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当代学人眼中的民国最强朋友圈

​唐德刚曾问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先叫出来的？”

胡适笑嘻嘻地回答：“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唐德刚接着问：“有人说是傅斯年，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究竟是谁呢？”

“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胡适还是这样回答，笑得非常得意，贼兮兮的。

胡适（前排左一）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及同学合照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乐此不疲地多次提到这个场景，由此也引出了民国最强大朋友圈——我的朋友胡适之。在一度被视为“黄金时代”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句话几乎成为社会名流的必备标签。鲁迅在1933年写的《文摊秘诀十条》中说：“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

这段颇具黑色幽默的“秘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胡适在民国朋友圈的“江湖地位”。有记载显示，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适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从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张群，到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张闻天等，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黄炎培等，学界、教育界、文艺界的信件更是名流荟萃。无论政治立场还是学术派别有着怎样的差异，至少他们都曾有一个“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二）》手稿十纸（选4）

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朋友圈加上爱写日记的习惯，胡适成为民国众多先生中，最为大家熟知，且最有故事的一位。目前正在全国巡展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北京开始，途径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家乡安徽，此次披露的9种重要文献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华艺国际拍卖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文献作者涉及胡适、陈独秀、章士钊、汪孟邹、汪原放、章希吕、许怡荪，而文献内容涉及到的人物则难以计数。

胡适留学期间与友人合照

以“一座‘图书馆’，两位文化巨擘，一场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史”为寻访蓝图，通过新披露的文献，追溯百年前大时代的文化遗珍，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此次特展仿佛胡适朋友圈的延伸，在数十人组成的多场研讨会中，学者和专家围绕近些年持续发酵的“民国热”，回溯先生们的风骨，以及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焦点一  如何重新定位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左起，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鲁迅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胡适致汪原放、章希吕信札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章宏伟：

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创始人汪孟邹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因为陈独秀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至交。汪希彦临终之前把弟弟托付给了陈独秀，就使得这两个人物在后面的生命轨迹当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民国出版史上，亚东图书馆是一个很小的出版机构，出书量不多。之所以今天我们还要纪念它，就是因为它和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密切关系。当时在出版新文化书刊上它出了相当大的力，在当时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恽代英1919年冬天办利群书社，毛泽东1920年办文化书社，都和亚东图书馆做了经销。当时还是陈独秀给做的担保，对这两家书社都可以给300元营业额的贷款。这些足以说明亚东图书馆的地位。

胡适致汪原放、章希吕信札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宝明：

汪孟邹作为一个出版人非常会经营，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

在出版史上陈、胡参与亚东图书馆的策划，可以说在中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史上除了思想和运动，还有生意存在。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提到，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存在于哲学家的陈辞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翻译用了“投机”，或者可以翻译成“出版商的策划中”这样更厚道一点。超越了法律边境的思想、市场投资，在出版商看来出版启蒙书籍是一场生意，是对思想市场的投资，让出版商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让思想走入社会并去辐射社会，出版社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以及在出版印刷、发行环节中的苦心经营才使得启蒙成为一场运动。

哲学家们生产思想，出版社将思想以印刷的方式表达出来，将思想变成商品并销售出去。在这个意义上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是生意人与启蒙者相结合之双赢的典型案例。

胡适致汪原放、章希吕信札

焦点二  《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疑案？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留学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记录了其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共18册，50余万字，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粘贴了450余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这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有力补充了此前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

《胡适留学日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

《胡适留学日记》初名是《藏晖室札记》，记录的时间是1911年到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出版的时候分了17卷。胡适生前出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193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藏晖室札记》，第二个版本《胡适留学日记》是1948年出版的，第三个版本是1958年出的一个台北版。第四个版本是在2015年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发现了新的手稿，新增《北京杂记》和《归娶记》，这两个史料出现在1917年至1919年，刚好这两年胡适没有写日记，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白。

这个版本的出现也算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后，这部手稿居然奇迹般地再现于世，这是非常珍贵的。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第十七册《北京杂记》（局部）

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

在这些手稿中可以看到，胡适写日记还提炼篇名，比如字课篇、朋友篇，有点像现在的手帐，这恰恰是现场感的体现。

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虽然很注意编排，但内容太丰富，难免显得庞杂甚至无章法可循，这恰恰是文献原始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最初出版时采用《札记》这个名称的原因。1939年亚东版经过摘录，过滤掉很多原始材料，实际上过滤掉了现场感，胡适是如何搜集材料，如何进行整合、裁剪，修改痕迹、思考步骤、结论得出的过程都在过程中被流失。同时流失的还有文物独特的形制元素。这其实不是写满字的普通日记本，而是延伸了很多副文本信息的文献。这些副文本，包括照片等都是当时具有时代特征的印刷品和出版物，显然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非常缺乏的内容。所以这部文献无论从书写方式、内容呈现上都可以称之为是东西文化融合的典型物证。

