可读性。早期像《东方杂志》，无论什么类型、什么学科的文章都能发表，哪怕很长也可以连载，其实这个风气在台湾地区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我们看《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副刊，余英时几万字的论文照样连载。但伴随专业化、合理化、标准化进程的加快，如今发表越发受制于媒体本身的属性，也就是说，人们预设了在什么样的刊物上读到/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而这直接影响我们的写作。你明白给《文学评论》和《上海书评》写文章是不一样的，平台内在决定了你应该用什么笔调，如何开头，怎么收尾，读者也分得很清楚。与此同时，学院评价体系也在强化这种区分，大学老师每年都要填表，在哪里发文章计多少分，这固然有效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出产，但也压抑了思考和表达。只有到我这个年纪，没有考核压力，才能比较自由地在不同平台发声，写不太像学术论文的文章，有时甚至故意混搭，打乱文体来写作。可年轻人不能这么做，否则匿名评审马上把你淘汰了。读书人只能写一种文章，不得不说，这是个不小的遗憾。

标点符号的引进，谈的人比较多。我关心的是每一种标点符号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比如哪些人喜欢用感叹号，哪个时代遍地都是感叹号，着重号、反问句的情况又如何。这些与标点相关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风气以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另外，引文用不用引号，的确是区分传统和现代中国学术表达的重要指标。夏晓虹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校订时就发现，很多引述的话大意没错，但文字有出入。梁启超那代人是靠背的，他们随手写下来，在上下文里读起来很通顺，但有讹误，其实有时候也未必是误记，而是根据语气做了调整。碰到这种情况，校注者只能不加引号，另外注明原文以供对照。引号进来以后，这样的状态就会改变，包括我书里提到晚清以来，行文自注体例的通行，明引取代暗引的趋势，都需要引号来呈现。可以说，引号改造了学术写作风格，以至于今天出版社编辑都要追究，你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能不能加引号。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273页，17.80元

在您八十年代关于中国小说和小说史的经典研究中，您讨论了西方小说和传统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的影响。您能谈谈小说的古今之变和学术文的古今之变的关系吗？二者合而观之，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白话文的谱系/起源，有更全面的认识？

陈平原：早年做小说史研究，后来做学术史研究，我用力最多的就是晚清到二十年代这三四十年。这段时间包含了文学和学术变革，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在这本《述学文体》和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我都特别强调，《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然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452页，98.00元

事实上，白话学术比白话文学更难。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白话的小说与文言的国学，二者虽并行不悖，可明显有高低之分。提倡白话小说，甚至尝试用白话写诗，虽也大有新意，却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从边缘走向中心。反而是用白话作文，尤其是用白话来讨论国学这样高深的学问，打乱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约定俗成的边界。晚清以降，实现述学之文自我更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另外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文化运动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取决于白话文学以及白话学术的实绩。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才无懈可击。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早年的小说研究和后来的学术史、教育史研究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352页，45.00元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339页，34.00元

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虽然现代文学意识是在晚清到五四之际确立的，并且出于对“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反感，我们总比较偏向于所谓“纯文学”，但是近代中国学人也有重新沟通文学与学术的尝试，其中代表就是章太炎以及胡适相对宽泛的文学观。在胡适看来，“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他还赞扬章太炎《文学总略》之“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尤其破除了“应用文”与“美文”的区别。回过头来看，这种尝试同样值得重视。

最后想谈谈您本人的述学文。您往往会先单独发表一篇篇相对自足的论文，再集合成书，您更愿意把自己的书看作系统的著作还是文集？您行文兼顾论学和论事，给人的阅读体验与读一般学术论文颇不相同，您认为自己是stylist吗？

陈平原：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蓝克林编的《另外一种散文》，收了五十余位当代人文学者的文章，其中也包括我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者散文”或“学术随笔”是九十年代的热门话题，那时人们还在追问，如何在学术和文章之间架起必要的桥梁，而不仅仅囿于僵硬的教科书式论述。如果说我的学术写作有什么特点的话，其中之一就是我同时写两种文章：既有相对纯粹的高头讲章、学院论文，也有好多散文、随笔，后者跟《读书》杂志有直接关系。我早年的写作，得到《读书》的鼓励，受金克木等老先生影响，以此类笔调谈论社会及文化问题，然后一发不可收。所以我的写作文体分离，大致是：用专著来体现学术追求，用随笔来保留社会关怀。说是分离，其实很容易藕断丝连，或者暗度陈仓。

《另外一种散文——当代人文学者散文》，蓝克林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728页，33.00元

《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5月出版，185页，49.00元

在今天，博士论文是最典型的专著，这是对博士论文的要求。而绝大多数中外学者，在博士论文之后的著作，都是专题论文集。所以，我想谈著作，最好在“专著”和“文集”之外，再加一个“专题论文集”——相比于一般文集的文章长短不一，话题范围不限，专题论文集所收之文，往往主题相对集中，章节彼此关联，但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比如，我在最后成书时，会请编辑帮忙检索，发现各章之间重复的地方，须做统筹或删改。因为，这些文章单独发表的时候，为了论述的完整性，难免有前情提要、意思重叠之处。专题论文集之大行其道，其实也不难理解：写博士论文有时间限制，会集中精力把一个相对小的论题做完。工作以后，往往思考问题日渐宏大，写作时间较为充裕，著作的谋篇布局，也没有博士论文那样的严格要求，不一定封闭，多一章少一章无大碍，自然而然就成了这种著作形式。当然，它还是有一个专著的样子或框架，我们一般也都视之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