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回忆学中文：身份语言学——涪陵中文与后革命阿拉伯文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美国作家与记者。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为《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等刊物自由撰稿，“当代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甲骨文》是其代表书作。2000-2007年，他出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2011年秋天至2016年夏天，移居埃及，任《纽约客》中东记者。2019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助理教授，开设英文写作与人文社科类课程。

本文节选自由周质平教授主编的《洋人汉话：中文改变的十七段西方人生》。在书中作者们讲述了通过中文与中国相遇的故事，在不同向度亲历中国数十年来的剧烈变化，为时代和历史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独家记录。

《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就为转型时的中国留下了独特而生动的记录。与《洋人汉话》中的其他作者不同，何伟的中文基本上是自学的，而且在一般人以为太迟的二十七岁才开始。他以一贯生动幽默的笔触和对日常生活深刻敏锐的观察，分享了他在四川初识中文的经历。本文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官方账号“不激不随”分两期推送，此处为方便读者阅读合为一期。

01.

在1990年代中期，我刚学中文的时候，我把词汇单写在两本便宜的笔记本里。当时我住在涪陵，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我是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在当地大学里教英文。学中文是工作之余我自己干的事儿，跟工作无关，也不是和平队的要求。志愿者在工作地要学当地语言得自己设法，所以我找了课本和家教，还在涪陵到处乱逛，跟人闲聊，观看城里各处的文字。要是一个标语有趣，我就把它抄在笔记本里，加上英文解释：

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Promote late marriage and late childbirth， have a good pregnancy and sound child-rearing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One child for one husband and wife

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Diligently study and carry out the 15th Party Congress spirit

独生子女光荣—A girl only-child is glorious

后来我的中文进步点儿了，我就浏览《重庆晚报》，特别注意有关涪陵的新闻。有一年，报上的一篇报导说，本地一处考古遗址将要被下游兴建的三峡大坝淹没了。我就把一些关键词抄在笔记本里：

价值—value

遗迹—historical remains，traces

永远—always，forever

淹没—to flood，drown

第一本笔记本封面上有只鸟，用英文标注“Felican”（译注：应为Pelican，鹈鹕），是重庆第三印刷厂出的。这个本子记满了以后，我用了另一本，封面上有张毛泽东坐在竹椅上的照片，是一个学生给我的，我当时并没多想。但是二十年后看到本子上微笑的毛主席，打开本子又看见里头记着如下的字眼，总觉得有点儿怪：

贬值—to devalue

风险—risk，hazard

尖端技术—advanced technology

破产—bankruptcy；to go bankrupt

利息—interest

预测—to predict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这两本便宜的笔记本里记满了有关钱的字眼。我住在涪陵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穷乡僻壤，没有高速路也没有铁路。在城里，穿着制服的高中生或大学生俯首乞讨，向人要钱来付学费是很常见的。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有汽车，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叫作“大哥大”，来自香港帮派电影对黑帮大哥的称呼。整所大学只有两支大哥大：一支是党部最高领导的，另一支是美术老师及早下海赚了钱以后买的。

在那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沿海地区已经展开，但这个变化来到涪陵还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不过涪陵人的话语已经变了。变化就是这么开始的：语词先到，然后钱到。钱还没到手，可是老百姓早就谈钱了：

股票—stock

国债—national debt

利息—interest

我还贷款—I pay back a loan

抵押—mortgage

货币贬值—currency devaluation

风险—risk

破产—go bankrupt

有时候我不免怀疑：他们要这些词儿干什么？当时虽然我不明白，可是这些词儿老在谈话中和文章里出现，所以我就把它们加在词汇单里：

竞争—competition

进取心—enterprising spirit

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

我的笔记本里也有些过去不久的遗迹：

走资派—Capitalist Roader

臭老九—Old Stinking Ninth

间谍—spy

我在涪陵学到的语言是地方性的、别具一格的，它给了我一种独特的时间感，成了我很爱学习的原因之一。我是个外国人，在这个城里的生活完全只是当下：我在这儿没有过去，而我的工作至多只有两年。可是这儿的语言是丰富的，既回响过去又预示将来；而且时时提醒我，对住在这儿的人来说，时间像手风琴一样，过去与现在是可重叠的。福克纳曾经说过，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仍然在一串串的语句中显露出来。我的中文课本介绍被动式的时候，有个练习要学生把英语句子翻成中文。到底是过去的什么事让语法老师想出这样的例句？

