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诞辰百年｜细读《海上花》②：清末上海吃花酒要多少钱

【编者按】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而9月也是她逝世25周年。关于祖师奶奶的人生，她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很多回；她的很多小说，也被翻拍了很多遍。在这个9月，我们要细读的，则是她晚年的一部特殊作品——《海上花》，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二讲。

上次我们说到《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写于清末，1894年，是一部描写妓院生活的世情小说，它高明的写作手法、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以及对白用吴语写作的语言特征，可以说都对张爱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在张爱玲后期的创作中，其实是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海上花》的影子的。比如，张爱玲自述自己在写《秧歌》的时候，心中时刻有一本《海上花列传》，希望写出那种平淡而近自然的味道。张爱玲《惘然记》收录了一个中篇叫做《浮花浪蕊》，写的是主人公在大陆解放之后从上海出走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搭船去往日本，在海上的一段经历，从书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海上花列传》的影子，然后张爱玲在写法上也有意识地借鉴《海上花列传》中的一些结构，所谓“穿插、藏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比于这些张爱玲中晚期的作品，在她早年的创作中，似乎并没有那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传奇》——也就是张爱玲最早的那批小说，给读者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新旧激烈冲突、快速交融的世界，描述的是那些身处于新旧时代夹缝中的人们，他们的传统理念、价值观在时代变革中所受到的挑战和冲击。对于这一点，张爱玲曾经特意描述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设计，她说，《传奇》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个画面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传奇》增订本封面

无疑，这个背对着现代人，幽幽地弄骨牌的晚清女子，是对那些所谓“旧式人物”的一种象征。在张爱玲写作的时候，1940年代，属于他们的显赫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却打定主意背过身去，关起门来继续做自己豪门望族的旧梦。

这些观念上自我封闭，但又被时代侵扰得不得安宁的旧式人物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前朝的遗少们。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的遗少型人物几乎俯拾皆是，每个没落的家族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影子：狂嫖滥赌，挪用公款，入不敷出，靠借贷腾挪，最终山穷水尽，潦倒收场。

随便举几个例子，《倾城之恋》里白四爷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白流苏的母亲说他“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还挪用了公帐上的钱，害得四嫂脸上无光”；《花凋》里写郑川嫦的父亲，一个遗少型的人物，说不上穷还是阔，但常常一屁股债，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了在家里生孩子。还有《金锁记》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姜家三爷——姜季泽，也是狂嫖滥赌，之后公帐上拖欠过巨，“分家遗产抵消之后还净欠六万”。甚至现实生活中张爱玲自己的父亲也是如此，既嫖又赌，鸦片还不离手，十几年里，败光了无数地产、房产和古董，到最后蜗居在14个平方的亭子间里终老。

电视剧《金锁记》（2002）剧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遗少相似的结局似乎是一个时代衰落最凝练的缩影，又或者说正是他们的行为进一步加速了家族的衰败。

此外，这些遗少们的败家模式似乎高度相似，大多都逃不过“狂嫖滥赌”四个字。但是对我们现在的读者而言，从抽象的狂嫖滥赌这几个字里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庞大的家业是如何能够被一个人，不出几年就败落散尽的？这些遗少们平时又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今年是2020年，距离《传奇》的初版，已过去76年了。当时的现代人，在我们来看已经是古人，而那些植根于晚清“旧生活”的“旧式人物”似乎需要到更早的资料中去追溯。因此，我们又要说回《海上花》。亏得有作者韩邦庆这样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以及非常接近现实的笔触，才让我们能够看到《海上花列传》这样一个很精致很详细的文本，书中在时间设置、结构推进上的严谨，让我们得以知道那些在妓院中、在赌局中流连的晚清富家子弟们究竟是怎么一种状态。

说到嫖和赌，自然就是要花钱。刘半农曾在一篇文中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相传花也怜侬（这里是指作者韩邦庆）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张爱玲后来补充说明过这个问题，她觉得：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只要肯挥霍，也就充得过去了。他（韩邦庆）没活到四十岁，倒已经“家境……寒素”，大概钱不很多，禁不起他花。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海上花》来看看，在清末的上海租界吃花酒究竟要花多少钱？