《胡适留学日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唐娒嘉：

《胡适留学日记》和鲁迅日记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书写体例上都存在很大不同。鲁迅日记甚为简要，主要是记账式的，朋友往来、赠予、银钱出入记载甚详，而绝少涉及内心所思所想，而胡适却赋予了其很重的思想史意义和心灵史价值，其留学日记写出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记录了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

20世纪30年代亚东图书馆在出版《藏晖室札记》的时候可能受到具体排印条件等因素所限，未能够原汁原味地保存《胡适留学日记》手稿中的完整信息。比如说胡适非常爱在日记中贴剪报，但这些剪报信息大部分都没能在初版本中得以呈现。因此，作为原始文献的手稿本的珍贵就可见一斑了，很大程度上更利于完整地呈现胡适的思想、视野和兴趣。

梁实秋先生也注意到了胡适爱在日记中贴剪报的习惯，在《怀念胡适先生》中就曾叙写其与徐志摩同在胡适书房翻看胡适日记的情形，发现胡适日记“除了私人记事之外，他每天剪贴报纸，包括各种新闻在内，因此篇幅多得惊人，兼具时事资料的汇集，这是他的日记一大特色”。 

《胡适留学日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

能够见到《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奇。这一批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宝库，对我们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化、学术、文学，甚至整个国家的走向，都有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胡适这个人活动能力极强，精力极为旺盛，在美国交际很广，一天到晚在讨论中国文化。这个展览有三个关键词，陈独秀、胡适、亚东图书馆，没有亚东图书馆，胡适、陈独秀文的出版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今天我们讲陈独秀讲胡适，必定要讲到亚东图书馆，这是必然的联系。它产生的影响对今后胡适研究、陈独秀研究、新文化研究的推动，会逐渐显现出来。

《胡适留学日记》

焦点三  陈胡“科学人生观”之辩的新发现？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陈独秀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中，使得这场轰动20世纪文化思想界的“世纪大论战”暂告一段落。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十纸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章清：

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这份文献确实有特别的价值，因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学术成长史上具有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怎么来理解？这主要体现在我们今天所接受的分科教育是近代慢慢成长起来的，而发生在1923年的这场论战恰好就展现出来了学科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张君劢作为一个著名人文学者到清华大学去发表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举出若干理由说这些问题是科学不能解决的。丁文江马上写一批东西出来，你说的那些问题都是科学的常识，都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丁文江跨界了，丁文江背景是地质学习，他跨到心理学，心理学者又不干了，心理学者又出来说。由此，这场论战尽管看起来没有那么大规模，留下的文本也不多，就20来万字，但是它的象征意义体现在那个时候分科治学已成风尚，并且各个学科在中国都成长起来了，并且有了它的代言人。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十纸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

这次展览第一个内容是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我们要重温这篇《序》自然会重温那场很重要的争论。陈独秀和胡适对这事都有点儿埋怨，说这场争论中大家都跑题了——该说的没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看法，但是具体的不一样。

陈独秀是说应该对于科学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胡适本来是讲科学人生观，结果大家都没有详细地论述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他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自然大家就信仰科学人生观，就会放弃那些迷信胡说的人生观。两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

两个人最大的分歧是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陈独秀说他要给书写一篇《序》，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发现胡适这一派人批评张君劢反对科学的说法都不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在陈独秀看来因为这些人不肯承认唯物史观。假如要承认唯物史观就可以彻底驳倒玄学，驳倒张君劢反对这些人的说法。他的文章里说胡适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

胡适明确回答：这一步我是不肯进了，不能再进了。胡适为什么不赞成陈独秀极力提倡的唯物史观呢？根据关于这一场争论的直接材料来看，我认为胡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他认为陈独秀把唯物史观说的太简单了、胡适不赞成唯物史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

这场争论过了三年之后胡适发觉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专门批评所谓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观点。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十纸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宝明：

汪孟邹作为一个出版人非常会经营，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双赢的典型范例，有很多故事。通过《<科学与人生观>序》双序双答，他把两个老朋友引斗在一块，造成一波三折的思想交锋，应该说这是汪孟邹从生意手段、营销手段出发所做的一次谋划和策划，很有意思。

汪孟邹将序言任务分到两个人的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陈、胡两个人参阅。两个人一交换不要紧，就干起来了。于是在样书齐清定之前便又在主打的《序》之后次生出《答》来。出版社这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了时人的眼球。这个《答》紧扣陈独秀在序言中的结论两个层次的：一是陈独秀所说的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

人生观是一个人对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很显然胡适科学人生观较之陈独秀唯物人生观更为宽厚和普适一些。我不知道评论的对不对，这是我的思考。正是对自己信奉的科学人生观之宽厚与普适的自信，以及对陈独秀唯物人生观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胡适固步自封地公然申明：“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这一步我不能进了。”这样的画地为牢式的不屑为伍的姿态，在陈胡个人交往史上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峰。

（以上论述节选自“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北京和上海研讨会嘉宾发言）

撰文/顾博

图片/华艺国际拍卖、云杪文化

主编 郭静

执行主编 顾博

编辑 张酉浠/徐伟/李珺

实习 王雨杉

设计总监 曲嫣

广告总监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