1. He was struck by a bicycle in the street.（他在街上被自行车撞了。）

2. My dictionary was borrowed by Xiao Wang.（我的字典被小王借走了。）

3. That factory was destroyed by the enemies.（那家工厂被敌人破坏了。）

4. That cruel and ferocious ruler was killed by the people.（残暴的统治者被人民杀了。）

5. That factory was destroyed.（工厂被破坏了。）

6. That cruel and ferocious ruler was killed.（残暴的统治者被杀了。）

1996年，在涪陵生活的何伟

* * *

这本教材叫《话说中国》(Speaking Chinese about China)，1995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两位编者都是母语为中文的人，在中国和美国的单位都教过书。导言中说这本书是为在美国的学生编写的，但是内容显然经中国当局的详细审查。头几课介绍地理、古代历史，然后是政治，有几个主要概念重复多次，加以强调。第二课里出现的一个例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第八课里以较复杂的语法结构再次出现（中国人民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课本里最有用的一课：我发现，我们可以用表面复杂的结构，不断提高层次，重复地表达一个相同的简单概念。语法起了香料的功能——就像传统的中国烹调，用很重的香味使含肉量很少的菜变成美味佳肴。

《话说中国》书影

在《话说中国》里没提到过钱。没有贷款、没有股票、没有抵押、没有收入——我笔记本里的东西这儿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内容反映经济变化中的个别状况。这本教科书是国营出版社的产品，提供了官方规定的讨论改革的视角。第三课里的一个例句（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生产的建议），在第四课里变得比较复杂（人人都拼命干活儿，结果产量翻了一番）。在第五课里牵强空泛到了极点（我们都了解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谁、他们生产什么、为什么拼命干活等等，都从来没清楚地说明过。他们都由未提名道姓而同样刻苦勤奋的政治人物领导（第三课：中国的领导干部真的参与体力劳动吗？）。

要不是在书页中居然处处潜藏着一股暴力暗流，这本教材可真是枯燥得要死。像这样的句子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蹦出来：“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说明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话说中国》这本书里，农民、残暴的统治者、造反不断出现；然而，这些主题跟产量翻了一番、现代全球化社会的发展同时存在。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这本书完全缺乏连贯性。翻译练习把学生从日常小事带到恐怖惊悚，然后又回到平凡琐碎：

18. to move one’s family to China（全家搬到中国去。）

19. Sure enough， the enemy brought their soldiers. （果然， 敌人把兵都带来了。）

20. In the end all were killed. （最后所有人都被杀了。）

1. Tomorrow the school is going to organize a sightseeing trip to the Great Wall for us. （明天学校要为我们组织一个参观长城的旅游活动。）

2. Only when the people are organized can a guerilla warfare be carried out. （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打游击战。）

3. A Japanese sports organization is coming to visit. （一个日本体育团体要来参观。）

和平队的工作结束后，我在北京当记者的几年里，说中文的实用价值很明显：我能跟人们直接互动。不过在涪陵我就已经发现，学习中文远不只是为了理解。语言是沟通工具，但也是一种人为文物——时代与地方的具体记录。我在笔记本上记录词汇的时候，我是在学习中文，但也是在记录涪陵在那段时间里的某些状态。这许许多多的清单——笔记本里成串的词汇、课本中成排的练习——现在都可以看作一种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意义也逐渐加深，因为我们可据以认识那个时代的多重特质。发展、历史、希望、悲剧——故事在同一时刻向着好几个不同方向开展：

35. 参与筑路工程的工人

36.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37. 造反的贵族

38. 因而饿死

39. 坐船去比坐火车去好。

40. 起义的农民

41.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42. 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

43. 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44. 最后他们都病了。

45. 其他民族的老百姓也来此地居住，多民族区因而形成。

周质平 编/杨玖 译《洋人汉话：中文改变的十七段西方人生》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0.07

02.