上一期的内容里说到过，长三和幺二的基本收费，打茶围、出局陪酒，长三都是3块钱，幺二低一点，打茶围1块，出局陪酒2块，摆一桌酒大概12块左右。这是19世纪末的上海妓院挂牌的服务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民国。

那么当时的物价又是如何呢？我们找出《海上花》中的其他消费项目来进行一下对比。

书中写到一个长三书寓中用的大姐阿巧，能力不强，类似于应届生实习，虽然包吃包住，但一个月的工资是1元。书中还写到，一个幺二出身，刚刚转型为长三的妓女叫张蕙贞，手头不算富裕，买一对成色普通的翡翠莲蓬簪子大约要10元。第五回写王莲生给张蕙贞在福州路CBD租了一间房间，一个月30元洋钱。第三十回写一个外地小姑娘赵二宝初来上海滩，虚荣心爆棚，买一件时装花了16块钱，约等于现在女孩子花几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名牌包包。

那对于工薪阶层来说，1元钱又可以做什么呢？书中第三十回，写赵朴斋问妹妹赵二宝要了3角钱，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消费项目，先是请人去茶楼吃一顿下午茶，花去一角；晚餐在小饭店里吃了一段黄鱼及一汤一饭，再往宝善街大观园正桌后面看了一本戏，从下午一直消磨到半夜12点回家。

我们大致猜测，当时1元洋钱的购买力大概合现在三四百块差不多。如果以此类推，叫一次长三的服务，折合现在的物价在1000多元，类似于去米其林三星的人均消费。

所以说，长三和幺二的费用说便宜不便宜，说贵呢似乎也还过得去。所以初到上海的赵朴斋还能靠老家带出来的一点钱，勉强在幺二堂子里混上一混。他的同乡张小村就提醒赵朴斋少去幺二堂子，因为超出了他的消费水平，“轻奢消费”毕竟只能偶尔为之。可惜赵朴斋初到上海滩，识不破堂子里的诱惑伎俩，频繁光顾，超前消费，最后只能散尽钱财，流落街头。

在堂子中家财散尽，几乎是一个四海皆然的故事模版了。不要说乡下少年赵朴斋挥霍不起，即便张爱玲小说中的望族之后姜季泽、白四爷也照样在堂子里混得入不敷出，千金散尽。所以即便是长三的服务价格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但抛开频率谈价格贵贱，都是耍流氓。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些富家浪荡子们是如何在堂子里散尽家财的。

初读《海上花》的朋友，一定会为书中人打茶围、叫局、吃酒席的频率感到震惊。书中身为江苏候补知县的罗子富新做了一个长三叫黄翠凤，为了讨这位倌人的欢心，半个多月时间里就叫了十几个局。沈小红怀疑王莲生有其他的相好，劈头就问，三天不见你去了哪里？可见正常的见面绝不是三天一见。再以小说前十回为例，描述的不过是短短五天的事情，倒记录了八个酒局，其中酒局最多的一天，参店老板洪善卿一个人就喝了三台酒。

《海上花》中的嫖客们不是在吃酒，就是在还席，几乎每一天都混在妓院中。晚上吃一台酒是不够的，还要翻台去下一家，吃到两三点钟方才散去。亏得这些书寓、堂子都集中在英租界四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附近，请客叫局都十分方便，仆人出门拐弯，直接在隔壁小区就可以找到另一家老爷。

电影《海上花》（1998）剧照

如果觉得这么高浓度的吃花酒，是不是有艺术夸张的色彩，那我们就来看看其他作品中是怎么说的。

茅盾文集《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第十七章大纲》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卿也是个怪人，他年过半百……三天两头总要到长三堂子里吃花酒，不是人家请他，就是他还席，这中间当然有生意经，但也不无消遣取乐之意。”

对《海上花列传》大力推荐的胡适，早年也曾是游历花丛的迷途小羔羊。“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根据胡适自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他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叫局或逛妓院的经历。

可见，寻常人在堂子妓院中流连，虽然没有《海上花》中描述的如此高频，但似乎也有一种上瘾的迹象，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基本上达到了胡天黑地的效果。

