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商在中国｜赛维斯：期待成渝城市圈出台实质性的区域政策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叫保罗·赛维斯（Paul Sives），来自英国，是一家工业技术公司的负责人。1992年我以服务工程师的身份随公司到北京和成都出差，那是我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我们先后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最后才来到中国，为成都的一家有限电视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我记得我们当时下榻在成都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从酒店窗户往外看，这座城市看起来非常古老，四处是自行车，高层建筑很少。

之后，我又在亚洲生活了几年，一开始在新加坡，后来去了韩国，我的工作内容一直与中国有关，所以经常需要出差到中国。2000年前后我回到英国，帮助总部在中国成立一家分公司，我们的团队先后考察了上海、广州、成都，最终决定在成都落脚。然而，公司起初的合资关系处理得并不顺利，最终我们决定买断合作伙伴，成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在投资洽谈的过程中，我逐渐喜欢上了成都这座城市，于是，企业正式成立后，我决定永久移居到中国继续我的生活。

对我来说，成都是一座非常悠闲的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与成都相比都更加“咄咄逼人”。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但这里的生活节奏仍然让人感到十分舒适。我喜欢辛辣的食物，四川的饮食习惯非常对我的胃口，我还在这里遇到了我的妻子。事业、家庭、生活，这些都成为了让我留下的理由。

另外，川渝地区的经济环境在过去几年来也改善了很多。一开始在这里做生意，国际货物运输的不便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因为西南地区地处内陆，国际航班在当时寥寥无几，最佳的运输方式是用火车将产品运至上海后经由港口或航空港运出，非常耗时耗力。后来，成都的基础设施开始迅速升级，空运也便捷了许多，货运服务能力大幅提升，解决了不少国际公司对外出口的难题。

川渝地区产业链完整、经营成本低

传统意义上，重庆重工业更发达，成都偏重技术产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两地产业逐渐多元化，竞争关系明显增强了。川渝地区近年来的科技发展异常迅猛，以电子科技大学为首的几所优秀院校，培养了一批有实操能力的电子行业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川渝地区的需要。

有人认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平均薪资水平很有竞争力，能吸引全国大批人才。但那里的生活成本也很高，许多人在奋斗几年后会选择离开，他们会去哪儿？其中有不少人选择带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来到成都定居。这就是川渝地区的优势所在，它既能为新手入行提供良好的起点，也能吸引中高级人才回流。

当然，我并不是说川渝地区不缺人才，好的人才永远是稀缺的。只是相对来说，川渝目前的人才缺口主要在管理人才方面，近些年已经大有好转，以后也可以考虑通过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来解决。

川渝为什么能吸引人才？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西南地区近20年来高速的产业发展，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和舒适的生活节奏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好、更稳定的事业发展条件和生活环境。

当初在为投资考察时，我们发现企业在成都的运营成本只有上海和广州的一半，这也是总部最终选择在这里落脚的原因之一。现在20年过去了，虽然物价上涨，但相对来说我们的经营成本依然是一线城市的一半左右。这与川渝近年来逐步完整的产业链有不小关系，企业对地价和人力成本上涨的担忧越小，就越有动力扎根在本地长期经营，并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入驻在附近。

坦白说，如果全球经济形势向好，川渝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也许并不明显，但一旦遇到经济衰退，情况就不同了。我定居成都后没几年就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的企业也受到波及接近破产，在距离破产还有不到一个月时才迎来转机。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司设立在上海，运营成本过高无疑会加快我们的破产速度。这次新冠疫情中，即使中国市场目前已经率先恢复，全球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也会波及中国，对于企业来说，在低成本地区落脚可以减轻经济低迷期的运营压力。

10年前，我也曾担心川渝地区的地价和人口红利不会持续太久，也许几年后这里的房价也会连续翻倍，企业会被迫面临成本提升造成的风险，人才也会因为生活成本提高而离开。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地方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成功抑制了房价的通货膨胀。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良性循环，稳定的地价可以留住企业与人才，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加入。毕竟我们员工的薪资水平并没有与大城市有太大差别，但他们有能力在这里买房，过上品质更高的生活。

说实话，除非之后川渝地区的经营成本上涨至一线城市的水平——虽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大会考虑离开这里的，因为企业经营还要考虑资源的可获得性问题。如果我把公司迁至东南亚或者迁回英国，当地供应商多样性不足的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运营成本大幅提升，在成都，我们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电子零部件、塑料磨具、金属器材都能在省内快速获取。

政企间面对面沟通渠道有待优化

在中国西南地区做生意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困难，在任何国家经商都会遇到难题，只是不同市场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困难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困扰是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渠道不够顺畅。对于在华外资企业来说，注册手续和资格认证等方面的程序本身就比较复杂，尤其是公司注册和股份变更这类业务，我们不得不雇佣专人全职处理这些文案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设计了专为外资服务的“一站式”服务窗口，但是这些窗口并没有让事情变得简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安排了一个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在窗口负责收材料和问询，办理业务所需的实际步骤并未减少。提交材料之前，企业仍然需要在政府网站查询业务办理流程，前往各个政府办公室获取符合要求的材料。但是，许多政府网站根本无法提供最新信息，我们经常在这上面花费很大功夫。

我说的这些不只对外资企业是个问题，所有的本地公司也面临同样的困扰。重庆和成都与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提升营商环境，但他们真正走了多远？这一点需要多多听取企业的评价。

之前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能够与成都市市长办公室举行季度例会，这种面对面的沟通非常有用，企业在碰到制度性问题时可以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对一沟通。很遗憾，这一机制在五年前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络问政，企业在遇到经营问题时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向上反映，但效果明显打了很大折扣。我和分会的同事也一直在努力，看是否还有重启面对面沟通渠道的可能。

另外，政企沟通中的新政策解读也非常重要。中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使我们受益颇多，但之后几乎没有再出现新的地区政策。不久前，我突然听说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消息，这让我非常欣喜，因为这项政策听起来能够将两城关系从竞争转向合作。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这样的城市群在西部并不多见，也许双城经济圈可以为西南地区带来新机遇。更重要的是，整合计划对统一区域内的法律法规非常有意义，规定的普适性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处理政府事务的成本。年初新冠疫情后的复工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街道、园区、楼宇复工标准不一、互相矛盾的难题，这方面的制度改革应该会受到企业的广泛欢迎。

遗憾的是，据我了解，多数外资企业对这项双城经济圈政策的具体内容并不熟悉。我刚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投资研讨会，没有人提到这项政策，我只好主动与相关负责人联系，希望获得一些具体信息。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张没有太大意义的清单，并没有解答我的疑惑。

来中国之前，我曾经在新加坡为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虽然我的职责并非日常运营，但平时处理业务时我也能感受到新加坡对外商的友好度很高。在建立银行账户、国际转账、企业注册、纳税等方面的程序非常直观、精简、国际化，手续和政策内容的英文化程度非常高，中国如果可以往新加坡的方向靠拢，对本土的商业环境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