谈到学习语言的价值时，我们往往着重其结果。学习的行为着眼于将来：今日一个学生投入时间与精力，预期明日——将来——他会获得沟通流畅的种种利益。但是对中国和平队的志愿者来说，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却很少有明日的意识。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始终不很清楚，事实上多数人并不学。我自己努力学习的原因很多，但基本动机纯粹是学习的过程。对于我，学中文的行为具有很高价值，因为我不止学到了语法和词汇，也学到了许多有关涪陵、中国、甚至和平队的知识。当时，和平队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儿，对中国这样政治与语言上这么复杂的国家，和平队的经验也很少。在世界其他各地，志愿者一般学语言的速度很快——其实这是我报名和平队的原因之一。我在密苏里中部长大，从来没在学校上过很好的语言课，高中和大学时期也没机会出国。我觉得缺乏国际经验是我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缺陷，而且我相信和平队是弥补这个缺陷最有趣、最有效也最便宜的办法。

在大部分国家，和平队志愿者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多半很快就学会工作所需的混杂语（trade language），非洲许多地区甚至没有什么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未择之路”。1991年我第一次申请和平队的时候，还没有中国项目，第一轮的几次面谈以后，他们决定送我去非洲。可是我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就撤回了和平队的申请。四年以后我再次申请，中国项目已经成立，我就被送到中国。

用租来的车，何伟游历中国南北多个地方进行取材

早期到中国去的志愿者，会中国话或具备中国知识背景的很少。我的这一队由十四个人组成，没有一个在去中国之前学过中文。我没上过中国历史、政治或社会课，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也是屈指可数。我知道中文难学，以为主要的挑战是在语言上。事实上，政治才是学习中文最大的障碍。1990年代，中国对外国人仍然极度谨慎戒惧，尤其对美国和平队更具戒心。1960与7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激烈的反和平队宣传，把这个组织描绘成美国政府将发展中国家推向资本主义的工具。

不过这个描绘倒是比我们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更接近事实。几十年来，和平队志愿者已经发展出很强的特立独行的工作文化，但这个组织在1961年冷战巅峰期间创立的时候，是用来反制苏联的基层发展工作的一种爱国措施。中国人对这段历史当然知之甚详。所以和平队早期团队都很小：在未经试验的情况下，中国是不会让大批美国政府资助的工作人员进入乡土中国的，并且中国拒绝把我们称为“和平队”——这是Peace Corps的正确译名，而把我们称为“美中友好志愿者”（U.S.-China Friendship Volunteers）。

这就是我的中文第一课：要是一个词有负面含义，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我们被“正名”之后，就得了恰当的住房。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平队受训者都住在当地家庭里：每个准志愿者分配到一个当地家庭中，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之密切接触。在中国，和平队起初也想说服政府，强调住进当地家庭对志愿者多么重要，但是这个交涉很快就夭折了。1990年代中国官员怎么会让由政府派来的美国人住在中国人家里，渗入当地社区呢！因此在训练时期，我们每天学英语教学法，上四小时中文课，而晚上就被锁在“外办”——外事办公室。“锁”这个词不是比喻。我们住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熄灯以后，大楼大门就用粗铁链和挂锁锁住。