那么如果以这样的频率喝花酒，需要花多少钱呢？《海上花》中有这么一段：张蕙贞向洪善卿抱怨，新租的房间要30块钱一个月，不便宜，但洪善卿说：“单是王老爷一个人，一节做下来也差不多五六百。”

这里有个知识点，节指的是端午、中秋和春节，过去传统上是以节作为结算账款的节点和周期的。一般嫖客到妓院叫局、打茶围、吃酒并不需要给现钱，而是记账，再按三节清理帐款即可，这既是传统，也是妓院的生意经。张爱玲的一部中篇《怨女》中姚三爷初次向帐房支钱就是新年，之后又向柴银娣借过两次钱，一次近中秋，一次是腊月快过新年的时候。

王莲生在张蕙贞这里一节的局钱大概五六百元，一年的花费大概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然而张蕙贞还是一个从幺二刚升格为长三的倌人，且不是王莲生倾心追求的对象。王莲生的心上人是另一个长三沈小红。他在沈小红身上的花销，也远远超过了以上的数字，一节就超过了一千元，还甘心为她还债，而且还得心甘情愿。更有意思的是，沈小红似乎并不领这位金主爸爸的情，而是时常把甲方当孙子。沈小红与王莲生的奇葩感情我们放到下期再说。

《海上花》中另一笔明确记载的大开销，是一位长三周双玉的赎身钱。周双玉是长三新秀，和清纯公子朱淑人私定终身，但朱淑人又另外定了亲事，所以周双玉以吃鸦片要挟敲诈，最后朱淑人只好出1万洋元为周双玉赎身息事宁人。这自然也是妓院里的惯用手段，周双玉几个月前作为讨人的身价还是500元，如此一来，身价翻了20倍。

以上说的是嫖资，遗少们的玩乐，除了嫖，还有赌。所谓嫖赌不分家，在长三堂子这样的妓院场所，赌局也是另外一条生财之道。对于大部分的妓院来说，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固定客户在妓院中举办的各类酒局、宴会和赌局。

《海上花》专门辟出了一组人物，对他们来说抽烟嫖妓都在其次，他们的爱好是在赌钱。洋行打工仔张小村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赵朴斋问张小村，一次会输多少钱，张小村说：“要是牌不好，输起来，就两三百洋钱也没什么稀奇！”而当时在长三妓院里叫办一桌酒局，挂牌价格也只是12元。赵朴斋不禁咋舌，如果说到长三消费都已经是高档消费，一个洋行打工的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大的牌面输赢？张小村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在上海要做生意就要会玩，手气阔绰，才能出名；第二，钱不够可以去钱庄借钱；第三，如果钱还不出，还可以挪用一下公款，生意里面借一点。

手上有点本钱的富家子弟赌博起来更是惊人。第五十五回，小说描写了一场赌局，不过一夜功夫，赢走富家子弟李鹤汀一万六千洋钱，最后李鹤汀只能靠抵押房产，挪用做生意的货款，才能勉强还债。

国语本《海上花》第五十五回插图“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海上花》虽是写妓院，但需要澄清的是，这些所谓嫖客来到长三书寓这样的高级妓院并非完全为了狎妓，同时也是一种社交应酬的方式，他们在妓院吃酒、还席、叫局、打牌、赌博，对他们来说，早已不是混堂子，而是妓院取代了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书中只有一位要按时回家的姚季莼，理由是家里有位厉害的太太，算是社交场中的一个异类。张爱玲在译后记说，洪善卿、周双珠还不止四五年，但是王莲生一到江西去上任，洪善卿就“不大来”了，显然是因为善卿追随王莲生，替他跑腿，应酬场中需要有个长三相好，有时候别处不便密谈，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等于他的副业的办公室。

长三堂子中的这种社交属性，似乎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富家子弟、遗少公子会以如此雷同的方式败光家产，实是因为这里存在一种群体性的社交行为。这种晚清的长三堂子文化，将猎艳嫖妓营造为一种日常生活，日常到琐碎，并没有特殊的大事件可以一提，所以往往只能用“狂嫖滥赌”四个字敷衍过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下一讲我们会来聊聊长三堂子里吃花酒的规矩，从这种诱惑游戏来看张爱玲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恋爱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