即便是和平队本身对学习中文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中国总主任史威廉（William Speidel）是一位汉学家，过去负责过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平队的全国总主任通常有公共机构的工作背景，但是中国太特别、太复杂，因此和平队决定请一位专家担任领导。史威廉极力鼓励志愿者学中国语言。他指派一位语言学家特地为四川的志愿者编写了一本入门课本，其中有一章专讲四川方言。他也说服了和平队在志愿者分派到工作地以后，为他们支付私人课程的学费，而这在其他国家并非常规。史威廉甚至指令和平队付学费，让志愿者在教英文两年之间的暑假在中国的大学上课，这在世界其他各地从无先例，因此一直有人反对史威廉的做法。果不其然，他们在我同期队友在中国的服务结束后不久，就取消了暑期语言资助。至少有一次，史威廉自己掏钱支付了一位志愿者暑期的学费。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这项资助——北京、西安、昆明各地大学暑期中文课程的全部学费，遭大多数志愿者拒绝。在我的队里，十四名志愿者中只有五名申请，上一批志愿者之中只有两名上课。中文的意义——不是这个词的意义，而是这个语言本身的意义——在当时与今日是大不相同的。最近我与马夸特（Christopher Marquardt）联系，他是早期志愿者中中文学得非常好的一位。他是和平队的第四批，在1997年到了中国。我问他学中文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道：中国当时不那么“热”，为个人利益而学中文的诱因不如现在强。在我个人来说，我是受文化的吸引而去中国的。我估计在其后的团体中，动机可能转移到商业方面，或者为商业机会而学习语言。

现在许多美国学校里都有双语项目，父母提到孩子学汉语成了地位和抱负的标记，很难相信仅仅不到二十年前，看法竟有这么大的不同。在1990年代多数人看来，中国繁荣发达似乎是不可能的，生活在四川偏远城市的外国人尤其这样想。但是与多数和平队的队友不同，我却有个模糊的奇想，觉得学中文对我的事业可能有所助益——我想将来当作家，当时我对小说比新闻工作更感兴趣。我相信学一个困难的外语对以写作为业的人肯定是有利的。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学中文会有什么金钱上的好处，虽然我的词汇单里有不少关于钱的字眼，我倒是从来没预料到中国会变成许多富豪和成功企业的基地。尽管我在毛泽东笔记本里把那些词儿罗列成行，但我还看不出字里行间的意思：

他对钱垂涎三尺—he drools over money

贪心、贪婪—greedy

贪污—to embezzle

他崇拜金钱—he worships money

在我那一批团队之前，有另外两批和平队去过中国。这些团队共有近三十名志愿者，但只有一个在停留四川期间中文达到了高水平。其他人也进步到流利的程度，不过是在离开和平队之后。这个情况反映了动机与信心的重要性——要学好一个语言，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必须相信这是值得的，而早期到中国的志愿者在这两点上都持否定态度。我从没见过第一批团队中文说得极好的那个人，他可是个传奇人物。和平队的中方人员提起他总是肃然起敬，认为他能把这个绝无可能学会的语言学好，肯定是个奇才。

另一方面，美方人员对他的评价则有点儿欠佳。这个志愿者显然不太容易相处。美方人员感觉他没尽全力教英文，跟其他志愿者的互动也不好；他几乎整天沉迷在学习中文上。除了史威廉以外，其他美国人员的中文都不行，而这些不说中文的对这位年轻志愿者的表现特别不满。不过，美方的批评也好，中方的赞美也罢，当中所传达的讯息都一样：学中文是个不正常的行径。

涪陵乌江

* * *

然而，在第三、四、五批和平队志愿者时期，这种态度开始转变。每一个团队都有不少人中文学得挺好，而且其后几年越来越普遍。这个现象反映和平队逐年成熟，也反映了四川和重庆政治与文化上氛围的变化。我参加后不到十年，中国政府终于同意让受训者住进当地家庭，现在已成为所有志愿者的标准居住方式。同时，对中国语言的价值也有了更高的认知，因此后继的几批志愿者更热诚地学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考察早期团队的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发现，预先学习中文与志愿服务时期的习得结果是没有关联的——事实上，所有达到高水平的人事先都没学过中文。有几个志愿者在抵达中国之前已经有了扎实的中文基础，或是在课室学会或是住过台湾，但受到四川方言的干扰而进步很慢。他们对中文已有定见，发觉现实与预期不符的时候就很难调整（当年普通话在四川和重庆远不如今日普及）。过去接触过外语或国际化环境似乎也不重要。有一位成绩极佳的年轻人在明尼苏达贫困的拖车社区长大，上的是当地的小州立大学，加入和平队之前从来没出过国。

天赋肯定起一定作用。绝大多数志愿者都从零起点开始，谁天生抓得住窍门立刻显现，这些起跑特快的两年之后也都多半是说话好手。不过这个情况不是绝对的。有些训练期间表现特佳，到了工作地以后并不积极努力。也有的最初几个星期苦苦挣扎，可是两年之后却达到了极高的语言水平，就因为他们受到激励，全力以赴。

1990年代的四川

学好中文对女性似乎比对男性要艰难得多。这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长于语言，训练期间女性志愿者的中文成绩也往往比男性好。但到了工作地，女性在语言上几乎从来没有精彩表现。最初的五批团队里，女性占了多数，可是在十余位中文达到高水平的人当中，只有一位是女性。回想起来，这也不足为奇。我当初学中文和跟人聊天的地点——茶馆、饭店、公园，都是男人的天下。当时四川的女人是很少有公开的社交活动的，男人一块儿干的事儿——喝酒、抽烟——对女人都是禁忌。结果男性志愿者被邀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就多得多。

我最近跟马夸特联系，他跟一位女性志愿者一起工作过，谈到她对这类状况的反应，“我记得待遇不同真的惹恼了她，”他说：“受到差别待遇让她受到很重的打击。”在那个时期，街头骚扰几乎是外国人的日常遭遇。多半的骚扰基本上没有恶意——无论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对老外喊Hello！可是这类行为让我们疲于应付，有时惹人恼怒，也偶尔让人害怕。作为一个志愿者，要么就学会对付骚扰，要么就老老实实待在教书的校园里。这是我们习得中文的一个关键因素。中文学得很好的，无一例外都是学会了应付街头压力和无端注目的那些人。我在涪陵足足过了六个月才培养出足够的耐心和镇定来对付人群的目光，而过了这一关以后，我的中文就显著地突飞猛进。

女性志愿者要突破这个难关显然困难得多。原因之一，就是她们受到的骚扰比男性更强烈更严重。我在涪陵的一位女同事甚至有人对她扔石头，我和男性队友亚当·迈尔（Adam Meier）就从来没遇到过。来中国之前，她在美国见识过方式不同的街头骚扰，可是这些经验并不能缓解她的压力，只是让她更敏感、更明白潜在的危险而已。

不过就像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样，这个现象很快就改变了，而且比预期的快得多。过去几年来，我回四川和涪陵好几次，发觉对外国人的街头骚扰已不常见。当地妇女似乎很自在地过着比我记忆中活跃得多的社会生活。这个转变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意义重大——在一个经历过大规模实际变动的国家里，我们经常忽略了比较微妙的社会变化。我也见过不少后几批和平队的志愿者，性别的区分似乎已经消失——近几年来，有许多女性志愿者的中文学到了很高水平。

过去用来描绘妇女的一些词儿早就废弃不用了。我还记得1999年我搬到北京，对服务员大声叫“小姐！”，换来了一副不悦的脸色，可从前四川人都这么叫。我的笔记本里有“臭三八”这个词儿，字面意思是：臭3月8 号，讥讽3月8日国际妇女节，基本上意思就是“贱货”（有一次亚当看见两个四川女人吵架，一个尖叫：“你臭三八！”另一个回骂：“你才臭三八！”）。我笔记本里的词条，像本地香烟公司“宏声”的广告底下那一串，说明有个故事当年我没怎么搞清楚：

一握宏声手永远是朋友—To have a Hongsheng in your hand is to have a friend forever

娼妓—prostitute

允许—permit

卖淫—to prostitute oneself

私娼—unlicensed prostitute

……

原标题：《何伟回忆学中文：身份语言学——涪陵中文与后革命阿拉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